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和“美国思想的封闭”
罗杰•金巴尔 著 吴万伟 译
光明网-光明观察
格劳孔（Glaucon），我们在讨论的东西绝非小事，而是人生的行为规范。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想国》
我们在讨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思想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时，首先要把书和现象区别开来，这是非常有用的。两者虽然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让我先从书开始吧。它是什么？从最简单处说，它是教学自传，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学院派哲学家同时也是尽职负责的老师撰写的教学自传。书中描写了他从六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他感到醒悟、悲哀和警惕的大学生活经验。
让我首先承认这点，本书也是让人好奇的文学作品。它是阿兰·布鲁姆为文化思想史端上来的丰富而又混杂的杂烩汤，有辩论，有劝告，有训练。本书有时候抓住读者的衣领使劲摇晃，有时候采用乏味的专业术语刻画勾勒出自由的系谱，区分平等的不同含义，或者从语法上分析柏拉图、洛克、卢梭、托克维尔或者尼采的文章片断。
但是，如果本书的部分内容让人想起庄重严肃的学术讲堂的话，它在总体上决不缺乏紧张和刺激。《美国思想的封闭》尽管松散、臃肿，但在撰写的时候充满了震撼的激情、紧迫感和说服力。布鲁姆本人描述本书时说它是“对我们心灵状态的思考”。
一个拿工资的世俗学者在一九八七年没有任何讽刺味道地谈论“灵魂”的大胆举动或许是让人们对这本书感到紧张的第一个原因。“高等教育如何破坏了民主，让当今学生的灵魂变得贫瘠”这是什么样的副标题啊。布鲁姆写到“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师会怀疑他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反对惯例和偏见的破坏性力量，实现人性的回归”。我们都是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都阅读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每当有人在高雅的场合说出“惯例”和“偏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感到惊讶，以显示我们的体面，这当然没问题，但接着布鲁姆破坏了我们沾沾自喜的神态安详，他指出“强烈的偏见是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看法”，承认“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师在实际上不相信灵魂的存在，或者通过言论对它施加影响的魔力。”
灵魂？偏见？魔力？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布鲁姆直面文科教育的未来，就好像他在谈论的不是生死问题，而是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以及威胁生活的形形色色的欺骗和道德败坏。我承认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到该书仍然和一九八七年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一样感到刺激、切中时弊。
当然，我认识到我的热情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针对布鲁姆的咒骂是政治正确的短语名副其实的宝库，既让人吃惊，又让人感到好笑。人们说布鲁姆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论者、精英主义者、极权主义者、走出十字架和惹人讨厌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布鲁姆成为人们吃饭时谈论的话题，被指控愚蠢、无知、歹毒、学术品格低劣、缺乏敏感性、被政治势力操纵等。有一个批评家把他比作诺斯上校（Oliver North）[里根政府时期支持国外反政府势力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样的类比对于像我一样崇拜诺斯上校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有些批评家召唤来麦卡锡参议员的灵魂；甚至还有人把布鲁姆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诽谤中伤和辱骂的洪流一直持续到今天。
与此同时，本书也取得让人惊讶的成功。它是美国思想封闭现象的一部分。实际上，我认为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布鲁姆批评家的愤怒。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顶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该书据说销售达到一百万册以上。这怎么可能呢？当哈佛、耶鲁的教授们、反美研究中心的、从服装上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受害者研究中心的女主席们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销售量超过5367本的书啊。同志们，这中间肯定出了问题，我们必须缩小差距，纠正这样的异常现象。
但是连《美国思想的封闭》的成功也有奇特之处。奇特的一面被《纽约客》的一张漫画总结出来。上面显示书店里一个看起来茫然不知所措的人，站在堆满了该书的桌子面前。就在他拿起一本匆匆浏览的时候，售货员来到他身边满脸堆笑，悄悄对他说“我还没看这本书，不过它非常精彩。”
我常常纳闷销售的百万册书中实际上有多少真正找到了读者。是5%，还是7%，但是我敢打赌不会超过这个数目，但有趣的是这已经无关紧要。艾略特说过诗歌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交流。同样的，像《美国思想的封闭》这种书不需要被广泛阅读就可以打动人们的琴弦，传达其中最重要的信息。
值得强调的是，布鲁姆不是敌人所描述的脱离实际的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正确理解的自由主义教育与其说是商业资本主义文化的准备倒不如说是它的替代品。他贬低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是“左派中的右翼分子，赞同每个人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他在本书中的主要担忧实际上非常狭窄。他的话题不是名副其实高等教育，只是高等教育的一小部分，即美国二三十个一流大学里的最好的文科生。他们是布鲁姆关心的学生，是困扰学术界的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但是，保守派赞美布鲁姆是正确的，正如左翼人士充满恐惧和仇恨地看待他是正确的一样。《美国思想的封闭》不仅是对学术界的思想和道德堕落的强烈谴责，而且也是让大众惊醒和注意的一个指控，如果碰巧被注意到的话。工作、教授岗位、学术机构、大学课程可能最后都受到公开的审查。校友可能纳闷为什么要资助专门用来否定美
国思想和政治价值基石的机构呢？立法者可能纳闷纳税人慷慨地捐款和提供装备的象牙塔内是否一切进展良好？家长可能纳闷为什么自家的孩子浸淫在虚无主义的文字游戏中，把传统道德看作思想狭隘和盲从的可鄙的表现？。在九月，他们把子女和大笔的钱交给名牌大学，到了六月，钱就花光了，几个月前还这么充满希望和快乐的子女回家后抛弃了在成长过程中相信的每个道德、宗教、社会和政治上顾虑。为什么家长应该资助孩子们去接受摈弃道德规范的教授们的道德去文明化呢？
实际上，学术界那些从智慧生活政治化过程中获益的人非常担心布鲁姆的书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它在我们的众多大学里仍然是和从前一样政治正确的行业，布鲁姆的书至少帮助提醒我们存在其他的选择项。对现状的强烈批评即使不能引发改革的话，至少增加了未来改革的可能性。
在“巨人和侏儒”的论文集序言中，布鲁姆坚持“教育的本质是体验伟大。”他关于大学写作的几乎每件事都来自这个根本的信念。当然，正是这个观念让他获得“精英主义者”的标签。实际上，布鲁姆对伟大的承诺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这并不是说它是平等主义的。真正的民主派希望和所有能够欣赏的人分享文化的伟大作品，平等主义者认识到真正的完美是罕见的，宣称伟大是骗局，确定擦掉差别。
正如布鲁姆认识到的，平等主义的成果是无知，智慧一致性的习惯，把文化成就系统性地从属于政治标准。在大学，这意味着课堂上讲授通俗小说、滚石音乐，仅仅因为它们的符合了性别、种族或者社会少数民族等标准而挑选的三流作品。它意味着学生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有阅读过弥尔顿、但丁、莎士比亚。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更糟糕的是，学生被教导把这些作家的作品看作寻找家长制、同性恋恐惧症或者帝国主义例子的场所。它意味着老师和学生把教育看作幻灭的练习，把历史看作确证他们优越感和满足感的东西。
布鲁姆对于伟大作品的承诺的另一面是他对于大众文化的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于把大众文化与高雅艺术故意混淆起来的批评。在激怒布鲁姆敌人的众多事情中，或许没有什么比他谴责滚石音乐更让他们大发雷霆了。他写到“滚石音乐提供了早熟的狂喜，在这方面它类似于与它经常纠缠不清的毒品。它人为地创造了兴奋，很自然地附着在最伟大的事业完成上，比如正义战争的胜利，完美的爱情，艺术创作，宗教虔诚和真理的发现等。”
即使对于一些本来对他的观点非常同情的人来说，布鲁姆的观点也很难被人接受。滚石音乐怎么可能是这么糟糕的东西呢？难道它不是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娱乐的另外一种形式了么？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不都喜欢吗？确实如此。但是滚石被驯化和商业化的事实，它现在成为一大产业和群众娱乐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其根本特征。它的吸引力在于狄俄尼索斯冲动：滚石是反秩序，反语言，反智慧的。它是关于不受限制的性和多功能的满足。难怪它的主要爱好者除了年轻人外还有青春期的人和老人。他们是对的，滚石音乐是一种解放：它是文明的解放或者假期。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它是音乐的解放，因为音乐的本质是秩序。
布鲁姆对滚石音乐大肆抨击是因为像柏拉图一样，他明白音乐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教育我们感情的能力。滚石是混乱无序和自恋的教育。当然，有很多竞争性的主张来吸引儿童的感情的忠诚，滚石音乐只是一系列吸引年轻人注意的内容之一。但是因为“第一个感官经历在决定整个生活的趣味方面的重要作用”，布鲁姆呼吁人们关注滚石音乐的黑暗和诱惑性的一面是正确的。他注意到“虚无主义”常常“并不显示信仰的缺失，而是本能和激情的混乱。”
布鲁姆对滚石音乐的批评是他对六十年代进行批评的一部分，这个十年标志着给大学校园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浩劫的极端平等，自由主义观念。尽管他承认和尊重民权运动的胜利，他认为六十年代是学术界思想和道德生活的“无法弥补的大灾难”。这也让他赢得了文化左派的胜利者的荣誉。因为在左派看来六十年代是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亲身经历了六十年康乃尔大学学生示威游行，黑人激进分子挥舞着枪械，挟持大学管理者作为人质，布鲁姆知道事情的另一面。围困康乃尔在布鲁姆来说是确定性的经验。美国社会没有在接缝处分崩离析，但是布鲁姆看到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和三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之间的类比性是正确的。他注意到“在德国是右派政治，在美国是左派政治的事实不应该误导我们。”他说：
在两个地方大学都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屈服了，而且用大措施实现了这点，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运动包含的道德真理优越于大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人们认为承诺比科学更深刻，激情比理性更深刻，历史比本质更深刻，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深刻。不加思考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恰恰在两个地方是一样的。一个著名的政治学教授证明了这点，当他像激进的学生阅读即将发表的演讲。他们都激情满怀直到他告诉他们这些演讲的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
在八十年代相对平静的时期回顾这个阶段，布鲁姆指出在很多方面学生革命者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大楼不再冒浓烟，人们不再携带枪械，但那是因为在核心的思想和道德议题上大学已经缴械投降。激进分子不再把老师和校长挟持为人质，现在老师和校长把学生作为人质，成为他们珍视的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解放者精神食粮的人质。激进
的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政治正确：有些名称是新出现的，但现象发生或者成长于六十年代。布鲁姆在《美国思想的封闭》接近末尾的时候写到“当落满灰尘的时候，可以看到美国的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的界限已经被抹平了。自由被用最有效的方式限制住了，因为可供选择的东西的匮乏”。
实际上“选择余地”是《美国思想的封闭》中的关键词之一。它在关键时刻一再地出现，标志着布鲁姆试图培养的的精神可能性的丰富。他在一个典型的段落里写到“严肃的生活意味着充分认识到各种选择，用一个人在思考生死问题时所能带来的所有深刻来思考这些，充分认识到每个选择都是巨大的风险，有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必然后果。”
比如，考虑其他的政治体制。尽管布鲁姆相信“美国是按照天性寻求美好生活的理性寻找中所能取得的最高和最大的成果”，但他像其他评论家一样，贬低美国已经处于“伟大舞台”的程度，常常以通俗的方式表现出自由和平等的各种观点。（他注意到“所有意义重大的政治争论都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具体意义，而不是它们的正当性。”）布鲁姆挑战我们超越想当然认为真理的政治操行，问自己“比如人们是否真正平等，或者这个观点是否只是民主的偏见呢？”
布鲁姆认为文科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多个世纪以来的对话关于反复提出的新问题“美好的生活是什么？”他赞美他所说的“过去美好的伟大作品”，因为它们是对这个问题提供有深度的备选答案的主要宝库。在布鲁姆看来自由的文科教育主要集中在对这些书籍的思考上，以及这些书自身提出的“永久问题”的思考上，首先是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文科教育是“反对短暂快乐的源泉”和反对虚无主义和欺骗的预防措施。
我想强调布鲁姆教学中提问的一面。在他看来，文科教育并不是以提供给学生答案为目的。相反，它努力要培养他们形成善于思考，充满热情的性格来享受这些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以结果或者宣言性的公式填补，不是更好的成绩或者技术能力，而是不断更新的和过去的对话。布鲁姆教学的这个方面并不是让任何人都感到舒服。即使一些保守派的评论家，虽然对布鲁姆对学术界的批评感到同情，也不耐烦他们认为的他的不确定性和缺乏积极主张的观点。比如威尔弗雷德·麦克雷（Wilfred M. McClay）在《院际评论》(二〇〇七年春)发人深思的文章中,纳闷布鲁姆是否真有“永久的东西来提供以取代他描述的愚蠢内容。”最后，麦克雷建议，布鲁姆的立场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软弱无力的实用主义”没有多大差别。
麦克利说布鲁姆没有提供任何“永久的东西来提供以取代他描述的愚蠢内容”确实是对的。但是他的模式不是理查德·罗蒂友好的虚无主义而是苏格拉底探索性的好奇心。这里有巨大的差异。罗蒂否认任何真理的存在，苏格拉底纳闷他是否能够抓住真理，但是对于真理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正如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所说的，“人本来是要对自身表示怀疑的，但是要对真理确信无疑。”在布鲁姆看来，自由教育的最高境界主要包含激发这种提问怀疑的态度的火焰。它是针对严肃提问的邀请，而不是问答的一种形式。我们是谁，不是关于我们低层次的普遍的需要，而是我们最高层次的追求有关。在布鲁姆看来，这是永久性的，不断出现的点燃文科教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不一定出现在确定的戒律或者规定里。他写到“文科教育恰恰意味着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认识到问题的答案既不是一目了然的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如果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持久关注，就不可能有严肃的生活。”正如布鲁姆在该书的副标题中指出的，贬低不仅影响学生而且影响民主本身，因为民主要求最佳模式，如果它对于平等的承诺不是要堕落为道德败坏的平等主义。
它很重要吗？我们真的应该关心保存文科在这个高层次上得到滋养的这样的机构吗？它是布鲁姆在《美国思想的封闭》的概要的一部分，认为文科的健康不仅代表着大学的健康而且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力和宗旨。但是它是用让人奇怪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毕竟，正如布鲁姆注意到的，文科教育惹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没有实际价值。人们可能碰巧学到某些技能，但是基本的推动力是沉思默想，而不是功利主义。它也是赤裸裸的精英主义，本质上诉诸学生中的少部分。
多数学生将满足于我们现在认为重要的东西，其他人可能有热情有精神追求在家庭和野心支持下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其他课程。有少部分人将花费终生的时间努力做个主动性的人。文科教育才存在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类人。他们成为使用最高贵的人类精华的典范，因此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主，更多的是他们的身份而不是他们所做的内容。没有了这些人的存在（人们或许应该加上一句，没有了对这些人的尊重）没有任何社会不管是多么富足和舒服，也不管技术上多么灵巧或者多么多愁善感，都不能称为文明社会。
我把《美国思想的封闭》描述为“教学上的自传”首先因为它是教师的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和关于教学的。正如布鲁姆所说，它最终是关照和培养灵魂的工作。在他的所有批评背后是对侵害均衡化和道德贫困化的恐惧。布鲁姆看到的文科教育是精神追求。它要求激情、渴望、以及艰苦的智慧探索。
当布鲁姆环顾四周，却发现放弃了培养那种渴望的责任的老师，以及乖巧、精神上干瘪的、智慧上没有野心的学生。这个现象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对于文化的伟大纪念碑的冷漠，尤其是大学生中对于经典著作的漠视。高雅文化如何和电视、滚石音乐和电影竞争，只能败下阵来。在更深的层次上，学生缺乏的是把性渴望和智慧探索结合起来的鼓舞人心的激情，以及最终把文科教育本身放在爱欲庇护下的激情。布鲁姆认为学生们越来越多地类似于尼采在破坏性的描述《最后一个人》中的胆怯的，自恋的动物：
最后一个人问到“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什么是星星？”他眨眼。
最后的人们说“我们创造了幸福”，他们也眨眼。他们已经离开曾经很难生活的地区，因为人们需要温暖。人们仍然爱自己的邻居，擦碰他，因为人们需要温暖。
生病和拥有怀疑在他们看来是罪恶：人们小心前行。偶尔有毒药，它让人做好梦，最后毒药太多了，它让人好死。
没有牧者，却有一群。人人到想成为一样的人，谁和谁都一样：任何人如果觉得不同就会自动进入疯人院。
已经吸收了老师们和整个社会传播的多元文化主义信念，这些学生本能地成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判断了，除了他们自己的智慧贫困和道德优越感意识。正是这种开放性的自由主义美德堕落为软弱无力的冷漠和没有航标的相对主义。因此出现了布鲁姆分析的忧郁的讽刺：“开放性本来是让我们通过理性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它却意味着接受任何事情和否认理性的力量。”所以这里就是困难：本来宣称的伟大开放性结果成为了巨大的封闭性。
我怀疑布鲁姆的关于开放性的扭曲的讨论使得《美国思想的封闭》成为畅销书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成员，我们坚信被称为开放性，宽容性和多元性等美德荟萃。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见证了这些美德被绝对化后发生的问题的社会。
正如布鲁姆看到的，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敏感性”不是道德优越性的标志而是道德空虚的标志。多元文化主义是瘫痪性的毒品，它的刺激集中在优越的美德的感受，它的后遗症在于对无知的依赖和毁坏的“良好意图”。尽管伴随这个词语的解放性言论，理解的最关键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不是关于认识到真正的文化多元性，或者鼓励多元思想。它是在于破坏我们教育体制以及整个社会中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优先权。实际上，正如政治科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是“反欧洲文明，基本上是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者宣称塑造一个进步性的文化世界主义，通过对于弱势群体和被剥夺者的优越感和敏感性而与众不同。实际上，他们鼓励自我鞭笞的自由主义者内疚的狂欢既是无能的又是难以满足的。
我们的大学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鼓吹开放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信条。政客，专家学者和所谓的文化精英一直卖力地吸收这样的教条，他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世界前进方向的主张倒不如说是要确认自身感觉的基本美德。我们现在开始收获多元文化主义自由试验的成果了。主要存在的症状是比如通过没有能力有效区分善与恶表现出来的道德瘫痪。
正如哲学家大卫·斯托福（David Stove）指出的，这里更大的问题是自从存在自由社会后就一直困扰着自由社会的问题：也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最大限度的宽容的社会，我们也同时为那些更愿意创造最大限度地不宽容的社会的人划出了边界。这是一个让人好奇的现象。自由主义意味着对于其他观点的开放，甚至它似乎暗示其他观点的成功会破坏自由主义。把宽容延伸到这些观点之外等于是通向自杀的途径。但是不宽容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开放性。正如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说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在争论中拒绝提出自己观点的人。
从自由主义的这个疾病中摆脱取决于我们对于“宽容”和“开放性”的理解必须限制在积极价值的范围内，如果它们不变成空白的话。比如，美国民主为公民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巨大的自由空间并不等于赞同你“为所欲为”。正如布鲁姆所说“事实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对于好与坏的观点不同决不是证明了没有任何一个观点比其他观点更真实或者更高贵。”我们的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建立在一些特别的积极价值上的，比如法治、尊重个人、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等。或者想想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在印度的指挥官查尔斯·纳皮尔（Sir Charles Napier）表达的坚定的自由主义。当有人告诉他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烧死寡妇是当地人珍视的习俗时，纳皮尔说，“好吧，我们也有一个习俗：如果一个男人活活把一个女人烧死，我们就用绳子勒住这个人的脖子绞死他。你们开始堆放干柴吧，在它的旁边，我的木匠会建造一个绞刑架。你遵从你们的传统，我遵从我们的传统。”下一次穆罕默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想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校长李·伯林格（Lee Bollinger）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查尔斯爵士在这个情况下会怎么做。
问题是自由社会所珍视的“开放性”不是空白的开放性，不是接受任何观点，它不是“价值中立”的开放性。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对所有来访者都说是，不会对像拥有自己观点的足球妈妈那样拥有自己观点的伊斯兰法西斯分子说是。西方民主社会扎根于布鲁姆遵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称为“德行”的某个观点。问题是我们作为社会是否有信心复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否拥有捍卫它们的必要条件。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ois Revel）说“民主的文明是历史上第一个谴责自己，因为另外一个力量试图要毁灭它，”或许他是正确的，陪审团仍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决定。他们到底会怎么回答将不仅决定西方大学的未来，而且还有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让人惊讶的精神政治试验的未来。
译自：“Openness” &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by Roger Kimball
http://newcriterion.com:81/archives/26/11/openness-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
书店有售：
《美国精神的封闭》
：Allan Bloom 定价：28.00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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