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中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
孙玉健
《学术论坛》 2007年第6期
摘 要 新帝国主义论在民族国家问题上的论断，促使人们再次回到尘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东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层剖析为基点，厘清东西方国家的真实关系，进而剖析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本质。这样，不仅改变人们把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只当作是对资本主义最终命运预测的传统见解，而且重新凸显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新帝国主义论；落后国家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20世纪的俄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东的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大大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从学术的观点看，研究者狭隘的认知湮没了该理论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意蕴，忽略了这一理论在分析落后国家现代化的现状和本质方面的意义。
一、理论研究的缘起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本质。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作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论断，他们以新帝国主义论美化当代的强权帝国，并以此否定和取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站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一般金融统治向金融资本统治变化这一历史分水岭之上，对“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统治的国际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列宁把生产集中和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看作帝国主义突出的经济问题。生产集中和垄断占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地位；金融资本是垄断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表现之一，其结果就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本质是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列宁把民族殖民地、世界战争与和平、社会革命看作帝国主义突出的政治问题，把这些政治问题放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背景中，以辩证的方法揭示出这些问题所体现的世界意义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进程。民族观念是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它是承负现代性和发展的唯一载体，列宁把实行民族自决权看作必要的和正确的，从而论证了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能动性；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形成的殖民统治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延续；战争是非和平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一种不确定因素，由于帝国主义是战争产生的根源，因此，通过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走向永久和平的根本途径。总之，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着的冲突和对抗，论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一般规律，剖析了东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
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不同，当今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帝国扩张企图，认为帝国主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新帝国主义”，又称为“后现代的帝国主义”。他们热情地倡导一些国家担负起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使命：帝国主义过去是自人的责任，这使它背负污名，但它并不因政治上不正确而失去其必要性。
这些学者通过对当今帝国主义的区分来说明“新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当今的帝国主义包括：“自愿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形成的，它们为那些希望融入全球经济、走进投资和繁荣良性循环的国家提供帮助。“邻国帝国主义”。旨在说明邻国不稳定带来的威胁是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的。“合作帝国主义”。它是欧盟类型的同盟，它们提供了一种各国都可以参与管理的内部框架，没有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这是西方学者把今天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理论结论。他们认为，前殖民地国家作为贩毒、犯罪和恐怖分子的基地，是“失败国家”，它们的失败导致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挑战；传统的“现代”国家，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仍然遵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类国家的稳定只能来自于各种富于侵略性力量之间的平衡；“后帝国”，这类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内政外交界限已消失，国家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和干预，但拒绝以武力征服对方，安全则更多地建立在透明、相互开放、相互依赖基础之上，国家之间彼此没有侵略的动机，其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传统的“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
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论把不同的国家区分开来的目的是强调强国为弱国、“有序的世界”为“失序的世界”(即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被其支配的国家)制定、输出“秩序”和制度，竭力维护资本的主宰地位和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这正是过去以瓜分世界市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帝国主义本质上的逻辑关联。
不仅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有着逻辑的关联，而且，当代帝国实际的扩张行为与过去的帝国主义也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这种理论的鼓吹者否认前现代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认为这类国家失去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它们积贫积弱，没有能力确保自身领土的安全，成为威胁后现代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基地。所以，解除这类国家的威胁与混乱的最符合逻辑的办法是殖民化，要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就需要新的殖民政策。后现代国家按照“丛林法则”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不必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授权就可以诉诸武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以及其他任何手段。这就把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行为合理化，为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扩张政策寻求论据。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明确地揭示了当今新帝国主义与过去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本质：如今西方主流话语大言不惭地自称是“帝国主义”，对其行为大加赞赏，这只能说明美国所代表的、特别是其掌权者主导的那个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没落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已成为无法逃避的现实。美国帝国主义与过去的那些掠夺性的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也将遭遇与过去的帝国相同的命运：内部的反抗与日俱增，而“野蛮人”就在家门口站着呢。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与新帝国主义论对相同性质的对象作出了不同的论断，而流行的新帝国主义论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迫使我们在研究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时，必须立足于新的视野，只有如此，才能批驳新帝国主义论，进而发掘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二、理论研究的视野
如果人们以新帝国主义论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而不去分析这种发展的实质，就无法辨别这种发展最终带给落后国家的不是现代化的正值，而是严峻的负责，当今许多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解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对全球化政治经济发展的本质进行重新分析，正是揭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的新视野。
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积极意义，但是，许多西方学者对全球化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却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它“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这反映了现代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发展突破国界的事实。总之，他们把全球化看作世界各国经济从相互隔离走向相互依存和融汇的过程，是世界经济由各国经济的机械组合演化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这种理解，过分强调全球化的超国家、超阶级性，把它看作无国界的经济、经济地理的终结、国界的消失、国家权威的销蚀，甚至认为防务、货币、福利等这些国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职能都在消失，从而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规则不合理、国际剥削的一面。正如汪信砚教授所述：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可以说，从政治文化观念或从价值观层面上看，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这一点在当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也更加赤裸裸。所不同的是，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或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再以极端蔑视非西方民族的“野蛮”和“愚昧”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而是让人感到它似乎极为可亲可爱；传载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资本或商品，人们已很难窥见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貌，因为它早已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裹上厚厚的糖衣。可见，全球化仍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盘踞于社会历史的中心，世界体系的实质和主导因素仍是资本的统治。全球化的这种本质必然促使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落后国家如何进行自己的现代化?
关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之争。西方学者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出发，竭力以西方社会为中心来影响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们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或前现代社会向‘发达的’、经济上繁荣的、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西方国家持有的技术类型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组织类型‘全面’转型……它是……生活条件和社会生活组织方式的一种总的转型”。这种理论强调，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对社会进化的速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西欧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西欧社会作出了重大的文化创新，而今天落后国家发展不顺利的根本原因来自内部的障碍，即这些国家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与现代化相抵触。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取得进步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还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关系、市场机遇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则是次要的。因此，落后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就必须引进西方的资本、技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改变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可以看出，这种理论只是从落后国家社会内部寻找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动力，否定外部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给落后国家的发展带来的障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应负的责任更是避而不谈。一些接受这种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国家，社会经济陷入了近乎悲惨的境地，人民仍在贫困、饥饿和动乱中挣扎。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是不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的。
其实，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列宁已经明确指出了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自身发展的特点进行现代化。他通过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民族运动发展的特征。以此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分解，而西欧以外的民族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因素的分解中获得独立发展的条件，从而改变自己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世界历史形成中的能动因素。在列宁看来，“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惟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前进。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即是说，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过程是复杂的，它不仅涉及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复杂性，而且涉及整个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涉及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总之，这是关乎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列宁的这些分析，展示了他对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思考，是对适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把握。
把列宁以落后国家自身的特点来实施自身现代化的论断与西方学者以西方社会为中心决定落后国家现代化的见解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只有列宁的理论才符合落后国家发展的实际。我国近20多年来，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在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大量引进外资，同时改革政治经济体制，改变思想观念，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而证明了这种现代化之路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正确性。列宁的理论和已有的现实告诫人们，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中，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而且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地位越来越不平等。因此，落后国家应该以独立而不是依附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性，否则就会误人全球化合理外衣掩饰下的现代化陷阱。
三、理论研究的方法
要发掘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深层次的理论意蕴和当代价值，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研究这一理论时的立足点和分析方法，因为这一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突出的特点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这就决定了人们研究和运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是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论证“两个必然”的正确性。与这种目的相联系，人们主要立足于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最多结合社会发展的一些现实变化进行论证，而关于那些远离现实的论断，只进行补足性的解释。譬如，针对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说得更确切些，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只是在用语上着力，认为列宁强调的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发展变化。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职工参与管理等方式有效地缓和了劳资矛盾，使得近2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参加比率明显下降，劳资双方的冲突也有所缓和；其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为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越来越重视相互的合作；第三，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实力，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落后国家已经不再用传统的战争进行利益的争夺，而是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竭力加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变化，带给许多人这样的错觉：列宁低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和发展的极大潜力；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的论断已经不相容了。当代自由主义者以“苏维埃共产主义终结、中国共产主义仓促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之后，只剩下更精明、更刻薄的新品种资本主义将触角延伸到全球各地”的所谓新论据，毫无顾忌地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将终结自己的生命进程，最终胜利的是以自由民主为理念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斯威齐也有这样的倾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会采取什么形式呢?有一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惯于用这样的说法来考虑问题，即认为，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将同时发生革命，一举就把资本主义推翻，并代之以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确实有过一个时期，看起来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到了20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情况。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但在所有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资本主义还留存下来，并且……变得比较稳定了。”
这些变化并未证伪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而只能说明在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时，一方面必须改变研究的立足点，由过去这一理论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旨趣，转向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现代化思考；另一方面，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由于列宁把落后国家(特别是东方社会)放在世界历史中，揭示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性和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能动性，从落后国家的具体特点出发，探讨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所以，我们把研究落脚在关于整个世界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动力的分析，即对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机制的分析。为此，研究者一定要进行两种转向：一是由原来把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只当作对资本主义命运进行预测的理论，转向对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分析资本主义运行的本质，把那些意识形态与实然性的方面区分开来，这就可以理解不同社会体制中共同具有的东西；二是由原来把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只看作对资本主义内部机制的分析，转向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层剖析，这就可以理解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实质以及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各种现代关系的限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特点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的有关论断结合起来，把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实际关系充分展现出来，揭示这一理论在辨析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论的本质时所内涵的意义，从而发掘这一理论在理解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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