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吗
——评高尚全、皇甫平的一个新论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只要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高尚全、皇甫平宣布我国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不仅违背我国现实，而且违背经济学、哲学常识，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我国当前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高皇新论是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
关键词：主要矛盾 仍然没变 高皇新论 非常有害
去年10月份以来，高尚全、皇甫平相继发表新论，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例如高尚全说：“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1]皇甫平说：“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2]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高皇新论违背我国现实，违背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是由党的八大提出，但未认真贯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又重新提出，并加以认真贯彻的。其间经历了20多年，有沉痛的教训，甚至血的代价。这是我国老一代人永远也忘记不了的。沉痛的教训和血的代价深刻教育了党和人民，使人们深深体会到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极端重要性。
早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已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后来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干扰，八大的这个决议未能认真贯彻。这使我国错失良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恢复了八大关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八大以来的教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从十二大到十六大）都强调和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
“八大”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就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从这一根本实际出发，从而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社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否则，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我们前进的道路就会发生挫折，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就会遭受灾难，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就会受损。五七年以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沉痛教训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都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历史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建国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辉煌成就，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否像高尚全说的已经改变？或者像皇甫平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改变？这是需要认真严肃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由党的八大提出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重申，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加以强调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至今都没有过时，它仍然对我国各项工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6]只要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7]即使我国目前已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只要我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不会发生根本转变。正像十六大政治报告讲的：“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8]
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都有快速的增长，人民生活也有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底子很薄，无论再高的综合国力，再多的GNP和GDP，再高的产量，再多的资源，用13亿人口一平均都仍然处于世界的后列，我国仍然是发展中的大国和比较穷的国家。当前我国仍然有几千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仍然有几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落后的广大西部地区需要长期开发，中部和东北地区需要振兴和发展。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之大，失地、失业人口之多都为世界所瞩目。我国还有许多家庭成员看不起病，适龄儿童和青年上不起学，许多家庭住房简陋、面积很小。此外，我国还有大批乞丐存在。这些都仍然是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头痛的问题。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仍然必须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和严重的内乱，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任何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改变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不可否认，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社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繁荣昌盛，人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世界所公认的。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我国许多私人物品的供给已由过去的短缺过渡到局部相对过剩，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但如果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来说，则这些私人物品的供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已经过剩。实际上它仍然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目前我国存在的有效内需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内需不足）和局部私品相对供给过剩，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我国九亿农村人口收入增幅较慢，城镇弱势群体收入较低、有些人甚至有所下降，从而，他们的购买力极为有限。我国的强势群体（富人和比较富的人），虽然收入高，可能的支付能力和购买力很强，但其人数较少，消费倾向比穷人低，从而现实的消费需求仍很有限，他们对我国私人物品的内需增加不了多少份量，贡献不会很大。由于我国社会的收入在改革开放后日益相对较多地向高收入的富人和比较富的人集中，所以，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较前有所下降，从而造成了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这样，局部私品相对过剩就成为必然的事。（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仍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之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热衷诸侯经济，冷漠甚至抵制国家调控，盲目引进和重复建设，这更加剧了由内需不足所引起的供需矛盾。人们绝不能以这种内需不足和部分私品相对供给过剩为据，就认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已经超过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应当指出，党的有关文件中所提出的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内容弹性很大，包容性很大，且其具体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提高的，可以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它同相对于市场供给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有效需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把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同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联系起来，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国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已超过了人民的需要，已经过剩。
第二，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这是一个动态性很强的概念。随着我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大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也会不断增长，其内容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例如，过去我国绝大多数人只要求温饱，有吃有穿有住就行，但现在由于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着重要求改善，要求吃的、穿的、住的、行的都要比过去好。过去只要求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就行，现在则要求家家能买得起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家家住房较宽，适龄儿童和青年有学上，能上起学，家庭成员有病能看起病，不少家庭成员甚至还要求旅游休闲……。就全国整体来说，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水平还很难完全满足全国人民这种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不能认为我国人民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在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改变。
二、高皇新论违背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我国人民大众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但相对于较高标准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来说，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的需求在需求的数量方面和需求的经常性、紧迫性方面，当前都仍然居于次等地位。例如，所有的人每天都要吃穿住行，但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需要看病，需要司法服务，需要找政府官员办事，需要到公园去玩……等等。因此，不能认为我国人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目前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更不能认为当前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9]
这里顺便说说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概念问题。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所谓私人物品就是指用来满足个人消费需要而其消费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物品。例如甲已经消费了某一私人产品，则其他人就不能再去消费这一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要通过市场竞争购买私人产品，只有支付了价格的人，才有资格消费私人产品。所谓公共物品就是指用来满足公众需要而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竞争性或较少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物品。它分为纯公共物品（如国防、警察、法院、工商管理、审计监察等）和准公共物品（如桥梁、道路、公园、学校、医院等）。纯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所有国民都可以消费和享用，某一个人的消费和享用不会妨碍另一人的再消费和再享用，也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水平；准公共物品的消费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例如，一座公路桥梁只能通过一定的车辆和行人，车辆和行人过多就会发生拥挤和影响交通秩序，影响大家的消费水平；一个学校只能容纳一定量的学生，招满后其他学生只能到其他学校去上学，超招就会影响教学质量。纯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和生产，准公共物品政府和私人均可提供和生产。不能以物品生产的主体是政府还是私人为标准来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而把公共物品仅限于政府生产和提供的物品，把私人物品仅限于私人生产和提供的物品。高尚全先生和皇甫平先生把公共物品定义为“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这在概念上不符合现在国际公认的公共物品的科学定义，是不正确的。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讲，公共品的供给比过去来说也发展很快，现在存在的问题虽然也有供给不足的方面（例如能否再多建些条件较好和质量较高的学校，多培养一些质量较高的教师，多建一些收费较低的医院，多用些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好环保，能否给农村适当多提供一些公共物品，等等），但更多的问题是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质量和端正公共服务部门的方向问题。例如，许多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公益性行业（水电、广播电视、公园、学校、医院等），经过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所谓“改革”，已蜕变为唯利是图的厂商，甚至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也已蜕变成唯利是图的厂商。这不仅同公共品的性质相矛盾，同人民大众的利益相矛盾，而且也是违背现代市场经济的性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共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虽然也是市场主体之一，但它绝不能像唯利是图的厂商。
必须指出，八大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及其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中，已涵盖了人民对公共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内容，不必要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矛盾单列出来。原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无疑既包括对私人物品的需要，也包括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原提法中“落后的社会生产”，无疑既包括私人物品的生产，也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虽然，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需要和生产供给的具体内容、结构都会发生某些变化，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人均占有量仍居世界后列的条件下，八大提出、十一届六中全会重申、以后历次代表大会所强调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绝不会改变。过早宣布这种改变是纯主观的臆想，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认为在主要矛盾之外，又遇到另一个主要矛盾（像高尚全所表述的那样）似乎我国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两个、甚至多个，这显然既不符合实际，也是违背哲学常识，是不科学的。
与高尚全不同，皇甫平先生讲的比较讲究和巧妙，他说：“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说皇先生认为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巧说就能蒙人，就能俘虏一些理论功底不深者跟上他们瞎跑，其实他打错了算盘。因为他的巧妙表达像高尚全一样，同样违背哲学常识，也是不科学的。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0]
高尚全先生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变了，皇甫平先生说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了，那就必然会得出一个逻辑结论，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该结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显然，这不符合实际，是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
如果像皇甫平先生说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了，那么按照哲学常识人们必然会问：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面变为主要矛盾方面，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面变为主要矛盾方面？而绝不应该是皇先生所谓的“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也不应该是皇先生所说的：“改革初期……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品缺乏的问题。”而进入2000年后，“社会公共品严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国内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1]其实，他这里讲的主要矛盾方面只是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有所变化，而绝不是什么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显然，皇甫平先生这样违背哲学常识而有意加以修饰的“巧说”，无非是要掩盖什么而已。实际上他内心想说的完全同高尚全一致，但他有意要避开同十二大到十六大论断的明显矛盾和对立，而故意说成同高尚全不同的表述，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使他同高尚全一样：“大理论家”陷进违背哲学常识和经济学常识的窘境而不能自救。
三、高皇新论危害极大
高尚全、皇甫平先生的所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改变论，不仅是一种错误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性的理论。首先，高皇新论是同党和国家的现行理论和政策唱反调的。正如上述，改革开放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就是：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现在，高尚全、皇甫平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的上述共识已经过时，即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必须改变。
显然，高皇新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是一种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的理论。凡是能耳听眼看、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同意高皇新论，人们绝不会认为我国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结束。
应当指出，高皇新论已在我国思想舆论界引起了某些混乱。令笔者心寒的是，至今笔者不仅未看到中央各大报、各主要刊物刊登过一篇同高尚全和皇甫平新论直接争鸣的文章，反而在一些主要媒体上倒刊出了直接或间接支持高皇的文章，这是非常可悲、非常令人痛心的。例如在我国青年中影响较大的《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就刊登了一篇与高皇相呼应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12]显然，《中国青年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是同高皇新论相呼应的，不知道《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是赞同这篇文章，还是不赞同这篇文章？
其次，高皇新论暗藏着一幅妄图把我国政府改革引向歧途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蓝图。高皇新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国人的视线和公愤引向政府，把改革引向他们所谓的政府改革即“从改经济到改政府”，从而进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背离现代市场经济和党的路线的新自由主义轨道。
高尚全说，引起公共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原因是政府权力介入市场分配，“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13]皇甫平也说：“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14]显然，在他们的眼里，市场经济中的我国政府只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讲的“有限政府”，有限到只能主要是服务型政府，其他的职能诸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统统都必须改掉。说什么“改革开放后，尽管有了市场经济，但是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扮演经济指导型的角色”。“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政府不应该再扮演指导型角色，（应）着重解决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卫生、住房、治安、司法、环保等问题。这方面美国现在做得不错。”“现在我们的政府主要精力还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依然在做市场应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着如何招商引资，没有真正承担起政府应做、可做，而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中国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公共品欠账的问题。换句话说，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上了。”[15]政府更不能是市场主体，否则政府就会成为利益主体，就会使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从而就会产生不公平。其潜台词就是像有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所讲的：政府必须彻底摆脱搞投资、办经济的工作，国有企业必须完全彻底退出市场。政府不能搞产业结构调整，因为“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它是由市场调节的。”政府也不能搞市场监管。打击假冒伪劣、搞质量万里行都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政府也不必要通过社保救助穷人。因为市场效率需要拉大差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不算太大。他们甚至还主张黄色产业合法化，反对我国政府对此行业的打击和取缔。[16]很明显，这些观点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市场经济理论的生搬硬套，[17]是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相悖的，更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历史和实践告诉人们，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它既是一个最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又是一个经济调节者、市场监管者、社会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它经常转换自己的角色，通过不同机构的分工，执行着不同的职能，有时是法官和裁判，有时又是运动员。它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混合体。美国政府虽然极力对外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只把政府说成法官和裁判，但美国政府实际上仍然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混合体。正如法国《世界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所说：“总的来说，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18]其它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国企，只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只要有政府投资、采购和消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然既是法官裁判，又是运动员，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既是社会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又是经济调节者和市场监管者，又是市场主体。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应当承认，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中央某些部门权力介入市场的确带来了一些不公平问题（如通过征地拆迁捞利等），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一贯坚决反对的腐败行为，今后还要继续反对和纠正。但政府介入市场进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搞好国有经济、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又会有利于促进由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这些不公平问题的解决，弥补市场之不足。因此，人们必须全面辩证地看待政府权力介入市场的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政府介入市场，不能因为政府介入市场出现缺陷，就从理论上绝对否定政府介入，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以此为据而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市场万能论”和“有限政府论”。
也不可否认，我们的人民政府的确需要改革，以提高民主度和转变职能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我国政府的改革绝不能是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所希望的“有限政府”，更不能是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实即“颜色革命”的宪政转轨。（2006.7.10）
注释：
[1]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
[2]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财经》2006年第2期。
[3]《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4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63页。
[6]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8]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9]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308、310、311页。
[11]皇甫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了》，《东方网》2006年6月2日。
[12]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6日。
[13]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
[14]皇甫平：《改革不可动摇》，《财经》2006年第2期。
[15]皇甫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改革该改到政府头了》，《东方网》2006年6月2日。
[16]皇甫平：《地下“性产业”需要阳光管理》，《东方网》2006年2月8日。
[17]关于弗里德曼的市场经济理论，请参看笔者与申米玲教授合著的论文：《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效率》，《南京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
[18]皮埃尔——安托万：《世界经济大调整》，《参考消息》200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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