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共产党执政，从1917年算起，至今有90年历史，在这近百年的执政历程中，有辉煌的成就，也有失败挫折。造成失败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执政的理论支柱，从而出现了大的理论失误。程朱理学的核心命题为“理在事先”，先有此理，后有此事，理论错了，会导致实践上的失败挫折。出现理论失误的根源，首先是理论准备不足，这同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旧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了300—500年时间，并孕育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这类似于生物演化过程，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已有了理论准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在资本主义母体内产生，而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这类似于宇宙大爆炸产生星球，因此，社会主义的建立，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特别需要在理论上有所创造。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①这里所讲的理论基础是指的唯物史观。建立社会主义，只有理论基础不够，还要有一套理论体系，共产党执政面临到理论创造这一任务。
理论创造属于精神生产，为知识界人士的专职，其中的杰出人物被称作圣人、贤人、哲人、智者，今称思想家。但思想家创造的理论大多不包含革命的内容，革命家要进行革命，需要自己创造理论，其中最突出的有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二人都是先创立理论，后成为领袖。政治家（特指主政者）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如秦始皇创立郡县制，隋文帝创立科举制，拿破仑创立法典，俾斯麦创立社会保障制度，但从没有一位政治家进行过理论创新。其原因很简单，进行理论创新，要经历长期的研究思考，其必备条件是甘于孤独寂寞，特别是那些开创新理论体系的哲人，都是最孤独寂寞的人，正如李白诗中所说：“自古圣贤皆寂寞。”政治家都身兼数职，日理万机，是最忙碌的人，也就根本没有条件创立普遍适用的理论，最多只能做些政策方针的论述，就事论事，不能普遍应用，只能算是一种总结报告。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采用一种亘古未有之举措，斯大林作为最高当权者，自己创造理论，而且只能他一人创造，可称为个体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并非社会主义所固有，其产生带有偶然性，起于一种误解。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并非唯一的领袖。当时革命面临到思想阻力，一是恩格斯讲的经济发达国家同时革命说；二是伯恩斯坦的和平过渡说。列宁冲破这两种思想阻力，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取得成功，成为革命领袖。显然，列宁的道路是先创立理论而后成为领袖和主政者。继任者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主政者都能创造理论，就接着一个个都来创造理论，著书立说，并被奉为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斯大林走的道路同列宁相反，是先成为领袖而后去创立理论，导致领袖垄断理论。斯大林终日忙于政务，无暇思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照搬马列的理论。马列主义内容极其广泛，斯大林照搬哪一部分，同当时具体条件有关。十月革命和三年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说是革命党的理论支柱，这一理论是一种社会历史观，适用范围甚为普遍，当苏共成为执政党就延续下来，作为理论支柱。当时苏共派别林立，列宁于1924年1月辞世，斯大林主政，为了打击反对派，就特别突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又派生出两条道路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1938年反对派已除尽，苏联又面临战争威胁，也可解释为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这样阶级斗争说就长期成了苏共执政的理论支柱。
斯大林主政30年，在理论战线上留下了两道框框，一是确立了以阶级斗争说为执政党的理论支柱，二是形成了领袖垄断理论的传统习惯。这两道框框为各国执政的共产党所效仿，导致执政党思想停滞，理论水平低下。在斯大林去世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打破框框的举措，道路漫长而曲折，直到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提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针，这是工作重心的转移，由于倡导“不搞争论”，理论上的难题并未解决，而是搁置下来。斯大林设置的第一道框框打破了；第二道框框（领袖垄断理论）也开始了解放。人们说，真理标准讨论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还有所谓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仔细推敲，所谓思想解放是指破除旧理论的束缚和领袖权威的束缚，但破旧并不等于立新，如破除了阶级斗争说这一理论支柱，并没有确立新的理论支柱。由于光破旧不立新，导致人们思想迷茫，无所适从。有人歌颂改革，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改革而加以责伐。有人否定“文革”，也有人赞扬“文革”，主张再来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流媒体宣称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人说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外媒体称之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这样认识。原因在于，这一理论只是一些政策方针论述，缺乏原理分析，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当前中国各种思潮迭起，思想最活跃，也最混乱。如我们一向认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正统，今年2期《炎黄春秋》上有人著文说，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列宁、毛泽东搞暴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了思想，但这样的解放思想并不能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只会导致思想更加混乱。可见思想解放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得思想活跃，也能导致思想混乱。当前中国理论界的思想状况，同100年前物理学界的状况颇为相似，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物理学界认识很不一致，争论激烈，思想迷茫，20世纪前20年，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创新，出现了量子力学，才解决了物理学界的思想认识问题。当前中国理论界思想迷茫的原因，是光搞思想解放，缺乏理论创新。30年前，靠思想解放便可拨乱反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是思想越解放，就越混乱，只有理论创新，提出有说服力的新理论，才能拨乱反正，克服分歧。光靠应用理论创新不够，还要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创新，才能解决执政的理论支柱问题。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是以阶级斗争说为理论支柱，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执政党的理论支柱问题。
共产党成立即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指导革命实践有一套理论基础。取得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进行执政实践活动，理所当然的应有一套理论基础。共产党无论是革命党或是执政党，有个共同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立党为公。革命是为民，执政也是为民。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是历史方位的大转变，而革命和执政有大不同之处，主要有如下六点：第一，目的不同。革命是要推翻旧政权，执政是要巩固现政权。第二，途径不同。革命走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途径，执政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法治途径。第三，方式不同。革命采取激进方式，执政采取渐进方式。第四，规则不同。革命的规则为乘乱夺权，执政的规则为克乱求治。第五，基点不同。革命的基点是破坏，执政的基点是建设。第六，重点不同。革命的重点是斗争，执政的重点是和谐。关于革命与执政的区别，我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载《探索》2004年2期）一文中有详细说明。即然革命与执政有诸多不同，指导这两类实践的理论自应有所不同，理论基础也不应完全相同。为了探索执政的理论基础，先从革命的理论基础谈起。
一、 革命的理论支柱——阶级论
共产党人的实践与理论活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不仅现在这样讲，从共产党创立时起就是这样讲的，恩格斯在《书评》中说：“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2）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理论源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属于理论基础，二者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又包含有诸多的原理、观点、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广泛而博大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进行理论与实践活动，笼统地讲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就不知何者为基础，而应当是找到一个特定的论域作为理论基础，这一特定的论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部分，我们特称之为理论支柱。对此可借鉴自然科学。搞工程建设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这只是说明了一般性，而没有说明特殊性。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应用力学，有热力学、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等等，分别成为热力工程、水利工程、建设工程的理论基础，即是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也有类似情况，如建党工作以建党理论为理论支柱，文艺工作以文艺理论为理论支柱。赖有理论支柱或应用理论，才能使理论基础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诞生之日起，其历史任务就是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都是围绕革命来进行，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由于革命是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具有特定的目的，也就需要有个特定的理论基础，即理论支柱，这个理论支柱就是阶级论。
阶级论是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的总和，后二者合称为阶级斗争理论。革命实践和革命学说都是以阶级论为理论支柱。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的结束语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3）显然，《共产党宣言》就是革命党宣言，既包含理论观点又包含行动纲领。宣言开宗明义的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稳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4）可见，这篇革命宣言，其理论支柱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源于对阶级斗争的考察。恩格斯于1881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5）又在该书序言中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6）列宁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特别注重阶级分析方法，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上各民族、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仃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浊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7）斯大林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将历史唯物论归结为阶级斗争观点，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8）由上述可见，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到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的100年时间，共产党人乃至革命领袖，其实践活动都是以阶级论为理论支柱，指导思想，在20世纪前50年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是以阶级论为理论支柱。
二、阶级论的局限性和适用性
阶级论适应革命的需要，曾经长期用作共产党人的理论支柱，指导思想，其影响极其深远而巨大。而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需要一套适合于执政条件的新理论，却出现了理论缺位状况。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创举，面临到一些新情况。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前，早有一套现成的执政理论，如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始于秦朝，而在此之前有200多年的百家争鸣时期，为封建主阶级提供了执政理论。欧洲从15世纪开始有200多年的文艺复兴时期，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执政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而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如何执政这一历史性主题，则是一片空白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最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程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后苏共成为执政党，缺乏执政理论，本是先天不足，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偶然事件，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高层领导出现分岐，存在一个反斯大林的派别，斯大林为了对付反对派，就特别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镇压反对派，开辟了用专政取代执政的先例，习以为常就有了惯性，各国共产党执政后都“以俄为师”，走上了以专政取代执政的道路。缺乏一套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作指导，这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代在呼唤理论创新。“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执政是一种新的实践活动，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论支柱，弄清这一新的理论支柱是什么？同阶级论有何关系，首先要对阶级论本身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分析，20世纪后期出现的耗散结构理论给我们以启示。
耗散结构理论指明，宇宙的演化有个从一到多的过程，最初宇宙间充满了完全相同的氢粒子，由相同的粒子结合成近百种原子，原子又结合成几千种分子，大分子结合成单细胞生物，最后演化出几十万种动植物。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个从一到多的过程，原初是一个个相同的部落，只有一种职业那就是采集狩猎。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职业集团，据国学家钱穆考证，中国在4500年前，唐尧部落专门生产陶器，虞舜部落专门从事种植，两个部落又是两个职业集团。在出现了职业集团之后，又相继出现了阶级集团、政治集团、宗教集团、文化集团、民族集团等等。各个集团相互交叉，如工人群体以作工为职业，是个职业集团，同时又是个阶级集团：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集团，扮演不同的角色。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是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要确定海德格尔是谁，人们先是选择了一个坐标系或参照系，以政治集团为坐标，可以判定海是纳粹分子，原先国际法庭要按战犯加以审判。后来没有审判，那是以文化集团为坐标，认定他是位哲学家，只是为纳粹提供些文化资源。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已形成个多元化社会，有多种社会集团、多个领域，人同时处于多种社会集团中，也就具有多种属性。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的要选择坐标系，以前常讲的从阶级观点看，现在常讲的从某一视角或某一侧面看，都是指从选定的坐标系看。以前人们常说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就是阶级斗争观点。这种观点确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阶级分析方法，是从阶级出发观察历史和社会现象，确认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一切社会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思想都带有阶级烙印。
阶级论包含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立场没有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利益完全一致，也就不存在阶级局限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将多元社会看作一元社会，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也就有了局限性。如将人类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只是以阶级为坐标立论，而以生产力为坐标立论，完全可以说人类历史是生产力发展史。社会上存在多种集团，不仅只有阶级集团，集团之间有斗争也有协同，不仅只存在阶级斗争。公元10到11世纪的欧洲，发生了近200年宗教战争，主题是两个宗教集团的战争，同时也包含封建主掠夺土地财物的阶级之间的战争。对当今世界，也无法单纯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如苏联解体是民族宗教冲突、政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民众与政府冲突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世界上某些地区出现的民族宗教冲突和恐怖活动，也不能都归结为阶级斗争。至此可以看出，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用于说明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都有其局限性，不应视作普遍真理。
阶级斗争观点的适用范围，因历史条件而异。大致说来，社会秩序平稳，生产关系尚能适应，则生产斗争实践或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政治集团昏庸腐败时，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势在必行，则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矛盾尖锐，旧政权腐朽没落，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全国人民呼唤大变革，阶级斗争、革命正是解决各类矛盾的突破口，正适合了这一变革形势。在20世纪的前50年，有诸多贤达提出过“科学教国”、“教育救国”、“实业教国”的主张，不适合当时的形势，无法实现，唯有革命、阶级斗争最为适用，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适用性。革命是破坏旧世界，执政是要建设新世界。旧世界是已有的，破坏起来问题简单；新世界是不存在的，建设起来要复杂得多。故革命比起执政来，面临的问题要简单得多，时间要短得多，故阶级斗争理论对革命完全适用，而对执政不能照办应用，更不能作为执政的理论支柱。
三、从阶级论到二元选择论
阶级论包含有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三部分。阶级立场是标明主体性质，其实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原则。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方法和手段，由于在革命阶段具有特殊的功效，成为共产党人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阶级斗争理论确认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要坚持阶级斗争，对多元社会只选择阶级作为坐标系，是一元选择论。人有多种属性，医生以自然（生理）属性为坐标，方可进行治疗。与此类似，革命党以阶级属性为坐标，方可进行革命。之所以作一元选择，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故一元选择论同时也是决定论。因为革命党的任务是单一的，只领导阶级集团进行革命，社会上的职业集团、宗教集团、民族集团等等，同革命关系不大，均在视野以外，面对的是一元（阶级）社会。而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面对的是多元社会。执政党的任务是多元化的，要领导政府和各种社会集团。革命同生产无直接关系，革命党勿需关注生产力发展问题。而发展生产力，解决民生就业问题，为执政党最关注的大事。此外，民族宗教事务、对外关系、环境保护、人身保护等等，也是执政党所关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执政是要创造尚不存在的新世界，其选择空间是很大的。可见，革命党可以只以阶级集团为坐标，作出一元选择，唯一目标是夺取革命胜利。执政党则要选择多种坐标，进行多元选择，综合考虑多种目标。多元选择或者说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是具体科学常用的分析方法。我们是要探讨执政学说的理论支柱即理论基础，就不能由某一种具体科学来担当，而要将多元概括为二元，即是将科学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革命学说和革命实践的理论支柱为阶级论，是一元选择论，也是决定论，属于历史唯物论哲学范畴。执政学说和执政实践的理论支柱为二元选择论，也属于历史唯物论哲学范畴。革命学说与执政学说是并列关系，其两大理支柱——阶级论与二元选择论，也是并列关系，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二元选择论是笔者于1988年在《一元决定论与二元选择论》一文（载《人文杂志》1988年3期）中初次提出，又用这一理论阐明了多种问题，现简要介绍下这一理论，并说明它何以能作为执政学说的理论支柱。
恩格斯在谈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是从简单事实出发，我们谈二元选择论，也从简单事实出发。人为了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为了生活的更好，就要发展生产力，正是人求生向上的本性，决定着人的第一选择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则人类社会就沿着发展轨道前进。发展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发展轨道就成为发展规律。发展规律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及推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发展的规律，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发展规律是由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所推动而形成的，这个道理简单易明，不必多言。此外，人还进行阶级斗争实践、革命实践以及各种政治实践、执政实践，形成了一条社会规律，需加以说明。
进行生产活动，首先要有生产资料才能造出产品。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财富，一个集团占有的多，一个占有的少或一无所有，产生了经济地位的差距，并由此引起了社会地位（核心是政治地位）的差距，这种差距又引起了集团之间的斗争。在阶级社会，最主要的集团斗争是阶级斗争。劳动阶级处于社会底层，在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上与剥削阶级存在巨大差距，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减少和消灭这一差距，争取平等。平等是指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同平等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公正，公正与公平、公道是一个意思。公正所回答的是：如何执行规范，能平等地执行是为公正，否则是为不公正，故公正是特定规范内的平等，官吏腐败是最大的不公正。平等所回答的是规范本身的性质，体现的平等程度高，是为先进的制度；体现的平等程度低，是为落后的制度。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社会在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有两种力量在推动，首先是人民群众进行的反对不平等的斗争，阶级斗争、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反压迫，反剥削，一句话就是反不平等。其结果是打碎了旧制度、旧规范，解放了生产力。正因为革命、阶级斗争以及各种反不平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也就必然推动社会沿着平等轨道运行。第二是来自于上层的改革。因为过度的不平等不公正，会引发动乱，危及到上层。同时，过度的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压制了劳动者积极性，阻碍了发展，对上层也不利，故上层也有改革动力。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公正的执行规范，通过革命或改革两种方式，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运行。人类社会的冲突不仅限于阶级斗争，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职业集团的冲突，都源于不平等，有不平等就会有反不平等的斗争。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且必然选择发展与平公。政治集团、执政者的选择符合两条轨道，就能保持社会稳定的发展，长期的偏离任何一条轨道，都会引起社会动荡。执政者能改弦易辙，回到两条轨道上来，就能支持下去。如一直偏离两条轨道，就会被推翻，新的执政者又回到两条轨道上来，其结果是执政者必然会选择发展和实现平等公正。人民群众和执政者最终都会选择发展与平等公正，社会最终必然沿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进行，这就是二元选择论。
以上是从历史事实来讲的，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也可以引伸出二元选择论。马克思主义确认生产力是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则生产力自然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确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其所创造的必然是逐步走向平等公正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确认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自然是推动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可见二元选择论是从唯物史观中延伸出来的，也就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接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就要创造平等公正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实现平等公正，因此，二元选择论并非抛弃了阶级论，而是吸收了其能适用于执政条件的成分，通过民主法制途径以实现平等公正的目标。
四、从二元选择论透视执政
二元选择论之所以能充当理论支柱的角色，在于它对共产党人的执政实践和执政理论能够透彻的说明，并能深刻的揭示其成败得失。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起，共产党即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在此之前，毛泽东即开始探索和回答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这一探索围绕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进行。他于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0）又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就是平等作风，这就为执政党确立了基本的行为规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27年中，执政党就在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上转来转去。每当两条轨道同向，便能顺利的推行，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既可以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平等，又可以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些都属于执政实践活动，由于两条轨道同向，故进展顺利。每当两条轨道不同向，发展与平公不可兼得，便面临两难选择，最典型的是包产到户问题。1961年时在部分地区试验包产到户，到1962年初已证明能够增产，邓子恢极力主张推广，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这些领导人是从发展生产力出发，要沿发展轨道走。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会损害集体经济，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要沿着平公轨道走。1962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11）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集体一部分倾向于发展，主张发展优先；一部分倾向于平公，主张平等优先。这本来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问题，毛泽东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人们都对以往搞了20多年的政治运动（包含“文革”）深感困惑不解，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于以革命理论或建设理论立论，而政治运动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建设，理论上无法解释，就笼统地说成是“左”倾。以执政学说立论，问题迎刃而解。政治运动是由执政党领导的一种执政实践活动，其目标是巩固政权，其途径是沿着平公轨道走。因为政治运动主要是整治官员的腐败、特权和篡权分子，本质上是反不平等、反不公正，却不恰当的称之为反修防修。纵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27年中，前13年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的5年中，几乎用全部精力放在解决发展经济的问题，在世界政治家中实属罕见。1962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个转折点，毛泽东在会上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12）从此以后，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发动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领导的27年中，其执政思想有时倾向于发展轨道，但大部时间倾向于平公轨道，常令人困惑不解。
搞政治运动原意是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运行，其结果是背离了平等公正轨道。因为公正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运动抛弃法制，就无平等公正可言。同时“文化大革命”又对生产起破坏作用，这就严重地背离了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论者都认为，毛泽东领导革命，一向讲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胜利，后来不讲实事求是，导致了错误。那么一生讲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为什么不讲实事求是了呢？以思想路线立论无法回答。从二元选择论看来，毛泽东领导革命，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理论支柱，革命、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轨道走，讲实事求是。而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继续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支柱，并非不想讲实事求是，而是受阶级斗争观点的局限，不可能讲实事求是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人称之为政治路线，准确地说是一条执政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路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当今的生产力状况市场经济能有效地推动生产力发展，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市场经济是沿发展轨道走，而偏离了平公轨道，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成功者富了，失败者穷了，这就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实行对外开放，确能推动经济发展，其结果是沿海地区先富起来，扩大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中，社会靠近发展轨道运行，而偏离了平公轨道。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来纠正这一偏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是沿着发展与平公两条轨道运行。
十六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会上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发展统一起来，鲜明地提出了五统筹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从二元选择论看来，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发展与平公两轨道有时同向而相互促进，有时相互背离。革命者是首选平等、公正，推翻旧制度。执政者则有多种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从选择平等入手，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发展。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也是从选择平等入手，但并未能推动发展，也就无法支持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是优先选择发展，结果生产力确有飞速发展，但加剧了不平等，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最后归结为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发展生产力同时保持社会平等公正，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方能实现这一目标，推动社会沿两条轨道顺利运行。科学发展观是以发展促平公，围绕平公求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相互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区域发展，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各地区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切实关注失业、贫因、农民工问题。环境污染危害所有人，但富人有条件逃脱，对穷人的危害更大，产生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也是沿平公轨道前进。一般说来，对外开放的地区和部门易于先富起来，从而扩大了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贫富差距，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也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提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可谓切中时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执政者都面临到发展与平公的两难选择，这是一大历史难题。有些国家由于发展慢而衰亡，中国的满清王朝和印度、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都是由于发展缓慢而仃留在农业文明阶段，抵挡不住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攻而衰亡的。有些国家是在经济发展繁荣的条件下而衰亡的，古巴比伦、古罗马、中国的宋朝和明朝都是例子，现代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菲律宾、印尼也是在经济繁荣中发生社会动乱。其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了，在发展的轨道上孤军深入，更显得不平等不公正，反对不平等不公正的斗争加剧，从而导致衰败和动乱。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纵观中国共产党执政的58年历史，执政党就面临到发展与平公的二元选择，有时成了两难选择。大致说来，前29年重在平公，有些偏离发展轨道，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后29年重在发展，有些偏离平公轨道，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要以发展促平公，统筹解决二元选择难题，可说是执政实践的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的最新进展。这也说明执政学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二元选择论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的一大理论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91页
7列宁全集 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39页
8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页
10毛泽东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页
11毛泽东传（1949--1976）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238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249页
13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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