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
马拥军
马拥军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党宣言》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它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然而，对《宣言》的基本思想却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人以《宣言》为根据论证政策转型的合理性。在提出“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后，甚至有人宣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阶级斗争观点已经“过时”。本文的核心就是论证：第一，《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阶级斗争观点；第二，阶级斗争观点并没有“过时”；第三，我们需要以《宣言》的基本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状况。
一、《宣言》与阶级斗争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宣言》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作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早在1920年以前就阅读了《宣言》。但是，他从中接受的主要是阶级斗争观点。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直坚持用这种观点观察社会历史，直到把阶级斗争作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1](1487)
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有许多人认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阶级斗争观点。这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恩格斯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2](252)
显然，恩格斯确实强调了阶级斗争，但没有把它作为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恰恰相反，恩格斯把阶级斗争观点奠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一基础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本人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2) 事情非常清楚：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来说，还是对于恩格斯来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等同于“阶级斗争”观点。
马克思1852年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地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547)如果毛泽东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能够成立，“历史唯物主义”岂不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共有的观点？既然如此，恩格斯为什么还要强调《宣言》的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制约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恩格斯认为，正是在这两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按恩格斯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要研究的是历史上一种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研究这种斗争的条件、前途和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所评述的他本人对阶级斗争观点的新贡献：
“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547)
这段话与恩格斯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马克思的话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可以说，《宣言》不仅把阶级斗争观点与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而且整个《宣言》的全部文本结构都体现了“历史性”。《宣言》一方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
然而正是后一方面，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二、历史观点与当代中国的历史
《宣言》的全部四章内容都是以历史观点为线索展开的。
具体说来，《宣言》第一章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以及两大阶级间展开斗争的历史，分析了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第二章分析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理论主张和主要实践步骤。这两章均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但第一章的重点是过去，第二章的重点是未来。《宣言》第三章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派别，第四章分析共产党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两章同样根据历史原则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派别共同点是反对资本主义，但它们各自抓住的只是历史环节的不同侧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面向过去的社会主义称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把面向现在的社会主义称为“保守的社会主义”，把面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称为“批判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对待各种反对党派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凡是面向过去的党派就反对，凡是面向现在的党派就揭露，凡是面向未来的党派就联合。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虽然既研究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也研究了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问题，但他却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种历史感。这在对待社会最下层成员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把流氓无产阶级看作“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2](283)，毛泽东却缺乏与此类似的分析，即使谈到农民中的类似分子，也是一味地为他们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掌握资产阶级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5](73)。毛泽东则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持一种非辩证的、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认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喜欢工人和农民“纯洁”的心灵，讨厌知识分子复杂的头脑，从而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抱抽象否定态度；为造成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甚至不惜主张“向贫穷的、粗野的和没有欲望的人……的违反自然的单纯性的倒退”。[5](72-73)
这样看来，毛泽东所理解的阶级斗争观点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他的分析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的眼界。毛泽东前半生的成功并不表明他对《宣言》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宣言》意义上的胜利，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当毛泽东试图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他的阶级斗争观点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提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101)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正是一种“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努力，却被毛泽东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痛加批判。与刘少奇相反，毛泽东试图“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甚至在推翻中共八大上制定的正确方针、导致饿死人的惨剧之后，他仍然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脱离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特定历史阶段，从而陷入了唯意志论。
只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之后，中国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然而，此时中国人民一方面已经失去了“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民族凝聚力也已经被无节制的“阶级斗争”摧毁了。虽然“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勾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蓝图，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延误却使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的中国举步维艰。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阶级斗争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三、当代中国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师。自秦朝以来，毛泽东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全民动员的领导人。以前的所有农民起义至多不过是改朝换代，很少触动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县级以下的社会结构，从而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延续下来，使农村中的宗族统治和乡里之间的乡绅自治延续下来。毛泽东把支部建在村上，分给农民土地，颁布了新的《婚姻法》，从而彻底粉碎了束缚中国农村的四条绳索（神权、族权、父权、夫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中，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每个人都感受到“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框架内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社会实现了空前的动员。
如果把这样动员出来的力量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国完全有可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打下良好的物质技术基础。然而对“资本主义”的厌恶使毛泽东看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谈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绝没有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但他们更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资产者个人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在他们看来，资本家无非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是恶，但相对于封建的生产关系来说却是福。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只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自我扬弃，而不能被人为地消灭。就此而言，阶级斗争有自己的界限，它必须适应于当时的经济生活条件。毛泽东却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从时间上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空间上要求“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乃至与自己斗（“斗私批修”），终于使阶级斗争走向自己的反面。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反映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一方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中国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要求却遭到了压制。按照邓小平的看法，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是“解放生产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城市的“个体户”的涌现，其实质都是把原来被束缚、被荒废的生产力释放出来、利用起来。相对于原有的生产格局来说，这是新增添的社会力量，并没有触动既得利益者。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的分析 ，既得利益阶层在90年代上半叶还只能在政策的执行领域内兴风作浪，到90年代下半叶就渗透到了政策制定领域。从此，改革的方向由解放弱势群体中蕴藏着的生产力被扭转到制造和掠夺新的弱势群体，扩大和巩固强势群体的利益。这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由于存在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教育、医疗和住房费用都由人民群众自己负担。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这三方面的费用由社会负担（有的是由集体负担，有的是由国家负担）。在“公有制”条件下，至少在名义上这些公共资源都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因此由社会负担这些费用是理所当然的。这同资本主义制度早期全部由个人负担的体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的目标是市场化，其实质是把原来由社会负担的公共服务变成由群众个人支付费用的商品购买行为。按“公有制”的含义，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些公共资源本来就属于人民群众，所以现在的做法无异于把本来属于人民群众的东西卖给人民群众。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又是什么？
如果这些掠夺来的资金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改变所有制的性质，而是全部作为社会发展自身的追加资本投入生产领域，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毕竟没有其他的资本原始积累渠道。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满足为工业化筹集资金的需要。当时，受到剥夺的农民虽有怨言，但并未产生大规模的反抗。然而，20世纪90年代由权贵阶层主导的改革却变成了瓜分公共资源的盛宴。被掠夺来的资源几乎全部装入了强势群体的个人腰包。强势群体掠夺的目的并不是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筹集资本，而是为了自己挥霍，挥霍不了的就转移到国外，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群众开始怀念毛泽东了，有的人甚至念叨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老话。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按社会学家的说法，“改革的共识和动力已经丧失”；贫富分化加剧，剥削压迫增强，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的弦在不知不觉中被不断拧紧。与此相应，《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等“红色经典”在群众中重新恢复了感召力。
面对这种情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人解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个人为本，其核心“以人民群众为本”。确实，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末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认为，阶级和阶级对立是可以人为消灭的。他们从未幻想可以不经阶级斗争而实现阶级的消灭。恰恰相反，他们不仅认为阶级斗争是消灭阶级的必要手段，而且认为，只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担负起消灭阶级对立的历史重任。中国能够成为例外吗？
四、《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的未来
《宣言》带有它发表的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它之所以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因为它认为：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273)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定其他阶级的存在，但是在他们看来，“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绝大多数人被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料到，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是在分配领域（通过国家干预），后是在生产领域（通过占有股份），无产阶级（更不要说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其他社会阶层）逐渐得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在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面目模糊的中间地带。于是，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日益简单化、明朗化，而是变得空前复杂化了。当资本主义社会随后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按照同样的原则做出让步之后，它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被完全磨去棱角，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改良因素。
中国学者习惯于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说它们失去了革命性，陷入了改良主义。但即使它们坚持自己的革命性，那又如何呢？要知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逐步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又怎么愿意付出代价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去取得呢？因此，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政党，而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在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逐渐消亡。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沙皇俄国的情况倒是与《宣言》相符合的。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人民群众未能分享发展的成果。国家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贫困化成正比，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统治者不仅没有像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相反，随着反抗程度的增长，它日益强化自己的暴力统治，终于彻底摧垮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幻想。对政府的逆反心理使人民群众对所有的改良派失去信任，终于导致十月革命的爆发。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状况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二是统治阶级的宽容程度。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无产阶级的贫困处境的。但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之后，能否允许无产阶级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就成了社会稳定的关键。这时候，对阶级斗争的宽容程度就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智慧。按其本性来说，资产者个人是决不会主动让步的。但是面对联合为整个阶级的无产者的强大压力，资产者不得不以妥协换得平安。因此，有智慧的统治者会宽容阶级斗争，并把它转化为社会改良的推动力量，以便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愚蠢的统治者则会不断收紧勒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绳索，直到他们被社会革命的风暴席卷而去。
中国的未来更像西欧，还是更像俄国？这不取决于弱势群体的意愿，而取决于强势群体的选择。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自居的中国共产党，理应凌驾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阶级斗争之上，抑强扶弱，把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压力转变为改革和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相反，不是站到强势群体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压抑弱势群体的反抗和斗争。要知道，强势群体可以通过工商联、政协、乃至人大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已经被试图“扩大阶级基础”的执政党整合进统治阶层内部，他们是根本不需要去“代表”的；需要关注的不是强势群体，而是被压在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一忍再忍，现在已经快要到达神经崩溃的极限了。地底已经在摇动，现在需要打开一个泄洪口，让这种不满发泄出来，否则堤坝就危险了。
根据《宣言》认定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257)的原理，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发动群众”。只要一步步放松束缚，让群众的手脚逐渐获得自由活动的余地就够了。正如邓小平解放生产力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一样，现在解放生产关系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只要阶级斗争能够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中国就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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