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社会变革过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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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曙
历来的反动统治者，都说过一句共同的话：现在的社会是最科学合理的社会。历来的反动统治者，都不厌其烦地向人民灌输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已经把社会变革好了，现在的任务是建设，大家必须努力干活，忘我工作。历来的反动统治者，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今后凡是造反者，都是反革命、反社会、反人类的。这句“共同的话”、“共同的结论”和“明确的判断”大概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检验统治者是否已经走向反动的最好的试剂。
历史总是无情地违背着反动统治者的意愿，因为他们的意愿总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不符合宇宙发展的逻辑。
事实上，在人类（象从猿到人一样地）发展到更高一级去之前，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不是反动统治者所宣扬的那种“最科学合理的”社会形态——即便是具体制度“有待完善”而基本制度“最科学合理”的社会形态也一样。否则，人类社会便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和必然性，便会停止发展，便会真的按照反动统治阶级的意愿永远停留在他们占据既得利益者地位的那个“最科学合理的”社会形态中。
事实上，在人类（象从猿到人一样地）发展到更高一级去以前，人类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最彻底的变革”。否则，人类便会由于一次“最彻底的变革”而进入一个“最科学合理的社会”并停留其中不再发展了。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什么“最彻底的变革”，社会变革也从未终止过，一次比一次更高级的社会变革始终伴随人类。
事实上，在人类（象从猿到人一样地）发展到更高一级去以前，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会有新的造反者，都会有广大劳动者奋起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腐败制度的行动。因为在任何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腐败社会现象中都有获利者和吃亏者，在任何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腐败社会制度中都有既得利益者和受害者，所以，任何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腐败现象的行动都不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行动，都会是获利者与吃亏者之间的对抗行动，都会是既得利益者阶级竭力维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的腐败社会制度与受害者阶级坚决变革之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与虎谋皮式的协商的“长期性”（即无期性）或东郭先生式的规劝的“有效性”（即无效性）是既得利益者的“最爱”。
变革的过程
当官僚制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而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还不能较好地发挥出来的时候，它就需要变革了；当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理由尚存但开始丧失的时候，当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存在的理由丧失殆尽的时候，变革不可避免了。人们对官僚社会的变革将分为三个阶段：建设性改良阶段、变革性改良阶段和革命阶段。
当官僚制保护平无阶级利益使之免遭资本主义雇佣制的侵害时、当官僚阶级的剥削之害小于残留资产阶级的剥削之害时、当平无阶级还能感觉到官僚阶级的剥削轻于残留资产阶级的剥削并因此而在官僚制下还能享受到一丝经济上的安全感时，人们在官僚制下进行的社会变革就处于建设性改良阶段。
在建设性改良阶段，官僚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其它阶级是社会变革的客体。在建设性的改良阶段，官僚阶级从无到有地形成自己的阶级队伍；把原本不确定的官僚制剥削关系确定下来，把与这种剥削关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思想迅速建立起来；调整好与残留资产阶级的关系，把一部分平无阶级出卖给残留资产阶级（充当残留无产阶级）以提高其劳动积极性；不断加重对平无阶级的剥削程度直至与被逐步缩减的残留资产阶级对残留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相等的地步。
通过上述改良，官僚阶级顺着自身利益的发展方向使生产关系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官僚制相对于资本雇佣制或封建制的优越性充分地挖掘出来，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都提高到空前的程度、把经济的“活力”提高到空前的程度，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经济成绩——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间就能完成资产阶级需要上百年或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
当官僚制不再保护平无阶级利益使之免遭资本主义雇佣制的侵害时、当官僚阶级的剥削之害与残留资产阶级的剥削之害相差无几并有超过之势时、当平无阶级再也不能感觉到官僚阶级的剥削轻于残留资产阶级的剥削并因此而在官僚制下再也不能享受到任何经济上的安全感时，官僚制走下坡路了，人们在官僚制下进行的社会变革进入变革性改良阶段。
在变革性改良阶段，平无阶级（同时也代表着其它被剥削阶级）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官僚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一起成为社会变革的的客体。从建设性改良到变革性改良的这种主体与客体的转变是悄然发生的，它被官僚阶级仍然占据着的统治地位掩盖着，但也必将被平无阶级的日益成熟所证明。
在变革性改良阶段，平无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的斗争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官僚阶级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扩大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越来越明显的阻碍作用。官僚阶级迫于平无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各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压力、为了维护官僚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断地被迫放弃其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不断减轻对平无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换取阶级矛盾的缓和；维持社会的和谐，延长官僚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寿命。变革性改良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社会经济继续取得显著的成绩，政治、文化、思想取得相应的进步。
当变革性改良由于官僚阶级的内部混乱而中途遇阻、进行不下去时，或者当变革性改良经过充分进行后即将触及官僚阶级的统治地位、继续进行的社会变革必须革除官僚阶级的最后一丝统治利益时，官僚制社会的变革将进入到最后的革命阶段。
当变革性改良由于官僚阶级的内部混乱而无法进行时，社会变革将中途导入革命的阶段；而由于社会矛盾的积聚，这时的革命将会呈现爆发的形式。变革性改良是官僚阶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被迫放弃暂时和局部利益的社会变革行为。当官僚阶级内部在这种变革中利益牺牲最大、最直接的部分（即官僚阶级反动派）不服从代表官僚阶级整体利益的统治者的统治，并在与其统治者的斗争中获胜时，官僚阶级的短视、贪婪和剥削的本性将使其处于利令智昏的状态。原先释放社会矛盾的闸门被关闭了。“能量”在火山的地下蓄积着。当惊慌失措的反动派企图催促统治者重启改良的闸门时，为时已晚了，社会变革的洪流由改良演化为革命——爆发式的革命。当（较高水平的生产力使）社会剥削程度不超越剩余劳动的范围、即官僚阶级的反动不致造成对被剥削阶级社会成员的生存构成威胁时，爆发式的革命会表现为非暴力的形式；反之，则会表现为暴力的形式。
当变革性改良进行得较为充分，而继续进行则必须革除官僚阶级的最后一丝统治利益时，官僚社会的变革不得不归为最后的革命。因为这时的革命在充分的改良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会采取非爆发式的、缓和的形式——“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
反对官僚制、推翻官僚制的统治，是否就一定是进步的行动、变革的行动呢？不一定。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面，作为新事物，它与旧事物相对；作为旧事物，它与更新的事物相对。当一个事物的合理性的主宰地位刚刚让位给不合理性时，即当这个事物刚走下坡路时，人们往往还看不到更新的事物；人们为了推动这个刚刚走下坡路的事物前进，往往还会错误地站到旧事物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当一个事物刚刚成为不合理的事物时，人们对它的初期的（不成其为变革的）“变革”往往举着旧事物的旗帜，其结果只能是悲剧性的。这在历史上不乏例证。当资本主义雇佣制刚刚走下坡路的时候，就出现过“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反动的社会主义”（参见《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46页至5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在中国，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病入膏肓时，人们起初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反对它。因此，当官僚制刚刚成为不合理的事物、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人们起初会很自然地举着旧的、资本雇佣制的旗帜来反对它，人们还看不到新社会的曙光，其行动的进步意义甚微，其“变革”的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失败。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毛泽东选集》137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人民群众起来“变革”了，那必定是因为他们不堪剥削和压迫了；人民群众最初的“变革”屡屡归于失败，那是因为他们还只能盲目地由于挣扎而反抗。失败迫使人民群众总结经验、寻找真理；迫使人民群众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掌握社会变革的理论；迫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人民群众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了，那必定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为了胜利而斗争了。于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新的一轮。人类的历史必将上演这样的新剧幕。起先，忍无可忍的群众愤怒地对官僚阶级反动统治者说：你们的统治这么腐败，不行！可是后者却若无其事地反诘道：我们这样不行，那你们说怎么才行？愤怒的群众一时无言以对。资产阶级乘机从旁喊道：雇佣制能行！资本雇佣制比官僚制强得多，我们历来反对官僚制，大家重建资本雇佣制吧！于是一些群众跟着资产阶级走了。甚至返乡的帝王后裔也带走了几个无知的人。可是这些群众很快就发现雇佣制的剥削和压迫比官僚制更甚，他们开始脱离雇佣制。官僚阶级幸灾乐祸地耸耸肩说：大家看看吧，反对官僚制不会有好结果的！回来吧。但这些走过雇佣制弯路的群众决不回到官僚制里去，他们会合了那些原本就不跟资产阶级走的群众，继续前进；他们要寻求一个新的社会。后来，这个新的社会终于被群众发现了，新的建设蓝图也初步完成。人民群众理直气壮地向官僚阶级反动统治者宣布：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权才行！必须实现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上彻底的社会化来适应现今生产的社会化才行！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实现。历史轮到官僚阶级反动统治者无言可辩了。于是人民群众奋力革除生产力要素（或劳动成果）支配和使用中的私权带来的弊病，建设没有这种私权的社会。
变革的内容
官僚社会的变革首先是用私权的统治来巩固对资本的推翻，并逐步把残留的资本消灭干净，随后是更主要的人民群众推翻私权的伟大社会实践。
人类要发展到官僚社会就必须破旧立新。“旧”是资本，“新”是私权，因此在官僚社会的前半段，人们变革社会的内容就是建立和完善私权，以便把官僚制在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上更加社会化这一相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制的核心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生产力的发展得到源源不断的促进。
在官僚社会的后半段，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需要人们对私权实行缩减，为将来的某一天最终彻底摈弃剥削而做着量的积累，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逐步缩减私权直至推翻其统治，改良私权政治、限制私权文化和消灭私权思想。官僚社会后半段的变革是人民群众消灭私权统治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消灭职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更不是笼统地消灭一切权力的社会大破坏。为了消灭私权，人们必然要遇到如何把私权从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亦即把私权与相应的职权逐步分开的问题。这种分离或分开（私权并加以消灭）需要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必须由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作出回答，而不是伟大的“天才”可以“科学地”预见出来的。这种分离出私权并加以消灭的社会实践的性质无疑是平无阶级领导的各被剥削阶级和各被压迫阶级广泛参加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其具体的制度只能根据不断消灭私权的原则在实践中逐步建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形态整体的两个方面，仅仅变革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对相应的上层建筑起着支撑作用，旧的、反动的、迷信的思想、文化以及旧的、反动的、专制的政治由于其经济基础的支撑而顽固地占据着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一定的上层建筑对相应的（哪怕是已经被暂时铲除了的）经济基础起着再生作用。因此，在不断消灭私权的经济基础的同时，还必须对专制的、特权崇拜的和尊卑等级的官僚主义政治、文化和思想加以不断地铲除。因为官僚制生产关系中剥削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封建制生产关系中剥削者对劳动力的占有都是变相的，所以，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变相占有基础上的官僚制有着与建立在对劳动力的变相占有基础上的封建制很类似的专制、特权和等级的特征。专制政治的核心是君权（皇权）和特权，前者据说是受命于天，后者则据说是受命于社会生产（工作）的需要；君权或特权文化的核心是忠君和服从，前者据说是天命令人们如此，后者则据说是社会生产（工作）的需要要求人们如此；忠君或服从的思想的核心是尊卑和等级，前者据说是“道”——天的行为规律，后者则据说是宇宙世界的客观逻辑。
二是创立新型职权及其政治、文化和思想，不断替换（包含私权的）旧职权及其政治、文化和思想直至代替其统治地位，为新社会的某一天最终完全替代旧职权及其政治、文化和思想做准备。在包含着私权的旧权力被消灭的同时，人们必须创立只包含着职权的新权力。否则，只能说明旧权力（即私权）还没有丝毫的消灭。新权力的运行是纯粹的职权运用，它应该同时遵循这样的原则：1、私权不能重新孳生（即社会进步的原则）；2、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社会效率的原则）；3、顺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不断缩小社会成员因社会劳动分工所造成的经济差别（即社会平等的原则）。否则，“新权力”便不是新权力，便不是纯粹的职权运用。新权力的具体形式需在实践中创立和完善，它将顺应人类社会越来越以整体的方式存在的发展趋势——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人类自从开始其自觉的历史以来，从未放弃过对于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有序（和谐）的追求。奴隶主阶级的社会有序（和谐）、地主阶级的社会有序（和谐）、资产阶级的社会有序（和谐）和官僚阶级的社会有序（和谐）都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书写过辉煌的篇章，然而，以往这些社会有序（和谐）都是有着主观局限性即阶级局限性的社会有序（和谐）。只有在消灭了阶级以及半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不带任何主观局限的、客观的和彻底的社会有序（和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内、外部）的平无阶级有序，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社会（内、外部）的客观有序。社会的有序由体系的有序和运动的有序构成，社会体系的有序体现社会的发展能力，社会运动的有序体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新权力完全有理由建立一套相应的社会有序度指标系统来治理和监控社会的发展。例如可以采用付出同等劳动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大小和同等收入社会成员所付出劳动量的差别大小、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等产品价格差别的大小以及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差别大小等等来衡量社会经济体系的有序度，也可以用对同等案例的司法差异来衡量社会政治体系的有序度。
三是建设运用新型职权的物质基础——相应的经济管理手段、政治治理工具、文化和思想发展平台。一方面，相应的物质基础是新型职权创立的客观决定因素和前提条件。正是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把私权与职权分离开来逐渐变得可能了。试想，如果人们利用越来越发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把社会上几乎所有的经济隐私消灭殆尽时，私权还有处藏身吗？另一方面，新型职权的建立是促进相应的物质基础建设的主观能动因素，它必将促使人们更多地、更自觉地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监护职权健康的需要、向社会表达个人意愿的需要和交流文化思想的需要，把越来越多的先进物质手段用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有序度——体系的有序和运动的有序。
消灭私权的社会实践具有较大的广泛性、深远性和长期性。消灭私权除了覆盖经济领域外、还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私权的生产方式是最现代同时也是最古老的生产方式，消灭私权需要铲除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东西，同时也必将影响深远的未来。消灭私权是长期的变革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必须做好经历起伏、反复和挫折的准备。
变革的实质
官僚社会变革的实质是人们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实践，即人们按照不断增强的生产的社会化要求而不断提高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的社会实践。
当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机器化的程度时，当时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劳动力的支配和使用也要实现社会化。这个任务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他们把在劳动力支配和使用的半社会化中获利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推翻（把地主阶级限定在社会次要或补充的地位），把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还完全非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使生产力在这一生产关系的促进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也正是这一长足的发展给资产阶级埋下了“祸根”——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也要社会化。轮到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了。这个任务是由无产阶级来完成的，确切地说，是由官僚无产阶级即官僚阶级完成一部分、由平民无产阶级即平无阶级完成剩下的最后部分。
当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完全非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调和不了而必须解决的时候，即当资本的矛盾无法继续调和而必须解决的时候，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会以半社会化来适应生产的社会化——即资本的矛盾被解决而质变成私权的矛盾。
官僚主义社会变革开始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刚刚被推翻时，究竟以怎样的具体制度来替代它，人们一时无所适从。工人和农民不象理论家一样可以在研讨会结束时用“有待进一步探讨”来“解决问题”，他们第二天一醒来就必须得到关于干什么、怎么干的具体回答。于是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对社会实行着建设性改良。官僚阶级挺身而出，他们领导着人们把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半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巩固起来，并在这一生产关系的促进下使生产力获得比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快速得多的发展。然而生产力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它一但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就把官僚阶级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它竟然要求生产资料的支配和使用逐步走向完全的社会化，而全然不顾官僚阶级在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半社会化中隐藏着的那一点点那怕是快要发展到了头的私权剥削的私利。生产力天生就是这副德性，其祖辈就打着人权的大旗造过皇帝的反，其父辈还揭发过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今它又要向社会举报私权剥削的合法罪行，还要把平无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去与官僚阶级唱对台戏。没法子，人们只好对社会实行变革性改良。官僚阶级统治者审时度势，不但将残留资本的剥削逐渐缩减到最小直至最后消灭，而且还不断地对平无阶级作出让步，不断地牺牲官僚阶级私权剥削的利益而使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起来，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在磕磕绊绊的和谐中向前发展着，走向官僚制的“寿终正寝”。届时，所剩无几的私权统治利益已经不值得官僚阶级舍命留恋，社会将迎来“皆大欢喜”式的革命，人们对官僚社会的变革随之结束。只有一种情况是人们都不情愿接受的，那就是变革性改良被中途打破而官僚制“死于非命”。这一般是由于官僚阶级中一些“性情刚烈”的人不甘于统治者的“软弱”而中止变革性改良造成的。他们一但在统治者中占了上风，就会在其（比官僚阶级的阶级私利还私的）私利驱使下中止提高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甚至加重私权剥削，置生产力发展于不顾，以致造成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支配和使用的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在还没有充分调和好的情况下就非解决不可了——社会变革被突然从变革性改良的轨道上扳入革命的轨道。这时的革命是爆发式的，社会变革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这种革命过后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才能达到官僚制“寿终正寝”时的革命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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