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友转载的一段法国人写的文章，说“写的非常深刻”。该网友说：“有的网友提出的批评和极左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针对个人，而不是现存的社会关系，从道德上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这一点在我们当中是很常见的，请诸君注意。”
……
这条极左路线提出两种口号。一方面，它提出脱离现时需要和可能性的标准，而竭力将次要矛盾指为主要矛盾，给群众提出现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使群众分裂。另一方面——这一面更为重要——它迎合群众而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伪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口号阻碍着变革进程，对群众提出貌似“激进”的口号，并不能引向社会关系的真正转变。从长远看，这些口号会解除群众武装，消磨群众意志，并分裂他们。极左行为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取酬的实践，或者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时就提出立即全面放弃土地和农业的个人私有制。
……对于那些需要认识错误并进行改造的批判对象，极左分子尽可能地诉诸人身攻击、羞辱大会甚至人体暴力。
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钢铁学院亲眼目击了一场让人感觉羞辱的会议。我想在那时这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义。当1971年再次访问钢铁学院时，我发现这种羞辱人的会议是由过激左派（即“极左”）发起的，为数众多，最后经常导致使用身体暴力。学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滞了几个月，在几个极左领导者被赶下台后，工作才恢复起来。顺便提一句，那个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
……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群众逐渐辨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分辨清楚，什么关系到革命利益和他们切身利益——人身攻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实质效果。如果说需要帮助被批判者矫正错误，这些错误做法阻碍了矫正过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简单粗暴的错误，或者表现出来决没有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最重要的，人身攻击往往将群众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并不关系到本质的问题上去，例如这个人的历史问题，将群众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转移走——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思想所植根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是什么，需要对哪些社会问题进行改变，等等。在发动人身攻击时，极左分子广泛使用“传记”方法，将一系列关于党员政治历史的细节集中起来。这实际上将群众注意力从分析思想、观察行动等方面转移到被动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鲜事”、从“秘密档案”中推测被批判者的历史等。
人身攻击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实践紧密相关，也会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极左分子实现了两个结果：将富有经验和充满献身精神的革命干部换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现有社会关系不变革。理所当然，这一过程加重了这样一种认识：撤换一个人比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极左分子公开鼓吹“生死斗争”，提出了具体的形式，即“把彭揪出来曝光”“痛打落水狗”。这清晰的表明，极左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系的变革，只关心个人化的斗争过程……
在我访问上海钢铁学院期间，我向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关于极左问题的看法，他回答说“不是斗争－批判－变革（即“斗、批、改”）的完整方式，极左分子只想斗争－批判，他们想废除学院而不是在学院中变革……”
……在1968年9月，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极左分子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毛泽东则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抽象的斗争——有时也称做“根除自私思想”。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领会，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根除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的存留下来……
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下，具体的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的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造客观关系和思想（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注），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规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从属关系，等等。
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一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章的具体的变革——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极左分子对此提出了几项具体的目标。由于他们提出的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所有规章制度，而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从社会关系和工厂规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会主义转换——极左分子事实上阻碍了可行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反对社会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虚幻目标拖延现实斗争，极左分子干扰了社会生产，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群众开始对文革发生动摇、怀疑，群众厌倦了整天无休止的辩论、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极左分子动员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工作规章，同时又鼓励转变到小资产阶级方向，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有很多种做法，但主要通过将个人不满合法化，允许个人在不愿意工作时不去工作。当然，这样的观念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歪曲理解。
……在工资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明显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主张最基本的任务是尽可能消灭物质刺激，因为物质刺激仍在强化工人个体中的资产阶级关系；而相反，极左分子主张重建整个工资制度。
尽管革命路线也提出了重建工资体系的问题（关注点是在消除物质刺激方面，什么导致了群众一致谴责的关键性的变化，怎样使导致工人内部分化的复杂工资结构简单化），但无产阶级路线并不认为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经常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译者注）。这正是无产阶级路线强调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至关重要、而不是首先改变分配关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在生产关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分配关系可以首先革命化，这种观点仍是一种幻像。
此外，对于无产阶级路线而言，革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即根除工资体系自身。因此，过渡时期必须为消除旧的工资关系做准备，不仅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而且要通过工资以外的方式发展能为现存不平等提供补偿的分配形式（关于体力、医疗等方面）。仅仅从工资方面矫正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延长了工资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的从集体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资“以外”的关系补偿这种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资“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等，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极左分子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加强了工资形式。极左分子在对待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建立政治观点时，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认识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这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一种“物质刺激”。然而，政治立场仅在从阶关系出发的条件下、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条件下，才是革命的。这一实践的一般应用以“在破除少数人特权方面，先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指导下产生的不断变革”为结果，在“政治机会主义的鼓励下……经常滔滔不绝的讲‘正确路线’……这很容易导致集体主义立场逐渐被出风头的行为所代替，可能被表扬的、有酬劳的政治立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
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极左分子事实上持反对态度，这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这种反对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一种就是劝阻群众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鼓励“学习”毛主席语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方式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系列“实用处方”，漠视最本质的东西——对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实非常具体的证明了这一点：当极左分子接管出版领域后，他们停止出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向工人头脑中慢慢灌输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工人仅能获得一些断断续续的观点，而不是系统的认识）并不属于马列传统理论体系的思想。极左分子还反对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把严肃的学习替换成翻来覆去、反复翻印的几句语录，甚至强迫群众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几段文字。在1967年，经常能见到工人们上班前排队在一起用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上海钢铁学院，极左分子代表让两个研究员当着我的面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全篇内容。这种“学习”态度是林彪所支持的：“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极左派反对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佳途径。”这等于是说学习马列主义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严肃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是无意义的。
……政治上，极左派自发主义（spontaneism）是经验主义的直接扩展。像经验主义一样，自发主义声称，只是可以从有限的实践中获得，群众总是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从实践中得来的正确理念，将群众的实践放在第一位；这里它被歪曲成这样的主张“群众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确的”。在1967年1月，《红旗》主张生死战和煽动群众对广大干部进行暴力打击，这详细描述了这个极左派观点。然而革命战线警告这样的行为并且主张“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斗争”。极左派断言群众总是对的，并且不能超越（could not commit“excess”）。革命战线的追随者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观点，警告了增长的“自我扩张”的趋势，野心，小集团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所有的这些趋势都是极左煽动的。
林彪，也努力赞美自发主义。例如，他说“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虽然群众中有些团体和个人会犯右或者左的错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合理的，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这与历史教训是不一致的——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各种种族主义等等证明的那样。极左在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的绝对权威”）以及它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个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认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和党作为帮助群众区分正确想法和错误想法，统一行动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个例子中，极左派言论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极左”的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是它的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特性的进一步的证据。
极左派的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功延迟了革命战线的胜利。他们传播混乱，这个明显的极左的“激进主义”创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极左派的实践和言论的暧昧特征使它表现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在战术上，极左当然不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某个独立的潮流。它努力伪装得像一个马列主义革命趋势；它通过将它自己的主张混入马列主义概念和毛泽东的著作来掩饰它的真正本性，这些它自己的主张揭露了它真正的阶级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教条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混合物标记了极左的真正阶级特征，并且使它能够欺骗一些工人，渗入权利机关。
毫无疑问，极左口号确实经常在劳动群众中有良好的回应。在转变时期，事实上工人的期望具有双重特征。只要他们连续地伴随着群众的客观分化（源自资产阶级关系再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征。同时，他们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也与革命意愿一致。极左因此对带有小资产阶级一面的群众使用它的经验主义，自发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极左采纳无产阶级战线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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