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 王 力 雄
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即使是号称民主的社会，权力也是被特权阶级把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财产私有制，却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是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决权力私有要从制度着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觉，一旦革命家离去就会变质，这几乎无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权力去掌握公有的财产，变质的掌权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财产掠为私有，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情况。
最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力公有制的，是仍然保持财产公有制，并且仍然保持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权力所有制的革命能够获得成功，对人类未来有划纪元的意义。
下面介绍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却无法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中生根的制度——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概述
“递进”二字主要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而是指民主的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二字在这里更多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两个部分组成。
按照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结构，首先由最基层的单元组成自治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是委员会委员，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本单元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出委员会的主任。
对本单元，委员会主任的角色是充当委员会决策的日常执行者。
同样，各基层单元的上级组织也成立自治委员会，其委员由该组织所囊括的下级单元的委员会主任构成。那些主任代表选举其的下级单元，参与上一级组织的事务协商和决策，并选举上一级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种关系中，下级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两个委员会，在下级委员会，他是当选人，在上级委员会，他是选举人。这样的关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终由全国各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
这种结构的直观形象就是由多层、多个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整个社会都被这个系统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即各级委员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任自动成为上一级委员会委员。
在这种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成整个社会的“递进民主”。
委员会形式是民主参与的最佳方式。递进委员会系统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包容进不同层次的委员会，等于全民都可以参与民主管理。
不过，协助行政首长履行公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是由行政首长任命。助手有时权力很大，然而这种权力只是出自首脑的委让，仍然是实现首长意志的工具。而工具是不应该自治的。只有不服从即可撤换，才能保证工具的服从和有效。不过行政首长是被委员会有效制约的，所以无需担心任命制被滥用。
始终立足“经验范围”
规模是民主的最大难题。当今世界的民主都是大规模民主，因而无一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议”方式。
真正的民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自治，在代议制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因此就不可能是自治的，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惟有在小范围才能实行——这是递进民主强调“经验范围”的原因。
“经验范围”就是范围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能够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自行完成协商、决策，以及选举。递进民主制的结构是与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一致的，这种结构的每个单元都处于“经验范围”中。
在“经验范围”中，个人的局限性可以降到最低，每个成员对情况都充分了解。而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协商、决策和选举才可能是真实的。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即使到了国家元首与省长组成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他们的能力、修养、资源和信息的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单元都是一样的。
随时选举是关键
递进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随时可以通过重新选举更换当选者。现在这种间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的选举，给了当选者脱离民众意志的可能。
大规模民主不能做到随时选举，是因为每次选举都需要大动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须由选举机构主持。递进民主制的选举在“经验范围”进行，成本低廉，随时都可在无需主持的情况下自发方便地进行，从而能够以随时选举随时制约当选者。
“随时”并不意味会导致频繁的选举，反而因为有“随时选举”的可能性，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会更少。因为这种规则会使每个当选者在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责之前，在头脑中“模拟选举”——即对他的决策和用权，委员会中反对和赞成的比例会是怎样，并随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修正，直到确信得到多数赞同之时才会将决策付诸实行。这使得当选者的决策和行使职责总是能获得多数选举者的赞成，现实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成为无需发生的了。
权力合一
递进委员会把选举、代议、管理合并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统。这从分权学说看是不合理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每个权力集于一身的当选者都处于“经验范围”的“随时选举”制约下，是足以保证其不会滥用权力的。
递进民主制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权。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自治的，已经是一种分权。以往的分权是把公权力根据属性横向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使其各自独立，相互制衡。递进民主制的分权则是多维度分权，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组合与平衡。分权程度更超过三权分立。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公权力以一体方式使用，效率会高，成本会低。人为地将公权力切分成其实是一种防止权力腐败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权分立有时导致三权相互对抗，极端情况甚至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从本质上说，权力横向分割的结构并不合理，就像让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样。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层块内部权力合一，保证高效和灵活；而层块之间递进的约束和制衡，同样可以避免权力腐败，而且是更好的方式。
递进民主制不光是一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民组织，或者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 它是包容所有社会成员，从基层层块不断向上组合的自治体系。每层立法都在下层立法的制约下进行，由下层主导并出自下层需要。如同专制结构不愿意把权力往下交一样，自治结构也不愿意把权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须的，下层一定会尽可能少立上层之法。每个自治体都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的累积效果，最终会使高层法律减到最少，改变“国家愈糟，法网愈密”的情况。
把选举、代议、管理三者合为一体的系统，只有在能够满足“经验范围”和“随时选举”的前提时，才会使选举和代议名副其实，使管理不会脱离民众利益，也才能体现出这种体制的长处。迄今为止，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
“隔层保护”——决策者与群众间的缓冲
递进民主制存在“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的层次，高层当选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来自基层的压力，只需得到本层块选举者支持，就可以制定决策和行使职责，即使与社会情绪不符，民众一时反对，间隔的层次也可以保护其不受冲击。
西方民主制缺乏这种隔层，因此容易导致迎合大众的“短视政治”。其中最致命的是当前泛滥的消费主义。即使社会领导人明知危机在前，但若不去促使经济数字不断增长，必定在选举竞争中落败。
全球生态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总体节制进行解决。然而在一个没有“隔层”的民主制度中，由热衷消费主义的大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社会的总体节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递进民主制中的当选者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而是所属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和大众之间隔着层次，不受直接制约。当选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员会，若不负责地逢迎大众倒会被委员会罢免。这种性质决定了递进民主每递升一个层次，理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递进正是把大众局限逐步拼接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没有的性质。
“递进自治”和“递进联邦”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是在方法上与目前的联邦制不同。递进民主制认为没有个体自治，自治和联邦是徒有虚名。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自治，而无个体自治，因此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而不是本质意义上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应该是自下而上，从里向外，由每个社会成员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最终囊括所有社会单元。这是一种“递进自治”的社会结构。
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社会所有层次，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所有单元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联邦主义的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世界成为地球村，人类越来越结为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虽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却没有变得简单，反而随着规模的扩大愈加复杂，趋向不堪重负的治理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惟有以自治取代统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体。让大部分信息被层层消化于内部。只有如此，自治社会规模的扩大才不会使管理能力达到极限。因此未来的“世界政府”只有依赖递进民主制才能实现。
实现平顺转型
以递进民主制进行政治转型，无需整体地转换社会框架，而是可以对每块“砖瓦”（每个社会单元）进行转型，通过“砖瓦”转型的扩大和积累，最终实现整体转型。这使得递进民主制具有与原政权体系保持配合的弹性。委员会机制在于妥协与合作。实行递进民主制的单元对内自治，对外则继续服从旧体制，遵守原有规则，政权系统因此不会导致断裂。
递进民主制从“砖瓦”向上继续转型的过程，可概括为“用递进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民主制本身”。当一个组织内的下属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民主制，该组织也就可以（而且必然）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直到多数省长由递进民主产生时，会组成管理国家的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时整个社会就完成递进民主制的转型。
从转型角度论，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可以在原体制内部自下而上逐层递进地实现，这决定了它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党制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最终一定要面对。在西方民主制下，参与大规模选举需要广泛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表演，由此带来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活动，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须有千百人协同努力，以相互认同和科层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也就是政党。递进民主制把大规模选举变为经验范围选举。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能够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动员、造势、宣传和包装，也不再需要筹措款项，所有选举活动都可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政党功能发挥的余地，政党因而变成多余，因此可以避免党争政治。
化解国内外压力
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失去了可与西方民主制匹敌的理论，处处理亏词穷，落于下风，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被西方意识形态主导。面对西方民主制的压倒优势，共产党要么最终被西方民主制埋葬（迟早之事），要么只能寻找一条新路，进行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递进民主制正是这样一条路，既能实现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为与西方民主制并驾齐驱的另一体系，提供一套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完整说法。只要开始递进民主制进程，就能傲视西方意识形态，使其失去讨伐口实，国际压力也会因此缓解。
共产党主动采纳递进民主制，进展节奏可在相当程度上自主控制。这是因为在抗争与等待之间，人们总是愿意选择比较容易的等待。只要公布变革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逐步兑现，社会就会产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时间稍长都可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共产党的高层当权者因此可能掌权时间更长。
对国内，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轨道，等于闪开了原本集结于对面的政治反对联盟。反对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为武器的。政治改革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给他们崛起的空间，共产党无论如何难以与之竞争。而采取递进民主制，相当于换了一个舞台，把西式民主的舞台晾在一边，从而避免与其直接交手，使其失去发力点，共产党则可占据舞台中心，充当改革主角，控制主动权。
递进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层变革，最后才触及高层权力；从最高当权者自身利益考虑，推行递进民主制既不影响其在任期内保持权力，又能使其成为人类理想的探索者载于史册。当递进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最高层之时，共产党会随之失去权力，不过那可以被视为其主动开创的新纪元，而非是失败。
那时也不意味高层改革者就此退出政坛。在递进民主制改革过程中积累了相当道义资源的改革者，可能仍然会当选递进民主制实现后的国家领导者。
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改革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最终可能变成失控的怪兽——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教训。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递进民主制有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都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代议制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实行递进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体系，足以对西方体系自傲，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共产主义理想曾长久激励人类，这个理想的今日败落，问题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实现理想的路径。公平与效率长期是人类的不解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市场，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在所必然，也一定免不了落入专制乃至暴政。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对人的自利本性若不进行节制，人类不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最终难免落入同归于尽的毁灭。
当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
递进民主制可以成为这样的“无形之手”，它以灵敏的反馈和自动调节机制始终保持于最佳状态，无需权力介入，也不会随当政者更换变化。它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达，从而实现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能够提供广阔的自由平台，但是它又不会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在自由平台上搭建起保护人类安全未来的总体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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