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朝鲜日记（2005、5、1——2005、5、4）
5月1日 晴 日
鸭绿江桥。
虽然我昨天先期抵达丹东时，已经冒着蒙蒙细雨乘船仔细地观察过她，但今天当我大步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耳边似乎回荡着志愿军战歌的旋律。
丹东中青旅的导游隋彬彬小姐告诉我说，火车没有座位了，我们改乘大巴从新义州去平壤，所以要徒步跨过鸭绿江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还有什么能比亲身走过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桥更让人兴奋的呢？
不知什么缘故，去朝鲜给我的感觉好象是回故乡似的，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始终感觉，中国和朝鲜是极亲近的亲属，是真正可以称为兄弟之邦的国度。
江上的风很大，每隔几步就有两名武警战士面对面地肃立，我就在他们的注视中走过，真是要出国境了！
过了大桥的中间线，岗哨就换成了朝鲜人民军战士，但人数远没有中方那么多。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大沿帽看上去相当厚重。走过大桥后，我们就在桥头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办理过关手续。空地旁边，三三两两的朝方接待人员在闲聊。他们身上的穿着，除了军装和海关制服外，还有的就酷似中国中山装的干部服以及电视上经常看到金正日穿的那种样式的黄色夹克，几位女士穿着职业套裙，看上去干干净净的样子。
边检完全是例行公事，我感觉甚至比进出北京站还要简单：你把背包的拉链拉开，他们朝里面看一眼就放行了，看来很多网友关于朝鲜的恐怖描写太夸张了。唯一的麻烦是在边检还没有完全结束时，中国游客就开始一窝蜂地冲上大巴抢座位，结果引得朝方海关人员勃然大怒，中断边检到旁边一座房间里休息去了。害得彬彬小姐和几位中方导游跑来跑去地协调了半个多小时。唉！我们的同胞，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上的是8号车。车上有四位朝方人员，一位男导游李正秀，三十多岁。看上去精明强干，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果不是他自我介绍，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他是朝鲜人。他说他曾经来过中国，到过好几个中国城市；女导游朴民英，二十来岁，刚从大学毕业没几年。文静而秀气，完全没有中国摩登女孩那种张牙舞爪的感觉；还有一位，李导介绍说是他们的“领导”，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了，四十多岁左右，穿一身深色的干部服，使得胸前的金日成纪念章显得格外耀眼。他不会说中国话，微笑着一言不发地坐在最后一排。第四位就是司机罗师傅，头发灰白，五十多岁，面部轮廓清晰有力，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倒是和我童年记忆中朝鲜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非常吻合。
我旁边坐的一位，也是从北京来的，老田，四十七、八岁。他是从浙江大学西语系毕业的，现在北京一家日资公司做推销员，他能读懂朝鲜文写的标语，这让我方便了不少；前面那位，老马，五十多岁。杭州一家知名制药公司专门管企业文化的经理，他是坐着轮椅被推过鸭绿江桥的，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到朝鲜祭奠战友的志愿军老战士，后来才知道他不过是得过小儿麻痹症。
我们的大巴转了一个弯，就驶入了新义州的市区。街道又宽阔又干净，只是惊人的安静，没有什么车辆，也很少行人。路边的楼房都是三、四层高的方块式住宅楼，平头正脸，谈不上什么特色，尽管经过了一丝不苟的粉刷，但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材料是很粗糙的。
我贪婪地把脸贴在车窗上向外看，感觉街景有点异样的亲切，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少年时代，但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忽然我明白了：原来路边根本就没有门面房，没有橱窗，没有广告，没有摊贩，简而言之，没有任何商业气息。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真是难得的一方净土啊！
大巴向右转了一个弯，开始向南行使。路边有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石柱，刻着一行朝鲜字。李正秀告诉我们，这叫永生塔，在1994年金日成主席去世以后，每个朝鲜的城镇和村庄都修建了这样的永生塔，上面镌刻的碑文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我一回头，远远瞥见了新义州那尊著名的金日成铜像，在清朗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右手高举着拳头，左手握着一卷讲稿，似乎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据说这是金日成1949年37岁时第一次来新义州宣传革命的情景。这尊铜像是那样的辉煌和卓尔不群，以至于让整个城市都显得黯然失色。
朝鲜的公路太糟糕了！基本上是土路，凹凸不平。幸运的的是，路上也没什么车。实际上，在我们从新义州到平壤的200多公里的路途上，我印象中路遇的其他车辆总共也不会超过20辆。而且至少有一半还是在路边修理，有的在换轮胎，有的打开了引擎盖。更奇怪的是，除了我们车队的两辆大巴和一辆中巴之外，我再也没有看到一辆客车。只有一些货运卡车，往往下面是货物，上面混杂地坐满了军人和老百姓，而且路遇时，只要我们招手，他们也会很热情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可能因为是五一节的缘故吧，路边的没有什么人劳动。只有一些标语在田野里寂寞地耸立着，老田告诉我说，有的是“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光荣的朝鲜劳动党万岁”以及“党下决心，我们就干”，“全体总动员搞好生产”，等等。
车少，路上行人却很多，许多人还背着很重的行李。由于这不是街道，而是旷野，所以路上的行人多反而会让觉得有点不正常，似乎他们在进行一次民族迁徙活动。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今天放假，大家要出门串亲戚。视野所及之处，很少能看到高大的树木，不多的树荫下面，总能看到有些走得疲倦的人在休息。看来，中等距离的交通问题，他们都是靠步行来解决的。包括一些军人也三三两两地背着粮食在行进，这也许是因为缺乏燃料，也许是因为缺乏车辆，也许是因为两者都缺。
机动车很少，畜力车也很少。我没有看到毛驴车，也没有见过马车。偶然看到辆牛车，轮子也是铁轮子，没有胶皮。拉车的牛也都瘦得可怜，背上的毛大面积地脱落，肋骨清晰地凸显出来。老田分析说，这可能是缺乏饲料，因为粮食太紧张了。但老田也发现了变化，他说路上的自行车明显要比他1999年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多了。轮椅老马则讥讽地说，如果韩国现代集团老板郑周永赶来的那500头牛知道来了以后会过这样的日子，那么它们宁肯在南边被做成牛排也不会过三八线的。
这个轮椅老马，刚才他对老田用结论式的口气说：伊拉克战争证明，人民战争已经完全过时了。我听了觉得他未免过于迷信武器，便回应说：那是因为萨达姆政权缺乏开展人民战争的政治条件，和人民战争本身无关。实际上，伊拉克的人民战争才刚刚开始。轮椅老马宽容地对我笑笑：那是因为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了。我也毫不客气顶了回去：恰恰相反，是你的信息来源太单一了。老田赶紧把话岔开了。
我们穿越的城镇基本上和新义州大同小异，发生过大爆炸的龙川，也已经完全重建完毕，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了。朝鲜的乡村看上去明显地是经过认真规划的。李正秀说农村的房子也都是国家组织的建筑队统一修建的，这我是相信的。因为房子的外形都惊人的一致，不像中国的农村似的那么杂乱无章，比中国西部农村也要好得多。还有一个特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凡是人口较多的居民点，都有一座礼堂或者类似电影院一样的建筑，看样子是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
中午我们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坡停了下来，大家吃午饭。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在这里竟遭遇了朝鲜的“个体户”：她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姐妹，在一个很小的、随时可以拆卸的布棚子售货，背后的货架只有很少的几个苹果，几包饼干。我们大家围了上去，很想买点东西，但她们只是腼腆地沉默着，一言不发。过了一会朴民英跑了过来，用朝鲜话简单地和她俩说了两句，然后微笑着对我们说：她们不卖给你们。想想如果中国的小商贩突然遇到这么多傻呼呼的“外国人”会是一种什么样情景？我们觉得朝鲜人民实在太淳朴了。李正秀后来解释说，她们不是“个体户”，而是国营的商业网点，但大家将信将疑。因为我们分明看到我们途经的一些乡镇有原始的集市贸易——大家蹲在路边，前面摆个篮子。
在车上我出了一次风头：李正秀为避免旅途过于沉闷，在接连给大家唱了《金日成将军之歌》、《八十年代新一辈》等中、朝歌曲之后，邀请中国游客也来唱。但大家纷纷推辞，好不容易请起来一个小伙子，结果他说他唱歌从来都是在卡拉OK唱，所以记不住歌词。我忍不住自告奋勇站起来，字正腔圆地来了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结果引起满堂彩。总得有人替咱们中国人挣点面子，对不对？
在距平壤大约七八十公里的地方，车辆终于上了高速公路。感觉路面的质量还可以，和国内高速公路的最大区别是没有收费站，也没有加油站。路上仍然有行人，但已经没有外地那么多了。当然，仍然没有什么车辆。
平壤。一座美丽而又安静的城市，但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干净，后来我才意识到，今天是五一节，平壤的各个广场和公园都有游园活动，这可能是地面散乱着一些纸片的原因。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美丽女交警，惹得大家阵阵惊叹。车队很快就驶过了大同江，上了羊角岛。羊角饭店太有名了，因为凡是来朝鲜旅游的中国游客，绝大多数都住在这里。
晚饭后，夜幕降临。从二十多层高的饭店窗户里看出去，整个平壤一片漆黑，只有主体思想塔顶的火炬在夜空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我，老田，来自北京某出版社的老王还有他的女儿。另外一个是来自吉林的胖子，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自称去过韩国，会说朝鲜话，我就叫他“韩国人”。我们一行溜出了饭店，打算夜游平壤。出发前，我在羊角饭店的大堂里，买了一枚朝鲜的国旗徽章别在胸前。应该说，朝鲜的国旗设计的还是蛮漂亮的。
没有路灯，或者说所有的路灯都没有亮，平壤之夜给我留下的印象格外朦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我们的旁边超过，是那种前面装一盏灯，后轮上有一个摩擦发电装置的自行车。这种车在国内我只有在童年的时候见过。
我们沿着黑暗的街道往前走，老田笑说平壤这个城市最适合谈恋爱，不仅亮度合适，而且也很安全。安全是一定的，我注意到，路边所有的窗户都没有装防盗的铁栏杆，也没有封阳台。
走着走着，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居然走到了火车站。站前广场虽然人来人往，但依然没有灯。只有车站那苏式的圆顶建筑上的金日成的大幅彩色画像那里有灯光，金日成在夜空中自信地微笑着。
这时几个人都感到内急，于是我们到候车大厅里碰碰运气。候车大厅内部很小，我感觉只有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车站那么大。“韩国人”向一个旅客打听卫生间在那里，那人指了指楼梯后的地下室。我们正要下去，忽然后面一位身着铁路制服的中年女工作人员大叫着跑来，拦住我们，然后示意我们跟她走。她把我们带到旁边的贵宾室，敲了半天门才敲开，然后让我们到那里的专用厕所去解决。无意之中还当了一回贵宾，我们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出来之后我们频频用白天在车上跟李正秀学会的“刚萨哈密达（谢谢）”向她们致谢，她们也点头微笑，似乎我们是几个顽皮的孩子。到了街上，我问“韩国人”跟她们说了什么。“韩国人”说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导游陪着，我说我就是导游。
“她信吗？”
“她当然不信了”，“韩国人”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我这么胖”。我们都笑了起来。
站前的荣光大街仍然没有路灯，街道两边也没有商店，行人都步履匆匆。走过一个路口时，忽然路中间红光一闪，借着一辆路过的车灯，我们发现是一个女交警还在那里值勤。红光就她手中的指挥棒反射的灯光。老田说，这么黑，她还站在那里，多危险啊！我说，有什么危险的？反正也没有车，问题是她根本就没有必要站在那里。
老王执意要到居民区去看一看。我们就拐进了一个居民小区，看到一栋居民楼前几个大妈背着孩子在闲聊，老田忽然想起入朝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朝鲜的高楼都没有电梯，便建议我们何不借机求证一下。我们便走了过去，我不会说朝语，便只好用动作对孩子表示亲近，亲亲他的小脸蛋，并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口香糖给他（我很后悔没有多带点好的小礼物来，网友把朝鲜的情况传得太严峻了，给人感觉好像是绝对不会有机会接近普通民众似的）。“韩国人”和她们叽里咕噜了几句，然后对我们说，我问她们有没有升降机，她们说有。
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座比较大的建筑，一下子认了出来：是平壤大剧院，白天路过的时候，李正秀还就是“剧院”还是“妓院”和我们开过玩笑，看来中国男人的嗜好他也是知道的。再往前走，转了一个弯，就来到了大同江边，远远看到了羊角饭店，这座四十多层高并且有灯光的豪华饭店，在平壤实在是太醒目了。看到了她，我们便都放了心，知道不会再迷路了。
路边还有民居亮着灯，我和老王都踮起脚尖朝里看，我们发现家具虽然说不上豪华，但也还算齐全，电视的式样比较老，有些还是黑白的。无一例外的是，墙上都挂着三张照片：一张是金日成的，一张是金正日的，还有一张是他们父子两人的合影，似乎是站在一条走廊上讨论一份文件。
走过金策综合工业大学（校名是老田认出来的，主楼上仍然是只有金日成的大幅彩色照片那里有灯光），跨过大同江桥，我们结束了第一次夜游平壤之旅。
5月2日 晴 一
“平壤的‘神’气太浓，人气不足”——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轮椅老马说的。虽然我对他不时表露出的那种民营企业家式的优越感很不以为然，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他这句话，的确抓住了平壤的特点。
平壤的一切，似乎都和领袖有关！
我们在平壤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就是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上金日成巨型铜像。这尊高23米，重70吨，由纯铜铸造的铜像，是在1972年4月，为祝贺金日成60诞辰而建造的，号称是世界上最高的铜像。
整个广场视野非常开阔，从上到下，宽大的石板空地和间断的石阶井然有序。站在广场上仰视铜像，只见金日成注视着遥远的前方，左手放在腰部，右手高高举起，似乎正在为人民指示前进的方向，简直不是一般的气宇轩昂。铜像设计得非常精心，坐西朝东，据说每天早晨平壤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照到金日成的脸上，这时铜像就会变得金光灿烂，充满神秘魅力。我感到奇怪的是，已经建成三十多年的铜像，为什么还像新的一样一尘不染？后来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带着升降梯的工程车，才明白原来他们每天都要对铜像进行仔细的擦洗和保养。
金日成铜像两侧还有两组群雕，右边是抗日革命斗争纪念碑，左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纪念碑。我仔细数了一下，发现共有228位不同形态的人像，右面119人，左面109人，有工农兵也有儿童和知识分子。不过，虽然这两组群雕也都是铜质的，但不仅比金日成的铜像要矮小很多，而且显然也没有每天擦洗和保养的待遇，都已经变成了青灰色。领袖和人民的差别，在这里也被用一种很微妙也很直观的方式显现出来了。
许多中国游客喜欢拿朝鲜和中国相比，不过在我看来，虽然同样是领袖崇拜，但在中国，这种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质朴的，粗放的。但在朝鲜，我却深深地感觉到这里的领袖崇拜是一种经过精心安排的国家行为。
一队人民军军人，正肃立在铜像前举行仪式。仪式的主持者是一位身着西装、年过半百、有些谢顶的老人。我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那种如泣如诉、感情极其充沛的语调，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非常杀风景的是，在这样庄严的时刻，两只不知道从那里飞来的鸟儿竟然直接落到了金日成铜像的头顶，在那里叽叽喳喳，跳来跳去。这一幕情景太荒诞了，显然铜像的设计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李正秀，他若无其事地转过脸去。就在来参观的路上，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来平壤游览的“南朝鲜人”，问一个路过的小学生：你知道这个铜像有多重吗？小学生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心有多重，铜像就有多重！这个“南朝鲜人”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
此刻，一个在入朝之前就在我心底隐藏了很长时间的问题又浮现出来了：朝鲜，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这似乎已经被20世纪的实践所证实。但它为什么是不可持续的，却很少看到有说服力的解释。经济常常被人们作为一个主要的理由提了出来，但俄罗斯“休克”已经十几年了，至今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更能惠及全体民众。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俄罗斯的转轨不彻底，但似乎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她根本就不该转轨，无论如何，整整一代人的光阴被浪费掉了。
自由似乎是唯一值得炫耀的。但是在一个被黑手党控制了大部分社会空间的社会里，能够有多少自由，我也是很怀疑的。况且，脱离了经济权利和经济保障的自由，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选择谁来剥削自己的自由罢了！俄罗斯少女卖春已经卖到了中国海南，这也构成了自由的一部分吗？
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平等和民主。因为从理论上说，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已经不再具备少数人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奴役多数人的条件。但是，和马克思的设想不同的是，现实社会主义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并没有立即出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社会来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由国家以人民的名义掌握了全部的权力，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这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指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纳粹的准确译名应该是“民族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的命运，也因此取决于国家，取决于掌控着国家的官僚机器的运转方向。
如果官僚机器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显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是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期都能看到的现象；但一旦这部官僚机器开始沿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方向运转，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从小打小闹的“走后门”一直到明火执仗的MBO的时候，社会主义也就开始变为“遗产”了。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结果反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甚至“比社会主义更像社会主义”。而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官僚机器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资产阶级法权”作出妥协之后，却开始出现了“终结”的迹象。这样看来，“国家社会主义主义”或曰斯大林社会主义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其根源就在于其精英阶层不愿意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平等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是科学？还是一种信仰？是当做科学来落实？还是当做一种信仰来推行？如果是前者，就免不了强制，如果是后者，就只能靠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带领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样建成的社会主义才最稳定的，最有未来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社会主义者可以任意挑选的额外内容。社会主义结构必须真正能够在每个领域都实现大众参与，也就是说，必须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因此，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从终极意义来看，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社会主义是必须要人民直接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这也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全部要点，即社会主义不是由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
“国家社会主义主义”或曰斯大林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即“人民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二者必居其一。
我是不相信历史终结论的。我坚信人类仍将走向“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为了这个目标曾经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实验，但可惜没有成功。不过我并不悲观，如果不经过反复和曲折，社会主义就能轻易取得成功，那才是最让人感到奇怪的。
许多中国来的游客都会感到自己好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中国的七十年代。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中国走向人民社会主义的尝试已经失败（韩丁曾断言，如果中国的尝试成功，则今天在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而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现在慢一点，但会是当今所有生活在极端贫穷和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一个更坚实且更有用的发展典范），社会主义的框架和口号还存在，但其内在的激情和想像力却已经消失了。
朝鲜似乎从未试图走向人民社会主义，在今天，她看起来更像是一块国家社会主义的化石。而且更有甚者，她实际上朝另一个方向走向了“领袖社会主义”，无处不在的巍峨铜像证明了这一点。领袖不再是阶级和党的工具，而成了目的本身。她也许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也许有她面临的独特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都是很难持续的。朝鲜如果在某一天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不是因为她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她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为此感到尴尬。
很多中国游客都说到了朝鲜等于受了改革开放的教育，我只能付之一笑。到朝鲜旅游虽然很便宜，但那些下岗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领不到工资的农民工，肯定还是来不了的。朝鲜没有妓女，没有因卖血染上爱滋病的人，大街上也没有“双抢“分子，这一点也通常被人们忽略掉了。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往往执著和痴迷于现象观察，并对其深信不疑，而对本质却有着天然的厌恶和怀疑。有什么办法呢？
李正秀招呼大家上车，我心态复杂地回望了金日成的铜像一眼——他为自己建立这样一尊辉煌的铜像，是一种多么不自信的表现啊！他太希望自己是不朽的了！但真正的不朽的铜像，应该建立在自己人民的心中的，而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广场上。也许有一天，这尊铜像会被重新熔化，铸造成朝鲜人民喜爱用的铜碗和铜勺，金日成如果真的向他说的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他应该感到高兴。
站在纪念碑广场上，还能远远地看到千里马铜像。小时候看朝鲜电影总能在片头看到它。那千里马展翅腾空，形象极为生动。李正秀介绍说，那是1961年4月15日，在金日成主席诞辰49周年之际建成的。该铜像的总高度为46米，其中雕像高14米、长16米。基座是用360多种2500多块不同规格的花岗岩垒起来的。铜像的前面是英雄式工人阶级高举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红色信纸”，以骑着千里马的气势向前进，其后面是一个抱着稻子的女农民加速进军的情景。不过看完了金日成的辉煌铜像，再来看千里马，就总有一种“尘满面，鬓如霜”的沧桑感。
凯旋门。
凯旋门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于1982为向金日成70寿辰献礼而修建的，也是为了纪念金日成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凯旋回国。解说员介绍说，凯旋门高60米，宽52．5米，整座建筑用1．05万多块精雕细琢的高级花岗石砌成。门柱边缘有70块金达莱花纹浮雕石板，标志着金日成主席的70寿辰。顶部共有３层歇山式的屋顶，柱檩之间配有各式装饰。拱门是朝鲜传统的城门形式，高27米，宽18米，可同时开行好几辆汽车。门柱正面镌刻着白头山、《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日成投身革命到凯旋回国的年代“1925”、“1945”金色字样。南北两侧壁面上还有朝鲜人民遵循金日成教诲为祖国建设积极奋斗的铜雕（我的印象是朝鲜的铜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群像……
我非常感慨，要是单论武装斗争的时间、规模、惨烈程度以及胜利的辉煌，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无出其右者，然而，谁见过中国的凯旋门在哪里？
上车之后，朝方实习导游李敬一（他是朝方旅行社专门派来照顾轮椅老马的，老马说他为此多付了一半的团费。李敬一是个年轻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曾经随父亲在中国的天津读过三年中学，看上去热情淳朴，完全是一个阳光少年。而且言必称“将军如何如何说”）自豪地说：这座凯旋门比巴黎的凯旋门要整整高出10米。
朝中友谊塔，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
和雄伟的万寿台大纪念碑、巍峨的凯旋门相比，这座50年代的建筑只能用单薄、寒酸来形容。但我心情却变得严肃而沉重，特意买了一束鲜花（刚才在金日成铜像前，尽管李正秀特意提醒，但我还是没有献花。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不满意他花这么多的钱为自己造铜像）。不过我的心情很快就变成了尴尬和愤怒：在我们前面，一队中国游客正在鞠躬献花，一个女游客佯装严肃的样子在主持：“不许笑，都不许笑。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未完，他们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仿佛是遇到了一件极开心的事。
志愿军的烈士们如果在天有灵，听到这样的笑声，一定会很寒心吧？！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正是他们当年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为什么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呢？这些年来，在国内一切严肃、崇高的东西都被不停地解构、解构、再解构，结果是只剩下金钱才是唯一严肃和崇高的东西。我想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解构的后果。但一个国家民族要在世界上生存，总要有一些超越金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一旦遇到金钱尺度失灵的情况，比如战争，那我们用什么来“激励”年轻人走上战场呢？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上，我们怎么敢肯定我们的未来就一定是永久繁荣，永久和平呢？
建党纪念碑。
这是1995年为纪念朝鲜劳动党建党50周年、以劳动党党徽为标志建造的。纪念碑直观地表明了该党的性质：左边一只粗大的拳头攥着一把锤子代表工人阶级，右边一只粗大的拳头攥着一把镰刀代表农民阶级，中间一只粗大的拳头攥着一支毛笔代表知识分子。然后是一个圆环围在四周，象征朝鲜人民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周围。老田告诉我，上面一行铜铸的碑文是：“朝鲜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朝鲜劳动党万岁”，后面两幢大楼特意被设计成飘扬的旗帜状，上面的标语是“百战，百胜”。环的内侧则是纯铜浮雕。又是铜，好像朝鲜的铜都不要钱似的。朝鲜一般住宅楼的质量虽然不敢恭维，但这些纪念性工程的质量绝对是天下无双的，无论在施工和用料上都是我们国内无法比拟的。
建党纪念碑和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上的金日成巨型铜像遥遥相对，中间是一个开阔的广场，其设计显然是别具匠心的。遗憾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到金日成铜像背后耸立着平壤最大的烂尾楼——105层高的“柳京饭店”。它的不吉祥的金字塔外形，看上去像一把生锈的刺刀一样。我虽然从不迷信，但这时也开始担心这座烂尾楼会不会坏了平壤的风水。它实在太高了，在平壤无论走到那里，都能看到它。
纪念碑旁边，大家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卖冰淇淋的摊子，我们都想买一客尝尝，但和我们在途中遭遇一样：不卖。最后还是朴民英过来给大家解了围，她为我们每人买了一客。我一尝觉得牛奶味还真浓，看来，朝鲜人民还没有学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大家纷纷要付钱给朴民英。她摇摇头说：我请客。
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四五的小女孩在玩耍。小女孩戴一副彩色的太阳镜，看起来非常可爱，和北京街头常见的小女孩没什么两样。我想抱着她照一张像，年轻的母亲微笑着同意了。老田为我们照完之后，我想送她一个小礼物表示感谢，发现口袋里只有一块口香糖，我忽然想到老田还带了一袋午餐食品，便对他说，快去把你那袋面包拿过来。老田飞也似地跑回车上，把面包拿来送给那位母亲。开始我们还担心她会拒绝，孰料她稍一推辞就收下。也是，昨天夜游平壤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家食品店还开着门，就走了进去，发现一块比老田的面包小得多的面包就标价600朝元，而李正秀说平壤人的平均工资也不过是在2000至3000朝元之间。那位年轻的母亲对小女孩说了句什么，小女孩就对我们俩深深地鞠了一躬。倒让我们感到手足无措。后来我们上车走了之后，发现她们还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
上了车，我的心情很惶惑，也很不安。我在问自己：你有什么权利送面包给她们呢？你以为你是国王，而她们是乞丐吗？可是，我该用什么样方式表达我的尊重与友好呢？
金日成广场。
这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举行阅兵式的地方，我在电视上无数次地看到过这个地方。它一面是人民大学习堂，金正日阅兵时就站在人民大学习堂二楼的阳台上。金日成广场和宽阔、清澈的大同江对岸的主体思想塔遥遥相对，其设计理念和万寿台大纪念碑广场与建党纪念碑有异曲同工之妙。
广场上很开阔，江岸立着一只造型朴拙的假马，旁边有一个照相摊点，游客可以骑在上面照相。轮椅老马断言，这是朝鲜走向中国式改革开放的又一证据。我也在想，朝鲜的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而一旦开放，原有的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被“脱魅”，则必然会像中国一样出现物质主义的狂潮。老田感叹说，如果朝鲜发生中国、苏联式的变化，那对世界的多样性来说是一个损失，但如果他们一直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则对他们的人民来说，未免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金日成广场上有近千名青年妇女，在排练大型团体操。这些妇女为了防晒，都像养蜂人那样用纱巾蒙着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老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朝鲜还没有搞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可以不计人工的成本来搞这样的大型活动。中国要再这样搞就很难。我同意他的观点。
平壤地铁。
地铁给我感觉首先是深。站住电梯上缓缓下行，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好像要下到地心深处似的。李正秀说，地铁有100多米深，之所以搞这么深，是为了防止核战争。
上行的平壤市民大都衣着朴素，面容清瘦，每一个人的胸前，都无一例外地别着领袖像章。我还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借着昏暗的灯光，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
站台倒是富丽堂皇，仿佛是一座童话中的地下宫殿——圆拱大厅用大理石列柱挑高，上面镶嵌着各种美丽造型的吊灯，酿就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气氛，壁面是巨幅的彩色马赛克镶嵌壁画，有的是领袖在群众的簇拥下健步迎面走来，也有男女工人意气风发地走向热火朝天的炼钢厂，热烈的气氛非常富有感染力。
在站台上，大家纷纷忙着照相，和指挥地铁的女工作人员合影。老田在和一个女工作人员合影后，摸出一块电子表硬塞给了她。待我们进了车厢后，他又担心这种丹东临时购买的电子表会不会是伪劣产品。如果是的，那就算把人都丢到国外去了。大家都笑说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地铁的车厢倒是没有北京的新颖、时尚。不过也还算很干净、整洁。车厢的顶端，并排挂着金日成、金正日的画像。哎！无论在那里都躲不开他们父子俩的目光，哪怕是在100多米深的地下。
午饭过后，我先出了饭厅，走到外面的街道上。附近可能有一所小学，因为有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从这里走过。我拿出一包从丹东带来的铅笔（我再次后悔没有从北京带点质量高一点的小礼品过来），蹲在路边挨个发给过往的小朋友，有的高高兴兴地接过来，鞠个躬走了，还有的却远远就躲开，好像我是SARS病人似的。这时过来了一大群男孩子，我以为这下可以手中的铅笔发光了，没想到为首的那个发一声喊，大家一下子就散开了。我只好把它送给后面过来的几个女生了。
发完了铅笔，我心满意足地站起身来，一回头，看见李正秀正在我后面冷冷盯着我。我心里一惊：坏了，等着听他的怒斥吧。但他一开口，却让我很意外：“你有小礼品送不完，可以送给司机罗师傅嘛，罗师傅家里也有小孩。”
下午的第一个景点是万景台金日成故居。
万景台不愧是万景台，古木参天，幽静肃穆，尤其是视野十分开阔的草地翠绿逼人，从眼前一直延伸到视线所及很远的地方。据说由于这里风景好，平壤的有钱人都把坟地选在这里，而金日成的父母，当时也就是这里的守墓人。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李正秀带领下，不知不觉中，那在朝鲜无数的宣传画和朝元中出现过的几间茅草屋已经悄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走近一看，只见用草梗做成的篱笆围栏中，对称性地坐落着两间三开门的土房，房顶用芦苇般的草梗扎成，整体呈现灰色，而所有支撑的大圆木则呈黑色，门被漆成了白色，至于全部的墙壁则呈现自然的泥黄色。一眼看去，只觉简明、干净，色泽搭配比较自然。这两间主要房舍顶头的中间地带，还有着一间全部用草梗包裹而成的小草房，虽小巧，但整洁舒适。1912年4月15日，金日成就诞生在这里，一直住到11岁。1925年，他离开朝鲜到中国的东北参加革命，1945年才回国。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美丽年轻的讲解员，她穿这黑白两色的的传统服装，使她显得更加端庄秀丽。我觉得朝鲜妇女美就美在眼睛上，眼睛虽然不大，但那是一双清澈无邪的眼睛，清澈的甚至可以看到她的心灵。这应该和她们还没有受到市场经济的熏染以及对物质享受没有强烈的欲望有直接的关系。
离故居不远有一口水井，李正秀鼓动大家每人去喝一口，说喝了以后可以做大官。这个家伙看起来把中国导游那一套信口雌黄的本领都学会了。我知道自己这辈子再无做官的希望，但觉得既然来到此地，不妨入乡随俗。我喝了一口，觉得清冽甘甜，便长叹一声道：托将军的福啊！众人大笑。我想朝鲜人究竟不懂得市场经济，否则在这里建一个瓶装水厂，专门卖给中国游客，让他们带会去送给有望做官的亲戚，还不赚个盆满钵溢？
离开故居登上万景峰顶，整个平壤的景色尽收眼底，大同江在山脚下缓缓流过，果然是景色不凡。
在万景台我还看到了动人的一幕：一个看样子是工厂的单位集体组织来万景台活动，在林中空地休息的时候，在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掌声和歌声中，两个小伙子跳起了朝鲜舞，他们的舞姿很刚劲也很优美。完全是一副非常令人向往的集体生活的场景。
下了万景台，我们就直奔大同江边，那里停泊着一条被朝鲜捕获的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
据船上的女人民军解说员介绍：“普韦布洛”号配备有大量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于1968年下水服役，是美国海军当时最先进的侦察船之一，结果同年就在在元山（朝鲜第二大海港城市，在朝鲜东海岸）外海人民军海军俘获。在船上播出的录象介绍说， “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当时正在朝鲜领海从事间谍活动，被朝鲜巡逻船发现，在俘获这条船的过程中，有一名美国船员被打死，其余82人被带回平壤并被关押长达11个月，直到美国政府道歉后才被释放。
金正日亲自介入了此事，他说人可以释放，但这条船是我们的战利品，不能还给美国。后来根据他的命令，朝鲜海军冒着被美国重新夺回或击沉的危险，绕过朝鲜半岛南端，穿过对马海峡，将其从东海岸拖到西海岸，此后就一直停泊在大同江里供人参观。看到这条船，我不禁想起了牺牲的中国飞行员王伟，想起了那架迫降在海南的美国侦察机。心里很郁闷，不说也罢。
当我们乘车奔向下一个景点的时候，在一路口看到了女交警在指挥交通。女交警的确是平壤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美丽而不失庄重，身穿笔挺的蓝色制服，左右甩头姿势极其敏捷，双手举落麻利自如，左转右转迅速、标准，用英姿飒爽一词来形容最合适不过了。
今天下午的第三个景点就是人民大学习堂了。
这座建筑的外柱是用天然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上面是用淡雅的颜色进行丹青处理的展翅欲飞的34个山式屋顶，给人以雄壮、明亮而又舒畅的感觉。在学习堂的正面中央大厅中，有一尊巨大的金日成的汉白玉雕像，他端坐在沙发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背后是以长白山天池为内容的巨幅壁画。
李正秀说，在这里借书、听课都是完全免费的，可以容纳一万多人同时学习。在音乐阅读室，美丽的管理员似乎已经早已习惯了接待中国游客，我在座位上一落座，她就为我戴上一副耳机，放一张CD，是朝鲜歌唱家用汉语演唱的《社会主义好》，听起来既沧桑，又别有风味。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一间教师开着门，便忍不住向里一看，只见一个年过半百的“学生”正在被女老师提问，他显然是回答不上来，站在那里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很好奇，这么大年龄了还来听课，是“工农兵大学生”吗？
人民大学习堂侧面有一个非常宏伟的喷泉广场，有好几十种各色喷泉。马路对面就是在国内炒得沸沸扬扬的平壤第一百货商店，据说已经被一位温州商人承包了。我们很想过去看看，但被李正秀拒绝了，说没什么可看的。
晚饭前我们被带去购物，但确实没什么可买的。我买了一袋朝鲜糖果和一盒朝鲜饼干，倒是几个女团友，每人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件朝鲜的民族服装。
晚饭后，我、老田、老王和他的女儿，继续夜游平壤，只是缺了“韩国人”。平壤之夜，仍然是伸手不见五指，没有“韩国人”做翻译，我们就更不敢到处乱走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居民区，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荡秋千，他玩得不亦乐乎，但我们却无法和他交流，只得怏怏而归。在经过一个路口时，又看到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好像是在那里等人。老王顿时生了恻隐之心，对女儿说：把你的笔送给她。他女儿倒也爽快，掏出来就塞给她，我忽然想起白天刚买的那袋糖果，正好还带在身上，便也送给了她。小女孩真有礼貌，又是深深地一躬。
待我们回到羊角饭店时，已经是快十一点了。远远看到宾馆门前站着两个人，老田说，坏了，没准是在等我们的。走近一看，可不是嘛：一个是李正秀，一个朴民英。我们像逃学的小学生遭遇老师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们面前站住了。
“你们干什么去了？”李正秀语带不满。
“出去看看风景，聊聊天。”
“进民居了没有？”
“没有啊！绝对没有！”
“拍照了没有？”
“没有，天这么黑怎么拍照啊？”实际上，老王带了一部摄像机，但他已经悄悄地把它藏进衣服里了。
“以后再出去给我们说一声，上去睡觉去吧。”
我们如蒙大赦，连连道歉之后赶紧上去了。其实，从心里说，我们倒不是怕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而是深恐给这两位导游增添意外的麻烦。后来才知道，我们这辆车上，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还有几个年轻人也溜出去夜游去了，难怪李、朴二位会着急。
回到房间里，打开电视，发现正在播放一部电视剧。剧情好象是一个从海外归国的朝侨受到领袖亲切关怀的故事。开始一个镜头是这位朝侨在接电话，从他激动万分的表情看，电话应该是领袖亲自打过来的。老田满有把握的说，在朝鲜的电影、电视中，领袖从来是不亲自出面的，只会打电话或者写信。孰料镜头一转，就看到由一个特型演员扮演的金日成健步走下楼梯，在一个大厅接见这位主人公，背景音乐雄壮激越。老田连说“没想到，真没想到”。看来朝鲜也在与时俱进。
5月3日 晴 二
今天的日程是板门店和开城。
老田有早起的好习惯。但他蹑手蹑脚地出去了，我也睡不着了。只好歪在床上看电视。在朝鲜旅游不比在国内，恨不能早上5点钟就让你出发。他们还没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每天都是不慌不忙地八九点钟出发，对爱睡懒觉的我来说，感觉倒是挺惬意。
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金日成、金正日业绩的纪录片。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解说词，伴随着充满感情的音乐，开始是金日成在视察部队、视察工厂、视察农村、会见外国领导人；然后年轻的金正日出现了，陪伴着父亲视察部队、视察工厂、视察农村、会见外国领导人，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在此后渐次播出的镜头中，金日成逐渐年迈，金正日也慢慢变成了中年人。再往后，金日成不见了，只有金正日自己，视察部队、视察工厂、视察农村、会见外国领导人（我看到了他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江泽民等在一起）、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检阅方队、接受欢呼，向群众挥手致意……
看了这部片子，我形成了这样两个印象：一个是金正日的确是继承了金日成的遗志，他们之间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再一个是他们的确是在为朝鲜人民日夜操劳啊！老田正好遛弯回来，我感叹地对他说：金日成在朝鲜软土深耕了这么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朝鲜民众一定有失去了父亲的感觉。老田说，他1999年来的时候，还看到一部反映金日成去世时情景的纪录片。朝鲜人民真是痛不欲生，拿头往墙上撞的都有。
去板门店要先经过平壤的“统一大道”。李正秀指着大道两旁整齐的楼房说：“这些楼房有三分之一是空着的，没有住人。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大家齐声回答：“不知道！”李正秀说：“这是留给祖国统一之后，迁居平壤的南朝鲜同胞居住的。”“哇！真的吗？”车里的几个小女生叫了起来。我们都感到很惊奇也很钦佩！朝鲜人民为了祖国统一，的确是在真刀真枪的准备，比我们的工作扎实多了。
走到统一大街南口，就看到一座巨大的由白色花岗岩砌筑的拱门状纪念碑。李正秀介绍说这是“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碑”，塔身为两个双手擎起三大宪章图徽的身着传统服装的朝鲜妇女，纪念碑顶为写着“三大宪章”四个字、有朝鲜半岛地图和木兰花图案的三大宪章图徽。作品构思非常巧妙：过往的车辆都正好从她们的裙摆下穿过，从南方到平壤，这是看到的第一座纪念碑，让人顿生亲切感；从平壤往南去，这又是最后一座纪念碑，有点像平壤的南大门。
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2000年6月朝韩首脑会晤而修建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因此获颁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只授予金大中却不授予为推动半岛的对话与交流作出同样贡献的金正日，暴露出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多么深重。这件事是如此不公平，连金大中本人也看不下去，以至于在获奖典礼上就为金正日鸣不平。后来还是美国的一个NGO“防止国家或民族纷争并致力谋求和解”组织，将他们当年的“国际和平奖”同时授予了金大中和金正日。
和来的时候不同，这次车里的电视机给我们播放了朝鲜的MTV。轮椅老马曾经猜测说这些大巴都是日本的二手货，车上的电视可能根本就是坏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MTV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很少歌手的镜头，我听不懂歌词，但能看得出来，每一首歌似乎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老大爷来平壤看儿子，媳妇带着孙女到车站迎接，结果阴错阳差没有接到。老大爷也在平壤街头迷路了，后来还是漂亮的女交警出面帮忙，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在平壤街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回了家。最后一个镜头是：夫妻两个正在房间里生闷气，忽然父亲推门进来了，不禁大喜过望。还有的是一位父亲教女儿吹笛子，待到女儿成名，举办独奏音乐会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只有母亲欣慰而又伤感地坐在观众席上……
朝鲜的MTV，似乎不像我们改革开放前那样，强调革命和斗争的主题；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如果没有情色好像就不够味。给我总的感觉是：大家都在将军的怀抱里幸福地生活，没什么不满意的。
我同坐在前排的李敬一闲聊：“你们朝鲜的音乐真好听。”
“我们将军说，朝鲜的革命就从音乐开始的。”李敬一笑答。
我吃了一惊：“你真的在中国呆了三年吗？”
“对呀！就在天津，我还去过北京呢。”
我不说话了，暗自佩服朝鲜的教育扎实。
老田又向他提了一个问题：“外地的人可以随便来平壤吗？”
“那个不能。平壤是首都，要保证安全。来平壤要先在当地提出申请，批准后才能来。”
“申请容易被批准吗？是不是很难啊？”
“不，只要有正当理由，一般都会批准。”
原来如此。
“你知道将军在哪里办公吗？比方说我就知道中国领导人在中南海办公。”我又问道。
“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秘密。”
路边的景色没有什么特别的。看不到碉堡、铁丝网和巡逻的人民军战士，反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农民在山坡上、田野里翻地和打草。但李正秀说，就在几年前，路边的山坡上还架着大炮呢。
从平壤到板门店的路上，至少有4处朝鲜人民军设置的路障，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但荷枪实弹的人民军战士对我们乘坐的车却一律敬礼并放行通过。途中，我看到李正秀一直翻阅一本中文的《青年文摘》。联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到许多网友言之凿凿地说朝鲜绝对禁止民众看外国报纸刊物，不禁苦笑。觉得以讹传讹的事情太多了。
在板门店非军事区的大门口上，竖立着“自主统一”的巨幅标语牌。金正日手书的“一心团结”四个大字镶嵌在军事分界线朝鲜一方的各个山坡上。这时上来了一位人民军陆军少尉，为我们做向导。小伙子虽然年龄不大，但身板笔直，声音铿锵有力，很有军人气质。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李敬一却不能进入非军事区，只能在这里下车等我们。
进了大门之后，就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了：路边每隔不远就有一对巨大的水泥石柱或者水泥四面体，这些水泥四面体往往只靠上面一根钢缆，下面一块木楔子来维持平衡。在紧急情况下只要砍断钢缆，敲去木楔子，就会自动滚到公路中央阻断交通
我们在少尉的引领下，首先参观了一个反映板门店附近全貌的沙盘模型。途中我看到了北、南朝鲜的旗杆。李正秀颇有些自得地告诉我们，当时双方为了旗杆的高度双方互相竞赛：你高10米，我就高20米，这样互相叫劲，最后以北方比南方高出60米的成绩结束了这场竞争。李正秀并调侃说，南朝鲜（他从来不说韩国）的旗子是白色的，说明他们要投降。
看完了沙盘，我们就来到了朝鲜军事停战谈判旧址，进入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议的大厅参观，大厅有1000多平米，中间放三张桌子，左边和右边桌子上各放一面鲜艳的朝鲜国旗和一面褪色的联合国旗以及签署停战协议的文书，均用玻璃罩罩着。少尉介绍了当年战争和谈判的情况，说这面联合国旗是美国方面在签字之后撤离时匆忙之中忘了带走的，可见他们当时心情之狼狈。他也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绩和朝中人民之间的友谊。
出来之后，我们来到了旁边的抗美救国纪念馆，里面挂满了当时的历史图片。我们只看到了金日成将军指挥朝鲜军民赢得“祖国解放战争”的许多照片、文件和实物，没有看到彭德怀元帅的照片和展品，但老田还是敏锐地发现了一张志愿军作战的照片。许多来过这里中国网友都为这里没有充分展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愤愤不平。我和老田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还是要理解他们的心理。在这样一个地方，他们总不能对来自全世界的参观者说，仗是志愿军打的，我们仅仅享受了胜利果实而已吧？中国是大国，也是朝鲜的文化母国，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有恩于别人，就不一定非要别人念念不忘了。只要我们自己能够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就行了。对朝方的虚荣心也好，自尊心也好，还是尽量包容一些。
我在这里和少尉合了一张影，本来想再仔细看一看，但在一位人民军军官的催促下，只能在一张身着戎装的金日成首相的大幅彩色照片前拍了一张照片就匆匆而出了。
从停战大厅的院子里出来，在去往板门阁的途中，有一块巨大的白色花岗岩纪念碑。碑上镌刻着金日成的签名，下面的日期是1994年7月7日。李正秀给我们讲解：在1994年7月7日晚上10点，金日成批阅了一份关于祖国统一的文件，2个小时后就去世了。金日成逝世后，为纪念金日成主席，朝鲜当局特意将他生前最后一个亲笔签名刻成碑放在这里；同时把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改为主体年号的元年，把他的诞生日4月15日作为太阳节来纪念，今年是主体94年。
我们终于来到了板门阁，穿过板门阁才是军事分界线。这里一共有五间纵向的平房，是南北方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谈判室。中央三座蓝色，是归美、韩方面管理，两边二座白色，是朝鲜的领地。房子中间有一条石砌的2、30厘米高的矮墙，这条矮墙就是军事分界线。在这条246公里长，世界戒备最深严的军事分界线上，惟独在这几间房子里，可以安全地跨越南北。在其他地方跨越，双方都可以不加警告就开枪射击。
军事分界线南面头戴钢盔、墨镜、两腿岔开站立的韩国军警显得比较自由，并不停地用望远镜朝这边张望，而这边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却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南朝鲜方面还在靠近军事分界线的地方建了一座三层高的统一阁，用的是材料是玻璃、钢材等，风格也非常现代，而朝方的板门阁则完全是50年代的苏式建筑，看上去很陈旧。
我们进入了中间一座蓝色的谈判室，南门内侧有两位腰扎武装带并佩带手枪的人民军战士守卫着，可能是担心有人一不小心开门去了南朝鲜。军事分界线从位于谈判室中央的谈判桌的正中通过，南、北各有一张门，双方约定的合作方式是北方带来参观者，南方就退出房间，让这间房全权由北方支配一会儿，反之也一样。大家纷纷跑到南方一侧，摆一个POSE拍照。我当然也不例外。这时一个戴着钢盔和墨镜的南朝鲜宪兵趴在窗户上朝房间内张望，我想他大概是想表明他有权朝里面看吧？我也毫不客气，举起相机面对面地“啪”地一声给他拍了一张特写。
在谈判室内，墙上镜框里镶着16个参战国国旗中，找不到中国国旗。许多人感到不满，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以国家的名义参战，而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参战的，也就是说，是以民间的名义参战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中国并不是参战一方，所以当然就不会出现中国国旗了。
参观完毕，少尉又陪同我们来到非军事区的出口，他说每年到这里的游客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人，这也证明了朝中友好。最后他以“祝朝中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向我们告别，大家对他的热情和认真报以热烈的掌声。
出了非军事区，我们回到了开城吃午饭。
开城虽然曾是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的首都，现在又是特别行政区，但在我看来，也无非是和中国一座中等规模的县城差不多，不过规划得非常好，马路又宽又直，又干净又安静。城市建筑的风格也非常统一。当然，以中国人眼光来看，这些建筑也非常落伍，都是六七十年代苏式建筑。一个濒临前线的城市，能建成这样也就不错了，不是吗？
穿越市中心的一条大道，一直通往城北“子男山”的山顶，而在山顶高高在上的，又是金日成的铜像。我真的有点“审美疲劳”，没有兴趣再爬上去瞻仰了。市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竟然是“永生塔”。朝鲜显然是一个建筑材料非常缺乏的国家，但惟独搞这类建筑，却既不缺水泥，也不缺花岗岩。
在通往“子男山”的大道旁，有一家餐馆专供旅游团队进餐，进去之后，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大大小小10来个铜碗，分别放有米饭、泡菜、咸菜、糯米糕、鱼丝、咸鸡蛋、豆芽、海苔等，是典型的分餐制；味道还好，只可惜全是凉的。筷子和勺子也是铜的，我非常喜欢，心想这才是用铜的正地方。我很想向他们讨要一双，但又不好意思开口。没想到吃完饭后，旁边一个小卖部，就有卖的。一把铜勺加一双铜筷子，要人民币20元。一直关心朝鲜物价的老王告诉我，20元人民币在黑市上可以换2000元朝币，相当于普通朝鲜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如果朝鲜的百货商店里也是这样的价格的话，那么显然朝鲜民众是用不起这样“奢侈品”的。
午饭过后，我们去参观了高丽博物馆。这里最初为11世纪初叶高丽国的行宫——大明宫，当时曾作为外国来宾的住宿地，称作“顺天馆”。后来又改作宣传儒教的“僧务馆”。1089年，最高教育机关国子监迁到这里，改称“成均馆”，里面有大量出土文物。博物馆的整个建筑看不出和中国一些地方的古建筑有任何区别，如果说有，则只能说更简陋一些。天可怜见，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反复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将朝鲜的古建筑全都给炸光了，只有开城，因为是停战谈判的地方，所以算是手下留情，这组古建筑侥幸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老王得意地对我说：你到这里来看了以后，就知道中华文明的伟大了。的确，我在博物馆内看到了为高丽的建国始祖王建的画像，感觉他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地方王侯没什么区别。那时候在中国的周边，一个人自封王侯是没用的，只有得到中国中原政权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所以他们不管是武装夺取政权也好，发动政变上台也好，大局粗定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谴使朝贡，请求册封。王氏高丽在延续了近500年之后，权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朝皇帝赐李成桂为朝鲜王，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闹了半天，连“朝鲜”这个名字也是中国给起的啊！
至于王建其人的来历，虽然《高丽史》的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氏祖上可能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最终发展到称王。
朝鲜在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官方语言、文字几乎都是用汉文，而现在的所谓朝文只是某种拼音。上个世纪中期，不知什么原因，朝鲜就完全改用朝文，放弃了汉文，延续了上千年的汉民族与朝鲜族的文字渊源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被割断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能认识汉字。但他们这样也带来了一个麻烦：那就是无数的同音字无法区别（想想如果我们用汉语拼音取代了方块字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就明白了），结果只能根据上下文来猜。这个麻烦完全是他们自找的，自作自受，和我们无关。
博物馆有解说员，但这次李正秀在门口躲清闲去了，换了朴民英做翻译。当她翻译说，高丽第31代王恭愍王陵东距开城市14“公斤”时，大家都不得其解，连问“什么？”她才恍然大悟，改口说，不是“公斤”，是“公里”，大家不禁莞尔。
如果说，博物馆的建筑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的话，那么院子里几棵要数人环抱的大银杏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足以证明这里的历史之悠久了。更有意思的是，树下居然有出售自己字画的个体画家，这意味着朝鲜确实出现了某种“改革”的迹象。打眼一看，感觉画得还是满不错的，但可惜我对字画完全不懂，所以也无法真正评价其水平的高低。
返回平壤的途中，我们再次经过开城的市区。发现他们也和中国一样，将好的建筑都建在路边，透过楼房之间的缝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后面的房子是很破败的。开城电影院的几幅宣传画引起了老田的兴趣，他发现：朝鲜的所有电影海报都是人工绘制的，“是中国的工会水平”，从来没有看到像国内电子制版的那么华丽的海报。不过凭心而论，我还是很喜欢朝鲜的海报，它质朴而有生气。而国内的海报，人都精致得不再像人了。
返回平壤途中。窗外景色依旧，一路无话。到了平壤，我们便直奔万景台学生少年宫。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平壤游览时，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少年宫旁边路过了。少年宫从正面看正像一位慈母张开双臂拥抱自己的孩子，呈弧形结构。由一座气势不凡的主楼、和两座弧形翼楼组成。主楼和翼楼均用巨型石料直接砌成，正面均镶嵌着巨大的落地玻璃。说是“宫殿”并不为过，坦率地说，我在国内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少年宫。中国最好的建筑都是给党政机关办公用的，哪里会轮上孩子们呢？
少年宫的门前，当然还是少不了金日成主席的高大铜像，周围还有几个孩子簇拥着他。
进了少年宫，我们先走进了一间书画室，许多孩子正在那里专心致志的习字。也许是早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见到我们，并不抬头。其中一个孩子奋笔疾书“朝中友谊”四个大字。少年宫的辅导员说了几句话，李正秀翻译说：这位同学愿意把这幅字送给一位游客。团友中有人下意识地问：多少钱？李正秀一愣，连说：不要钱，不要钱。
来自北京的老赵上前接下这幅字，并和孩子合影留念。我印象当中，老赵是一位机关干部，退休后和老伴一起来朝鲜。他们是属于那种对社会主义、对党和领袖非常有感情的那一代人。五一那天我们在丹东第一次碰面，他就告诉我，他把这次旅游看做是一次“红色之旅”，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是他的寻梦之旅吧！
接下来我们又依次参观了刺绣室、剪纸室等，还在一个大厅里，看到许多孩子在练习“跆拳道”。由于我们来得比较晚，所以就来不及一一细看，李正秀催促大家快点：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几位辅导员的引领下，我们进入了一个分为上下两层，容量大约为2000人左右的小剧场。小剧场早已坐得满满当当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一些真正的大鼻子老外。一进剧场，我们的团队就散了，大家各自找空位。我就在一个大鼻子旁边坐下了。
我刚刚坐稳，灯光就暗了下来，演出开始了！只见在暗红色的纬幕后面，轻轻巧巧地闪出了一个眉目非常清秀的少女。只见她身着一套柔软光洁的白色连衣裙，像一朵素雅的金达莱悄然绽放在舞台之上。她带着明媚纯净的笑容，环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用非常动听的声音说了一长串朝语。非常可惜的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但还是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后来，被特意安排在二楼就坐的轮椅老马说，此时此刻，观众席上的闪光灯一气猛闪，宛如满天的繁星一般。
随后的演出绝对是一流的。有器乐合奏、舞蹈、独唱、合唱等等。虽然歌词听不懂，但音乐是无国界的。这场演出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报幕员之外，还有一个童话舞蹈剧：一群小蜜蜂在辛勤、快乐地劳动，酿造自己甜蜜、幸福的生活，但一只大胖熊却想不劳而获，来偷吃蜂蜜，还动手行凶。最后忍无可忍的小蜜蜂们团结起来，奋起反抗，终于赶走了大胖熊，捍卫了自己的劳动果实。
演出结束后，我们走到剧场的前厅。把自己带的小礼物送给辅导员，我看了一下：有铅笔、有巧克力、发卡、口红等等。花钱不多又能尽显自己的慷慨，这种事情对在市场经济上先走一步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最合算不过了。还有一些游客，片面套用国内的经验，不相信这些礼物会送到孩子们手中，于是便在门口直接送给从少年宫里出来的孩子们。大部分的孩子都拒绝了，但我也亲眼看到，一个小女孩，拿了一大袋糖果，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兴奋地跑远了。
在去吃晚饭的车上，李正秀说：像这样水平的演出队，少年宫常年保持着好几支，轮流给来访的游客演出，水平都不相上下。他在车上还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平壤为什么没有女性骑车吗？”大家都说不知道。李正秀说：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女性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容易慌乱，容易出事故，所以为了保证她们的安全，在平壤市就禁止她们骑车。
晚饭终于吃到了大家一直在要求的“朝鲜冷面”，但我觉得味道不过如此。几个朝方导游不和我们在一起吃。吃饭时老王又表现出了他那种北京人喜欢大包大揽的个性，说几位导游非常辛苦，大家是不是自愿凑一点钱对他们表示感谢？然后他自己表态说他愿意拿三十块钱，我们也都说应该。结果凑了六百多块钱。拿出二百送给中方导游隋彬彬，剩下的由几位朝方导游去分。晚上回到羊角饭店后，老王在一位团友的陪伴下将钱交给了李正秀。至于李正秀是独吞，还是和朴民英、李明一、罗师傅几个人均分，就只有天知道了。我对老田开玩笑说，咱们中国人走到哪里，就会把坏风气带到哪里。这难道不是拉拢腐蚀吗？
由于我们吃饭的地方就在主体思想塔附近，所以我匆匆吃完了饭，就拉着老田出去，想抢在大家吃完饭上车之前，来个先睹为快。但老田一直害怕被李正秀发现，所以走得磨磨蹭蹭，我们到了塔下面简单转了一圈就回来了。我们穿过了一个居民区，我看到那里有一些专门为孩子们修建的滑梯、秋千等，滑梯是水泥的，上面的颜色已经非常陈旧了。上车之后，我觉得意犹未尽，便对李正秀说，我们既然离主体思想塔这么近，为什么不让大家去看看呢？同车的团友也如梦方醒，连说“对啊，对啊。” 李正秀说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这里停十分钟。
主体思想塔建于大同江东岸，和西岸的人民大学习堂遥遥相对。这座耗资巨大的建筑是由金正日发起并指导修建，于1982年4月15日在金日成主席70寿辰之际建成的。主体思想塔是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的象征，由主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人铜像、六组主题群像、两座亭阁和两个大型喷泉组成。塔前刻有“主体思想向世界放光芒”的献诗碑，“慷慨激昂地称赞以人为核心思考一切，为人服务的以人为主的世界观，革命学说主体思想的伟大”。塔的背面嵌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送来的252块石板，他们都是主体思想信奉者。上面刻有“主体思想是自主时代的火烽”，“照亮全球的光芒”，“向导的太阳，伟大太阳，金正日同志万岁！”等字样。中国在金日成主席80寿辰和金正日50寿辰之际送来的大理石板上刻有金日成花80条和金正日花50条以及“伟大主体思想万岁!”的字样。
主塔高170米，其中塔身高150米，塔顶火炬高20米，火炬台和火炬的重量达45吨。正面和背面都镶有“主体”两个金色大字。塔前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三人铜像，加上底座共高30米、重33吨。后面左右是依次是以“主体工业”、“大丰收”、“学习之国”、“健康长寿”、“主体艺术”、“铁壁要塞”为主题的花岗岩群像，都是些六七百吨重的巨型雕塑。喷泉据说可以喷到170米高，可惜我们来的这天不开放。
我们拾级而上，一边拍照，一边慢慢走到了主体思想塔正面。只见对岸的风景历历在目，壮观优美，而近在眼前的大同江水潺潺流过，水质清澈。我回望塔下的巨大铜像，看到那个身着西服手拿毛笔的知识分子，我忽然意识到，朝鲜政权之所以比较稳定，可能和朝鲜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有关。朝鲜劳动党可能一开始就放弃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而把他们整合成了特权集团的一部分。
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黄长烨，他是原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担任过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可说是金日成的亲信、金正日的政治导师，也是主体思想的重要理论家。1997年他在访日回国途经北京时突然闯入韩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我想，主体思想虽好，但并没有真正实行。如果真的能够落实，那么即便是经济落后一点，朝鲜也会立于不败之地的。面对滔滔大同江水，我信口吟出一首打油诗：“长烨已奔韩国去，此地空余主体楼，长烨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回到羊角饭店。由于昨晚夜游平壤被发觉，所以不好继续出去了。再说这几天逛得也挺累的，轮椅老马盛情邀约老王、老田和我到楼顶的旋转餐厅去喝酒。我们也就同意了。
回到房间洗了澡，休息一下，到九点种左右，轮椅老马的电话就来了。我便和老田一起来到了楼顶。旋转餐厅本来是观景的好地方，但可惜平壤的电力太缺乏了，除了主体思想塔那里有灯光之外，其他地方根本就看不见什么。
老马为自己要两杯“威士忌”，共八十元人民币，相当于8000朝元，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两三个平壤人的月工资。老王和老田各要一瓶啤酒。我因为晚上吃冷面吃的拉肚子，什么也不敢喝，只要了一杯水。
老马开言道：“平壤实在太美了，美的令人心醉。可是平壤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现在等于是全体朝鲜人民在陪着他们父子俩在玩。”
老田说：“还是改革开放好啊！”
我说：“看中国的情况不能只看北京、上海，还看内地和西部的农村。那才是真正的中国。”
……
历史必将终结？我不相信。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人类就永远不可能找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价值是永存的，人类终将找到能够摆脱资本奴役的途径。社会主义必将在未来获得光荣的再生！
我知道，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只不过是仅能听到自己的回声罢了。
今晚我们聊得很晚，后来发现旋转餐厅已经不转了，我们才意识到过了子夜了。
5月4日 晴 四
今天就要离开平壤，不，离开朝鲜了。我心里有几分留恋，如果朝鲜需要志愿者，比如教教汉语什么的，我真的愿意在这里服务几年。
走之前，我把自己带来的一些食品，如方便面、蛋糕之类的，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房间的桌子上，也许清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会需要，也许不会，这里的食品这么匮乏，谁知道呢？
到了楼下大堂，我把一包没有来得及送出的铅笔送给了卖矿泉水的服务员。她们只会用生硬的汉语说“人民币，一元、三元”，我给她们比画说，如果有小弟弟，小妹妹在读书，就送给他们。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的听懂了，但看得出来，她们很高兴。
我们乘坐的大巴在平壤市内穿行，羊角饭店渐行渐远。路边闪过一座格外高大的“永生塔”，横跨在一条大街的入口。李正秀说，这是朝鲜最大的永生塔，其基座宽50米，高90米。从这座永生塔下面穿过，就进入了平壤最漂亮的大街之——金星大街。这条大街所以被命名为“金星大街”，是为了纪念金日成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用过“金星”这一名字。金星大街的东头，就是著名的锦绣山纪念宫——金日成安息的地方。
锦绣山纪念宫原称“锦绣山议事堂”，是金日成主席生前办公的地方，朝鲜人民习惯称“主席府”。锦绣宫主建筑物共三层，用灰白色大理石罩面，雄伟壮观，建筑物上飘扬着朝鲜国旗，正面悬挂着金日成主席的画像——“太阳像”。建筑物所有的窗户都被用水泥封闭了，正门也被封闭了，这是为了保持室内恒温。但这让它看起来很神秘，其实这何尝不是朝鲜的象征呢？朝鲜之所以被外界看得很神秘，也正是因为她的封闭性。
据说，金日成生前最后一次到农村视察，发现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大受刺激。这成了他去世的一个重要诱因。朝鲜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合作农场，有点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集体经济要充分发挥其活力，又需要其成员有很高的觉悟及合作精神，需要其内部成员充分的参与和民主，没有做到这两点，可能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金日成去世以后，金正日宣布为他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只担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但没有接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后来干脆修改宪法，将“国家主席”永远保留给金日成，使金日成成了“永远的主席”。自己只接任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和劳动党总书记职务。这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嘲笑。但在朝鲜，却是一个极得人心的做法：中国在近百年来，不仅经历了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孝”的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朝鲜不是这样的，在朝鲜，做领袖的“忠臣孝子”，一直是一种最高道德。朝鲜官方报道说，每当金正日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他都会在子夜时分来到锦绣山纪念宫，在父亲的灵前拜谒并且沉思，以获得精神力量。现在“锦绣山地区被划为主体思想的最高圣地”，“锦绣山纪念宫，是我们金日成民族尊严的象征，是我国人民的骄傲。”
为了将“锦绣山议事堂”改建成“锦绣山纪念宫”，据说朝鲜方面花了好几亿美元。建成之后，在朝鲜的2200多万人口中，有1000多万来这里瞻仰过金日成的遗容。李正秀说，要去锦绣山纪念宫，要提前一周申请，所以我们这次去不了了。
车辆很快驶出了平壤。朝鲜不像中国，还在“黄金周”里，对朝鲜人来说，节日已经结束了，路边的田野里，已经看到了劳动的人群。像我们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田边地头插着红旗，男女社员在集体劳动，还能看到拖拉机。不过我也看到一些令人感慨的场面：在路边的小山坡上或者水沟边，有一些面黄肌瘦的人提着篮子在寻找些什么——这分明是在挖野菜了。
1994年，在金日成主席逝世之后，朝鲜开始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一个是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使得农业减产，粮食歉收；一个因缺少电力、燃油、煤炭，一些列车停运，不少工厂企业生产停顿；再一个是在国际上随着苏东剧变，苏联主导的“经互会”解体，朝鲜失去了原有的贸易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以“核问题”等为借口对朝鲜实施封锁。朝鲜将这一段时间称之为“苦难的行军”。《劳动新闻》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90年代的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痛苦连着痛苦，苦难接着苦难。在那严峻的岁月，世界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崩溃，我们民族的慈父逝世，称为‘苦难的行军’的考验像海啸一样令人生畏地猛扑过来。”
到2000年，韩国金大中总统来访，朝鲜内外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朝鲜宣布“苦难的行军”取得了胜利。但，从我看到一鳞半爪情况看，朝鲜的苦难可以说仍然没有结束，至少粮食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离开平壤不到一百公里，高速公路就结束了，路面又开始颠簸起来。途中我看到了一些修路的场面，我发现他们主要还是依赖人力。比如他们背渣土主要是靠一些木制的背架，这和我当年看的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英雄儿女》中朝鲜老大爷用的那种背架完全一样。另外他们修路的材料主要是土和碎石，完全没有沥青或水泥之类的东西。
路边仍然有人在赶路。有人试图搭便车，他们通常高举一盒或两盒香烟，大概是作为搭车的交换。可能因为我们这是“涉外”车辆吧，罗师傅一个也没答应。我想起中国的七十年代后期，“方向盘”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还有一身背冲锋枪的人民军战士，站在路边敬了个礼，显然也是想搭车，坐在前面的李正秀摆摆手拒绝了。轮椅老马和老田眼尖，说李正秀的手不是左右摇摆，而是从里向外摆——这是一种很轻蔑的手势，说明李正秀有很强的优越感。我觉得他们俩未免太敏感了。
中午吃午饭休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
我们在一个合作农场的门口停了下来，看起来像是场部。房屋虽然有些陈旧，但非常干净，有几张石桌和石凳。还有几棵大树，他们用石灰水把小石子刷白，然后在树的周围摆成一个很标准的圆圈，这当然纯粹是为了装饰。我在平壤看到许多树的周围也是这样的，心里不禁暗暗佩服朝鲜人民的自尊心。场部的高音喇叭好像在播放新闻，老王感叹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了。其实，我记得我前两年到北京门头沟区的军庄镇，还听到高音喇叭，除了北京，中国的其他地方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超越朝鲜那么远。
远处的几间房子前面，有一个小斜坡，上面的草被修剪的整整齐齐，也是用白色的小石子拼成“4.15”、“2.16”的字样，十分醒目，我傻呼呼地问李正秀，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李正秀有些不满地盯了我一眼，好象是怪我连这个也不知道。他说，第一个金日成主席的生日，第二个金正日将军的生日。
1942年2月16日，金正日降生在朝鲜北部两江道三池渊郡白头山抗日密营的一座原木房内。朝鲜劳动党确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后，金日成亲自将密营后面的一座山峰命名为“正日峰”。后来，朝鲜方面在这座山峰的正面修建了“正日峰”3个朝文大字，由６块两米见方的花岗石板吊装拼缀而成。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原木房按原样重建，房前立了一座纪念碑。从此，“正日峰”下的这个地方成为金正日的故乡，那座原木房成为金正日的故居。80高龄的金日成在金正日50寿辰时，还用汉语亲笔写了一首诗。诗曰：“白头山顶正日峰，小白水河碧溪流。光明星诞五十周，皆赞文武忠孝备。万民称颂齐同心，欢呼声高震天地。”
恩！好诗！
我匆匆吃完了饭，便走到场部前的一间房子，从玻璃窗外向里看，我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家小商店，当然货架仍然是空空如也，我始终没有印象上面摆放了些什么东西。两个女青年，坐在一角落里，拘谨地看着我。我给她们打手势，请她们开门，但她们毫无反应。我只好失望地离开。
我四处看了看，发现离场部不远的地方，还有几间房子，看起来也是办公用房。门口有几个人，蹲在那里聊天，有男有女，还有一位长者。那里和场部隔着一条小河沟，上面有一座独木桥。我看李正秀他们几位还在专心致志地吃饭，便慢慢走了过去——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有和普通的朝鲜民众接触的机会了。
一看到我过了桥，人群中两个女青年好像是躲避瘟神似的立刻起身回房间里去了，其他几个人倒是没动，看着我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只好像他们蹲下来，冲着他们傻笑。光傻笑也不行啊？我忽然想起口袋里还有一瓶刚打开的“木糖醇”。便掏出来，先倒出一块放进自己嘴里，表示是可以吃的，然后又给他们每人倒了一块，我看他们伸出的手，和中国农民的手，真的没什么区别。他们也像我那样，把糖放在嘴里嚼着，脸上的表情很愉快。我看气氛挺好，便去招呼那两位女青年，她们大概看出我身上并没有瘟疫，所以也就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我赶紧给她们每人分了一块，并干脆把一整瓶送给了其中一位，她也毫不客气地就接了过去，大家都笑了起来。
看到我们这里很热闹，老田、老王、“韩国人”都走了过来，大家比比划划，感觉不亦乐乎。老田因为身上没带东西，便把手里的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送给了那位长者，“韩国人”说这是礼物，我注意到，老人是双手来接的。
这时，李正秀开始招呼我们上车。老王忽然神经短路，对“韩国人”说，你告诉他们，就说他是志愿军的后代。“韩国人”一说，可不得了了，他们几个人都拥上来和我热烈握手，我只好一边握手，一边向他们鞠躬做别。
谁说朝鲜人民忘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牺牲？你做了好事，人民总归会记得的，我们不能单看朝鲜的是教科书怎么写，而低估了人民的记忆和判断能力。
在离开朝鲜之前，有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遭遇”，我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我们和他们挥手告别，继续前行。窗外景色依旧，我却陷入了沉思——
朝鲜贫困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朝鲜固然存在许多体制上问题，但外部环境的变化，却应该是主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的贫困可以说是苏联东欧集团崩溃副产品，而韩国的繁荣也是美国日本繁荣的副产品。美国围堵中国，有意识地要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建立几个“橱窗”，向它们开放市场和提供技术、资金支持，所谓“四小龙”均出现在中国的周边绝非偶然。而对朝鲜这样资源匮乏，靠跨国经济体系维持的小国来说，以苏联为核心的经互会共同市场的瓦解带来的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朝鲜的石油、焦炭、棉花等战略物资以前全部依赖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终止了与朝鲜的记帐式贸易关系。东欧诸国迫于美国的压力，也不再继续与朝鲜进行经济交流），西方经济封锁产生的效果也是不亚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公交车上还不是一样背着煤气包？若不是中国工人石油工人有志气，搞出了大庆，北京不也是和平壤一样？实际上，朝鲜的经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一直领先于韩国的，八十年代之后才逐渐落。对比一下从那个时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的变化，我们是不难发现其中微妙的因果关系的。
另外，和地域辽阔的中国不一样，像朝鲜这样的小国，只要一发生天灾，就是全国性的，连缓冲的余地就没有。1995年后，朝鲜连续两年遭严重水灾，使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农业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而且朝鲜面积虽然有13万多平方公里，但四分之三是山区和丘陵，并不适于发展粮食作物。这样一来，饥荒变得不可避免了。虽然有“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此外，朝鲜非常看重自己的政治上的独立，为此不惜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因此金日成不仅在朝鲜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在旅日朝鲜人、海外朝侨和不少韩国学生、知识分子中也获得普遍的尊重。在这方面，韩国就差多了。在金日成逝世之后，金正日看起来继承了乃父在这方面特点，在国际舞台上特立独行，大开大盍，“以超强硬对强硬”，也算得上铁骨铮铮了，总比那些有奶便是娘的软骨头要强吧？
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我觉得朝鲜没有什么对不起中国的地方。现在有人大肆炒作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先开了第一枪。我看这纯粹是无聊。日本投降之后，苏联方面和金日成曾经提出要通过普选来实现朝鲜的完全统一，当时金日成是抗日英雄，而李承晚根本就是无名之辈。美国正是因为断定选举必输无疑所以才拒绝选举的。金日成是在和平统一无望的情况下，才决心用武力来统一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一的权利，也有选择统一方式的权利。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不也是保留了“非和平手段”的条款吗？
至于有人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和斯大林串通好了蓄意拖中国下水，迫使中国和美国翻脸，这更是故意污蔑斯大林，过低的估计了毛泽东的智力，也让金日成的行为变得不可理喻。朝鲜战争唯一的理由金日成要实现祖国统一，战争一爆发就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发展。中国出兵既是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为了维护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或者一开始就做缩头乌龟，则东北必将变成预设战场，所有的工业都要迁进关内，而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都在东北。此外，中越边境、台湾海峡，都会变成战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国内几百万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必将伺机而动，则中国必将兵连祸结，国无宁日，甚至四分五裂，哪里还能谈得上安享50多年的和平？因此，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现在意义上的中国是不是存在都很难说，至于什么“盛世”、“崛起”，都不过是些春秋大梦罢了，根本就无从谈起！
朝鲜的存在本身，就为我们构筑一道“防火墙”，我们还要什么？我在鸭绿江边看了看，又到板门店看了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如果说军事分界线南北四公里的非军事区为朝鲜提供了缓冲，则朝鲜就是中国的非军事区。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朝鲜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父子相传。这一点确实是很难替他们辩解，但如果将其放到东方文化的传统之中来看，也并不足为奇。日本现在还有天皇，台湾有蒋氏父子，即便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尼赫鲁家族的统治不也是源远流长吗？也许你会说那是经过民主选举的，这当然不错，但民众为什么会总愿意选举这个家族的人当总理呢（甚至是这个家族的寡妇）？显然我们不能说印度再也挑不出比这个家族更能干的人，只能说人民在心理上愿意认同这个家族的人。朝鲜也是一样，存在就是合理，在特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下，子继父位提供了政权稳定所必须的合法性。韦伯也说过大意这样的话，即任何统治都包含有自愿服从的因素在里面。
我曾经对朋友说，朝鲜是一个“冰雕之国”，意思是说，朝鲜目前的状态是暂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烈日下，她迟早会变形和融化，她所承受的压力毕竟太大了。朝鲜人民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凝聚力比较强。如果朝鲜“核危机”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国际封锁解除，朝鲜能够结束准战时状态，把主要精力用来搞建设，则经济腾飞，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可以预期的。老田在路上看到一条标语：建设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真的希望，朝鲜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中，既能够实现GDP连续翻番，又能保持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的特色，我的希望是奢望吗？
大巴再次进入了新义州，我又看到了金日成的铜像和他身后的金日成革命事迹馆。再转了几个弯之后，我们又再次回到鸭绿江桥头。
边检，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和李正秀、朴民英、李敬一、罗师傅等几个人握手，但我没有向他们要地址，我知道现在要也是徒劳的，反正也无法联系。一切随缘吧！如果今后有缘，那就还能够再见面。临向桥上走的时候，我意外发现第一天入朝时李正秀介绍的他的那位“领导”也出现在送行的人群中，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只在第一天见到过他，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我也向他挥了挥手，心中默念：祝你好运！我喜欢朝鲜人民！
刚走上桥头的时候，桥下有很多脏兮兮的小孩子在大声对我们呼喊着什么，有的高举着手里的空饮料瓶。他们是不是想要一些吃的？我不知道。我很想把把最后的一盒蛋糕抛给他们，可又怕伤了旁边朝鲜人民军军官的自尊心，只好作罢。
到了桥上，由于中方没有准备好接待，我们只好在朝方那一半的桥上等着。江风呼啸，吹得大桥的钢梁“呜呜”作响，我一抬头，忽然发现大桥的钢梁上有许多弹洞。我开始以为是钢梁的质量问题，后来确认：没错，就是弹洞，就是当年美军飞机扫射时留下的弹洞！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鸭绿江上，残阳如血，我伸手一摸，弹洞余温尚在！
（2005年6月5日星期日初稿）
（2005年6月11日星期六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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