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自由民主之批判
自由民主主义不是已经成了世界潮流了吗？不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的确，现在民主已经成了一种“迷信”，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完全不必长大脑了，只要跟着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谈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从最高层到最底层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来反这个潮流。也许你会问，你想找死吗？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即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即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下面我就讲一讲，为什么我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问：西方式民主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绝它。
有一种流行的“逆向思维逻辑”或是“乌托邦逻辑”。例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多罪恶，而且他发现这些罪恶与私有制和市场体制有关系，于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恶的方案——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罪恶彻底铲除。但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却表明，现实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并不一致，那些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现在这种“逆向思维逻辑”仍然在国内流行。许多人看到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罪恶，他们也发现这些罪恶和专制体制有关系，于是他们就想，如果换成了民主体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消失了。他们坚信，只要用民主替代专制，我们就可以告别苦难，迎来幸福，就可以扫除黑暗，迎来一个艳阳天。这种极为简单化的逆向思维逻辑几乎统治了所有人的大脑，从卖大白菜的小贩到国家领导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说的是，不存在如此简单的逻辑，即使是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政治腐败、经济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等等，不见得会消除或是缓解，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种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这种逆向思维逻辑，在学理上说不通，在经验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对者会说，你说的仅仅是一种坏的可能，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民主化不会带来好的结局？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拿民族的命运作试验。谁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办法是看看别人的试验。怎么看呢？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数据拿过来，比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先看看它们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后再看看它们的经济发展业绩如何，看看它们的政治腐败的情况怎样，看看它们的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怎样，最后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我将通过基于经验数据的国际比较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选择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世界治理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败水平。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还给出了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基尼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还利用了透明国际关于世界各国腐败的估计值。为什么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指标？因为这两个组织立场偏右而且声誉不错。所以，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既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无话可说。
在比较的时候，我把国家分成了两组，一个是中低收入组，一个是全体国家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组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长率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依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基尼系数直接指示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有贫困发生率，即世界银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所测定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它与民主化程度也没有统计相关性。再把全体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的贫困程度、腐败程度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统计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与腐败指数是高度相关的，r平方值达到0.79。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
我把相对中国来说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的数据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比较。我选择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拿它们来和中国比一比。亚洲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选的是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选了埃及，南美选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同时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这里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数据，经济发展指数是世界银行的，按购买力评价核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长平均值，第一个腐败指数是透明国际的，来自2003年的年度报告，第二个腐败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里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而且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这些可比的国家里，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腐败是居中的，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这里，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对《联合早报》记者讲过的话。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香港都会跟着起哄。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拿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偏好或设想去赌博。有些人对我的这种看法破口大骂，我想原因无非有三种，一是无知，不了解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这些常识，但还是理解不了，三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黄。
与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和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标上——经济增长、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公正，中国的表现根本不比它们差，而且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同样存在，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则是它们望尘莫及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要向那些手下败将学习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抛弃民主迷信，只要能让他们相信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就足够了。但是，要驳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仅仅论证民主无用还不够。他会一本正经地对你说，他之所以喜欢民主，仅仅是因为民主是他所珍爱的价值。民主有用更好，没用也无所谓，他都一样喜欢。什么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没有什么危险的条件下，他还会悲壮地说“不民主，毋宁死”。所以，要彻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还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将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
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地，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地，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按照卢梭的想象，如果我们所服从的对象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那么“服从”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很美妙的事情。虽然我还是要“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基于我的“同意”。对于任何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于同意的统治是非常好的。当大家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统治。这一切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来实现。民选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理论中，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竞争力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套从来就行不通，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人平等，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说不对，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只要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实际上，资产阶级从本性上来说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可以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谁在支配美国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数，也不是什么民意，还是那些有权势的集团。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小结
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节选自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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