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的告别：“新左派”、“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抗还是联盟？
周二, 2007-12-11 11:51 — 编者
“新左派”、“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抗还是联盟？
•影的告别（北京）
是时候了——从分裂走向对话，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瓦解走向重建！中国的“新改革共识”此时不成，更待何时？
当代中国公共思想界三条主要改革言路的对话与沟通势在必行。“新左派”、“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这三个简单的标签尽管远非名副其实，但为了说话方便，我们权且予以保留。而无论流俗划分中很成问题的“左”、“中”、“右”，都既有西方理论传统中的全球渊源，又有中国现实境域中的本土出身。沿着全球化时代跨国理论旅行的方向回溯过去，我们就可以发现三条言路早在其发源处便埋下了相互对话的种子：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三条言路的基本理念的优长与局限，在理论逻辑上包含着合作与联盟的可能性。而具体到中国当代的现实境域和思想格局，其中国化“版本”的对话与沟通更是大势所趋。
自由主义言路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体自由”，即如何在私有财产、市场、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限制和规定国家权力的干预，捍卫和拓展个人的自由权利。古典自由主义以斯密到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为主体。此言路的特点在于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奉为神圣，尤其警惕国家权力对个体自由权利的威胁，却容易迷信市场－市民社会－私有财产的力量，相信所谓市场行为中的自由与公正的“自发秩序”能够自发地转化为政治等领域的“扩展秩序”。而从洛克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路向则显得更具开放性和生命力。其发展逻辑表明，政治自由主义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等言路的影响，发展为“改良的自由主义”，由其个人优先于共同体的立场，逐渐转向兼顾共同体价值的立场，对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施以同等程度的关注。
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基本延续了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改革立场，然而又有内在的分化，其间蜕化与改进并存。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名流、正人君子”，患有严重的“文革恐惧症”，已然病入膏肓，于是频频惊呼国家权力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他们生搬硬套庸俗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完全堕入“市场主义”和“私有化”的拜物教，鼓张用“一刀切”的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等举措来一次性打包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们在走向“市场激进主义”（汪晖语）的同时，暗地里却欣然接受了新兴权贵们的“委任状”，置社会公正、人民利益于不顾，沦为了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这种“打包改革”的闭塞、粗陋方式显然只会抽空“个人自由”的诉求，给少数人带来不义的“自由”，而使多数人成为这些不义者的奴隶——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理念的反面。另一部分自由主义人士，如坚持哈耶克“宪政民主”路向的邓正来则显然比上述学者英明许多。而许纪霖、秦晖等从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当代自由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言说，破除了对市场力量的迷信，区分了自由民主的市场与资本垄断的市场，要求兼顾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协调交易公正与分配公正，综合宪政民主与协商民主，因而更加切合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并且，他们还与甘阳、王绍光等（被生硬地划至“敌人阵营”的）自由主义左翼人士遥相呼应，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言路的主流。
与自由主义言路不同，国家主义言路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社会整合”，即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克服市场－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分殊化倾向，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意志和权益冲突，实现统一的政治认同和普遍的伦理规范。国家主义源远流长，是从柏拉图至今的古典政治保守主义言路的主要基石。而现代国家主义以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为典范。其特点在于：对古典自由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清醒地认识到了市场－市民社会的特殊化和分裂化的倾向，强调国家作为普遍性伦理实体而实现整合社会的能力，然而却也因此过分迷恋国家的绝对权力。
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言路大多采取了新权威主义、善治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言说形式。其对儒家“仁政”理念的发挥，对国家权力的信靠，对政治稳定的捍卫，对社会秩序的强调，以及对渐进改良的推崇，无疑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础意义，已然成为当今体制内的主流思想倾向。然而，中国体制内新保守主义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政治稳定的过分强调滞缓了政治改革的进度，对国家权力的依赖遮蔽了体制内外多种民主形式健康发展的潜能。而对国家功能理解的笼统性与模糊性，对经济自由主义言路的盲信，使得其不能在“政权形式”和“国家能力”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王绍光），从而未能遏制反倒助长了市场化、私有化浪潮所带来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与权贵资本主义等重大社会问题，没有真正实现良性“社会整合”的初衷。由此看来，体制内外新保守主义的出路正在于“不耻下问”：推动国家决策者广开言路，对大众、民间精英采取广泛的合作主义路线，尤其需要听取来自“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中有识之士的声音。
在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之外最新崛起的是被某些“海上名人”强行贴上“新左”标签的思想言路。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但中国“新左派”言路与中外社会主义谱系仍有不可剥离的深层联系。社会主义思潮尽管流派纷繁，但以马克思一路影响最为广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意识可以归结为“社会整合”与“个体自由”的本质相关性，即将社会的整合、共同体的建构视为个体自由的条件，同时又将个体自由视为社会整合、共同体建构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主义者过于迷信个人自由，国家主义者过于迷信社会整合，因而都没有看到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割裂联系，以偏概全。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它发现了市场领域的经济权力即资本的逻辑，同时又警惕国家权力与资本逻辑的合谋，认为它们都威胁到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强调在社会整合的条件下实现个体自由，这是它超越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基本理念的突出优长。但是，其内在的“经济基础主义”则倾向于把国家权力简单地还原为经济权力，这就有可能忽视国家权力的独特作用和潜在危害。后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极权主义倾向（国家社会主义），就与这个理论缺陷具有不可忽略的深层联系。而不同于“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注意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缺憾，努力通过理论框架的系统调整来对现代社会问题做出更为全面、更为敏锐的诊断。
与中国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言路相比，当代中国的“新左派”成分尤为复杂，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言路又包括毛泽东式马克思主义言路，而且甚至还包括自由主义左翼言路，成为“三派”中来源最为广泛、色调最为斑斓，包容性最为强大的一个“派别”。毛式平等主义对毛泽东、文革和改革等问题的重新考量发人深省，但尤其需要警惕“毛左”蜕化为“毛右”的倾向，即从毛式平等主义蜕化为某种极端的权威主义。此外，自由主义左翼以甘阳、王绍光为代表，前者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基政治成熟，后者强调以国家强大推动民主建设，十分恰切地形成了彼此互补的完整言路，实为当今国家决策者们案头必备宝典。而汪晖、崔之元等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精神的有识之士，对中国当代问题的实质可谓洞若观火，在全球化时代力主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在多元现代性中拓展中国一维，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毅然捍卫“批判思想”的锋芒。“新左派”的突出优长在于十分自觉地统筹兼顾“社会整合”与“个体自由”问题，并试图通过某种“人民民主”的方式来达成问题的解决。他们在实际思考中将“大众民主”或“全面民主”的理想创造性地奠基于国家转型、立法过程与社会运动的综合互动之中，建立在国家、精英和大众的广泛合作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与某些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说法正好相反，中国“新左派”中的有识之士在其基本立场上并不能等同于传统“左倾”分子的极端权威主义，也不同于某些当代“极左”人士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迷信：“新左派”并无意于复辟过去，而是自觉地回顾历史、反思当下，借此走向未来。正是以“新左派”为起点，中国思想界开始破除对于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市民社会和私有化的迷信，开始警惕以“个人自由”为名践踏社会公正、以“经济效率”为名侵害人民利益的拙劣行径，开始强调社会公平优先于经济效率，开始扭转“民主便是祛国家化”的狭隘见解，开始意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开始重新考量本土革命、改革实践的独特价值；由此，也开始直面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与开放性。“新左派”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针清醒剂，将人们从“新自由主义”、“唯GDP发展主义”等等美丽却残忍的迷梦中一一唤醒。
统而言之，从当代中国境域来看，三种思想言路所针对的“敌人”并不是独立存在、各自为政的实体，而是粘连媾和在一起的——跨国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联盟，市场机制与特权阶层的勾结，国家与市场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汪晖）日益形成了一种新的官僚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的不良发展趋向。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大势已去，而国家主义所信靠的国家权力和自由主义所信靠的市场机制也都不再是他们各自想象中的“乐土”。社会主义同时并提的“个人自由”与“社会整合”问题比在任何时代都鲜明地融合为同一个问题：在警惕专制权力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要反对市场中资本的垄断力量对自由的侵害；在遏制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分裂倾向，捍卫国家－社会整合的同时，也要反对专制权力的滥用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共同的“敌人”决定了共同的问题，这便凸现了三种思想言路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种思想应该走出对抗和隔绝，努力构建一种有张力、有竞争、有对话的联盟关系，互通有无，互补长短。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看到了这种联盟所形成的各种思想潮流，例如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左翼、善治主义等等，以及在这些新思潮启发下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范例，值得我们吸取借鉴。实际上，当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现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左翼之间的亲缘关系。（甘阳、王绍光）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实际上构成了新共识形成的内在契机。
跨世纪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只是以一种匆忙激烈的方式将问题与分歧推到了前台，而解决与共识的可能性却依然包裹在意见纷争的大幕之中。我们应当穿透那些（有意无意设置的）“派系斗争”的外观，努力发现事情的真相：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内部从来都不是“一块整钢”。两派各自的内部分歧会逐渐积聚漫溢并冲毁当前看似“左右”分明的界限鸿沟，展现出更为复杂多样、更为丰富充盈的“思想光谱”。分别来自两个阵营的有识之士们将发现他们之间的对话空间与共识潜能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多。
同时，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应该让自己的声音仅仅淹没在市场海洋中沦为资本逻辑的泡沫，而应该让自己的声音影响未来改革的方向，真正脚踏实地，造福人民群众。由此，对现政权的基本政治认同是必要的，与国家决策者、政府策论家的对话合作态度也是必须的。我们应该相信，逐步在大众－公共知识分子－政府策论家－决策者之间形成畅通无阻的对话机制是可能的，因为上述各方力量，都潜在的具有一个共通的对话平台，即我们对于同一个民族国家美好未来的愿景与想象。在此前提下，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家对市场的有效调控，构建民主的国家体制与合理的市场经济，从而扭转社会不公，抑制两极分化，消灭贫困，根除腐败，杜绝权贵资本主义——这将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
最后，让我们再次反躬自问：纠缠于无谓的派系斗争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新改革共识”此时不成，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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