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并尽力“促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全面发展”。据专家评论，这样“一种实现形式”对以后用非公有制形式来改造公有制，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很有趣，当回顾新中国经济所有制的变化过程，会很自然地得出一条曲线，顺着这条曲线，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所有制的运行正进入最后一个“拐点”，顺势下滑会进入另一种经济社会，而沿势上扬则可能完善原先的经济格局。
新中国建立之初，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初组国有资产；接着的公私合营，又吸收了私有资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再将个体手工业也纳入集体或公有企业的范畴。在农村，首先土改分田，然后是合作劳动小组，跟着农村合作社形成稳定格局，然不久，人民公社兴起并迅速普及。不难证明，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经济所有制，从国有资产所占有的比重来看，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且上升的力度、幅度和速度相对其它社会制度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这种各类所有制逐渐快速地向集中的全权的国有制转化的变化过程后，中国经济的国家所有制已经达到顶峰或极限。
然而，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所有制的变化曲线产生一个“拐点”，它戏剧性地发生更迅速的相反方向的变化，国家资产（不是资本）由最高顶峰如同雪崩似地下滑跌落，合资、折卖、转制、出售、破产、……。伴随着国有制的衰退，其它经济所有制迅速崛起，外资、私资、合资、股份、港台资、……。以至于中国不仅成为官员“养廉”的高薪温床；还成为世界瞩目唾涎的“宝地”；更成为人人眼馋的不义“财源”；……。中国，变成廉价的“蛋糕”，变成“发迹”的代名，变成蜂抢的市场，……。中国经济由总体国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为主”，由公有资产为主改变为公有资本为主，由公有制为主到混合所有制，往后将“用非公有制形式来改造公有制”。总之，从国有资产所占整个经济所有制的比率来看，是呈现突降的趋势，再向后，很可能突破公有经济的底线。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冲破公有经济底线的社会还可能是社会主义吗？可见，这不就是国家经济所有制发展曲线的一个“拐点”吗？
那么，这条经济所有制发展曲线说明了什么？它表明中国经历了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国有成份所占不同权重的各个阶段，因此今天的中国应该可以通过对这曲线各个阶段的客观分析，得出并推导出正确的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制中各种类型所占权重最优化的结论。
首先察看这条曲线的上半部分，它是处在毛泽东政治时期，对那个年代的经济评价，褒贬不一，且贬与褒各呈水火不相容的极端状态。贬者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停滞不前”、“一团糟”，褒者论：那时的建设为“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等等。其实，将这部分曲线再分割成若干小段，就会发现在某些阶段是成绩多、缺点小；在另一些阶段是功绩小、错误多。这里遑论各个阶段经济利弊的成因或其合理性，只是找出其中最优最佳的那一阶段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在城市刚完成大型企业的公私合营后，在农村组建农业合作化以后，那时的国家、民众的经济生活是健康的、向上的、有朝气的。
再来查看这条曲线的下半部分，虽说它是处在几任领袖的执政期内，但基本上可以定性为邓小平政治时期，对这个时期的经济评价，由于是近期内的事情，从网络上的评价来看，是褒者少，贬议多。同样，将这部分曲线分割若干段，也会发现在个别阶段是成绩主流、失误支流；可在其它阶段是功绩微、“苍蝇”多。其中，从发展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状况来取舍，是改革开放起始或稍后一段日子，似乎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希望多一些，盼望浓一些，劲头大一些。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两个阶段会在整个新中国历史中占据优越地位呢？也许这和很多因素有关，然它们与这里要讨论的经济所有制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比较发现，在这两个阶段，它们的经济所有制中公有经济成份占据了大部分，然私有经济成份并没有消失，且这种成份不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那么可怜，也不可能有参与大型资产能左右区域经济那么重要。
由此，可以作出初步判断，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中，公有制为主的模式，应该是最优化的。任何事物均有个“度”，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公有成份的“度”，就是为主体和导向地位。
同样，可以大胆推测，产生中国这条经济所有制中各类经济成份所占权重比率的变化曲线在邓小平时期出现拐点的原因；也就是指产生改革开放的初衷原因；更是针对“大而公”、“平均大锅饭”的经济模式动“手术”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国有经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当中占据完全的成份，就是国有制在社会经济当中占据绝对的成份。物极必反、须反、该反，它超过了事物所应有的限度，不反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见，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稍许过度一点或者可能在短期内起到“矫正”的作用，然长期的“过度”到极端的程度，它所带来的只能是事物原来的反面，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
同理，如果说往昔统一的国营经济是一种“过度的垄断”的话，如今不加限制地大力发展私有经济，也是一种过分，这种过分势必会使公有制逐渐被私有制所蚕食，以至最终消亡。这从新中国经济所有制各类经济成份所占权重比率的变化曲线的下半部分，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同样也可以判断得非常清楚。
此刻，回顾改革前的中国，城乡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如今根本不能相比，那时的物资短缺，生活紧张，虽说上下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可仍不能称得上是富裕。为什么？
确实，“统的太死”，这精简的实话道出了真谛。然而，“统的太死”是否果真意味着私有制是有着天生之“优”呢？一句有代表性的名言是这样说的，“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摘自：樊纲为《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著）写的序言）
莫非私有经济对公有经济的蚕食能说明私有经济的优越？莫非私有制对劳动力的压榨能说明私有制的先进？莫非私有制度对社会环境的残害能说明私有制度的“美妙”？……不！马克思主义原理早就论述过：“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实质上，所谓“私有经济才有效率”是种虚伪和欺骗。而如今，铺天盖地的私有经济却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统的太死”，它所带来的“死结”、“恶绩”、“劣行”、“败德”、……，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可见，闭着眼睛，不问方向，不明缘由，随意摸到的石头，岂能作为过河的基石？难道它不会将过河人引入旋涡或深渊吗？
如此，国有经济为什么活力不足？仅仅因为“统”得太死，这么简单笼统吗？眼下，对改革前是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有争论，但当时普通百姓困乏的生存体验和沉重的生活压力，经过那段日子的人们应该是有共识的。关于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较而落后很多的事实，更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了。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这种经济发展迟缓，以至产生改革的紧迫感，其真正的、具体的、实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个原因：压倒一切的政治斗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以及权势主义。可改革前，由于小岗村所带来的农村活力，给改革家们以虚假、谬误、失败的思路。它将压力反弹的反作用动力作为活力，它将矫枉过正现象作为救星，它将漂浮的稻草作为溺水者的真理。
是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是好猫，可将死老鼠抓来的猫可不是好猫，将小鸡当作老鼠抓的猫也不是好猫，只是开始抓只老鼠以后再也不抓老鼠更不是好猫。然而，猫已选择，养在家中，毋论好坏，不管黑白，又岂易舍弃？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失败的实践是验证指导理论错误的试金石，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更是盲目的实践，将给实践带向覆水难收的悬崖。
是的，改革开放并非仅是领袖个人意志的产物，改革开放是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可如何改革，怎样开放；如何顺应经济规律，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都是必须慎重思索，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时刻修正的事业。
是的，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基本认识，是不会否定改革开放，而只会否定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大失误；是不可能肯定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而只可能肯定公有制的全民福利；是不必拘泥中国社会经济的形式，而只须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位。只有这样，才可以既不走回头路，又能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如此，本文提出的三个原因是否果真确切呢？这里，有关权势主义与权势社会的概念在《光明在前》里已基本阐明，至于它对国有制的破坏与腐败，将主要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下面仅就前二个因素作番论议。
压倒一切的政治斗争。就是指的上层建筑领域，用政治统帅一切工作，用革命贯彻所有行为，用斗争、造反维护穷人的政权。
是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就是打倒一切？难道不斗争无产阶级就无事可做？难道依赖造反就能维持社会主义政权？不！破坏一切只能带来全民穷困，只能形成生产力发展停顿，只能造成社会经济倒退，以至最终侵蚀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定，危及无产阶级政权的安全。
是的，上层建筑是有可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力，从而使经济产生神奇的、超乎寻常的巨大效应。人民领袖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并发展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许多实践中都获得验证。然而，任何理论总是有着它的适应范畴，有着它的存在条件，有着它的起止限度。所谓“普适”也仅是在当代、大多数状态下而已。当上层超出基础所能允忍、所能耐受、所能承担的反作用力，它所得的结果势必是它愿望的反面。
是的，政治是其它所有领域的灵魂，它主导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政治的含意决不仅仅是对抗、斗争、你死我活，它还有竞争、和谐、合作；政治为灵魂也不是成日将其挂在口、吊在胸、顶在头，而是潜移默化落实在信仰上、踏实在举止里、印证在人生中；政治为主导不是否定一切的其它、也不是占据其它的一切、更不是除了政治就没有了一切，反倒是没有其它的一切，政治的引导、领先、主流就会成了无根之枝、无源之泉、无水之鱼。
鉴此，回顾历史，就明白毛泽东导师晚年简单的思维逻辑对革命的误解、曲解和荒谬。他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理念淡漠，而视同为造反派李自成夺取天下后的专制政权。他将政治提到一种不恰当的位置，以至处于一种随风飘荡的境地。他将哲理上的反作用力运用到极限，甚至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总之一句话，他将政治革命“统”的“过度”、“纯粹”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然而，后来的改革家虽说认识到前面革命家的失误，却没全部清楚或深刻认识到失误的原因，反而盲目地改革发展，以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说，又重蹈前人的谬误，将经济建设“统”的“过度”、“单纯”到不问青红皂白的地步。
看当今，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想当初，党的路线也有一个中心几个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坚持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坚持继续革命理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两相对照，仔细体味，慢嚼思品，心会脑明，两者均是一种领袖权威的延续；均是一种领袖倡导的决策思想对生命的延续；均是一种对事物某方面进行强调的凝固式的“旧章”；均是一种对曲折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指导的固定化、永久化；均是另一种领袖崇拜的形式。
不可否认，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在历史上创造出辉煌成就。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重要或很重要的失误，造成一些重大或很重大的缺陷。因为，他们首先是人，而后才是伟人。客观地承认且识别这些功绩与败绩，是对这些伟人的由衷的尊敬；正确地发扬功绩纠正失误，是对这些伟人的真实地继承；明智地重视错误、分析原因、承续事业，才是对这些伟人的诚实底怀念。
因是，对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除了成功的经验，还有丰富的教训。所以，对他们提出的理念，也应该是客观的、思辩的、有分析地继承、有判断地接受。事实上，历史上任何具体指导实践的理论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认识的进步、随着客观的演化、随着事物的运动，发生着修改、承续、丰富与充实的。
就说社会主义，毛泽东开创的是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发现问题修改成毛式的工农政权的社会主义。岂知，工农一旦跨入神坛就不再是工农了，虽说它号称“工农”，但最多也就是有过工农的血统而已。倚靠血统来治理国家，岂不是又流入封建制度的窼穴。正如“中国人杰们站在封建的土地上，却拉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这种困扰中国命运的轮回，想摆脱这块阻碍民族进步的泥淖，想脱离这层层叠叠粘滞着社会前进的传统一样。这是一种悲壮、一种无奈、一种代价、一种不得不移交给下一代人去完成的事业。”（摘自《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质与两党制实体》）
至于邓小平，他倡导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可以突破原有限制的——不管黑猫白猫的，没有方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所谓的、自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岂知，它并不是在充分认识、总结前人教训与经验的理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修正。而是在盲目实践基础上，再提出理论来诠释这种事实上的实践，然后冠之于社会主义的光环。岂不知，社会主义早就不是受人欢迎的桂冠，标榜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表示政策的正统，所谓借尸还魂而已。如今的世界，需要的是，审视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寻找其中的BUG（本系列中，就是权势主义），打上补丁（本系列中，就是社会主义两党制），再以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光辉，说明前辈追求的英明，表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先进。
哇塞，聒噪了这么多政治或经济对社会主流指导思想意识的垄断，其实只证明了一种实践——公有制为主，说明了一字之句——“度”，表明了一个理念——过度的危害、适度的合理。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类“度”是依据什么来取决？原因何在？又是通过什么具体组织形式来把握？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过：“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说明了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过度”产生的危机，可这过度何以会产生险情呢？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证实了这一点，任何想一步登天、一口吃出个胖子、一天就实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获得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企图都是脱离实际，不可能，而且必定还会给事物带来巨大的负效应的。
至于“度”的“量”，也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合关系、吻合程度、适应能力来“衡”。当持“平”时，就健康发展；当“失”平时，就谬误丛生、问题众多。
再次回顾那条中国经济所有制中各类经济成份所占权重比率的曲线变化，不难发现：
毛泽东过份地注重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常常忽略了生产力基础上合适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经常不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符合其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则过份地强调物质的“硬道理”，同样忽略了生产力基础上合适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样不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符合其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
虽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且可略超前于当前的生产力，因为它有主动性，它有助促进其发展；同样，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但可略滞后于当前的经济基础，由经济基础提出合理的、确切的无误要求才付诸实施，由于它有被动性，它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局面的平稳。然而，这种“略超”或“略滞”都是在原状发生的变化中的差异；前进中的交叉；发展中的互动。决不是穷尽竭力地达到顶峰的那种“冒进”，更不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非公有制形式取代公有制”的“尽力”；既不是“压倒一切”的“急躁”，也不是泛滥成灾的“混合所有制”的“大力发展”；绝不是斗争政治的扩大化，亦不是经济建设的私有化。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既复杂又简单，复杂是因为它千头万绪、庞杂繁乱，简单是由于它只有两条原则；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当然，作为执政党可以提出各种口号、宣传、要求、方针、……，但归根结底就是这两条，抓住这两条，一切皆顺，抓不住这两条，再多的策略措施都显得捉襟见肘。至于单纯强调这两对原则中任何一面，硬拚生产力的道理，忽略生产关系；高扬上层建筑的旗帜，轻视经济基础，就犹如走路一般，今天仅用左脚，明天仅用右脚，岂有走好之理？
至于，在中国经济所有制中公有成份的权重比率应该较大或更大，不是仅仅根据意识形态中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强力维持的，它还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决定的。
如果说，当中国农村还是低水平的作业方式时，不是坚持以小而集体的生产互助关系来发展经济，而是以大而公的生产公社关系来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是种错误的话。如今，当中国农村面临劳动力流失，机械程度提高，科技水平普及的生产力，还是要大力推进私有承包的个体化农业建设就是一种罪恶。
如果说，当中国的工业还处在手工作坊阶段，应该以合作化形式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当中国工业有了大型机械基础，应该以工厂形式来发展电气化；当中国工业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应以集团公司的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么，它们的所有制是公有化为佳，还是私有化为优呢？肯定是公有化。因为，规模的扩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种管理信息层次的增多，都不是某位个体，即使是神似一样的个体，所能够完全掌控的。考察美欧社会，它们的私有制在生产力发展以后，也已经将完全的私人所有演化为集团所有、股份所有、职业经理人经管的，私占基础上的公有化。如此，在中国，在已经建立起强大公有制的基础上，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和导向作用呢？
精英说，国有制效率低下，公有制是大锅饭。可它们是由于指导思想缺乏竞争所导致；是领袖崇拜所造就；是权势主义所作为；是国有经济的私自占有所形成。它的实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私有意识不断强化、不停扩展、全面占领、整层透彻、逐渐浓郁、渐次渗入的状况下，对经济领域的负性的反作用力，从而造成的。
这种官私位的占有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在放开手脚的政策允许下、在先富起来的口号鼓动下、在搞活经济方针的机缘中，恰与鼓吹私有化的精英相遇，一拍即合。成就了现今瓜分国家财产、贱卖国有资产、出让公有资源、侵占公共领域，以至私有化泛滥，甚而导致当今的中国又重现仇富思潮、贫富悬殊、群发事件等对抗阶级存在的稚苗。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不仅是导致生产力滞缓的根源，还是社会动乱的深层次原因；它不仅是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来源，还是权势主义的官位私占的深层因素；它不仅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的草”的萌芽，还是如今的“私有制的苗”的源泉。
总之，私有制的“忽悠”，应该歇市了。那么，在新中国的实践历史中，经济所有制中公有经济成份占主流和导向时，经济表现虽说最优，可它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就不能和谐共处全面发展呢？所谓的公有制为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
酵母，是一种真菌，当把它合进面里揉搓，整个面团就会鼓起来、蓬起来、发起来，变得即松散又柔软。看起来，很强盛、很宏大、很诱人、很注目。然而在实质上，却很虚弱、很空洞、很幻灭、很妄薄。回想一下，当初社办承包企业的活力不就是猖狂地对公有企业的侵占，对国有企业的腐蚀，对公有资源的掳掠，对管理官员的拉拢吗？
因为私有化是推动完全市场化、充分自由化、疯狂逐利化的源动力，在它所建立起的环境中，私欲膨胀、公心丧失、利令智昏、因利为恶。近期内的环境污染、窑工黑奴不都验证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吗？
假若说，以往的计划经济是一种“过度”的话，如今的市场化，这种逐利的经济制度的过份泛滥，也势必会使社会退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因为，逐利是不分正确还是错误，善良还是恶劣，公患还是私怨，正义还是荒谬，……。正所谓，流芳百世是成功，遗臭万年也是成功。而且，钻空子、寻漏洞、擦边球、……，还更容易获得利益，以至成为时尚。
应该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计划市场，而不是市场计划。它是在经济范畴的自由基础上的公平合理；它是限制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的剥夺；它是扶持弱小但先进的有前途的萌牙状态的经济计划；它是对唯利是图的市场的修正和补充；它是对逐利的市场的规范与引导；……。
对这样的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靠什么来计划和引导呢？难道这不就是公有制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职责吗？难道没有公有经济成份占据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地位就能够完成这个社会和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吗？难道没有“公有制为主”的基础就能够承担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吗？……
当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发展而有活力的社会，多种经济成份应该是共生共存的，即便是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就譬如人类生活的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一样。”（摘自《实施两党制的社会主义之具体构想》）“经营模式的单调、划一是一种死板的、僵化的大一统的惯性思维的错误引导，真正的社会主义经营模式应该是包容万物的，各种经济成份互依共存的，以包含国有制在内的公有制为主的经营制度。”（摘自《实施两党制的社会主义之具体构想》）
至于公有制，它的形式是有多种多样的，有国营形式、有国资形式、有集体形式、有合作形式、有股份形式、……。它们的实质是，在共有的基础上被公共利益所管辖。
目前，在中国，推广最多的是精英们吹捧的西方引进的股份制。对之，有很多人颇有微辞，认为它是私有制的翻版。其实，股份制确实是共有基础上的一种成熟的经济制度，只是如今的股份制基本是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而制定，实际上就是西方标准，这种引进的股份制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什么？原先是按劳分酬，如今是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可这种股份制，它并没有整合所有的、整个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要素。所以说，现今的股份制需要改造，应该加入生产要素中的劳力、地理、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然后进行整合，构成社会主义股份制。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国际惯例中的资产而已，也不是进一步的，仅仅是增加对职业经理人等管理阶层的股份分成而已。
此外，应该肯定，西方成熟的股份制将经营权和资产所有权分离，从而避免造成个人或集团从企业获取生活资源，遏制了企业侵吞社会财富的动力，保证逐利的合法合理性，控制利润的罪恶残忍性，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此可以说，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首先要清晰“归属”的全部所有因素，其次要明确经营和所有的“权责”分离，这样才能证实资产“流转”的公正，人心权属的“顺畅”，做到严格“保护”的合理。从而可以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观念获得全民的共识。
不可否认，这一切都是保证“共有”的基础，而“公共利益的管辖”则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对各类“度”的具体把握形式，也牵涉到上层建筑的架构。更追往，危害腐蚀公有经济的权势主义的清除，激活公有经济的竞争模式，都离不开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都脱不开社会主义两党制。
因为，社会主义两党制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给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提供动态的即时的调整机制和竞争机制；给“公共利益”的管辖者——人民代表大会提供没有权势的职权及真正的权威。
不难令人信服，事至如今，倘若还不能在上层建筑领域实现社会主义两党制以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公有成份为主的话，势必会在混合所有制的推演下逐渐形成封建专制的私有制，这不仅丢失了先烈的事业，还丧失了国家的性质，更将成为西方世界的鱼肉。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007-10-03 22：43 终完 原文名《公有制为主是社会主义两党制基石》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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