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贡献
——云南省高校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教授
张巨成同志，在纪念毛主席逝世31周年会议上的专题发言
张巨成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么办？这条道路应当怎样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怎样去实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全新的重大理论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对这些全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这些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对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理论贡献，并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重大问题。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
由于缺少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从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开始的。从1953年开始的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许多方面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经验，也就是采取了苏联模式。
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采取苏联模式，并不是哪个人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所树立起来的伟大形象，使得苏共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苏联的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和二战后东欧及亚洲一系列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公认的楷模。其次，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分别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尖锐对抗，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和遏制政策，而苏联则给新中国以援助和支持，新中国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再次，新中国缺乏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并且这种模式又适应了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着重发展重工业的需要。由于这些客观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选择苏联模式，实行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援助的方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增强国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建设自己的工业和国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由于毛泽东具有辩证思维方法和实事求是思想的内在素质，因而能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经济建设上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方面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揭示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等等。这给毛泽东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背景。与此同时，一贯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对照搬苏联模式不满的毛泽东，也在实践中逐渐察觉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从而重新审视苏联模式。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指出了苏联建设模式的弊端是：（1）在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2）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3）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4）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接受这个教训。” （5）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在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提出摆脱苏联模式的禁锢，一方面是反对不加分析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指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他在主持写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期间，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述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反复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其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我们独立思考的结果，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只有靠我们独立思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苏联经验为借鉴，以批判教条主义、倡导独立思考为突破口，对新形势下怎样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探索。1956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一个多月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调查研究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讲话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正确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新方针、新设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同时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就是主要矛盾。而其他的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就是非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这是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必须懂得的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特别注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认识，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状况归纳为4个方面：（1）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占优势的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2）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买办、地主阶级早已被打倒和剥夺，这些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在经济上被剥夺，正在实现着由剥削者向劳动者的转变；广大农民也已由原来个体私有的小生产者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知识分子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虽然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总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3）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4）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1956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9.1%，很大部分工业还停留在半手工劳动的水平，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比较落后的小生产。我国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并没有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生产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迫切需要。
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状况说明，我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从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从敌我矛盾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斗争转向为同自然界的斗争，由革命转为建设，由过去的革命转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和论断，十分及时地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和主要任务的转变提供了依据。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我国形势的新变化，分析了国内的阶级状况，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规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毛泽东参与了八大决议的讨论和制定，说明毛泽东是同意这一论断的，而且类似的思想，毛泽东也讲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这样解释过这种提法，他说，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不是对抗性的。历史证明，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为党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因为，中国走的是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先夺取政权，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尔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农业国的现实与工业化的要求；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确实已经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八大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文件也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这一判断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整个中央集体所做出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在表述上有一些毛病，比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会使人误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基本精神是合乎事实、比较科学的。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对社会矛盾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社论指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关系的总看法。
八大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不久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八大的正确论断作出正式修改，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这使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这一历史教训说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论断的正确性，并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是否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工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还因为他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和他的伟大历史使命感。他深知，中国要摆脱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工作。1963年9月，毛泽东的一段讲话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思想。他说：“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从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出发，毛泽东对发展经济，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是非常重视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特别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
（三）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这是毛泽东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必须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有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萌芽。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 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实行这个方针。
毛泽东指出：“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从总体上区分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而实现的。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将长期存在。积极因素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消极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是反动势力，是破坏因素。积极因素越多，消极因素越少，就越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但互相对立和排斥，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由于各种原因也会产生消极因素，这是积极因素向消极因素的转化。因此，不但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而且还要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怎样正确实行这一思想和方针，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内必须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非关系等，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明确指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不能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而要实行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充分肯定过去镇反、肃反必要性的前提下，同时提出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用正确的政策，转变反革命分子，这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利的。“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在处理党内矛盾方面，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的时期强调统一性多些，有的时期强调独立性多些，但无论何时何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普遍适用的，巩固和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是前提条件，绝不允许破坏这种统一。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还要把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包括地方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和地方之间的同级关系。“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处理好地方之间的同级关系，应该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原则。
第二，要从经济工作的各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毛泽东提出了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在利益分配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必须有顾全大局的思想。毛泽东提倡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享有企业内部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在总结“鞍钢宪法”时，明确把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作为一项根本内容提了出来，即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这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矛盾。
第三，怎样才能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论十关系》的基础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就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毛泽东强调，人的因素是社会主义建设诸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因素。他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体现，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我们党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行动。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文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约，初步建立起了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本身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有没有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而又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在分析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是在1953年11月。当时毛泽东与有关同志进行了两次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各种问题，然后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这里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事实。
针对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不懂得正确处理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毛泽东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时，在他所加的两段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和斗争，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矛盾，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式也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与斗争。他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毛泽东论述这十大关系的目的，在理论上是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仍然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社会，而决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在实践上是要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了具体深入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且矛盾广泛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又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矛盾的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不同于其他阶级社会矛盾性质的新型矛盾的重要观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与其他阶级社会的矛盾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但它在一般情况下不占社会矛盾的主导地位。为了更好地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毛泽东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流；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普遍地、大量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流。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最显著的特点。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禁区，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矛盾与斗争的错误观点，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它依然存在着矛盾，并且充满矛盾。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认识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就能进入更高的认识境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把钥匙，使中国共产党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态度和理论分析工具，以处理各种矛盾和斗争。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是贯穿于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决定、制约社会的一切方面、过程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规定或影响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它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于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毛泽东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毛泽东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和对斯大林有关错误的纠正。自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社会基本矛盾”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术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较之以往一切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因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是相适应的，它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非对抗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也是适应经济基础不断发展的要求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
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不断解决。这就是说，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改革来完成，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方法使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这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统一安排，合理地使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其作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这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和思想支持。第三，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领导力量，它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党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俱进，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及时发现和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使上层建筑能够更加适应经济基础不断发展的要求。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根本的保证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基本上相适应外，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中，往往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这就限制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限制了企业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当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在利益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全民所有制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具体表现为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但是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方面，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在分配方面存在着平均主义的现象，等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有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国家机构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不正之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和某些决策，由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凡此等等。在政治制度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论是民主形式还是发扬民主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受到很大影响。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必须正确处理好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种基本适应情况下的局部不适应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结合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一般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的某些具体矛盾解决了，而某些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说：“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和不断解决，从而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和不断解决，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随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完善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适时调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和杰出贡献，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
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们党和政府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出现了空前团结统一的局面。这种情况却使许多人发生了错觉，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了，矛盾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了。特别是在国际上出现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兰、匈牙利事件，我国出现少数人闹事之后，许多人仍不敢正视客观存在并日益公开化的社会矛盾，尤其不敢承认在我国人民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将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如何从理论上正确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正是在这种条件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后来经过修改，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这个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的正式形成。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条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这就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其次，要弄清楚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再次，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会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民主的方法，即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在人民内部不可由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毛泽东指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共产党人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时，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根据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中心思想。提出“主题”思想的依据是：
第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运动的实现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不断解决来完成的。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和国家集中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把它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事实上也就抓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还很不完善，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是制度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矛盾的体现。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的途径很多，但毛泽东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他指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第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因此，所谓工业化道路决不只是工业本身的问题，它还反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中国的工业化才能胜利实现。
第五、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国家、社会的安定。因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转化。这主要看能否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恰当，矛盾可以化解；处理不当，不但矛盾不能解决，而且还可能使矛盾尖锐化，产生对抗，造成社会动乱。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分析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的矛盾，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当然，这一公式主要是侧重从政治思想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必须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解决的原则，不能简单化地套用一个公式。
在经济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对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从经济上妥善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鉴于苏联在农民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教训，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提出了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争由争论。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学派。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实践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办法。
在民族关系方面，坚持各民族团结平等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真诚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方针。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
人民内部矛盾还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有时这种表现是突出的、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国家负有领导的责任，因而如何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诸如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或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等等，都直接涉及到人民内部的问题。对于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领导机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去解决，而应当采取民主的办法去解决，更要防止矛盾激化。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这个矛盾会转化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这一时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议论的重要问题。1957年2月—4月间，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中，都讲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特别讲到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问题。2月24日，他在同石家庄市、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意见，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这次提的意见来看，对付敌人的意见不提了，而提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批评领导，对领导提意见。一切问题集中到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这是新情况，这是好事。因为敌人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3月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党员干部会上讲：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表现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一时解决了的，以后会长期有的。3月24日，他在湖南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机关的矛盾，更确切地讲就是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领导得不好。 4月27日，他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刘少奇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领导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
195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社论着重谈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需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集中的表现出来。”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社会的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人民内部矛盾。今天，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今天我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比建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复杂。今天，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呈现多样性，涉及人员群体化；矛盾冲突涉及的利益层面普遍化。在今天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人民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当代中国乡村矛盾冲突的主体已经明显地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府，农民的体制内抗争显著增加，体制外的抗争行动也时有发生。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学说，对于今天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良好的矛盾处理机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及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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