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的重返
《The Retur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1992)
：Chris Harman
译者：白晓红
简介
今日世界的大分歧是诸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这一说法几乎成了正统。关于“新世界秩序”（a new world order）以及“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这套说词可能并没有维持多久。但取代它的，似乎不曾是阶级统治，而是产生的民族主义，或有时是全新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敌对。
然而以这种语气发言的人却有很大的困难去定义是什么组成了一个“国家”。它不可能仅是由居住一特定的地理实体的人们所组成——否则我们如何去理解那些渐渐不再是多数人的“国家”之一部分的那些少数人？它不可能仅仅是由语言组成——否则我们如何去理解说共同语言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和波斯尼亚人宣称他们为分离的国籍，如何去理解印度的建立者试图将北印度语——他们近年来才由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一种地区方言）净化而来——强施为整个次大陆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它不可能仅是由那些时髦的、包含一切的“文化”所构成，因为每一处文化或生活方式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富人与穷人、或富人与工农之间的差异要比与国界另一边的同一阶级之间的差异来得大。
没有单一的客观标准可以决定是否一群人——或他们未来的领袖——将决定他们应组成一个国家。至少在这一点上，像“老左”（old left）学派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新左”（new left）学派的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2、自由主义学派的格尔纳（Ernest Gellner）3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季刊的前任编辑哈瑞斯（Nigel Harris）4这样歧异的权威人士能有所共识。国家，以安德生的话来说，乃是“想像的”（imaginary）实体——虽然在此优势的想像力能够用国家最凶恶的武器对持异议者强施其信仰。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是试图追溯他们特定国家的宗始性于数百年前——如英国历史据说是从艾佛略国王（King Alfred）和他“烤焦的蛋糕”（burnt cakes）、以及从艾瑟瑞王（Ethelred the Unready）开始的；如突其曼（Tudjman）政府谈论“千年历史的克罗埃西亚（Croatian）民族”；如塞尔维亚（Serbian）政府于1389年诉诸科索沃（Kosovo）之战；或如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声称远溯自罗马帝国占领达西亚（Dacia）时代的传承性[5]。但这些声称皆基于虚构的历史。因为国家作为实体并不总是存在的。
现代国家，以及它的理想——公民的同质性团体、享有平等权利、对一个单一的主权中心表达其忠诚、并说一共同语言——是相对地近代历史的产物，亦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现代国家这个概念在任何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宰制了整个世界直到16世纪，且它们90%以上直到一个世纪前没多久才结束——的严肃诠释中，就和汽车和机关枪的概念对这些社会一样不切题。
事实上，正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的连接，使得我们能够了解那导致人们相互残杀的神话的力量——正如所有战争，大多数是穷人残杀穷人，而非富人残杀富人。
资本主义与民族
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前存在的阶级社会是经由州国（states）组织而成，但州国存在于人民大多数的活动之外。它们经由税收与强夺来劫掠人民，并以高压手段或贿赂来使人民从军。但州国并未触及人民基本的每日维生活动，这些活动主要经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即使他们一小部份产品经由买卖——而发生。当然，农民阶级受尽剥削并受迫于险恶的律法压制，但压迫是由特定的地主与特定的圣职人员（经常是同一批人）来执行，而且这些执行者与任何中心的州国仅仅具有疏远且脆弱的同盟关系。
在这样的社会中，那存在于12世纪君权制名为英格兰（事实上由现代英格兰、法国西部的许多部份以及威尔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部份所组成）那里的情况则为典型：军事领袖使用同一种语言（诺曼法文），行政精英使用另一种语言（中世纪的拉丁文），而一般大众则使用许多不同的方言（盎格鲁撒克逊、法文、威尔斯文与盖尔文的各种不同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中，州国可能是中心化并具有权力的，或者可是能是虚弱且支离的。但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它皆不是如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不论它的主体是怎么想的，他们并没有视自己为说著一种共同语言的公民，亦未曾认为他们必须对一单一的地理实体保持个人的忠诚。
在资本主义之下，情形则十分不同。市场冲击着每个人生活的每一面向，从工作到所食所穿，再到娱乐方式。并且随着市场的成长，出现了在个别公司以及国家之中的行政的大幅成长。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宣称，它仅需要一种最小的国家。但事实上，市场只有在一同样具渗透力的国家支持之下才能在伸展性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运作——发行货币、保证欠贷的支付、限制欺诈的规模、建设马路和海港、防止穷者挑战富者、从事战争、并特别是强施定期的税收于人民。
但行政机器若在它的公务单位之间没有便捷的沟通工具、一种它们皆流利的语言，则无法有效率的运作。行政机器亦较偏好居住于一国之内的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此语言可以使得秘密警察和收税人员的调查更为容易，并使得在上施令者与在下执行者之间的连贯性更具效率。
第一批民族国家
资本主义自16世纪首度在荷兰与英格兰开始全面发展——虽然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首度核心已在14世纪意大利和法兰德斯部份、以及16世纪德、法和波希米亚出现。在每一情况中，市场的兴起同时地开始产生了那些将要汇集在一起形成民族国家的元素。
贸易的扩张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们间有了渐增的直接及非直接的接触。城里来的贸易者旅遍乡间，买卖并由最避远的乡村居民交谈、学会一点他们沟通所需的方言，并将方言的片段混合进城里所用的俗语，不自觉地创造了新的沟通的标准形式，而它成为每个与新商业有关的人必须学习的优势条件。伴随着贸易者而来的是巡回的传教布道士——经常为他们自己的口袋以及灵魂带来利润——以及找寻新傭兵的征募者。同时，乡村里最贫穷的人来到城里找工作，而最富有者则切断了中间人并开始直接贸易。在法国乡间，一般农民在辛劳工作的一生中从未旅行过离家五里远之外，而在17世纪晚期之前英国人口的七分之一至少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会旅经伦敦。6
同步发生且不自觉地，贸易网络开始成为语言网络。正是在此时国家的行政人员——渴望着要课税贸易的利润——见到了以市场语言、而非法庭或教会语言来执行此目标的必要性。亦正是在此时，喜革新的作家认识到，使用新的俗语语调是赢得读者的方法——如但丁于14世纪初的弗罗伦斯、乔叟于半个世纪后的英国、以及路德与瑞伯莱斯于16世纪的德、法国。
这个改变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甚至迟至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与荷兰的史宾诺沙仍旧以拉丁文著述他们的主要著作，但在资本主义征服之处，新语言亦随之征服。相反地，在资本主义伪误地开始并继之屈服于旧秩序的复苏之处，新语言亦受制：晚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不断的重新封建化意味着，许多文学是以拉丁文写成，而非以但丁的意大利文写成；7波希米亚新教主义（Bohemian Protestantism）于1618年的白山战役（the 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被武装的反改革势力击溃，亦为捷克语作为一书写语言将近两百年的毁灭；拉丁语直到1840年代以前一直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行政语言。
成为第一群国家的，便开始在主要城市的腹地中成长起来的贸易、行政与语言的网络。在欧洲各处，晚期封建君权的行政者试图藉由与城市里的贸易者和制造商的联盟，来增加他们对旧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所能使用的权力。这些“公民”（burghers）经常已位于在地理上紧密的贸易与语言网络的中心。有些行政者认识到，对他们极为有利的是使公民的语言成为国家的语言，并巩固此联盟，且开始创造一个语言上同质的国家，这一国家前所未所有地能够坚持主张所有居住于它国界之内的人对它的忠贞。
以语言为基础的新国家的成长，对正兴起的资产阶级而言具有极大的好处。它使得别处来的、说“外国”（foreign）语的贸易者更不容易去挑战他们的“本国”（home）市场。而且它使得国家的行政者逐渐受制于他们的影响，并渴望追循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国家帮助他们与世界市场上的敌对贸易集团竞争方面——如17世纪英国与荷兰公司之间由国家支持的对东印度贸易控制权的争斗。甚至在国家的形式仍旧为封建之处，如17世纪的法国，也已渐渐地关心着初生资本家的利益。
但如果民族国家的创造乃是自发性地开始，意识的成份则亦很快的涉入。从马基维里时代（16世纪之初）开始的政治哲学家，向国家励促了会加快此一自发过程的种种政策。8政治经济学家大肆宣传着“经商主义”（mercantilism）的教条，这些教条将国家的利益等同于经商阶级贸易剩余的积累。剧作家、诗人和手册首次开始颂扬那日后被称为“国族”（national）传统的一切。
新的“民族”（national）国家在实践上证明了对它的统治者而言具有其他的好处，不论统治者来自于旧的贵族阶级或正兴起的资本家阶级。它提供了剥削者之间的一个明显的连结。不论他们的收入与生活方式多么不同，他们具有一共同点：他们说着他人不懂的语言。这一点对一部份中产阶级来说变得特别重要，他们熟谙此语言并向国家证明他们的忠诚，他们可以在国家机器本身之内任职，而国内的少数民族与国外的被殖民人口则被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创建新民族国家的动力
全球资本主义的散布具有这样的特点：混合且不均衡的发展。在英国与荷兰的资本累积的第一群中心，对全球其他地方而言具有双重效用。它们掠夺并贫困化了全球其他地方，但亦同时将这些区域带进了全球市场关系的网络，因而最终励促了新的资本家团体的兴起——或是那视他们的未来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新中产阶级的兴起。
但这些团体发觉他们处于已被既存的资本家——用民族国家来保护其利益——宰制的世界。如果资本主义的新中心要发展到某一点之外的话，这些团体需要他们自己的国家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正因如此，法国的商业利益向那从封建制度生长起来的专制制度那里寻求力量，使它在与英国争夺世界性影响力的战役中为商业利益而战。正因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地主和贸易者开始憎恨英国国家的独裁，并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亦正因如此，都伯林与贝尔发斯特的部份中产阶级开始呢喃着他们自己从英国那里独立的“权利”（right）。
那些欲以新民族国家的创建来提升自身利益的人，不能够等待几百年后的自发经济与社会发展来产生这样的国家。至少部份上，前进的道路一方面被现存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阻碍，特别是英国，而另一方面被旧的专制制度、前资本主义国家所阻碍。有意识的革命行动是必须的，如果它们要赶上英国资本主义的话，不用说要赢过了。而革命行动必须由意识形态所推动，该意识形态则不论以多么困惑不清的方法，必须列示出他们所要的那种国家的蓝图方针。
法国的革命家以他们宣称“一体且不可分割的法国共和国”（the French Republic，one and indivisible）的方向上走得最远。他们强行以由政府任命的诸地方行政长官运作的中心化结构取代了旧的行政部门及其繁多各异的税制和特权。革命家们施行了单一的公民标准，要求每个人的忠贞，这忠贞表现于普遍征募年轻男人去为“武装之中的国家”（the nation in arms）奋战。他们建立了单一的国家教育制度，并利用这种教育制度在法国南半部、西部的不列顿方言区以及北部边界的德语区来宣传单一语言。
在世界他处，对那些寻求突破以进入“现代的”（modern）、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的革命者而言，法国的例子成为民族国家所应是的模型。很快地在爱尔兰、拉丁美洲、希腊、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和西班牙，年轻的革命者奋力效仿之。在20世纪初之前，在奥匈的捷克语区、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的亚洲部份、中国、印度、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高加索山区，出现了完全复制式的民族主义。下半世纪则可见到它们散布于英、法帝国——控制了非洲以及南亚大部份和中东。
国家、语言与宗教
新国家是有意识的产物，这是过去的国家未有过的方式。早在民族国家本身被建立起来之前，便有了意大利和德国、希腊和捷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在早期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情况，国籍的概念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时或甚至之后才开始生根。然而，日子对于新国家的创建者来说通常要比他们的先驱来得更为艰难。他们不仅经常遭受其欲图推翻或改革的国家执政者的迫害，而且他们欲由之建构一国家的生产原料——人民——经常尚未准备充份。
几世纪以来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在西北欧以及它的北美殖民地创建了单一语言优势的相当广大的地理区域：英格兰的大部份和苏格兰的部份、法国北部的大部份，甚至德国（由于路德成功的建立了使用单一方言的教会）。相反地，在南欧及东欧、亚洲和非洲，资本主义的迟来意味着语言间同质化的工作几乎尚未开始。
那时仍经常能看到如在中世纪欧洲一般的景象：国家行政部门使用一种语言、教会使用另一种语言、地主使用第三种语言、农民阶级第四种、以及经常城镇的居民使用的又是另一种语言。于是在巴尔干的任何特定地区，宗教语言是一已死亡的语言——拉丁、旧教会斯拉夫语、古希腊语或古典阿拉伯语。行政的语言则为德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或希腊语。农民阶级的语言则为斯拉夫或有时为罗马或匈牙利方言，而城镇的语言则可能为德语方言。此外，农民阶级的语言各村镇又有所不同，或者有时在同一村镇内各户有所不同。
只要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占优势，这并未导致任何重大的问题。农民知晓足够的行政语言和城镇语言，来有限地与他们交涉，且确实依情况所需并无多大困难地从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农民也许完全无法获致考试程度的能力标准，特别是书写能力，但即使如此，他们仍能以之处理、应付每日生活。
但语言与方言的这种繁多，对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个麻烦。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在言说的语言中获致语言的同质性，亦要在为市场与现代国家之昇进所需的书写形式上获致语言同质性。他们能达到其目标的唯一方法是选择某种言语并宣称它是每人不仅必须学习去说，且要去读与写的“国语”（“national”language）。
选择并不总是完全任意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论如何缓慢，通常意味着部份农民阶级已以较具影响力的方言与部份城市人口不断的接触。因此，例如在19世纪早期的布拉格，已有了成长中的说捷克语的小资产阶级，如民族主义者所要的，这小资产阶级能够作为与农民阶级的连接。但经常存在着一种有力的、任意的成份——如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最终选择了突斯肯（Tuscan）方言9（半岛上只有2.5%的人口说此方言）为“国语”；或是第一批印度民族主义者决定达里的地区方言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一旦去除了所有源自波斯文的字汇，便可成为国语；或是居住于维也纳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拒斥以旧教会斯拉夫语作为国语的想法，且反而颂扬斯多可维恩方言（部份克罗人与塞尔维亚人所说的语言）并赐予“圣名”为“塞伯克罗”（Serbo-Croat）。10
但决定什么是国家语言只是问题的开始而已。大众继之必须被说服去接受它。此时再度地，情况对那些迟来的、经济较落后的国家而言要比它们的前驱来得困难的多。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功之处提供市场给农民，以及提供工作给不断成长的都市人口，要使人们忍受说着不流利的官方语言的不适，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在法国，大多数非法语的少数民族拥抱革命与国家，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他们一种较好的生活。在美国，一代又一代非英语的移民珍视他们的新国籍，即使他们不太会说它的语言。相反地，在西班牙卡塔南人（Catalans）憎恨着必须说那经济上较落后的卡斯提亚（Castille）和安达鲁西亚（Andalusia）的语言；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人和撒克逊人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爱尔兰，国家的大规模劝诱亦不能阻止远西部的人民废弃他们本土的盖尔语（Gaelic）而说着经济上远较为有用的英语；在印度南方人根本拒绝去说北印度语（Hinda）。
谈到宗教的问题，迟来的民族主义者也有类似的问题。民族主义者的模型是强烈地现世主义的。因为宗教乃是他们试图转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宗教通常励促他们去担负那跨越新国界的义务，这些新国界乃是民族主义者试图去建立的。而且宗教经常在民族主义者试图去争取单一的国家认同感的人们之间鼓动着分隔。因此19世纪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要求天主教、正统派与回教徒的统一；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的统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要求天主教与新教徒的统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回教徒与基督教徒的统一。
但诱惑总是要去与宗教妥协，以使能在农民大众之间找到根基之地——这些农民距离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规划仍旧相当遥远，而且“国家语言”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总是在现世主义的言谈之中企图从天主教教会那里赢得至少是有限的支持；印度国家会议最重要的人物甘地，试图藉着采单一印度圣者的装束来与农民的偏见妥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巴斯（Ba’ath）党创建者阿富列（Afleck）于晚年信奉回教。
这些关于语言的问题以及与宗教的妥协具有非常重要的效用。创建的民族主义者通常并不与一民族团体认同而与另一团体对立，且并没有拥抱今天婉言所谓的“族群净化”（ethnic cleansing）。他们的目标是去统一特定区域的人口，以使得他们能去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现代化”此区域。如果必要，他们已准备好去强施某种语言和文化，并在必要时对抵抗者使用国家的所有权力——如法国革命在不列塔尼（Brittary）所做的，或是如英格兰与苏格兰资产阶级联合力量在高地（Highlands）所做的。但他们的目标仍旧是要去统一所有人口，而不是去用一部份人口铲除另一部份。
然而，每当他们选择一种少数人的方言作为国语或承认某一特定的宗教之时，他们便开始偏离了这个目标。民族运动便成为基于人口的一部份，而非其他部份。并且要自我正当化必要性是十分容易的——视说德语者为排除自身于捷克民族之外、视新教徒为排除自身于爱尔兰民族之外、回教徒于印度民族之外、天主教徒与回教徒于塞尔维亚（Serbian）民族之外。
民族主义的阶级根基
民族主义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之部份而成长起来。国族的概念是和与资产阶级革命有关连的一系列其他概念不可分割的。如果民族主义已征服了世界，像今日世界各处的每一个人归属于一种国族认同，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已征服了世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先锋必然本身就是资本家。曾有这样的例子，如卡塔隆尼亚（Catalonia）的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伊加（Lliga）乃为卡达兰（Catalan）资本家的政党。11然而较为普遍的是，新民族主义的推进者乃来自于那受挫于社会的滞怠与落后性的部份中产阶级。他们视唯一的出路为将他们的源生地转变为如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nation），并用之以促动经济进步。由于任何其他因素皆为资本主义的，这便在现实上涉及了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它如何地以标榜传统生活方式的美德来装束自己：盖尔特的（Celtic）黎明也许曾激励了一个世纪以前的爱尔兰国家主义者，但新芬党（Sinn Fein）的创建人葛瑞弗思（Arthur Griffiths）的计划却是要去创造“盖尔语的曼彻斯特”；12甘地也许曾传布过国产布的好处，但他的国会却是由印度的大资本家所资助，且重工业的建立是它经济计划的中心；迦纳的恩克鲁玛（Nkrumah）或许曾颂扬非洲的“共有主义”，但一旦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控制，他却开始试着去建立现代工业。13
民族主义者较经常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诗人、剧作家、教师、律师，而较少为大资本家。但他们的计划有赖于资本主义的促动，即使这意味着新国有化工业的建立将他们的一部份转变成民族资本家。在能做到这一切之前，民族主义者必须在社会中找寻支持的基础。
中产阶级本身，或是中产阶级的某些部份通常是这根基的重要部份。社会的落后性反映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事业机会的薄弱，尤其是当国家权力掌握于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或某个既存的外来国家手中。于是中产阶级要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机会的一个明显方式便是去争取他们在国家机器中任职的权利——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这曾是个问题的话，并更进一步去为革命性地重建国家机器（在他们自己的“国族”控制之下）而战。
以类似的方式，小型营业、贸易以及小型制造业资产阶级可跟随着民族主义的方向。他们没有像大资本有时能够从一前资本主义的或外国的国家机器那里获取特权的能力。新民族国家的建立会提供给他们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契约和受保护的市场。
最后，农民阶级与初期的工人阶级总是民族主义方向的可能同盟。他们受困于社会的一般落后性，并从执掌旧国家机器者那里面对着不断的侮辱和压迫。民族主义的煽动对不满的大众而言可作为一个焦点，并使较低层阶级开始行动。
但在依赖工人和农民方面，民族主义者总是面对着一个问题。工人与农民的不满不仅仅是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或旧国家的所做所为；他们的不满亦是对于新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形式——而它经常是新的“民族资本家”（national capitalists）要接管、统辖的——以及“民族中产阶级”（national middle class）的特权。以对旧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敌意开始的工农运动可以很容易地扩散为对新的、本土变种的抗争。这可以破坏民族主义领袖的所有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民族运动史经常涉及了在工人之间的煽动的影响力，但这些影响力总是以急转向抚平“民族”财产阶级利益的方式被终结，即使这么做的代价是去破坏民族运动本身。于是便有德国1848-49年、爱尔兰1921-22年或中国1925-27年的“背叛”。
工人运动可以是民族主义者的同盟。但它不能够为民族主义者的计划构造一个稳固、可信赖的根基。为此根基，民族主义者必须仰赖部份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
古典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那于18及19世纪扫遍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部份。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常与殖民地人民挣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有关。在此程度上来说，它们涉及了向现存压迫性的国家结构的挑战——即使他们仅意图以新的压迫性国家结构取代之。
但从很早开始某些似乎具有“民族”特性的运动兴起，它们却是用来保护而非颠覆旧结构。一个这样的运动是苏格兰高地人的运动：“他们加入了1714及1746斯图亚特（Stuart）的反动起义，相信这会保护他们，以对抗由苏格兰低地人与英格兰所强施的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另一个这样的运动是1790年不列塔尼（Brittany）的朝安（Chouan）运动：牧师和拥皇者操纵着不列顿（Breton）农民对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威胁的恐惧，以致点燃了反革命的叛乱。还有另一个例子是1830年代及1872年北西班牙的卡勒斯（Carlist）运动：巴斯克（Basque）和那瓦勒塞（Navarese）的农民在最反动势力的领导下，表达他们对失去传统权利的愤恨（他们的首项要求是要恢复宗教审判！）
在同样的阵营中——虽然是以十分不同的社会根基——还有爱尔兰的奥伦治（the Orange Order）。它是由英国有意建立起来以新教优势的口号来粉碎1790年代晚期的爱尔兰民族运动，并于1832年、1848年、1884年、1912年以及1920-21年为同样的目的而复苏。这些运动在当时并未自称为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今日有些民族主义者称它们为前驱。但一个出现于1848革命期间的运动则曾呈现自身为较普遍的民族主义起义的一部份。这便是居住于奥匈帝国之内的斯拉夫人的运动。它的领袖旨在为捷克人、卢申斯（西乌克兰人）以及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人和斯洛维尼亚人的共名）建立新的国家实体。但除了部份的波希米亚捷克人，这些人绝大部份仍为经济上落后的农民，说着相互不能理解的方言，任何共同的民族连结都仅限于城市知识份子。这些农民大众不能够被吸收进以国家统一的新模型来取代经济落后与教区管辖的旧传统的战役。但有些农民却可被说服去扮演不列顿农民和巴斯噶农民的角色——护卫旧封建秩序，以防德、匈民族主义者对它的挑战。因此于1848年农民们加入了反革命的队伍，并协助哈布斯堡君权粉碎了在维也纳的革命。如马克思在那时所写的，“在维也纳有泛滥的各国人士想像着反革命会带来解放”。14难怪，“在那数月之中所有欧洲的民主制开始憎恨那些小斯拉夫国家……”15
当“国族性”（nationhood）在不断资产阶级化的世界成为建制的、普遍被认可的正当性象征之时，不仅是对抗旧秩序的运动，就连奋力去加强旧秩序的运动都在他们的旗帜上刻着“民族的”口号。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甚至过去曾为民族运动最凶猛的敌人——封建王朝，亦开始以民族主义的语句来重新定义自身。波斯君权取用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哈布斯堡王朝将其领土分为两半，一半领土中，匈牙利语取代拉丁语而成为官方语言，另一半领土中，德语则成为官方语言。“全俄罗斯的沙皇”——他的宫廷说法语，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说德语的行政官——首度开始鼓励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并视其他民族团体为固有劣等。“俄罗斯化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881-94）时才成为官方政策。”16
君权体制在中世纪晚期藉由利用城市公民作为对封建地主的平衡而建立起来，此时则藉着与部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交涉来试着延长它们的生命。君权政体愿意将特权给予说同一语言的贸易者、银行家、制造商、士绅阶级以及知识阶层，如果他们愿意与它合作对抗它的敌人；因而煽怒了说着其他语言的部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但不仅是旧君权政体才采用提升一种民族主义而压迫其他民族主义的政策。那些分割了整个非洲及亚洲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对“英国”民族主义的新颂扬；国家统辖的教育制度首度教育儿童“国家”历史的光荣，并出现了敬仰帝国的文学家著作，民族主义的大众小说、戏剧、诗歌，且可见到有意识的创造传统以鼓励大众与君权体制的认同。对中产阶级而言，向“国家”与帝国的认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且具有活生生的物质动机：统辖着帝国的官僚是说英语的，而且在其中的事业结构是开放给英格兰或苏格兰中产阶级的，而较少开放给爱尔兰天主教徒或澳大利亚人，至于印度或非洲人就更少了。
反动的民族主义的使用，是与对语言和宗教差异的有意使用连结在一起的，以便削弱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运动。正如奥伦治的新教优势的口号曾在爱尔兰十分有效的被使用，在印度，英国人曾试图于1900年代初期藉宗教歧异分割孟加拉，也就是以玩弄回教牌来破坏初生的民族运动；在巴勒斯坦，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鼓励欧洲的犹太移民，以便能削弱阿拉伯世界对英国统治的抵抗力量；在塞普鲁斯，他们主要从说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那里征募警力，而在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他们则从部份的说坦米尔语的居民那里征召警力。
矛盾的民族主义与共有主义
自19世纪晚期始，遍及全世界的国家理想的散布有了更进一步的不同发展。敌对的国家很快地开始为同一领土而战。
早期民族主义者的模式假设着，他们能够容易地将少数人吸收进他们的新民族国家。而第一批民族国家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英国人成功地使苏格兰人认同“英国“与帝国，法国人吸收说奥西坦尼亚（Occitanian）方言的南方人，甚至获得许多说德语的阿尔塞斯人的支持；德意志帝国赢得了萨克森（Saxong）、突另其亚（Thuringia）、汉诺威（Hanover）、汉堡（Hamburg）以及布莱梅（Bremem）的效忠，虽然分离主义的潮流遍行于巴伐利亚（Bavaria）和莱因地（Rhineland）。
但许多较晚发展的民族主义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如我们所见，资本主义的迟来意味着，在要组成新国家的人群之间很少有一群占优势的语言或方言。民族主义者可能可以藉着宣称一部份人口的语言为新国语，来从那一部份人口那里获得支持，但同时亦造成了其他团体的敌对。
即使某一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确实已开始，它并不见得能使事情容易些。因为它将说着不流利国语的农民阶级的新部份带进了市场关系之中，并从他们之间创造了新的小资产阶级。在此环境中的知识份子开始将农民方言化译成新的语言、去为它们争取官方地位，并最终争取以它们为基的民族国家。于是，正如前农民的不断涌入，将布拉格从主要为说德语的城市变为主要说捷克语的城市，要从奥地利的省份波希米亚（Bohemia）和莫拉维亚（Moravia）建立新捷克国的要求亦兴起。但至少在19世纪晚期之前在布拉格已有了明确的说捷克语的大多数。在许多主要的东欧、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城镇，所有相互竞争的语言群体成长了，而没有任何群体必然地凌驾其他：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匈牙利与罗马尼亚语居民；的里亚斯德（Triest）的意大利和斯洛维尼亚语居民；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德语和波兰语居民；维尔纽斯（Vilnius）的立陶宛语、波兰语和伊的语（犹太语的一种）居民；在西乌克兰的乌克兰语、伊的语和波兰语居民；伊斯坦堡（Istanbul）的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居民；在麦西多尼亚的希腊语和斯拉夫语居民；巴库（Baku）的俄语、亚美尼亚语和土耳其语居民。
资本主义的世界是组织语言民族国家的世界。正当每一民族团体被吸收进这个世界，它的小资产阶级便要它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国家。但它来得太迟，以致不能通过这些漫长、自发的过程——这些过程为英、荷、法或德国带来了语言同质性。不同的民族主义只有向彼此以及旧君权政体发动血腥战争，或有时只有向前看，才能达致它们的目标。
这个意涵可在1913的第二次巴尔干战役的恐怖中看出：敌对的民族国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对抗保加利亚，并将麦西多尼亚分为两半，造成了大约50万人丧生。这种恐怖在1915年又再度出现：为了从旧奥匈帝国的土耳其语和克德语中（Kurdish）人口取得支持，民族主义的“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官员们组织了消灭此帝国大多数的亚美尼语人口的计划；1918-19年亚塞拜然与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团体于巴库相互残杀，1921-22年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战争导致了双方军队相互驱逐了上万的民众。在东欧、巴尔干及考加索，民族主义曾一度意味着“族群净化”——有组织的屠杀、强行驱逐以及甚至集体消灭营。
古典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是1840年代革命运动的部份。他们从这个运动的极自由民主翼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认识到人类解放只有经由更前进并向工人阶级革命看齐的运动才能获致。这样的革命将能终结“人民彼此之间的民族差异与敌对”。
当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结束之时，国与国之间的剥削亦会同样地结束。当国家之内阶级之间的敌对消失之时，国与国之间的敌对亦会消失。1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禁斥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对抗君主制的斗争。他们投身于1848-49年的革命起义，并从左翼的位置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派要与旧秩序和解的企图。起义的主要角色乃由四个首要的民族运动所扮演：将德、意统一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以替代分隔了它们的各种君权政体的斗争、将匈牙利从基于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解放出来的斗争、以及将波兰从横遍欧洲的反动卫兵——沙皇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这些运动之中，任何一个的成功，都是在1848-49年的背景中作为整体的革命之成果，而它们的失败则是反革命势力的胜利。马克思与恩格斯因此求助于革命战役，在德、匈牙利和波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并对欧洲最后的封建残余予以最后一击。在此战役中，必须挑战的敌人有奥匈帝国中的斯拉夫政客，这些政客使用民族主义的措辞来正当化他们对君主政体的支持。他们的挫败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充份发展将是清理道路的过程之一部份，对工人阶级反抗此制度的斗争亦然。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来理解在此情况中必须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全心贯注的并不仅是从事于革命煽动，而是阐述一个全新的关于历史与社会的见解。因此特别是恩格斯，就采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语句，并在不同的民族运动之间作了区别——基于这些运动是否代表具有长远且动力性的历史的“历史性民族”（historic peoples），或代表注定要被历史发展边缘化的“非历史性民族”（non-historic people）。在此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皆尚未理解到国家是多么新的历史现象、18它如何不同于过去的国家或民族组合、以及他们所谴责的大部份运动是如何不同于现代民族运动的特性。19
他们于1860年代开始改变他们在民族运动上的位置，因为他们面对着在爱尔兰反抗英国统治的革命煽动之热潮。过去他们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压迫统治，但他们过去一直是诉诸于在英国的革命来终结此统治。他们此时改变了看法。马克思这么写给恩格斯：
我已尽我所能，去产生英国工人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的示威……我过去曾经认为爱尔兰脱离英国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则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爱尔兰脱离英国之后可能会建立起联邦政府。20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自治与脱离英国而独立……农民革命……用来对抗英国的保护关税。21
他并这么写给古格曼：
英国工人阶级在肯定地将他们对爱尔兰的态度与统治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分开来之前，是没有能力在英国采取任何有决定性的行动的。并且，他们不仅须与爱尔兰人持有共同目标，且甚至须领导那建立于1801年的工会的解散。而且这必须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之要求来完成。若不这么做，英国无产阶级将永远受制于统治阶级的缰绳，因为他们将被迫去与统治阶级形成一个共同阵线以对抗爱尔兰……22
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的方针中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压迫国（oppressor nation）的工人所持有的民族主义将他们与其统治者系连在一起，且对他们来说只有害处。而被压迫国（oppressed nation）的民族主义则能引导工人起来反抗统治者。此外，马克思那时正是支持了爱尔兰民族的斗争——他们一直被排除于“欧洲的伟大历史民族”（the great historic nations in Europe）的名单之外。然而，直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才开始呈现新的、对民族的历史唯物论的诠释。一份重写德国《农民战争》（The Peasant War，其内容为有关宗教改革期间的社会纷扰）的未完成计划致使恩格斯去研究中世纪末社会的转化，并视物质因素为产生民族国家作为新历史现象的初始。他强调，当城市愈来愈重要，并与君主政体联合起来对抗其余的封建统治阶级，“从刻划了早期中世纪的混杂、未被定界的人们那里，新的民族主义渐渐地发展起来”。但这段话是被记录在一份直到1935年才出版的手稿之中。23
对民族主义更深入的历史唯物分析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由于新的政治发展突然使它成为一项迫切的话题。
在德意志帝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之后，接下来在奥地利有类似的成长（那时奥地利包括了今日捷克领土波希米亚、奥拉维亚、以及今日的斯洛维尼亚），而且许多最知名的说德语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自这些地方：奥图鲍尔（Otto Bauer）和伊夫定（Rudolf Hilferding）是奥地利人；考斯基（Karl Kautsky）是捷克人。但当奥地利政党正享受着已在1890年代首度真正的成功之时，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之间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煽动却使它陷入了激烈的论战。
奥图鲍尔试图以新的民族主义来分析解决论战。他认为民族国家乃是“文化的社群”（community of culture），或“命运的社群”（ community of destiny），它使得所有归属于它的人以不同于他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事物。24民族国家给予它的成员共同的特性，因此例如英国人和德国人作同样的旅行却有不同的体验。文化的歧异性意味着，即使当人们说同样的语言——如丹麦和挪威人，或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他们仍是维持分离的国家。25“有力分隔国家的，正是文化的歧异性，不论血源如何混合。”26
奥图鲍尔认为，民族文化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以原始共产主义的时期开始，那时“所有同胞是以血源社群以及文化连系起来的”。接下来，经历了阶级社会的时期，在其中，民族文化是由统治阶级的文化系连在一起。而最后一阶段由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呈现出来。27因此，“民族国家”可以以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待，作为构成“我们之中那具有历史性的”（what is historical in us）28、作为“历史的浓缩”（condensation of history）29。
他继续以最直率的方式抨击那些看不见国家的价值、反而选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cosmopolitanism）的人，“工人阶级最原始的位置之采取，如何对抗资产阶级世界的国家争斗”，例如说到“说捷克与德语的同志”（Czech and German speaking comrades），他们掉进了“理性主义的、启蒙的”（rationalist，enlightenment）思想陷阱中、对社会的“原子论、个人主义的概念”（atomistic-individualistic）陷阱，而未能了解“个人本身是民族的产物”（the individual man is himself a product of the nation）。
奥图鲍尔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者应拥抱民族的概念，作为人类的存在中重要的社会及历史因素。他并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对不同的国籍宣告，只有在社会主义之下，民族文化才能达到充份发展。“社会主义对所有民族宣告他们政治统一自由的热望之实现。对于德国也是一样的。”30他论道，这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支持能使社会主义者有能力去避免大国的分解，因为对他而言大国乃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精心设计了一份计划，它部份基于奥图鲍尔的看法，31向奥匈帝国所有不同的族群允诺在现存帝国结构之内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机构。在任何特定地区的民族集合将被给予教育和文化事务的自治性，然后将与其他地区的集合形成联邦，以便能形成横遍帝国的单一的“自主”（autonomous）结构。将没有官方语言，虽然“联邦国会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一种共通语言”。整个结构是要用来鼓励“奥地利所有族群的民族特性的滋养与发展”。32
这个计划的实际结果是使得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不断向强调工人阶级之内文化差异的人让步，直到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工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分裂成不同的国家组织——这必定使得剥削语言上混合的劳动力的那些雇主感到满意，不论他们是说德语或捷克语。
对奥图鲍尔的位置首度展开理论攻击的是考斯基（Karl Kautsky）。他于1880年代晚期已开始深度研究了现代民族的起源的唯物主义分析，并继续在许多著述中以各种方式探讨了同样的论题。这是列宁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如赫普特（George Haupt）所说的，“考茨基形成了理论、开放了各种论述并作出区别，虽然他并未作出系统化，长期以来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点”。33他与奥图鲍尔的意见分歧乃是“民族的两种概念的对立，被列宁标名为‘心理－文化的’（psychological-cultural）以及‘历史－经济的’（historical-economic）概念”。34
考斯基认识到要定义“民族是什么”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民族”是一个很难了解的社会组成、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规则尚未能够转化成精确定义的社会机体。民族性是不断转化自身的社会关系，它在不同的条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35
但他坚持，民族可以在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被理解。“社会的集中和分离成民族国家乃是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杠杆之一”。36他论道，仅仅这一点便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波希米亚说德语的居民视自身为德国的一部份，而居住于瑞士的德语居民则不这么认同。37由于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现代国家的典型形式就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但典型的形式一般而言仅以趋势的形式存在。它们很少以完全典型的形式来发展。”38此外，
经济的敌对深化，每一经济区域试着发展它自己的城市及乡间工业，但在这么做之时愈来愈少能够不伤害到它的毗邻地区的工业。不同的奥地利地区倾于分离，而且民族之间的“和解”（reconciliation）变得更为困难。39
他批判奥图鲍尔忽视了语言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一个国家包含了一个以上的“语言社群”，那就是瑞士。至于不同的国籍共有同样的语言，例如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并非证明着每一个民族社群就是一个语言社群，它仅仅证明了有时一个语言社群可以包含两个民族，并且语言社群不是民族唯一的区别符号”。40事实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有力角色能使我们了解民族情感的力量之重要部份”。41
他接着将民族国家的兴起归诸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资产阶级欲为他们的商品提供市场，不受封建领土分割的阻碍以及旧国家结构的干预。其次，现代社会中行政部门渐增的重要性，给予语言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官僚制度是没有单一语言便难以运作的结构”。最后，“社会的商业化”藉由增加不同地区人民之间交流的频率，为语言的统一奠定基础，并产生较为一致的语言：“一致化很少仅经由教育管道而成功，而是经由国家内部的商业关系的发展”。 42
最后正是这一点解释了单一国家之内敌对国籍的兴起。在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到能使说不同语言的居民学习国家语言之处，政府欲加强统一性的企图则增加不同语言团体之间的分隔。有些语言团体因他们的语言被赋予官方地位而获得物质上的优势：它给予他们在国家官僚制度内晋升的优惠机会。但其他语言团体则受挫并倾于转向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以对抗官方的认同：
在专业生活中或在法庭之前主宰的语言被使用时，其他民族的成员则处于弱势……工匠和农民的子女要进升入官僚制度之内，对于不会说官方语言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困难的。43
考斯基于是提供了较奥图鲍尔为历史且唯物论的、对敌对民族主义兴起的解释——这也许是为什么奥图鲍尔今日从谴责马克思主义为“化约主义的”（reductionist）以及不考虑到“族群性”（ethnicity）与“性别”（gender）的那些人得到赞美44。但考斯基的分析中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导致民族争斗的逐渐消失，虽然他洞见了少数团体是如何转向新的民族主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他论道，资本主义发展使得捷克民族消失。而且甚至到他放弃此见解之后，他仍认为当资本主义商业变得愈来愈国际化时，民族冲突会逐渐消失：
当社会交流随着经济发展而成长，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民圈子也必定成长。从这里出现了统一的语言得以扩张的趋势，这些统一的语言会吞并其他民族，使之失去它们自己的语言并采用优势民族的语言，或采用某种混合……
诸民族之加入国际文化社群，将被反映于商人与受教育者之中普遍共通语言的成长……45
这里有一重要的洞识，使得考斯基抨击奥图鲍尔在社会主义者之间鼓励国家的敌对：
从古至今纯粹的民族文化没有比现在更为不可能了。因此当人们谈论着民族文化、并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赋予大众以民族文化时，我们会觉得十分不解……当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教育给大众，它亦给予他们说数种普遍共通语言的能力，并因而能参与整个国际文明，而非仅是特定的语言社群的分离文化。46
但他的洞见却被埋没在一份较为广泛的分析中，此种分析极为低估了资本主义如何在创造克服民族敌对的可能性之同时亦引发民族敌对。
卢森堡与列宁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从一个与奥图鲍尔和考斯基不同的起点开始。她那时正试图于波兰建立革命政党，当时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于1890年代分裂，一方为不断向民族主义方向移动的人，如后来的波兰独裁者彼苏斯基（Pilsudski），另一方为坚定地主张国际主义的人。然而当她的政党参加了1890年代共产国际会议以及1903年苏俄社民工党时，大多数的代表拥护波兰独立的权利，对她而言，这种拥护的方式似乎会为她国内的民族主义敌人带来慰藉。直到她于1918年去世，她一直激烈地反对民族的任何自决的“权利”，并反对社会主义者涉及任何民族的起义。
她以考斯基与奥图鲍尔的部份见解连接起来的论述来支撑她的位置。她将民族主义的起源直截地置位于经济之中——置位于统治阶级的经济需要之中。她诠释考斯基关于民族主义兴起（如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分析，全力强调大资产阶级的角色。47她论道，大资产阶级之欲求国内市场导致它要去促进民族运动，并赋予运动写实的特性。她继续用“经济主义”（economistic）的分析去瓦解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初期的波兰民族主义：
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热情的物质基础，不像中欧由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相反地，是由根植于自然封建经济的贵族对它自身的社会位置的概念所决定的。
波兰的民族运动随着封建关系消失，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代言人的资产阶级，从开始便与我们在一起，是清楚的反民族的因素。这不仅仅是由于19世纪资产阶级的特殊根源，也就是具异质性、是殖民化的产物、是种植于波兰土地上的异体。而且具决定性的事实是，波兰工业从开始便是出口工业……出口到俄国……这成为波兰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以及波兰资产阶级的基础。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对俄国显示政治上的依靠……在波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仅没有要求创造统一的民族国家，反而它是兴起于波兰的被征服与分割的基础上。统一与国家独立的概念并没有从资本主义中采汲它生命的泉源……相反地，当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时，这个概念便过时了……在波兰出现民族概念与资产阶级发展之间的敌对，使得民族概念兼具乌托邦式及反动的特性。48
对她而言，如果资产阶级不欲在某处建立民族国家，由于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份，国家概念便是注定失败且反动的。
她的论述兴起于波兰的背景。但她更进一步地扩展之。她正确地指出，考斯基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需要必导向民族国家和平地聚合。相反地，她坚称，国家之间会有不断增加的冲突，而且国家将逐渐不再是具有同质性民族人口的国家，而是强行合并人民的国家：
历史发展……不在于向“民族国家”概念发展的趋势，而在于民族之间的奋力争斗、在于创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在当代世界中最能为剥削利益服务的形式不是考斯基所想的“民族”国家，而是专于从事征服的国家。当我们从国家达到此理想的程度来比较不同的国家……我们以英、德国为模型，因为它们乃建基于对欧洲与世界的民族压迫，我们也可以参考美国，它深深地环抱着尼格罗人民的压迫，并试图征服亚洲人民。
她结论道，这毁灭了新的、具有生命的民族运动出现的任何可能性：
世界权力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典型特性，它随着资本主义的进步愈来愈重要。而此发展从最初始便宣告所有小国的政治无能……“自决”，较小国以及小国的独立存在是一种幻觉，且将会愈来愈是如此……有任何人能严肃的谈论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如孟特格林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吗？从此观点来看，要保证所有国家自决的可能性，就是等于要从资本主义发展回到远早于15及16世纪以前的中世纪小州国。49
她这部份论述的主要特点是，她如何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趋势的精彩的辩证诠释，转向对政治结果的完全机械论的见解——大资本不要民族斗争及民族反叛，因此这些都不算数。
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位置是对民族主义的单纯反对，因为她结合了她超考斯基的（ultra-Kautskyite）对民族国家之根源的分析以及奥图鲍尔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她赞赏奥地利政党的鲍尔诺计划（Brno programme），以及它将人口分为自治的民族集合的计划。她将“民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指涉为“精神现象的较高形式之一”，并预示“波兰国家认同”的存留为社会主义导向“开放波兰国家文化之呈现的新展望”。50她声称，“在波兰民族主义的理想对工人阶级来说并不陌生，也不可能陌生”，这是基于“工人阶级不能漠视对社会的智识与文化遗产的最不可忍受的野蛮压迫”。51她相信，“无产阶级能够且必须为护卫作为文化继承的国家认同而战，且文化继承具有它自己存在与繁荣的权利”，但“国家认同不能由民族分离主义来护卫”。52
关于民族主义，古典马克思理论家之中在理论上最为复杂的是列宁。53对他而言，对于由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所产生的新民族主义的分析并不是学院式的习练。俄罗斯帝国是比奥匈帝国更为民族混合的国家，而且它是更具爆炸性的混合。1905年的革命不仅是工人、农民与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同样是国家少数民族的革命。如果他的政党在民族问题上出了差错，它的整个革命策略便会破碎不堪。这使得他与奥图鲍尔和卢森堡的位置起了尖锐的冲突。
列宁对民族之兴起的分析是基于考斯基的唯物论诠释。列宁早于1914年这么论道：
全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阶段，总是与民族运动连结在一起。为了商品生产的全面胜利，资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内市场，且必须有政治上统一的领土，其人口说单一的语言，并须消除该语言及其在文学上的巩固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阻碍。这便是民族运动的经济基础。语言乃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工具。语言的统一与无阻碍的发展，乃是以与现代资本主义相称规模的商业真正通行无阻及扩张所需的最重要条件。它也是人民以它各种的阶级自由与广泛的集合所需的条件。最后，语言的统一是建立市场与所有大大小小的财产所有者之内、卖主与买主之间密切的关系所需的最重要条件。
因此每一民族运动的趋势都是朝向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其下，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便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对整个西欧，不，应该是对整个文明世界来说，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阶段而言是典型的、正常的。54
资本主义关系在国际上的扩张意味着会出现愈来愈多的民族运动：
亚洲大部分要不是由大国的殖民地，便是极为依赖并被压迫的国家。但这是否摇动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在亚洲本身，商品生产的最完全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最快速成长所需的条件，已在日本被创造出来，也就是仅在一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创造出来？……它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资本主义摇醒了亚洲，也同时在亚洲大陆上到处唤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是在亚洲建立起民族国家；正是这些国家确保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条件……
民族国家乃是资本主义的规则与标准……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条件是由民族国家所创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建基于资产阶级关系的国家能够消除民族的剥削与压迫。它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产生创造民族国家动力的有力经济因素。
在1916年之前列宁发展着这种分析，去抨击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以卢森堡的方式，55使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的成长之间的连结之论点去作结论，认为一旦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开始扩展到它们的旧国家边界之外，国家民族的要求便是“乌托邦”且“反动的”。列宁认为这乃是陷入“帝国主义经济论”（imperialist economism），也就是将政治化约为经济的直接机械产物。他说，经济主义就是这样的论点：“资本主义胜利了，因此政治问题是浪费时间”，且新理论是“帝国主义胜利了，因此政治问题是浪费时间”。列宁说，“这种非政治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是极为有害的”。
此外，列宁不再维持旧的、考斯基的见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倡议者必定是资本家。他认识到，1916年爱尔兰的起义涉及了“由一部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份工人组成的街头戏……”列宁如此作结论：
想像社会革命没有在殖民地以及在欧洲的小国反叛、没有部份带着所有偏见的小资产阶级引起的革命性爆发、没有政治上不自觉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大众反抗地主、教会和君主体制的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运动——想像没有这一切，而社会革命还是可想像的话，便是弃绝社会革命。
他在他的分析里作了尖锐的实际结论。他护卫着自决（self-determination）权的口号，对抗罗莎卢森堡以及持有类似见解的人，如卡尔雷戴克Karl Radek）和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他也拒斥奥图鲍尔的“文化民族自决”（culture national autonomy）的方案。
列宁对自决口号的辩护具有两个成分。首先有关的是和那些压迫国的统治者具有同样国籍的工人的政治意识：
如果在我们的政治煽动中无法升进并拥护独立权，我们不仅将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而且也将坐利封建地主和压迫国（oppressor nation）的暴政……当罗莎卢森堡由于不欲“协助”波兰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拒斥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计划之中的独立权，她事实上是协助了大俄罗斯法西斯份子（Great Russian Black Hundreds）。她事实上是协助了对大俄罗斯主义者特权的机会主义式容忍……大俄罗斯人民的自由之利益需要对此种压迫的长期斗争……许多世纪以来，压制被压迫民族的运动以及来自上层阶级的有利于这种压迫的系统化宣传，以偏见的形式制造了大俄罗斯人民自由目标的极大阻碍……大俄罗斯无产阶级若不系统地对抗这些偏见，便无法获致它自身的目标或理清它到达自由的路途……在苏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创建目前仍仅是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我们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不为任何特权辩护，亦不会为此项特权辩护。56
列宁反对那些声称“这会在工运中以民族界线鼓励分裂”的人，他坚信它具有相反的结果。被压迫国的工人只要见到压迫国的人民不为他们的国家平等权利辩护，他们便会受诱于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煽动。但如果他们见到压迫国的工人政党全力支持自决权利，他们便会明白压迫国的工人政党拥护他们的利益，因而他们便会切断他们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列宁用挪威于1905年脱离瑞典为例，来支持他的论点。卢森堡认为此独立是反动的、只是以另一个君权政体替代原有的。列宁认识到独立的结果对工人而言并不是一大进步，但他坚持认为，瑞典社会主义者支持挪威的独立权，保证了挪威独立，同样地不是退步：
挪威工人与瑞典工人之间的密切联盟关系，他们完全的阶级团结，乃得自于瑞典工人对挪威独立权的认同。这使得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并没有被瑞典民族主义影响，并且他们认为与挪威工人的团结比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来得重要。57
藉着支持自决权，压迫国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与被压迫国的工人阶级之中鼓动了国际主义：“在事实上，认同所有民族的自决权意味着最大程度的民主以及最小程度的民族主义。”58
列宁那时拥护自决权的口号的首要理由乃是与下述原则有关：向压迫国的工人阶级之内的反动思想作抗争。这并不意味着他忽略了例外的情况。他承认在有些情况中这口号可能被误用（如马克思所说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曾于1848年误用这个口号）：
民主的诉求之中没有一个不能、不曾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工具……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将它所有民主诉求的斗争置为次要于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它的独立性……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置于前位——没有民族能是自由的，如果它压迫其他民族。
因此列宁的第一个论点是属于普遍的性质——如果不是完全无条件的话。但他将它连结于第二个论点，也就是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被压迫国争取自决所具有的影响。这个论点是关于革命策略与战术，而非原则。
支持自决权并不是无可避免地去支持特定民族脱离国家而独立。压迫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将争取独立权当作对抗反动意识形态的方式之一，而被压迫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可以争取工人去反对独立的实践，就像离婚权使得夫妻能自由决定他们是否要在一起：
自决权的要求并不等同于分离、支解和形成小国的要求……民主的国家体制若距离给予独立的自由愈近，分离的要求在实践上便较不频繁、较不激烈……59
但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被压迫国的民族运动协助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即使民族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因为它虚弱了主宰国与它们的统治阶级。列宁相信，这便是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情况，也是那些被沙皇政权及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许多民族的起义之情况，这是他正确预示的世界战争会带来的结果。由于此理由，不仅是压迫国的社会主义者应支持这些情况中的自决权，而且被压迫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如果我们不想背叛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必须支持每一个对抗我们的首要敌人（即大国的资产阶级）的反叛，只要这反叛不是反动阶级的反叛”。60
然而，在有些情况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去反对民族主义的煽动，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波兰民族运动，它与德国帝国主义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对抗英、法、沙俄的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自然地设定了在每个民族运动开端的领导，他们称道，对所有民族热望的支持是实际的。然而，对民族问题上的政策（正如在其他所有问题），无产阶级仅在某一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但从不与资产阶级的政策一致……
在每一民族的情况对独立问题要求“是”或“否”的回答，可能看来似乎是非常“实际的”要求。在现实上它则是荒唐可笑的……在实践上它导致驱使无产阶级跟随着资产阶级的政策。
无产阶级……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审视任何民族要求、任何国家分离。61
要事前估量被压迫国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与压迫国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是不可能的。62
这一点接着导引出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位置所具有的另一中心特点——此特点经常被那些长篇引用列宁以辩护自决权的民族运动支持者所遗忘。列宁谴责奥图鲍尔的“民族文化自治”以及罗莎卢森堡对它的支持，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让步。
论争于1903年苏俄社民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的第二次（实际上是它的创建）会议之时在苏俄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首度兴起。在那时，社会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帝国西部的犹太工人之中仍旧比在大多数的其他工人之中来得先进。有些组织犹太工人的人士建立了完全犹太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庞得（the Bund），他们声称犹太工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并一心宣传要有独立、分离的犹太学校和文化组织。不仅是俄国籍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他们，如列宁和朴列哈诺夫（Plekhanov），许多最知名的犹太籍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他们，如马尔多夫（Martov）和托洛斯基（Trosky）。如马尔多夫说，去同意庞得的要求，就等于在每个工作和地点虚弱了社会主义组织：
我们不能允许政党任何部份代表无产阶级任何一部份的团体、贸易或民族利益。在与共同阶级利益的关连中，民族差异仅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如果在同一工作地不同国籍的工人关心的只是他们民族利益的代表，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组织？63
列宁在反抗基于语言或文化对任何团体的各种歧视，与对特定民族文化的颂扬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别，藉此列宁将以上这些论战延伸到整个奥图鲍尔方法论的挑战。
反对对特定民族文化的歧视与压迫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必须为每一民族团体的子女争取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之权利、法庭以那些语言受理案件，并拒斥优势语言作为其他成员必须遵从的“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的想法。“任何一个未能认识并支持民族与语言平等的人、任何一个不去对抗所有的民族压迫与不平等的人，绝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甚至连民主党人都不是。”64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应支持任何能保证平等的方法。他们应支持“国家花钱雇用希伯来文、犹太史的特别教师，以及为犹太、亚美尼亚或罗马尼亚儿童或甚至为一个乔治亚（圣彼得堡的一个区域）儿童分配教程”。65
同时，社会主义主义者不应认同任何民族文化，即使是被压迫者的民族文化：
抛弃封建桎梏、所有的民族压迫以及任何特定民族或语言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乃是无产阶级作为民主力量所具有的必要责任，而且对被民族问题的争论隐蔽且阻碍的无产阶级斗争当然是有利的。但去超过这些严格界定的、有限的历史局限去协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意味着背叛无产阶级、而与资产阶级同盟。在此有一个界线，庞得分子（the Bundists）和乌克兰社会民族主义者经常完全忽视它。
对抗所有的民族压迫？当然是！为任何一种国家发展、为一般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而战？当然不！
一般民族性的发展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从此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有无止尽的民族争论。而无产阶级不但不支持每一民族的国家发展，相反的，它警告着大众这些幻觉，并支持资本主义交流的最充分发展，且欢迎民族的各种同化，除了建基于武力或特权的同化。56
在每一个现代民族之内有两个民族——我们对所有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这么说。在每一个民族文化之内有两种民族文化……
如果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憎恨大俄的压迫者——这憎恨是十分合理且自然的——而将他的憎恨转移到大俄罗斯工人的无产阶级文化与目标之上，即使是一丁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亦将陷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中。
大俄与乌克兰的工人必须并肩作战……朝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共同或国际的文化，在宣传所运作的语言问题上展现绝对的宽容……工人以民族为界线分离的一切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同化”的所有抨击、或是企图使无产阶级以一种整体的民族文化与另一种所谓整体的民族文化对立，这些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对它展开无情的斗争。67
工人阶级民主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的国际文化和遍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68
在每一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民主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成份，即使以基本的形式存在，因为在每一国家都存在着受苦的大众，他们的生活条件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每一个国家亦拥有资产阶级文化，且大多数国家亦拥有反动的、官僚的文化，且它不是以仅仅“成份”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主宰文化的形式存在。
当我们拥护“民主的国际文化与遍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口号，我们从每一民族文化中仅汲取它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成份；我们仅汲取这些成份，且绝对与每一国家的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处于对立位置。69
列宁指出，压迫国的社会主义者看待“同化”的论题，必须非常谨慎：
如果来自大压迫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拥护普遍上诸国的融合之时，片刻忘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尔韩（Wilhelm）、“他的”乔治等等亦主张融合——经由并吞的手段，这样的社民党人则在理论上是个荒唐可笑的教条主义者，而在实践上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教导工人对民族差异表示“漠然”（indifferent），是我们的责任……但它不可以是并吞主义者的漠然。70
正是为了要强调这一点，列宁才如此坚决地护卫自决与独立权。然而他同时坚称，“来自小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他的煽动中强调诸国的‘自愿性整合’（voluntary integration）。在不疏忽他身为国际主义者之责任的前提下，他可以支持他民族的政治独立且同时支持它与邻国X、Y、Z的整合。但他必须在所有情况中反对小国的狭窄心态、封闭与孤立……”71
这些审视使得列宁强烈地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言论。他论道，每一民族团体所建立的分隔的学校系统会将工人彼此分开：
在联合股票公司的董事会上，我们看到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全然和谐坐在一起。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并肩工作。在任何真正重要且深度的政治论题中，人们依阶级而非民族来采取其位置。将学校教育抽离国家控制、并将它置于诸民族的控制之下，乃是在实际上企图去将社会生活的最高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中“纯粹的”民族文化或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薰培得以最自由地运作——与（将民族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分离。72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地，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等人的批判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新民族主义的繁衍。
民族主义运动不但不是“乌托邦的”，而且造成了所有大帝国的崩解。正如其1905年的前驱，1917年的俄国革命涉及了以工人与农民为中心、以民族主义运动为边缘的夺权。1918年10月奥匈战役的崩溃导致了捷克人、特兰斯维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克罗人和斯洛维尼亚人的迅速独立，留下的是分离的匈牙利与奥地利国家。甚至连庞大的英帝国也被爱尔兰的起义所摇撼——该起义使爱尔兰成功地获得了四分之三领土的独立，还有在印度首度大规模的示威以及在中国首次的革命起义亦摇撼了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殖民帝国的衰弱，之后接着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独立建国，然后在一场血腥战役后，北越、寮国和高棉独立，之后有迦纳、奈及利亚、肯亚、乌干达、摩洛哥、突尼西亚、法属非洲的大部份、刚果、尚比亚、马拉威，以及许多场血腥战役之后，阿尔及利亚、亚丁、越南的其余部分、安哥拉、莫三比克、几内亚和最后的辛巴威皆已独立。在此时，世界人口的每一份子都会将自己定义为194个民族国家中某一国的国民，73只有苏联仍是唯一颇为大型的多民族的帝国。当市场、商品生产与资本积累征服了全世界，有组织的政治权力的原型形式——民族国家，亦征服了全世界。
新国家的形成并不总是造成旧帝国的动乱：英国最后放弃了印度、荷兰放弃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放弃了刚果，这一切都没有造成任何重大的国内危机。但有时它是可以造成动乱的，如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摇撼了大都会的法国、在越南的战争将美国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还有在安哥拉、莫三比克和几内亚的战争导致了在葡萄牙的政治革命。一直到这一点，列宁亦被证明为正确的。
确实，这种辩明经常涵括了比列宁自己所曾想像的还要广泛的范围。民族国家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世界制度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一部份，以致于这种理想在某些重要方面，被一些不同于列宁所认识的运动所采用。
对抗旧殖民帝国的运动通常是建基于行政的划分，而这些划分乃是由殖民帝国本身建立起来的。行政划分忽略了不同的语言或传统文化的团体之间可能有过的界线。它们将类同者分隔开来，将不同者归并在一起。而取代殖民帝国者则欲图在行政划分之内建立新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缅甸和锡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以及整个非洲，它们没有国家的共通语言，而且有时甚至没有统一的市场。
同时，在有些情况中，少数民族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国族来对压迫作出反应，即使他们并不居住在任何界定的领土内或说着不同的语言。1930年代欧洲许多犹太少数民族以及1970年代早期许多非洲裔的美国人便是如此。
最后，正是因为国族性的概念在此制度的意识形态中占有如此中心的位置，人们对现存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作的反应，便是经由新国家的创建来找寻出路。此新国家的创建乃基于不同于旧国家的标准——如1960年代晚期试图用伊伯语（Ibo）以脱离奈及利亚而形成比亚法拉（Biafran）民族国家、后弗朗哥（Franco）西班牙之后的卡达兰（Catalan）和巴斯克（Bosque）、脱离印度的邦贾省（Punjab）并建基于锡克教（Sikh）的亚卡里（Akali）、或是从过去的南斯拉夫独立的塞尔维亚（Serb）和克罗埃西亚（Croat），它们基于同样的语言，但不同的宗教。
在每一情况中，那些传布民族主义计划者似乎要比那些转向阶级政治者来得更不“乌托邦”、且更为“实用”（practical）。毕竟，民族主义者顺循着随着资本主义到来而宰制世界的国族性意识形态。
今日的民族性与文化
国家的繁多到处伴随着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在先进西方国家，生物学的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意识形态在某些程度上已于过去25年以来被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所取代。文化种族主义不谈非白种人的生物劣等性，而谈来自非英、非法、非德，或较普遍来说，非欧洲或非西方背景的人的“文化落后性”，或至少“文化差异”。
正是如此，佘契尔夫人于1978年选举前玩弄种族牌，她声称英国人被“不同文化的人给淹没了”。
以稍为较不极端的形式，有这样的言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自然地认同我们的文化，而其他团体则认同他们的文化”。这样的思想为右翼意识形态强调的基础；右翼意识型态逐渐地主宰着英国国家教程——“英国史”、“英国文学”以及基督教的内容。有趣的是，这些意识形态争取新教基督教徒与回教基本教义者建立他们各自的学校的权利。74
这项论争至少部份上为某些通常被视为左翼的人士所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强调，每个人必须珍视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些知识份子甚至对“文化的杂种化”（bastardisation of culture）表示关怀。75文化优越主义（culture supremacism）其实是以各种形式伪装起来的种族主义，许多反抗文化优越主义的人士，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分离主义（culrural separatism），这有时成为倒置的文化优越主义的形式。他们论道，因为他们的祖籍为爱尔兰、犹太、亚美尼亚、亚洲、阿拉伯、回教、非洲的等等，他们便必须奋力去保存他们的“固有文化”（indigenous culture）的纯粹与独立性。他们以“对抗文化的灭种”（fight against culture genocide）以及“对抗文化帝国主义”来正当化他们的立场。
然而所有对维持各文化的分离的不同强调，不论是来自保守派右翼或来自自认为处于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左翼的人士，都是基于同样的谬误。他们皆假设，国家与民族主义的不断繁衍乃系于文化不断增长的歧异性。但事实上，现代世界乃是由不断增加的文化拢聚性所标志的；现代世界是由朝向同质性的世界文化趋势所标志的，此趋势要比当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提之时更为显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注意到“个别国家的智识产物成为共通的财产，民族的单向性与狭窄心态变得愈来愈不可能，而且，从许多民族与地方性的文学里兴起了世界文学”。76现代世界的这种趋势亦比考斯基与列宁大约在90年前观察到的诸文化的合并要来得鲜明。
“文化”一词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广泛的与狭窄的意义。在广义上来说，它指涉的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整体，包括维生的方式、宗教实践、性别之间的关系、道德态度、时间感、对待老年人与儿童的方式、烹饪、以及将这些活动汇集起来的语言。较狭窄的意义指涉的是艺术、音乐和文学。
这两种意义是相互连接的。因为狭义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的一种表达。艺术乃是萌生于广义的文化，并以能够迷惑或振奋人、使人惊奇或恐惧的形式展现了文化之内的某些成份。当人们喜爱某一艺术作品，那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某些能以种种方式表达其生活与困境的东西。
正是这一点使得狭义的“文化”能提供认同感给来自特定社会的人们，那是某种他们于社会危机中能够依附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各种保守人士意图颂扬他们所谓的“传统的”（traditional）民族文化。他们奋力诉诸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反对任何向旧社会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欲图在自己的霸权下建立新国家的人要寻找那他们所谓的极为不同的反传统。
但狭义的文化在阶级社会中只能表达人们广泛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并不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每一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与文学倾于表达独自拥有资源与闲暇去维持艺术生产的阶级，即特权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虽然最好的艺术家试图反映整体社会经验——包括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经验的成份，他们的观点却是仰赖压迫者与剥削者以维生的人的观点，即使他们自己并非来自统治阶级。
当我们谈到英国艺术、俄国艺术或中国艺术，我们谈论的是社会统治者的艺术，它可能部份表述了被剥削阶级，但却是以非直接、朦胧的方式。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到阿兹特克（Aztec,印加文明）艺术或许多前殖民非洲的艺术时更是如此，因为艺术生产的专门化一直到至少阶级的两极化开始之前任何规模上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随着社会的改变，文化亦改变。文化不是一无变化、固定之物。任何将它视为固定之物的企图在现实上都是一种虚构、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用来将人们置于特定的被认可的行为模式。这在现代这个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改变了的世界尤其为真。当世界人口受制于市场关系并脱离了乡村生活相对上而言的孤立性，而与庞大的人口集中地产生接触，他们的生活便被转化了。
当人们谈论到任何各类的“传统文化”，他们回到的是某种不再在任何地方符合他们生活的现实的东西，例如迫使我们依照传统“英国文化”生活的企图——此文化大部份是历史性地由农业社会的有闲士绅所创造且为他们而存在的。而由于反抗这种文化而回到“盖尔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回教文化”或任何文化者也是同样的情况。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优势文化形式皆是十分晚近的历史的产物，虽然保守派人士总是宣称它们的古老渊源。例如，仅于一个世纪以前，盖尔特文学才在现代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且通常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如格雷各利（Lady Gregory）和叶慈（Yeats）的手中重生。同样地，仅于一个世纪以前，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才试图建立说印度语（Hindi）的文化，以对抗德里地区的平民市场语言的文化——即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以及它非平民的变种乌都（Urdu）语文化。
高艺术与大众艺术当代的“民族”形式皆为人类存在的晚近的、资本主义的产物——世界各地优势倾向的不同形式大众音乐也是如此。正如一项对非西方大众音乐的权威研究显示，这一切皆为相对晚近的产物，它们乃基于来自不同文化成份的聚合：
文化同化的最显著形式涉及西方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音乐成份（如乐器、和声与声乐风格）被非西方的音乐文化所采用……西方的狄斯可、摇滚、以及慢调民歌已成为国际风格，由多国企业的网络所推进。77
但当然，西方音乐本身并不仅是欧洲人的产物。它的中心成份形成于美洲奴隶的后裔发展出具活动性的、混合的音乐——综合了源于非洲的节奏与西方的旋律及和声模式。78
同样地，世界上许多新的地区性风格乃是基于传统与西方形式的综合。于是，今日拥有多国观众，从越南和印尼到前南斯拉夫79的印度电影音乐，乃是由南、北印度的地方风格的合并、“以自己的不同方式来使用西方的和声”而形成；80而现代非洲的大众音乐“乃兴起于1950年代起，某些加勒比海风格，尤其是古巴的伦巴（rumba），盛行于刚果及非洲其他地区之时，并产生了本土非洲与非裔加勒比海音乐的新混合”。81
大众音乐的例子显示了这朝向文化融合的趋势可以是如何的先进。单一的世界大众音乐也许尚不存在，但相对小数目的互动的地区性风格却是存在的，这趋势乃朝向融合以及全世界观众的征服，而非朝向分离与狭窄的民族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冲击是每一国家的文化保守派所憎恨的。然而大众音乐可能是最为渗透大众生活的艺术文化形式：它在普遍性方面最接近的对手——观众运动，虽然不是“艺术产物”，却是更为统一的世界性的现象。
这种文化的不断聚合不应令人惊讶。资本累积的动力模式事实上正创造着世界性的生活方式（或正为对立的阶级产生全世界的对立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由资本主义的扩张聚集于大城市的那些人：
大众音乐的演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在全世界许多文化中与未被同化的、无公民权的、贫穷的、被社会边缘化的阶级的关连，这个阶级包括了地痞流氓、妓院老板、娼妓、流浪乞醋、街边小贩、吸毒者、音乐家、混杂的街头人和各种无业移民等等的流动性无产阶级……正是这些团体产生了如雷北提卡（rebetika）、现代可罗刚（Kroncong）、雷鬼乐、钢铁乐（steel band）、探戈与爵士这样富变化性且生动的形式……流动性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城市的居民……他们向来倾向于新的文化表达形式。82
但决定一种艺术形式受欢迎程度的并不仅是它的创造者，于是决定哪种艺术形式将蓬勃发展、哪种艺术形式将逐渐消逝的，也不仅是它的创造者。决定者还有艺术形式为之生产的消费者。而且，对于广大的工人和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以及流动性无产阶级），工作的速度、消费的模式、衣着的风格、娱乐的形式、性关系的形式以及其他，皆不断逐渐地跨越旧的文化障碍。语言仍旧是不同的，但所说的内容则逐渐趋于相同。
如此，在广义上来说逐渐出现了世界文化，而不须惊讶的是艺术的大众形式以及“高尚”形式逐渐国际化，并拥有观赏电影和电视节目、摇滚乐团和交响乐团、阅读小说以及听歌剧的世界性观众。
正如在大众艺术里，各种地方性风格之间有渐增的互动、且每一种风格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高等艺术里，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已被国际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所取代。因此小说原本是资产阶级在西欧争夺权力时所创造的文艺形式，现在被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作家所采用并精通，如古奇（Ngugi）、阿施倍（Achebe）、若施台（Rushdie）、奥什（Ben Ochre）、马奎兹（Marquez）等人。
文化帝国主义发生于主宰势力强迫被征服的人民采用其语言以及其世界历史观之时，如英、法于其帝国各地，或是俄国于沙帝及斯大林统治之下。文化帝国主义是确切界定的帝国主义的副产物——确切界定的帝国主义就是那些帝国得以形成、人民被残杀的血腥野蛮过程。
但今日诸文化的融合不能被解释为仅仅是强施征服之产物。反而，它乃源自资本主义的扩展所铸成的不可反转的改变。它之得以发生是由于遍及全世界人们正试着居住于由同样的世界制度所形塑成的社会，这些社会皆受制于同样的资本累积的步调。当统治阶级的剥削形式变得愈来愈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亦愈来愈相似。相同地，当大众的单调的每日生活变得愈来愈依赖于他们去出卖劳动力的能力、以及去符合工厂中、矿地里或办公室里的工作步调的能力，他们的娱乐形式、文化以及甚至衣着时尚亦随之聚合。例如，现代大众音乐的节奏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现实与工资劳动的强制，即使只是试图提供逃避。文学中的小说形式到处占优势，因为它表达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体验当今世界现实的方式。关于不断增长的国际文化，没有比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爆发的敌对民族内战在电视上呈现的形象更为清楚的了。因为双方的人们穿着同样的牛仔裤、同样的运动鞋，听的是同样的随身听或是手提式音响，喜好的是同样的运动，而且很可能看的是同样的肥皂剧。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是正在从事战争的话，他们过着的是本质上相同的生活、拥有几乎相同的工作。
转化的过程当然尚不完全。世界人口的一大部份仍旧是农民，而非工资的劳动者。在工资劳动者之中，有人存活于饥饿的边缘，除了临时工之外什么也没有；有人则全职就业于大工业部门中。在许多城市里，存在着非常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它经常在它较低的层面上与一群尚未都市化的前农民合并，而这些农民仍旧能在回到传统的主张之下动员起来——如许多中东国家的伊斯兰教运动，或是印度的印度至尊（the Hindu supremacist）运动。然而文化融合的潮流仍旧胜过一切。仅仅因为世界制度施加于在它之内每人生活之上的压力是胜过一切的。这便是为什么返回传统总是不真实的：传统是被制造出来的，最现代的技术被用来改造最古老的文本的意义。
由现代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文化当然是缺乏的、被扭曲的文化。它乃是阶级社会的文化，它的意义取自于百万人民的生活。这文化在鼓吹自由之时赦免了奴隶制度；它产生了贝多芬亦产生了贝尔生纳粹集中营。重点是不要去以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方式去崇拜此文化，而要将它视为人们不断进行抗争的唯一场域，因为创造此文化的制度已淘汰并毁灭了所有的其他场域。
民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当代理论
过去75年以来的两大趋势——国家的繁衍（许多是在族群之中被创造出来，且不符合古典19世纪的模型）与不断增长的、除了语言之外在每一方面遍及世界文化的同质性，使得民族主义的近代著述者感到困惑。他们见到，虽然似乎不再有任何固定的、客观的标准去说什么是国家以及什么不是国家，“你自己的”国家的认同却被所有人类视为当然。
结果便是这种趋势：视民族主义为任意偶然的构造物，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没有关系。这便是哈瑞斯（Nigel Harris）的近著《国家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大意。对哈瑞斯而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制度，它乃基于商品与财政的自由流动。它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之内成长，民族国家乃由压力所构成——与敌对的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而非由其自身构成。但今日却有这样的内在趋势，要突破国家间的界线并建立新的多国秩序。阻止这种趋势的，是政治势力不断使人们去认同国家意识形态的能力。
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十分具影响力的一书《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作了更大的努力，将敌对的民族意识的增长置位于物质现实之中。他所谓的“印刷业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在他的诠释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并认为兴起的资产阶级在头一批欧洲国家的创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新教主义与印刷业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合快速地创造了广大的、新的阅读大众——很多是那些典型地不识拉丁文的商人和妇女，并为政治、宗教的目标将他们动员起来”。8318和19世纪新民族意识的成长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制度（资本主义）、沟通的技术（印刷）以及人类语言的歧异性的趋势三者之间的半偶发的、但爆炸性的互动。”84
某些国家一旦形成，来自于特定社会群体的个人便能基于赋予语言印刷的形式，去想像建立新的国家。“‘国家’于是成为某种能够有意识地被热衷追求之物……而不是缓慢塑成的视野”。85“独立国家的模型便得以被盗版”。86
新的印刷语言的读者大致上来自于“贵族和土地士绅统治阶级的家庭、朝臣和圣职人员、正兴起的中间阶级的市民官员、专业人士以及工商业资产阶级”87因此“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是头一个以本质上想像的根基达到团结的阶级……在欧洲，这种团结性则受到各地语言沟通性的限制。”88
但这模式一旦沿着语言路线在欧洲建立起来，如果必要的话此模式可以不须沿语言路线来操作。诸欧洲势力跨越了旧的语言界线在诸殖民地建立了行政机构。殖民地本土的中产阶级被召集起来，去担任许多低层和中层的行政位置，他们开始想像自己掌权并复制欧洲的模式：“印度的民族主义与殖民行政—市场的联合，难道不能在叛变后由可畏的帝国主义势力分开吗？”89
然而，安德森并没有成功的将这些元素整合进一套连贯的、整体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之中。例如，他并没有将民族国家认识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典型形式，反而强调使得人们想去“想像”新社群形式的主观因素。他论称，这些主观因素首度出现之时是当中世纪晚期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导致了“大古代的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s of great antiquity）的崩溃，这些文化概念曾赋予“存在的每日灾难（尤其是死亡、丧失与奴役）某种特定的意义”。从那时起，“便 开始了寻觅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地连接在一起的新方式”。90
于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最终便被置于存在主义式的渴望，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安德森的许多论述中允诺的并非如此。这在他最近的演说“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91之中变得更为清楚。在该演说中，民族主义的力量并没有被归诸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被归诸于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大众传播与大规模的移民。“印刷业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群大众，他们经由媒体开始想像新形式的社群：民族”，而同时“大规模出现的上千移民社群，在过去以及未来皆能不断产生自身的民族化（ethnicisations）……勒朋（Le Pen）在法国的新法西斯运动……英国的国家前线（National Front）……美国的‘白人努力’（White Power）极端份子……”这些重复了一项老旧的谬误：移民导致了种族主义，尽管最有力的证据是，种族主义经常在少数民族人口最小的地区最为严重（如今日在波兰的反闪族主义、或是英国所有白人城镇和郊区的反非裔移民的种族主义）。
安德森论述的无疑的是与他著作的起点有关。他解释，70年代晚期他认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首度发生战争，他在此冲击下开始著述。他的整体目标是去理解民族主义如何成为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特点。由于他拒绝将中国与越南视为由竞争性积累的动力所宰制的社会——形同变种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他便倾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找寻民族主义的根源，并视这些根源为包含于有心理需要的满足之中。
矛盾的是，安德森最终盲目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都能理解的东西。盖尔纳不以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而是以“原始”（primitive）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划分来看待之。虽然这种角度有极多错误，但在研究20世纪中叶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时，此角度倒提供给他超越安德森的优势。盖尔纳认为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并且找寻物质的原因，去解释两者共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两者有别于过去的社会。因此，他对于欲视民族为永恒的企图绝对抱持严苛批评的态度：“民族作为自然的、天赐的划分人类的方式，只是一种迷思；民族主义有时采取过去存在的文化并将之转变为民族，有时新创民族并经常消灭过去存在的文化——那才是事实。”92
盖尔纳并论道，每一个“工业社会”需要“同质性的”（homogenious）人口、会说会读会写一种单一的语言，正是这种需要产生了民族：
并不是民族主义强施了同质性……在民族主义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同质性的客观需要……现代的工业国家只有在拥有在文化上标准化的、可相互改变的人口之情况下才能运作……民族主义并不是古老的、潜伏的、休眠的势力之苏醒，虽然那是它呈现自身的方式。事实上，它是新形式的社会组织的结果，此社会组织乃基于深度内化的、依赖教育的高文化，各自由其国家所保护。93
正如民族是客观物质现实的结果，人民奋力争取国族性亦为客观物质现实的结果。随着工业化：
那来自他们过去的文化贫民窟、被吸进民族混合的贫穷城市的不识字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口，渴望着挤进那已具有自治性、或看起来可能获得自治性的文化池子，这文化池子随之允诺的是充份的文化公民权、进入小学以及就业的途径、以及其他一切。94
盖尔纳论道，当进入国族性的途径容易之时，这些人口便会忘记其旧文化并同化——于是解释了这样的事实：世界上具有潜力（可发展）的语言大约是十倍于民族或兴起中民族的数量。但当它们被拒斥之时，它们会找寻其他方式来定义自身。“民族主义本身是注定要盛行的，但不是任何特定的民族主义”。95
盖尔纳于是能超越安德森和哈瑞斯，认识到为什么当代世界如此重要的中心特点，会是民族认同的驱力，且在必要情况下试图去建立新民族：
民族只能以民族主义的年纪来定义，而非相反……当一般的社会条件有助于标准化的、同质性的、中央维持的高度遍及性，遍及所有人口而非仅为少数菁英之时，这样的情况便产生了：精细定义的、教育上被认可的以及统一的文化构成了几乎是唯一的人类会乐意且热衷地认同的单位……只有到那时，任何政治单位对领土界线的违抗才会成为骇人之事……在这些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才能以意志与文化来定义。96
但盖尔纳有他自己的大盲点。他不认为工业社会有可能以与现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在此程度上，他比安德森更唯物主义的分析却得到十分类似安德森的结论97：国家宰制了所有存在的社会，而我们必须喜欢它或忍受它。盖尔纳于1991年夏天涉及抗议南斯拉夫的互相敌对野蛮的民族主义，明显地说明了他并不太喜欢它，但他却不能够指出其他前进之路。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的著作《自一七八〇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al and Nationalism since1780）采用了十分类似盖尔纳的架构，虽然霍布斯邦更大量的参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此传统如霍布斯邦指出，乃是头一个理解到民族不是无时间性的实体、而是由“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的兴起所构成。此书大部份是将大量的历史材料放进这个架构里——有时材料过多，以致读者有迷失于大量精彩的事实之中的危险，只见树而不见林。但霍布斯邦在许多方面与盖尔纳不同。
首先，他声称，与民族运动或民族国家同盟的人士所持有的见解，并不像民族主义的领袖所宣称的那样清楚易辨：
如果我要对盖尔纳的著述作一主要的批评的话，那就是，他所偏好的从上而来的现代化的角度，使得从下而来的观点很难得到适当的注意。
从下而来的观点，不是政府和代言人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和非民族主义运动）的活跃人士眼中的国家，而是这些人士的行动与宣传的对象——一般人民眼中的国家。这种从下而来的观点极难去发现……
我们不能假设，当国族认同存在之时，它排除或总是优越于那构成社会存在的种种认同的残余……
国族认同以及人们相信它所隐涵的一切，可以在时间中改变并更换，甚至是在十分短暂的时期之内。98
霍布斯邦后来更进一步的发展此论点：
男人和女人选择集体认同时并不像选鞋那样——知道一次只能穿上一双。他们曾有，且仍旧有一些自发的情感附着和忠贞，包括国籍，并同时关注生活的各种不同的面向，其中任何一个面向都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依情况所示。长时期以来不同的情感附着并不会向个人作相互冲突的要求……只有当一种忠贞直接和另一种产生冲突时，选择的问题才出现。
霍布斯邦提供了生动的例子，说明社会关注与民族忠贞如何互动的。他引用了彼得汉奈（Peter Hanak）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匈军队中服役的、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士兵的书信所作的研究：
在最初几年期间，通信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或反君权制的思想……战争的那几年，特别是第一次俄国革命，戏剧性地提升了被阻挡的通信的政治内容。确实，信件检查官对民意的报导一致地观察到，俄国革命是自战争爆发以来震波渗及最低层人民的政治事件。在被压迫民族如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活跃人士之间，甚至兴起了改革的希望——可能甚至是独立的希望。无论如何，一般的态度是要求和平与社会转化。
现在甚至开始出现劳动者、农民和工人阶级女性的书信中的政治意见，这些意见最好是以三个紧密连结的二元对立来分析：富—贫（或地主—农民、老板、工人）、战争—和平、秩序—失序。这些连接至少在这些书信中是明显的：富者生活舒适且不须服役，富者与有势者、国家的权威当局以及军队等等牺牲的是贫者。新鲜之事并不仅在于更为频繁的怨恨……而在于对彻底改变的革命性期待代替了被动的接受命运。
民族情感只是不直接地介入，主要是因为，引用彼得汉奈的话，“直到1918年之前，国家民族的情感尚未在广大群众之中具体化为意识的稳定成份……”民族性最经常以贫富之间的冲突呈现出来，尤其是当这贫与富属于不同的民族之时。但即使是在我们发现最强烈的民族论调之处，如在捷克的、塞尔维亚的、及意大利的书信中，我们亦同样发现对社会转化的强烈盼求……十月革命产生其首度冲击的时期，便是大众情绪中社会成份最为强烈之时……
直到当1918年1月奥匈与德国的罢工潮未能使政权倒台、迫使战争结束，人们才开始转离社会革命，并从民族主义中找寻救赎：“但甚至当1918年期间民族问题最终在大众意识中占优势之时，它亦不曾与社会主义分离或与之对立。对大多数贫人而言，当君权制被粉碎之时，民族问题与社会主题是并行的……”霍布斯邦论道，“民族主义的胜利与1918年反映欧洲贫人真实关注运动的挫败成比例。当此情况发生时，被压迫民族的中层及较低阶层便处于这样的位置：成为新的独立小国的统治菁英”。99
霍布斯邦诠释中的第二点创新之处是，他声称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在削减，虽然他人普遍认为的是相反。他的声称乃基于几个论点。
首先，他认为于1945年起在前殖民世界兴起的大多数新国家不能真的被算做民族国家，因为它们被限于旧的殖民行政界线内，以致不能获致语言的同质性，亦不能从他们的人民获得真正的忠诚。然而这一点仅仅证明了它们是不成功的民族国家，由于迟来的缘故。它们皆热盼成为人民的认同焦点，且它们之中有些成功的，即使认同并不完全（然而霍布斯邦自己的分析却显示我们不应期待它为完全的）：虽然国家未能强施一种共通语言，许多印度公民却确实认同“他们的国家”，即使他们亦自我认同为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工人或老板、婆罗门或社会的底层。在非洲和中东，民族界线与语言界线相互交错的事实并不总阻止民族成为中产阶级的忠诚焦点。中产阶级依赖国家为生，并依循它来“现代化”社会，且依序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于工人、游动性无产阶级以及农民。
霍布斯邦此时还有一个更为值得怀疑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
这样的政权至少在理论上不认同其组成民族之中的任何一个，并认为任何一民族的利益比起较高的共通目标而言较不重要，在此方面来说，这些政权是“非国族的”……那便是多民族国家的共产政权之伟大成就，去遏制了其中民族主义的灾难性后果……许多苏联的少数民族所抗议的“歧视”或甚至“压迫”，比起苏维埃权力的撤退所带来的可想像的结果来说，要少得多了。100
我们真希望在此时霍布斯邦曾能认真的对待他自己的口号、“从下面”（from below）来看待事情，而不是以官方代言人呈现它们的方式来看待之。他或许曾自我提问过，身为一个住在莫斯科客栈的鞑靼或高加索来的临时工意味着的是什么，和一个说土耳其语的征兵在一支说俄语的军队里意味着的是什么，或是住在阿玛艾达（Alma Ata，该城中没有任何托儿所使用原住民语言）的一个说卡萨喀语的儿童意味着的是什么。如其所是，他对于压迫的现实乃限于两个注脚，一个是乔瑟斯古（Ceausescu）的罗马尼亚的罗马化（不是在保加利亚对土耳其人的迫害，更没有1945年以后将说匈牙利语者逐出斯洛伐克、将说德语者逐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和波兰西部的种族净化），还有“在苏联于战后发生的、以民族为基础的整个人口的大规模转换”（而不是沙俄之征服非俄人民的光荣，这从那时起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不论霍布斯邦喜欢与否，在所有东欧政权下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些政权乃由单一民族所宰制，101不须惊讶的是，由于人们能够自由地自我表达，东欧一直有少数民族的反叛，以及由旧统治政党的残余所操纵的种种企图，动员优势民族以对抗这些反叛。
但霍布斯邦另外作了两点颇为有效、具说服力的论述。他论道：
民族主义……不再是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动力。在19世纪的“已开发”世界中，建立了许多结合民族国家与民族经济的“国家”，这明显的是历史转化的中心事实……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依赖性”世界中……国家解放与独立的运动乃是世界大部份政治解放的主要代表……两者皆典型地既具统一性、亦具解放性……
而二十世纪晚期的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在本质上为否定性的、或是分隔性的。
在这个论点中有一个正确的成份。对今日的资本主义来说，即使是最大的既存国家对它的运作而言仍旧太小。较小的国家能使人们较容易去面对制度的各种变异——这种想法是可笑的。但八十年前当罗莎卢森堡用此论点反抗列宁之时这便已是真的了。并且，在经济方面而言她是对的：例如，脱离奥匈帝国独立的国家于内战期间完全无能增进它们的经济，102由于国家的界线斩断了它们旧有的生产原料和市场。但在政治方面，罗莎卢森堡却是错误的。因为无论如何，上百万的人民集结于民族主义运动，分解旧帝国并建立新国家。
民族主义是一条盲巷，但这个事实并不必然地阻止人们往那里走，即使它意味着在未来某时人们有可能作“U”字形回转并开始走出盲巷。
霍布斯邦的最后一个论点是，许多笼统地被称作民族主义的，和建立新国家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与“动员来自特定语言或民族背景的人们对现存国家行使政治压力”有关。他说，这乃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将大量的不同背景的移民拉进了世界大城市中的产物。民族混合的程度使得任何要建立新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成为不可能。但它亦为欲藉着对一特定语言、民族或宗教团体作政治承诺以利其政治事业的人，创造了有力的支持者。在极端的情况中，结果会是恐怖的社群血洗。但即使组织成这些团体的方式是民族主义的认同——认同遥远的源始之地，它们却不能以“民族主义”这个词句通常被使用的方式来认识。
他在此处的论点非常有力。然而他仍旧有所夸张。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要求驱逐其他民族团体的运动甚至能够争取控制现代的、多民族的城市——如我们近来数月中在波斯尼亚看到的。民族性（ethnicity）可以超过社群公有主义，而以最野蛮的手段强施新的民族国家界线。
霍布斯邦的某些论点显示了，抵抗民族主义的潜力是存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许多人相信的无法阻止的洪流。但他的论述并没有显示该潜力如何成为现实。要做到这一点，霍布斯邦便必须与被稀释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决裂，必须与它怀念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混合决裂，并依循他在著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提到的阶级途径。
社会危机与今日的民族主义
本文内容到目前为止是，当民族国家被视为与资本主义增长连结的典型政治行政之形式，亦即从它始于西欧到今日征服全世界，民族国家的神话便消失了。在每一阶段曾奋力去分享先进成果的人，不论他们曾是资本家、国家官僚或文化中产阶级的成员，都曾想要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了要获致这样的国家，他们有时必须离谱地修改“国族的”定义，这一事实是与主题无关的，正如许多新国家无法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经济成果一样，是与主题无关的。
民族国家的制度便是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相关物。它是在其幼年期协助资本主义征服世界、并维持到其壮年期和老年期的政治形式。
于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力量便不会令人惊讶。它乃是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生活经验的意识之部份反映。正如生活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使得人民大众将商品生产、异化的工资劳动以及竞争比合作来得普遍的事实视为当然，生活于此制度下亦使人们视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为当然。而且，民族主义意识只要不对整个制度作挑战，它便是合理的：在其中，个别的资本家处于十分虚弱的位置，除非他有国家来加强巩固他的利益；103个别的农民家庭总希望国家能保护它，去对抗市场无可避免的上下波动；个别的工人知道他／她必须归属于一个国家，才能被允许去就业并随其所欲的生活，且才能在必要时被允许去申请福利补助。
马克思在将近150年以前便已指出，优势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优势的思想之一便是国家为“自然的单位”，将一部份人类组合进它“自己的”警戒隔离区。
主宰的思想并不是不能改变的。至少在这一点上霍布斯邦是绝对正确的。重大的社会危机创造了这样的情况，在其中思想与现实往相反的方向移动、社会动荡与人民的苦难抵触了老旧的忠贞信念、人们感觉到实际上不可能再继续依循旧的方式来生活、突然出现的对立产生了新的敌对与新的忠贞。
在这样的时期中，人民的意识并不是统一的，引用葛兰西（Gramsci）的描述，104在此时期人民的意识是冲突性的（contradictory）。看待事物的旧方式与新方式并存。人们仍旧以旧概念来自我表达，而同时采取隐涵新概念的行动。最终，只有与旧概念决裂或是弃置新概念，冲突才能被解消。但这终结有时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到来。
于是，16及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挑战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形式。这种挑战的逻辑导致启蒙时代完全拒斥宗教性的思考方式。但这种拒斥好几个世纪来都没有渗透到大众意识之中。同时，认同新生活方式的人们藉由继续接受新的改革形式的基督教，来试着部份地与旧思考方式和解。
危机开始的速度以及社会动荡的程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要比任何过去的生产方式大的多，因而老旧的意识形式所承受的压力也随之更大。然而，冲突性的、混合的意识形式乃是重大动乱的第一阶段人民大众无可避免的心理特征：推翻沙皇并于1917年2月建立了苏维埃的工人大众，确实允许洛夫王子领导临时政府；除去凯瑟并使战争结束的德国工人，灾难性地让艾伯特、施德门和“警犬”挪史克维系资产阶级与军团的权力；创造了壮大的独立工会并于1980年夏天对斯大林主义施以首度攻击的波兰工人，屈膝于天主教教皇并接受主张与其统治者妥协的人的意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中，我们必须解释新民族主义的突然兴起。人类被划分为国族的概念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蚀刻进人民的意识之中。如果一个民族国家背叛了他们，最容易的事情便是转而构想创造一个不同的民族国家。重新安排版面上的片片段段似乎比发明全新的游戏要来得“实际”多了。
这可由广大部份的中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所激促——尤其是当一地区大部份的人口流利于一种不是旧国家的官方语言的语言。对他们之中某些人来说，分离的国家，或至少是国家自治，意味着达致官僚位置的途径有了改善。于是当广大的说卡达兰语的中产阶级加入、并施加影响于过去主要由说西班牙语的工人所领导的斗争，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最后几年中便有卡达兰民族主义的兴盛。但语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新国家认同形成并为之斗争，可以增进许多事业前景。
将不满转变为民族主义的诉求亦可坐利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部份的统治阶级。最有势力者很少自己来促进民族主义，而且他们有时尽其所能地抵抗民族主义，因为它对他们与旧国家建制的关连是有害的。但即使如此，若和社会革命运动的成长比起来，他们仍认为民族主义较无害处。并且，统治阶级内较无势力的成份则可视独立国为加速自己财富屯积的好方法。于是，1971年使东巴基斯坦脱离西巴基斯坦的中心国家机器的运动肇始者，并不是一小群的说孟加拉语的大资产阶级，但当分离最终导致新民族国家孟加拉形成之时，他们之中有些人则赚得了暴利。
最后一个因素在导致认同民族主义口号方面亦极为重要——旧国家实行可被视为涉及民族压迫的政策到了什么程度。这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对说着某种语言的人的歧视——如土耳其政府于1980年代企图禁止库德语（Kurdish），或是如斯里兰卡政府坚持辛艾里斯语（Sinhalese）而非坦米尔语为官方语言。虽然中产阶级受害颇深，工人每当与国家接触时亦面临问题——警察、法庭、甚至邮局。但歧视不必然是正式的，如欧洲和北美的非裔移民所熟知的。特定的语言或宗教群体每当与警察、公务人员或雇主接触时，便能感觉到他们被当作二等或三等国民来对待。这一直是在英国统治下爱尔兰人的经验（尤其是、但不仅是天主教徒）、在巴基斯坦统治下孟加拉人的经验、以及在伊拉克统治下库德人的经验。这种情况的逻辑导致恶性循环的压迫：少数群体抗议歧视、国家视他们为不忠、逮捕他们的代言人、解散他们拥有的代表性机构、审查他们的媒体、激促对他们更进一步歧视，并因此加深了他们对国家的疏离感。刚开始温和的抗议旨在确保现存国家内的较好的位置，但经常最后成为不可和解的独立要求。
但真实压迫的成份对于运动争取大众支持来说，不见得是必要的。正如国家的官方民族主义在其大多数人口之中通常总有颇为被动性质的支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时便可见到某部份的人口将该支持转化为主张独立的敌对。确实，因为独立提供了改变，而任何改变都似乎是种改善，对新民族主义的忠诚便能比对旧民族主义的忠诚来得强——虽然增加的强度不见得维持得久。
苏格兰的例子显示了来自不被压迫的社群的民族主义105如何能激烈地起伏波动。独立，或至少转移的政府，有时似乎提供了捷径，使人们能脱离保守党政府的掌握以及英国长期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冷酷作用。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对苏格兰国家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支持成长得非常快。对英国民族主义的表面象征的认同——“国家”运动队、“国”旗、“国家”文化和“国家”名人——便完全成为对苏格兰的象征的认同。但这种支持对大众来说仍旧是被动的，而且当达致独立的突破未能发生之时，这种支持可以消逝得像它兴起时一般快速，于是人们在认同苏格兰的象征（足球队）以及英国的象征（君主制、军力、甚至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队106，苏格兰国家党从不挑战的认同！）之间便见不到冲突了。
这并不意味着，来自不被压迫的社群的民族主义不能够偶然为现存的国家制造问题。偶发的条件可以将它转变为具有社会性质的、更广泛的不满的焦点，而国家可以以试图粉碎它来对它作出反应，并因而制造了过去不存在的压迫情况。值得记忆的是，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巴斯噶（Basque）民族主义都一直是西班牙政治中的右翼势力；是国家本身的行动迫使它与左翼联盟，并对法西斯主义采取了无可妥协的敌对位置。107
更为接近，不遭受基于民族特性的压迫、但居住于过去大国势力划分的国界两边的人民，他们的民族主义曾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冲击。1989年间向东欧国家机器的斯大林主义挑战的运动将自身转化为合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运动，而在南韩许多改革主义的左翼人士一直将国家统一当作中心口号——虽然保守右翼的政党亦自称为“统一”党。
无论如何，工人转向民族主义必须被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继续产生影响的方式之一，即使当制度的危机开始使人们脱离对旧秩序的保守依附。在此，这种影响的程度正如在其他情形中一样，有赖于两个因素：对此制度集体斗争的程度，以及社会主义组织在基层存在的程度——有能力在每一工作场所和地区应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争。民族主义的影响最强之处，是危机导致工人阶级之间的挫败与士气低落而非斗争之处，是自斯大林主义瓦解以来，大部份左翼的意识形态危机造成最严重的伤害之处。
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不能与国际上左翼的危机及其相随而来的制度危机分开来谈。在左翼存在着极大的真空状态，经常使得传布民族主义者（或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是宗教基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对手来与之竞争。
自斯大林主义瓦解以来的民族主义
在那些过去曾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左翼的真空状态最为严重，但制度的危机达到了次撒哈拉非洲之外最为严重的破坏。不须惊奇的是，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之中经验了最大的敌对民族主义的成长。
前苏联的命运显示了经济危机是如何能够产生政治危机——布里兹涅夫的最后几年开始的“不景气”（stagnation）由戈巴契夫最后几年的收缩与广泛贫困所取代，以及政治危机如何能表达于民族运动的成长中。它显示了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如何创造使民族问题成为焦点的运动，所有其他的不满皆经由此焦点来表达：波罗的海诸国、莫达维亚、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的人民前线、乌克兰的奴克（Rukh）以及乔治亚的圆桌（Round Table）。它显示了极多数的一般人民所遭受的真实压迫，如何能使这些运动获得极大的群众跟随（比苏俄人的各种民主运动有更大的、更活跃的跟随群众）。并且，它显示了在重大政治危机的时期，统治阶级之内的重要人物是如何能转向民族主义，以维持他们对至少一部份旧国家的控制，如乌克兰的夸夫乔（Kravchuk）、哈萨克的拿萨贝伊夫（Nazarbayev）、以及最使人惊愕的，苏俄的叶尔钦敲着民族主义的大鼓，并声称优势民族一直被其他民族所剥削。
但最为显著的是南斯拉夫的例子——如果也是目前最为骇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挫败之后，南斯拉夫便被谨慎地重新建构，以平衡它主要的斯拉夫组成份子斯洛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的相互对立，避免由克罗埃西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因为感到他们被塞尔维亚人宰制（如在战前的君权体制下）、或是塞尔维亚人感到他们被克罗埃西亚人宰制（如在德国占领之下）而引起的政治动荡。为了达到此目的，蒙特尼格罗的塞尔维亚人、麦西多尼亚人（过去被塞尔维亚人视为“南塞尔维亚人”）、以及波斯尼亚混合的塞尔维亚—克罗—穆斯林人口，都被赋予了与正统塞尔维亚分离的自己的共和国，而北塞尔维亚沃弗地那（Vojvodina）混合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语地区则被给予了自治的地位。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于国家官僚体系之中进升；唯一被压迫的民族是科索沃（Kosovo）的阿尔巴尼亚语居民，他们被否定了建立自己共和国的权利，并遭受其他所有民族系统性的歧视。但重要的是要了解以下这一点：此结构并非基于任何要去瓦解民族忠诚的系统性的企图，而是基于利用一个民族去中立化其他民族。“分割以便统治”一直是其原则。
对它们统治者来说，此结构一直到1960年晚期以前都运作顺利。国家的固著性是如此强大，以致它能度过1948年各种严重的外在政治危机，脱离苏联集团而未受到伤害，并且在接下来的20年中经济快速地成长。1960年代晚期，经济动力的丧失导致另一场政治危机及内政部长下台，警力控制的削弱使得人民的不满能透过贝尔格勒（Belgrade）的学生示威以及克罗埃西亚（Croatia）统治党自身之内克罗埃西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来表达。一次镇压成功地击溃了这两个运动，但仅仅是由于跟随着它的是在政府层次上相互敌对的斯拉夫民族主义之日渐增长的机构化。各共和国的领袖给予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在联邦政府之内为民族利益而战，并藉此在某一程度上遏阻人民不满的宣泄。
在1980年代一场经济危机激烈的爆发了。有不断增高的失业率、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生活水准的降低，一直到它与1930年代的生活水准差不多。普遍的不满爆发了，而且许多不满是以阶级为根基。当工人涌进联邦国会时，曾有要求总罢工的有力呼声。罢工的数目从1983年的100次跳到1987年的1530次。但在此时，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开始藉着蓄意的点燃民族仇恨来护卫他们自己，以免受到从下而来不断增长的愤怒之威胁，并藉着点燃民族仇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
第一位这么做的是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塞尔维亚政党领导之中的一个新兴人物。他发动了一场浩大的运动，反对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被迫害，并利用塞尔维亚所有阶级的浩大示威——工业经理给工人休假去参加示威，还有学生组织、退伍军人、科学学院的成员等等参与了示威，来接掌塞尔维亚领导中心的控制权，然后强迫沃弗提那和蒙提尼格罗接受他的提名名单。他的种种企图很快的就得到各方的配合。在克罗埃西亚，亲提多（Titoist）的将军突其曼（Franjo Tudjman）在失宠以后，开始向战时曾屠杀塞尔维亚人的乌斯坦席（Ustashe）政权支持者献媚，并主张克罗埃西亚人警力布署克罗埃西亚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区域。在斯洛维尼亚，旧执政党的领袖们参与曾是自由反对派的领导中心，以共同争取独立。108
米洛塞维奇和突其曼的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彼此互相加强了对方的力量。米洛塞维亚因为使沃弗提那和蒙地内哥罗（Montenegro）政府倒台，让克罗人对于塞尔维亚霸权职掌整个南斯拉夫的可能感到恐惧。突其曼因为攻击了在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人的权利，使得塞尔维亚人转向米洛塞维奇以及甚至更为右翼的势力。米洛塞维奇因为支持了南斯拉夫军队攻击斯洛维尼亚以及部份克罗埃西亚，使得克罗埃西亚人转而仰赖突其曼以及右翼国会路线的团体，当他们秘密地协议分割波士尼亚，并且摧毁了那过去在首都塞拉耶弗（Sarajevo）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和回教徒之间曾经存在的和谐之时，他们双方所真正要求的恐怖逻辑才显示出来。“将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便成为塞尔维亚（Serbia）和克罗埃西亚的独裁者右翼政党用来吸收支持者的一句口号了。
米洛塞维奇和突其曼发现，当经济处于衰弱之中，民族主义的口号能够吸引部份的中产阶级为敌对的国家机器及其中之内可获得的职位而战。民族主义的口号亦能分散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为护卫生活水准而战，亦能使旧统治阶级的某些个别成员获得突来的知名度。因为民族主义一直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份，在严重危机的时期，它总是为部份统治阶级提供可能的安全活门。
但事情并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如果形成新民族国家的运动不能够为社会整体打开新的经济可能性，那么它便只能为统治阶级提供暂时的解脱。在此，资本主义幼年期的民族运动（提升生产力）与它们今日的角色（限制任何生产力的提升）之间的差异是具有重要性。获得权力以后，民族主义者仍必须面对民族经济的危机，而当他们必须平息他们的支持者的民族主义欲望之时，这种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夺取新领土并扩大“国家”。只要民族主义的狂热持续它向上发展的途径，经济问题就愈大。民族主义的狂热一旦消退，经济问题以及相随而来的阶级斗争，便会突然地移回到舞台的中心。被民族主义转移了轨道的那种种不满，便会转回来震吓那些利用民族主义进升自身的人士。
正如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战争总是用来避免阶级斗争，但战争的代价却提高了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并威胁着要推翻那些促战者的利益。进行此文之时，没有人能辨识前南斯拉夫的血腥泥沼中将出现什么——或同样地在莫多瓦（Moldova），亚塞拜然（Azerbaijan）和亚美尼亚（Armenia），或乔治亚（Georgia）。但清楚的是，当民族主义能将国家分解、但却没有将社会带向前进的经济计划，在此种情况下便不会有稳定的政治结果。正如同一般的社会不满被转换为民族主义仇恨，民族主义仇恨亦可突然地转移回社会斗争，特别是当国内民族斗争的暴戾和代价产生了对战事的疲倦和对执政者的恨恶。
像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必然会产生广大人民之中对和平的欲求以及反政府的示威。如果这些感受能与工人的斗争溶合在一起，以对抗战争的代价和经济危机的影响，那么民族主义的波涛便可被击败。但阶级政治并不会自发地兴起。它必须要有人来为之辩护。在此，那些小团体负有重大的责任，它们，也就是真正的左翼，逃过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之劫难。
社会主义者与民族主义
左翼不能够尽其责任，除非它在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位置。它的起点必须是明确的理解：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考斯基与列宁反对奥图鲍尔（Otto Bauer）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国际主义不能够经由不同民族主义的算数式合并来达致，而是以对所有民族主义的有意识反抗来达致。没有什么塞尔维亚的或克罗埃西亚的、英国的或爱尔兰的、俄国的或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居住于这些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以他们的国籍为傲。他们以否定他们的国籍为傲。同样地，社会主义者不主张“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维系，而主张将每种文化中的最佳成份整合成新的、世界性的人类文化。这一点对被教育去认同压迫国（oppressor nations）文化的人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仅仅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如列宁不断地强调，任何对文化分离的辩护，结果是对工人分离（分散）的辩护，正像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一样。这样一来，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中的反动派将渔翁坐利。
然而同时，社会主义者必须了解，聚结不同国籍的工人之唯一方法是坚持自由联系。国际主义并不意味着认同现存的国家。凡视自身持有一特定国籍的工人不能够自由地与同一国家内的其他工人联合，除非他们知道其他工人会为他们的独立权作辩护。克罗埃西亚工人不会与塞尔维亚工人联合，除非塞尔维亚工人为克罗埃西亚工人的权利作辩护——包括独立权。塞尔维亚工人不会与克罗埃西亚工人联合，除非克罗埃西亚工人反对在其境内一切歧视并压迫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的企图。不同民族背景的工人，只有护卫彼此的权利，才能使“民族”对所有工人都不再具有意义。
社会主义者还必须理解的，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异。当被压迫国的资产或小资产阶级领袖对抗压迫国之时，我们可以暂时与被压迫国的抗争站在同一阵线。我们绝对不能站在压迫国这一方。而且，国际主义绝不意味着两方（压迫与被压迫者）权力的平衡。
但即使当我们与某一民族运动的领袖们站在同一方之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他们的目标不同于我们的目标，他们的方法不同于我们的方法。他们所要的，是建立新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而那意味着，他们将背弃他们的工人，且必要时会将枪口转向我们。我们所要的，是发展国际的工人斗争，联合被压迫国的工人与过去曾错误地认同压迫者的工人。
我们支持独立权，并在特定具体情况下支持为独立而斗争，因为我们支持工人的团结。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是争取前者（独立权），但他们终要将破坏工人的联结，对他们而言，民族乃先于阶级。
左翼之所以如此无力去面对民族主义的挑战，如在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的民族主义，乃是因为它过去未曾能理解民族主义这一问题。左翼过去要不是缠裹自身于小型的“进步”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中，就是认同像苏联那样的大压迫国，或甚至目前在南斯拉夫的战争中，主张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干预。当人们已对民族主义的混乱厌倦至极之时，如果左翼人士尚不知如何去为国际主义奋斗，那就实在太悲哀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