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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回国以后，听到了不少关于南斯拉夫的议论。有的同志说：“你在南斯拉夫工作 了五年多，该有点发言权了。你说南斯拉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总是这样回答：“对了 解一个国家来说，五年算什么!?我生在中国五十年，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什么发言权。”历史已 经多次证明，小平同志最近对马歇说的一番话是十分有道理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是肯定要犯已 错误的。”
本着这一精神，我觉得有义务老老实实地介绍一些南斯拉夫的目前情况。
从1979年起，在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中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主要表现是： 外债高达200多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40％以上，失业、待业人数约80万，工业生产出现 萎缩，人民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南斯拉夫的报刊杂志和公开言论毫不隐讳地在天天谈论这些困难和问题，探讨形成困难 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这也都是我们平时同南斯拉夫同志交谈的中心议题。 这次在我离职回国前，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和交谈。
南共联盟中央执行书记德鲁洛维奇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南自治理论研究中心专门 向我介绍了自治制度的发展状况。此外，也听到了不少教授、学者、记者、官员和普通群众 的意见。概括起来，他们对南当前形势的分析有以下几点是值得介绍的：
一、关于形成困难的原因
形成困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普遍认为：有国际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而后者是主要的。
至于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七十年代后期，国际上的贷款已不像从前那样“有 利可图”了；而且世界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直接“引入”了南斯拉夫。这种“进口的通货膨胀 率”占南国内膨胀率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主观方面，事实证明，南斯拉夫近十多年来实行的某些具体的经济政策是失策的。现 在这些政策产生了综合性的后果。它首先表现在整个的社会消费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即南斯 拉夫经常所说的”消费过热”。所谓消费过热，首先指的是投资消费、共同消费(包括科、教、 文、卫生、社会保护等开支)和个人消费都超过了实际的物质可能性。
从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二十五年中，南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5％，发展 非常迅速。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基建战线越来越长、投资率越来越高(每年增长约 8％，大大超过社会产品的增长)的危险倾向。例如， 自从1965年实行所谓权力下放的经济 改革以后的十年中，每年的投资率(总投资数额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40％以上。 以 1974—1976年三年的平均投资率为例，西德为21％，美国为17％，苏联一27，6％， 日本一 33．7％，而南斯拉夫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投资率竟达41．3％。
共同消费和一般消费(国家行政和国防开支)两项约占国民收入的38％。据官方材料， 南一般消费、共同消费再加个人消费，这三项约占社会总产值的65％左右。连投资消费加在 一起，则大大超过了社会产值的总额。超过实际物质可能的高度消费必然导致供求关系的破 坏，引起通货膨胀和内外债务的剧增。据南共盟中央领导人告知：在超过现实可能的巨额投 资中，有25％左右依靠外债，40％依靠国内银行的贷款。每年的财政赤字约占国民收入的 4％。国内很行贷款中有相当的数额(一说为40％)是靠印发新的钞票来支付的。
同时，由于投资率过高，企业的剩余资金不断减少，直接影响了生产。久而久之，必然 出现“坐吃山空”的局面。所以，南《新闻周刊》杂志说，如果再不改变政策，南将成为一 栋“完全建筑在债券之上的空中楼阁。”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消费和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消费大大超过现实的物质 可能，这是南斯拉夫当前经济困难最突出的原因。
除此以外，南在工业结构、外贸政策、贷款政策、外汇管理、物价政策等许多问题上也还 存在不少“失策”之处，这些都是南斯拉夫正在改变或研究的问题。限于篇幅，对这些方面 的问题暂不论及。
二、关于困难原因的分析
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过热”的现象?而且，南共盟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至少 在1979年就提出投资率过高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为什么难以很快消除这种局 面呢?
南自治理论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对我说：现在有人把当前困难的原因推到自治制度身上， 在国外也有人诋毁自治制度，认为现在出现的一切恶果都是由于自治造成的。他说， 这些 “分析评论家”中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的，有的早就是自治制度的反对派，但也有一些人是， 因为他们对南斯拉夫当前真实的情况缺乏了解。
的确，从表面上看来，觉得投资率过高是由于过份分散所致。同时，也就很自然地把“分 散”与“自治”等同起来。南斯拉夫官方的看法是与此相反的。他们说，“分散”的原因并不 是因为自治太多了，而是因为真正的自治原则并没有得到贯彻。所谓自治的实质，不外乎是 让劳动者成为物质财富的真正主人，使之成为包括决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主人，然后在联 合劳动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整个社会的统一和协调。
但是， 目前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却远远没有做到上述理论上的要求。据我们在采访中所 掌握的材料来看，南斯拉夫官方几年来一直批评的“自治制度发展的停滞状态”和“理论与实。 际脱节”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
1976年通过了《联合劳动法》后，全国纷纷建立起了32，000多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但 这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完成了“任务”，而在它们的实际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于是，全国 规定在1979年必须完成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建设，由于要“限期完成”，所以 很多企业就“照抄照转”，相互抄袭，也算从形式上“完成”了建立规章的“任务”。就从这时 算起，至今也还不到三年的时间。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南经济上又出现了困难，反过来也影响 了自治制度的贯彻。
据南斯拉夫自治理论研究中心的同志说， 目前大约有50％以上的企业没有按照自治的原 则实行按劳分配。在绝大多数的企业中，工人还不是真正的主人，不少地方自治制度流于形 式。实际上掌握生产、投资、分配大权的不是工人，而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以及区一级的党、 政领导机关。
因此，南官方舆论认为：“地方主义”、“共和国主义”、“地方集权主义”等现象是南斯拉 夫当前出现困难形势的关键问题所在。有人说，南斯拉夫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自治，而在于把 过去的一个中央集权制变成了八个(指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地方集权制”。
这种地方集权制，严重地影响南斯拉夫的统一市场，它们相互封闭，争相投资，都想先 把自己的“领地”建设成“天堂”，同时也大大妨碍了企业自治制度的发展。这种局面造成了 全国基建战线的恶性发展，要投资、争贷款，各自都要“大、洋、全”，形成极大的浪费。例 如，南斯拉夫现有十六家汽车制造厂，超过了几个北欧国家所有汽车厂的总和；每个共和国 都有“自己的钢铁厂”，都要有“自己的”最现代化的体育场、高级旅馆……；全国的纺织厂竞达 600个之多；全国60个区却有100多个建筑公司；仅在西德一国就驻有150多个南斯拉夫的商 务代表处。
地方集权者为了加强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力，也不肯认真地去发展自治关系，而宁肯让自 治流于形式。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仍是由领导机关和企业经理来决定。各共 和国由于进行盲目的重复的投资，使不少企业无法赢利，致使全国有1/3的企业经常亏损或 处于亏损边缘。为了地方集权主义的“利益”，他们宁肯从地方财政中去拨款“贴补”这种亏 损企业。因此，又出现了亏损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按劳分配的原则受到破坏，工人生 产的积极性下降。
在一次工厂采访时，我同工人们漫谈自治制度出现停滞的原因，有一位工人说：“自治的 理论是不坏的。但是，权力这个东西是甜的，谁也不愿意把它从自己的嘴里吐出来。所以， 看来自治制度也不可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完成的。”
三、产生地方主义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地方分散主义”、“共和国主义”或称“地方封闭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 等，并非始之今日。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源时，必须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在南斯拉夫的历史上，各民族从来没有统 一过。就是从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一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告成立(1918年12月1日)算起至今也 不过六十四年。而实际上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铁托元帅的领导下才把这块土地 上的各个民族焊接成了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对于完全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消除多年来 在他们之间所形成的经济、文化以至感情上的隔阂和距离，三十几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因此，南共联盟在制定对内政策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严格贯彻各民族平等的原则，必须照顾 到各民族和共和国的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照顾各民族和共和国的利益的同时， 如何使之与全南斯拉夫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六十年代初整肃了 兰科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七十年代初曾发生了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八十年代初又出现 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历史不断证明，既要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又要维护全联邦 的统一利益，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却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才能 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二，铁托去世的影响。多兰茨曾多次说，南斯拉夫不存在一个什么“铁托之后的时 期”。这句话是指南斯拉夫今后仍将贯彻铁托同志的路线，在这一方面不会发生改变。但在实 际工作中，南斯拉夫同志并不回避谈论铁托去世的影响。很多人对我说：“有铁托和没有铁托 是大不一样的。”1979年秋，科索沃就有闹事的苗头，但铁托到那里去了一趟，立刻就化险为 夷了。又有人说，“过去遇有争论不休的问题，铁托说一句话就解决了；而现在谁也没有铁托 这样的权威，问题的解决就不那末容易了。”还有人说，“铁托的去世，至少使我们失掉了一个 最高的裁判员。”
我曾问过一位南新闻界的知情人士：“是否可以认为，铁托去世以后，民族主义和地方主 义又泛滥起来了呢?”他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民族主义并不是在铁托去世后才开始存在的。 应该说，铁托之死对解决民族问题，在实际工作上增加了一些困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同时应当看到，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暴露更彻底一些了。这对我们痛下决心去克服困难则是 有益无害的。”
第三，“权力下放，并不等于实现了民主化。”，南斯拉夫官方、理论界和新闻界在分析当 前局势时，有不少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权力下放，并不等于实现了民主化。权力的分散 和民主化是两回事。1965年后，联邦一级的权力逐渐下放到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实践证明， 在自治制度还没有能力行使权力之前，旧的制度应逐步转变，而不能急于取消，否则，权力 即使下放了，也不过是把过去一个联邦级的集权制变成了八个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分散了的 集权制”，有人称之谓八个独立王国。
生产关系的民主化，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集中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民主科 学的方法；反之，分散的形式也可保留极端官僚主义的内容。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南共联 盟内部据说有两种态度：少数人认为今后应当更多地采用中央集权的方法和行政干预手段； 大多数人认为，必须从实质上真正推进自治关系的发展，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重要问题的统 一和集中。
在分析南斯拉夫当前的形势时，无论是内部和公开舆论，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今后应如 何加强党的作用。
四、关于共盟的作用
“共和国主义”和“地方集权主义”必然在南共联盟内部有所反映，这集中表现在关于 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讨论，也即所谓企图把党“联邦化的倾向。”
今年6月在南共联盟举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讨论得非常热 闹。从科索沃事件以后，共盟内部即开始酝酿如何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十二大就此作出了 结论，强调必须保证党的统一，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对如何保证集中作出了一些 新的规定；过去，共盟中央在作出决议之前，必须征得各共和国共盟中央的“同意”。有人认 为，“这种作法，无疑是错误的”。据说，现在正在研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将改变过去必需协 商一致的原则，而改为通过民主讨论，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通过的办法。
我们经常问：“南斯拉夫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是：“绝不能把统一的南共 联盟变成八个党。”南自治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说：“谁应当对当前的困难负责?首先是我 们南共联盟自己。党的作用不在于它去完成某项具体任务，而在于它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 这是我们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的唯一保证。”
五、对前途的展望
我个人无力对南斯拉夫克服目前困难的前途作出精确的估计，这里只能引用他们自己的 些看法。
南共联盟原中央执行书记德鲁洛维奇在我临行前与我谈话时，他郑重地说：“我们的困难 是清楚的，但我们的报刊经常愿意把这些困难加以夸大，这是南斯拉夫的习惯。不过，这样 也有好处，可以更好地动员人民正视困难，这比整天谈论自己的成就更有好处。我可以告诉 您，现在南斯拉夫的人均国民收入，比公布的数字要高得多，我们宁肯公布一个较低的数字， 因为这与国际银行的贷款政策是有关系的。另外有一件事；可能您还不知道。不久前西方国 家向我们提出了可以延期偿还债务的表示，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如期还账，这关系到我国的 信誉。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的经济情况会有较大的改变。” 一位汽车加油站的工人同我聊天时，说：“困难、困难，到处都在谈困难，全世界哪个国 家没有困难?!现在我们只不过是难以买到进口的咖啡和苏格兰的威土忌。物价上涨，可是工 资也在上涨啊！“1948年，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喝咖啡和威土忌，不是照样渡过困难吆！
回国以后，就在几天以前，我们有机会同刚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的南斯拉夫《政治报》 驻京记者兰契奇谈起了南斯拉夫的形势，他说：“困难还可能增加，不排除会发生小规模的罢 工和闹事，但我们试图选择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防发生波兰那样的事。”
离开贝尔格莱德前，我个人最后的印象是，从市场供应来看，仍然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好得多。据说，只有匈牙利的食品比南便宜一些。现在贝尔格莱德农贸市场上，二只大个 儿的鸡蛋卖7个第纳尔，一公斤新鲜猪肉148第纳尔。但七月份全南斯拉夫的平均工资是12000 第纳尔。我们1982年8月离开南斯拉夫时， 1元人民币折合25个第纳尔。至于今后的发展， 那只有请将来的目睹者向我们提供更新的、第一手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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