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
杨 志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关键词]循环经济；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摘 要] 各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当前已成为国际性重大问题之一。这一方面说明实践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说明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循环经济势在必行。目前国内外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虽不少，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主流经济学均基本不研究循环经济，非主流经济学虽对循环经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国内外循环经济研究进行理论梳理，同时阐述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与循环经济的结合，并为实践中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经济学依据。
[中图分类号]F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7）11-0022-10
<教学与研究>[收稿日期]2007-10-08；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
[简介] 杨志 （1952-），天津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资本论》、当代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理论研究。
一
（一）国内外循环经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目前国内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虽多，但从经济学视角，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对循环经济进行研究的尚属鲜见。对于这种状况，四川省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王朝全，曾在2006年6月“全国循环经济基础理论与发展模式研讨会”上说：“循环经济的研究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国内公认的一流经济学家大多保持了沉默，至少没有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公开面世，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真如某些学者所言‘循环经济对现代经济学构成了（传统）挑战’？还是循环经济仍然处于现代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之内以至于使那些大师们感到‘无需再说’？这些问题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另外，如果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4年至2007年8月总共22期的目录，那么不会找到哪怕是一篇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文章；同样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杂志2004年6月至2007年6月总共36期的目录，也不会发现一篇专门研究循环经济的论文。
国外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状况还不如国内。在Google的学术高级搜索中输入Recycled economy，不包含China一词，可以看到：1970年之前相关文献只有149篇，到1979年增加至460篇，到1989年为止有1 140篇，1999年猛增至5 160篇，而2006年相关文献更是达到11 300篇之巨；但在经济学最大的目录数据库IDEAS[1]中输入recycled economy，却只出现11篇论文（截止到2006年11月）。另据世界银行2004年的一篇有关循环经济的综述报告说，他们发现Google上9篇介绍循环经济的顶级文章，除1篇是德国人写的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写的。[1]由此可见，国外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很不以为然。
然而，经济学包括主流经济学不能不承认：各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当前已成为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实践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说明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循环经济势在必行。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不愿意阐述也不可能阐述的问题，正是非主流经济学全力关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鉴于这种事实，从理论上认真梳理、概括和研究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研究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方法和观点及其差别，无论对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着眼于现实的市场经济操作，特别是对制定我国“后京都时代”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依据
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在经济成长重要阶段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的每一个举动都与世界市场及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经验表明，西方世界崛起包括现实发展是以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消耗占世界80%的资源和污染环境为条件的；如今同样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也要“崛起”，那么按照已有的经验，中国势必也要争夺世界资源和污染环境。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既否定这个经验又肯定这个经验。例如，2001年3月，布什政府就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还不清楚而履约将对经济增长不利”和“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2]。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美国政府公然违背旨在缓解全球变暖趋势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也不仅仅在于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家的事实，而在于《京都议定书》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豁免期截止于2012年，这就使“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重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以及必须承担的义务问题。可以肯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新经济体、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当然，中国是一个对世界乃至对全人类都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早承诺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因此从2004年起（这年我国继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又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就下决心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新举措。2005年7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同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的各项工作。2007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出席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期间，郑重向全世界承诺：中国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国际公约，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积极努力；中国政府制定和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将认真贯彻落实。2007年9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以“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减缓气候变化”并再次表达了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又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
二
（一）国外主流经济学“缄口不言”循环经济的根源
主流学派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发挥主导影响力的学派或理论。在西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上升为主流学派。[2]主流经济学派之所以被称之为“主流”，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它是那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资本”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以获取资本高额利润为目标、以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手段的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其实，早在160年前恩格斯就说过：“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学确实包含着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 [3](P599)
从政策主张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宣传“市场出清”、“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观点，以快速实现“华盛顿共识”（1990）框架中以美国为主导的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政府非调控化的全球化战略。[4]显然，这个战略与“联合国共识”（1987、1992）框架下[4]构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实现的是美国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理论框架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边界或研究范围被严格规定在市场框架之内，即只研究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内的经济活动，而不研究市场机制之外的非经济活动；这就隐含着一个规定：发端于环境和生态保护活动的循环经济不属于经济活动，因为它产生于市场框架之外。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以资本的资源配置为中心的价格、供求、投资、融资、国际贸易、世界市场、跨国公司经营等市场活动，其研究目的是如何实现垄断资本（例如石油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问题；而循环经济研究的是以减少资源投入、合理利用资源的节约型经济，其目的是协调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理论基础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私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在当代这种世界观演化为“以我为主、我即世界”的霸权主义世界格局观；譬如，美国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5％，但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要消耗8 000磅石油、4 700磅天然气、5 150磅煤炭和0.1磅铀，一个美国就消耗了25％的世界总能量。[5]与这种世界观相匹配的是“为我独尊”的发展观；在当代这种发展观表现为“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经济增长观；例如，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做法正是其单边主义的真实写照。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恶化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不会去研究支撑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承载以世界各国人民为本的、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超越”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
（二）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层次或主流经济学“冷淡”循环经济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最高层次的学界代表：其一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经济研究所代表的层次，其二是由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系代表的层次；[5]我国主流经济学是那些高举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旗帜，坚持从基本国情和大多数人利益出发，在坚持和传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成果，为创新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学术力量，他们也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从经济研究的学术目的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看，我国主流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本质区别。然而，为什么他们对待循环经济也极其“冷淡”呢？[6]这其中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我国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及其理论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主流经济学为其做出重大贡献。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主流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包括其主流经济学努力学习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老师，我国主流经济学是学生。第三，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长足进步，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主流经济学自然也功不可没。第四，在加入WTO初始阶段，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如何接轨，包括在制度建设、运行规则、法律规范、管理体制，甚至行为心理、习惯等方面，均成为当前主流经济学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去研究的对象。第五，如此，久而久之，我国主流经济学已习惯把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当做是惟一“管用”的或“有价值的”经济理论；这种习惯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偏爱市场理论而冷淡或摒弃非市场理论“情结”。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看来：（1）在当代，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资源如何配置，而不是研究资源、环境、生态本身；（2）市场是当代资源配置的或基本、或主要、或惟一的方式，所以，经济学即使研究环境和生态也要首先将其资源化，进而将其转化为市场内部化问题来处理；（3）市场内部存在技术进步特别是技术创新机制，自然资源因有技术支持而可被替代，因而在经济学上依然可被假设为无限供给；（4）在全球化背景下，即使某种资源出现短缺也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以解决；（5）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倒U型曲线）表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还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之，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看来，“阳光之下无新事”，循环经济仍然处于当代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之内，以至于经济学大师们的确感到“无需再说”。
三
（一）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中研究循环经济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当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上升为主流学派的时候，各种“非主流”新经济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是以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和生态之间矛盾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经济学流派，如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国际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循环经济的研究也融合在这些理论之中。与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有所不同，研究生态的新经济学派一直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派所承认[7]。
从理论前提上看，该学派的产生不仅基于对环境污染和增长极限的辩论，而且基于对传统发展观和世界观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自上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力量的重新组合产生的连锁反应，要求对思考经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进行反省”：到底“发展——向何处去？”他们强调：必须摒弃那种“令人感到痛惜的”、“经济学家公认的日益增长的天真”的观点，必须反对那种使当今世界“恶性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8]。
从理论基础上看，该学派以“科学与价值趋同”、“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9]和指导“人与自然新对话”的新世界观为基础[10]。他们强调：“对发展问题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化的目的有关。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的不断变革”。[6]他们依据当代物理学耗散结构理论，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也会给世界带来负面影响，并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来表明他们对工业化世界的总看法。他们坚信：熵不仅会改变着人类今天的未来，而且会改变着人类子孙明天的未来。 [7]
从理论框架上看，他们打破主流经济学仅仅从资本增殖、市场配置、GDP增长的视角研究经济活动的框架，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足迹和生态包袱、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平等、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是否正义、人类共同福祉是否能够实现等等。总之，他们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和考量当代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事关全人类未来命运的世界发展路径。
从研究对象上看，他们在新发展观和新世界观的指导下，坚持把经济系统看作是隶属于自然系统的子系统；由此，他们坚持在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的重合地带研究生态经济。在他们看来，生态经济是惟一能够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并以此同主流经济学只从资本增殖狭隘眼界研究市场经济相区别；循环经济则是生态经济可操作的具体形式。
（二）国内“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主流”与“非主流”从来都是相对的。事实上，我国“非主流”经济学，不仅是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由此而成为循环经济研究的主流，而且也是推动世界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并由此而成为世界性研究中的主流。然而，由于受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仅就我国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述评。
第一，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上存在明显的混乱和较大的差异。例如，有的学者既把循环经济定义为与知识经济相联系的理论和观念或“新思想体系”，又把它定义为“存在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的新型国民经济体系。”[8]而较多的学者则把循环经济定义为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的生态经济活动，并认为其循环是生态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9]其本质是物质代谢问题。[10]也有些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把循环经济，或者定义为新型工业化的最高形式，[10]或者定义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11]上述种种定义表明，我国学界对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运动范围以及运动机制等问题，在理论认识上还处在较为混乱的阶段。其实，尽早明确研究对象非常重要，因为它既决定着理论框架的边界，也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择。
第二，对理论基础的研究极为乏力。这种乏力表现在对科学发展观本身的理解和对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都远远没有达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的那种水平，更没有达到把科学发展观与科学世界观联系起来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方法论使其在循环经济研究中起到纲举目张作用的那种水平。在笔者看来，关于科学发展观以及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1]对于处在“关键转折点”的决策至关重要，正是基于如此，科学哲学家库恩和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朗菲才把世界观和发展观的转换用“思维范式转换”的命题加以强调。另外，在笔者接触到的近50本循环经济的研究著作中，除了由洪银兴作序，由黄贤金主编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一书之外，[12]很难再发现能够反映研究者具有经济学理论素养的相关内容了。
第三，在框架设计方面，既缺少对循环经济基本构成要素和微观结构的分析，也鲜见对其“生命周期”和“成长阶段”的动态研究。这就很难揭示作为经济循环载体的物质和能量在循环经济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也很难描述在循环经济生命周期的各个成长阶段上，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和完成任务的途径是什么？其实，在经济学框架中处理这种问题的例证比比皆是。例如，“在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之初始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包产到户”解放农村生产力，其途径就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学。”在这里，“做正确的事”决定“正确地做事”，“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等等绝对是在框架设计的时候应该遵守的科学逻辑。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华而不实”问题严重。例如，乍一看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我国研究循环经济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系统科学、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超循环理论。但仔细一琢磨，仅系统科学就包括“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和协同学、混沌论、突变论）等理论方法。试问，在上述这些方法中，究竟有哪一种方法能够揭示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与货币和资本的循环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以及为什么具有这种内在关系呢？答案却是否定的。
四
（一）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急需当代经济学理论创新
不管循环经济有多么特殊，本质上它依然是一种经济活动；既然是一种经济活动，那么对它的研究就需要有真正能够揭示经济活动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之功能的经济科学来介入。上述分析则表明，当代国内外的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对循环经济活动解释均力不从心，于是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创新，或者是一种发生在有序与无序之边缘的复杂活动，或者是一种从混沌到有序演化过程中的复杂架构。从这个意义上，当代复杂科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米歇尔· 沃尔德罗普，把具有创新品质的研究活动概括为“诞生在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13]显然，这比经济创新理论的开拓者约瑟夫·熊彼特把“创新”理解为“毁灭性地创造”更接近创新的本质。
循环经济活动本身的确具有“复杂”的性质。这种复杂表现在：（1）在当代市场经济框架中，到底有没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基础；（2）在我国当前“传统与现代”二元特征依然“强烈”的经济结构中，在占我国企业95%以上的中小企业中，是否具有“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的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12]（3）如果有，那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长效机制、干预机制是什么？（4）如果没有，那么目前支持或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依据在哪里？（5）如果既有又没有，那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创新点应该在哪里？
同当代[11] 一切创新活动一样，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也不是简单地对过去或现在的经济理论的“毁灭性颠覆”，而是在“过去”（秩序）——“现在”（混沌）——“未来”（新秩序）之时空转换中搭建一个既可以传承又可以发展的桥梁。只有这样的经济理论，才能一方面科学地阐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和阻力为何以及如何深藏于当代市场经济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科学地阐释循环经济为何以及如何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新生产方式或新经济形态。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经济理论，才能够在当代经济学的秩序与混沌之边缘建构起循环经济学的框架，为循环经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4](p38)作为科学的发展观，它揭示了循环经济研究者至今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自然、人类自身、人类活动、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自然是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起源；(2)人类自身是自然合乎逻辑的演化；(3)“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个方面，是人改造人”；[15](p88)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发展、享乐的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15](p59)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地揭示了人类活动、劳动、活劳动、人类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循环经济学科学阐释人类活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1)人类活动或劳动，指的是人类在发挥自身潜力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一种运动状态或能量释放状态；[13](2)这种“状态”表明，劳动是一种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死劳动”相区别并相对立的“活劳动”；[14](3)从自然界演化的视角看，活劳动是一种与“死物质”相对立的并能够引致地球“生物圈”发生重大变化[15]的“活物质”；[16] (4)从人类演化的视角看，活劳动的特殊能量来自人类独有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类劳动独有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17](5)随着人类活动能力体系和社会关系体系的发展，人类活动或劳动无论在其内涵（智力和体力）方面还是在其具体形式（社会分工体系）方面，都与时俱变并越来越具有现代含义；(6)由于劳动发生在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所以劳动本身及其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因素都具有自然与社会的二重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循环经济理论框架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逻辑方法。（1）劳动，作为中介于自然与社会交错关系中的人类活动，从结果的角度看就是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2）生产方式，是社会系统中惟一能够把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生产力要素（系统）和人与人之间利益交换和分配的生产关系要素（系统）耦合在一起的载体；（3）生产劳动或生产活动一旦被嵌入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框架之中便转化为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经济活动；[18]（4）从静态的角度看，生产方式连同被其耦合在一起的经济活动便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支撑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人文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从动态的角度看，特定的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又成为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19]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面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革命同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思路。（1）生产方式革命是决定或推动经济结构的变迁或经济形态的演进的根本力量，也是决定和推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力量，因此循环经济首先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才能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相反。（2）“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16]（p492）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17]（p359）资本要想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就“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17]（p366）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17](p370-371)
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的理论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模式。资本循环就是资本运动的基本形式。产业资本循环是各种形式的资本循环中惟一能够直接承载自然与社会交错运动关系的资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非常详尽地研究了单个产业资本循环和作为具有各种各样差异性有机整体的社会总资本循环的——形式（包含物质能量资源与价值增殖的交错循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交错循环、市场经济中实物流和货币流的交错循环、社会总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和社会总量货币和信用的交错循环）、特点（包括各种形式循环的特点以及作为各种循环形式统一的总循环的特点）、条件（与决定和约束资本正常循环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还有由此决定的资本循环速度与资本增殖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第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6]（p489）研究这些规律的时候，马克思强调（1）“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16](p489)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况且经济学研究“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6](p489/489)些规律“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14](p33）“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4](p33)前者是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3](p603)后者是为前者提供条件。
第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永恒方式；（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借助世界市场网络将其内部矛盾外溢，不仅造成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矛盾而且造成整个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与矛盾；（3）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制造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这些至今依然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纽结；（4）以刺激“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把资本对雇佣劳动从而对人类劳动的剥削推向了对整个自然界的压榨。
第八，恩格斯早就警告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8](p383-384)今天，该是认识恩格斯教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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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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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ttp://ideas.repec.org/
[2]《京都议定书》（1997）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充分“注意到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而确定的“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经过历时5年艰苦卓绝谈判才制定出来的关于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可操作细则。《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
[3]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24日20:58 新华网
[4] 笔者把如下事实称为“联合国共识”：1987年，以布兰特夫人为首的环境与发展特别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事关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后，联合国从布兰特报告其“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总观点出发，提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1992年，178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03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亲自与会并就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发言；会议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生物多样化公约》(UNFCBD)等。
[5] 笔者赞同《现代经济辞典》中这一观点：“经济学同科学的研究一样可分为两大类：基础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研究经济原理……应用经济学则是使这些基本原理在推行各项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中发挥作用，而以经济进步为其总的目的”；基础经济学“这种研究大部分由学院经济学从事”。〔见（美国）格林沃尔德：《现代经济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52页〕
[6] 说我国主流经济学“冷淡”，除本文前述事实外还有如下佐证：（1）在全国综合性大学经济学院中，除西北大学经济学院设立了循环经济专业外，很难再找到第二个研究循环经济的经济学院；（2）我国研究循环经济的领军人物基本都是学技术、学工程出身的学者，很少有出身于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学者。
[7] 一般认为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延伸，所以它们被置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另外在西方，被认为是非主流学派经济学的还有许多流派，例如新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不过，本文所言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是特指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矛盾关系的学派。
[8] 参见（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正文第1页和序言《发展——走向何方？》。需要指出：弗朗索瓦·佩鲁是法国经济学家，他因早在1952就发表过“从国民的贪欲到人类经济”文章而享誉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官员M·A西纳索，也是最早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与发展观联系起来的学者，他的新发展观之要点是：（1）反对某地发展不足而别地发展过度，（2）科学与价值趋同，（3）发展主体是全人类而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4）发展一旦与发展主体利益相背、发展便不再继续，（5）发展是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9] 笔者认为，从《新发展观》一书的整体逻辑上看，这里的科学指的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10] 1975年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比利时籍科学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具有不可逆性的“熵垒”如何产生于“能量和工业时代”，从而揭示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与能量消耗及工业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从时间逻辑上看，普利高津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是（美）里夫金和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科学基础。前者中文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后者中文版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1] 笔者认为，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科学发展观都是介于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之中间范畴。或者换句话说，科学世界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或存在形式，科学发展观只是科学世界观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前者是对发展主体的哲学表述，那么后者就是对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哲学表述。
[12] 参见钟欣编：《2007中国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2004）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更。参见孟赤兵、芶在坪：《循环经济要览》，北京：航天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3]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的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文中的黑体是笔者加注的。
[14] 马克思说：活劳动“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他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使它们结合为产品”；他还说：“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现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它们“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化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活劳动就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应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214页。文中的黑体是笔者加注的。
[15] 参见《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自然哲学。有机界》、《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423页。
[16]“活物质”是苏联生物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理论，这个理论日后被其发展成为生物圈理论。活物质是地球上无数有机体总和。活物质，作为一种物质，是以有机体的重量、化学成分、能量、空间特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物质；而活物质的“活性”，则是通过所有单个有机体的协同作用创造了地球生物圈得以表现的。参见（苏）维尔纳茨基：《活物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7] 马克思很重视由意识和语言所表现的人的具有社会性质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这种主观能动性，能够促使自然分工转化为有意识的社会分工，并且伴随复杂性的社会分工就出现了分配，分配特别是不平等的分配会衍生出具有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于是出现了具有复杂性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以及各种国家形式和国际关系等等。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89页。
[18]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9] 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分析了两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和国民经济形态。前者是人类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用相对长的时间尺度（大尺度）衡量的经济形态；它所表明的是以经济制度革命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后者是在既定的历史框架中用相对短的时间尺度（小尺度）衡量的经济形态；它所表明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内部的生产方式的运动状况。马克思对经济形态的这种区分，对研究当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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