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为治国之本
——读《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一文的感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新的治国方略，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战略转折。张宏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六中全会的战略转折，具体说来，有九个转变，即：一是由“以资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二是由“经济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三是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四是由“效率优先”向“公平正义”的转变；五是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的转变；六是由“少数人独占改革成果”向“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转变；七是由“西方经济附庸”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八是由“单纯的GDP指标衡量政绩”向“社会人文发展综合指标”的转变；九是由“单纯的金钱价值观”向“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他对六中全会的评析，理论联系实际，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说得非常之好，说到了亿万民众的心坎上。我读了讲稿后，深受感动，深受启发，不顾老眼昏花，索性拿起笔来，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笔者的体会是：张教授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评析，阐述了“治国方略”的伟大转折。六中全会制定的“以德治国”方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之本，它比单纯的“权治”（政府行为）、“法治”（法律行为）更准确、更实在、更重要。
道德和法律都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以维护、增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资本主义道德则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巧取豪夺。西方国家也有“法”，但那是为资产阶级服的；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些“法”也可能为少数强势集团服务。由于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完善，很多事情要靠“红头文件”。可以说，“红头文件”也是“法”的组成部份。我们把“红头文件”当做“以权治国”的法宝。
一个国家，“以法治国”和“以权治国”都是需要的，没有这两个东西是不行的。问题是：“法”和“权”是为谁服务的。“法”和“权”从哲学的层面上讲，它是一种行为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和效果。“法”和“权”好比药铺里的“药”，药有良药和毒药之分，良药能治病，毒药能丧命。
但是，无论“法治”也好，“权治”也好，都要接受“道德”的检验。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道德这个根本，必然要受到人民群众反对。民心不顺，国家就难于长治久安！
“法”和“红头文件”都是有阶级性的。它好比一部汽车，它的行驶是向目的地呢，还是背道而驰？乘客本来是要从甲地乘车到乙地，可是车子却往相反的方向开，当然会引起乘客的不满。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前几年贵州省政府下个“红头文件”，规定住房改革的增量补贴和存量补贴只能在省、地（市）级机关执行，其结果，这些机关的公务员得到了实惠，而县、镇（乡）两级的公务员却望洋兴叹。这种为少数人服务，不为大多数人着想的“红头文件”，符合“道德准绳”吗？是“和谐社会”的因素吗？显然不是！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实行了多项改革。“改革”是个抽象的概念，官方可以把它当作为少数强势集团掠夺国家资产和人民利益的手段，也可以把它作为保护国家利益和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手段。换句话说，改革具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即正向改革和反向改革。我们的医疗和教育改革，如果让广大人民因高费而读不起书和看不起病，却让医疗和教育这两块社会福利阵地变成少数人掠夺的市场，这就是反向改革，背离人心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如果让广大人民用尽祖辈父辈的积蓄和个人超前支付的工资都住不起房屋，这也是反向改革。工资制度的改革，如果让那些曾经为保卫祖国舍生亡死地战斗，而今满身枪伤的人每月只拿几百元的退休费，而他们没有吃过艰辛和苦头的子女，每月却拿着数千元、上万元的工资，这样的改革是不道德、不公平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果以股份制的名义让少数强势集团将国有资产掠夺瓜分，而让广大职工下岗失业，这样的改革也是反向的。所以，“改革”这个手段也必须由“道德”这把尺子来衡量。
干部队伍的建设，重才轻德的现象相当突出。“重才”是必要的，“轻德”就离开了治国之本。干部权力商品化，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买官卖官，为百姓办事要索取钱财，在城镇、道路等项建设中搞钱权交易等等，腐败越演越烈，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对此，既要强化道德教育，又要强化监督管理，才能真正建设起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
近些年来，为维护安定团结，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维稳办”，且主要由专政机关来负责。维稳办的矛头却指向那些受到虐待、受到压迫、受到剥削的工人、农民和离退休干部，令人难于理解。他们只不过是向党和政府反映受虐待、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而已，怎么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就拿离退休干部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们为党和国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党和国家有深厚的感情，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当作自己的命运，常怀忧国忧民之心，绝无制造混乱之意。那么，国家的不稳定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就是那些道德败坏、背叛人民、抢夺国家财富和掠夺人民利益的人。而政府对造成真正不稳定的假、冒、伪、劣、贪、腐、偷、抢等因素，为何不下大力去认真治理？张宏良教授说这是“逼良为娼”，我认为这是“惩良保奸”啊！
综上所述，用新的治国方略中的“道德”二字来衡量，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中，确实存在若干“不道德”的行为。对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彻底加以纠正，才能把新的治国方略中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贵州•遵义退休老者 梁 明
二OO七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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