《读书》十年文选座谈会后，雷启立答问
问：雷启立先生，这十年间，《读书》做了不少贴近现实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讨论？请作出你的评价。
雷启立：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读书杂志所关心的问题及其讨论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某一场讨论，而首先是在总体上的：与学院知识有连接却并不学究的，尽可能快地对社会现实的变化作出一个知识群体所可能有的反应——虽然不一定都怎样深刻，却为日益科层化的学院知识群体提供了“有机”的可能，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样子；不让思想和知识的多种面向为西方主流理论所遮蔽，尽可能丰富地引入和彰显各种还在边缘的甚至不入流的思想和言说——而这些思考和言说对于应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不让知识和理论为某一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所占有和利用，而是尽可能深入地让知识和思想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作用——事实上也对社会文化的变化产生了主要作用，至少使不少被遮蔽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者仅仅是中国人的立场提出和思考问题，而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知识群体对于各种具有世界性问题的所应该有的宏阔视野和对“他者”问题的关心。——用王晓明教授常常喜欢用的句式说，它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知识群体的刊物应该有的样子。
我个人感受深刻的这些讨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具有典型意义的也是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六七月间有北京大学改革方案所引起的关于“大学改革之路”的讨论。讨论所牵涉的事件具有强烈的当下性，牵涉知识群体的自身处境和利益，牵涉现实的人事关系，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论争。事件又不仅是现实利益问题，还与今天这个时代大学的理念及其社会责任、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学的独特性、理论讨论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距离，直接把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份子群体放到个人利益及其理念、个人与国家等等问题面前拷问，非常有意思。很有意思的还在于这一讨论的过程及其在此后几年体现出来的结果。讨论很热烈，问题被彰显出来，当然有很多人发言，也有很多人不发言。重要的理念问题被理论化甚至虚空化，现实的问题被现实地妥协和转嫁。大学的问题给广泛认为是社会问题而受到重视了，这是肯定的，但此后大学格局的变化（不止是北京大学）是向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变化了，难说。其他如对三农问题的讨论等等，也大抵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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