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占领道义制高点是关系国家民族兴旺的大事

占领道义制高点是关系国家民族兴旺的大事

韩东屏

一。从当代历史看占领道德制高点的重要意义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人类的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那个时候，没人敢说中国不民主，没有人权。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却是非常孤立的。１９６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访问日本，庆祝美日安全协定的签署。日本的工人学生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抗议反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进行准备的美国先行官，被日本工人和学生打的头破血流。最后艾森豪威尔只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访问。日本首相岸信介也只好辞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处处遭到南美民众扔鸡蛋石块，最后不得不半途结束访问。 美国黑人获得平等人权，好多人认为是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得金领导美国黑人进行非暴力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帮助他们获得的。我在美国讲课，跟美国学生讲当年我们的毛主席，应马丁路得金的要求，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声明，中国人民，包括正在上小学的我，走上大街，游行示威支持美国黑人。我说美国黑人从踏上美洲大陆那天起，就在不停的反抗，争取平等权利，但他们没有成功。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成功了呢？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改变了世界。一开始，美国学生对此半信半疑，但我从美国的档案记录片里找到当年美国政府给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使共产党国家不再有攻击 “自由世界” 的理 由。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对南方的选民讲，如果不通过平权法案，美国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站住脚。当年的西方国家，称自己是自由世界，而不是民主世界，因为在有陈永贵那样的真正农民当国家副总理的中国面前，没有人敢摆民主的架子。

当年我在布朗代斯大学教中国的北大清华来的研究生英文，曾跟他们进行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辩论。当年中国的北大，清华，科技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当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到美国，这些人考试成绩很高，但英语能力很差，学校雇我教他们英语。这些八十年代北大和清华的大学毕业的精英学生来美国以前，自视甚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横挑鼻子竖挑眼。北大一位学化学的学生，有一次对我讲，中国共产党讲中国的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中国当家作主，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我问他何以见的。他们说工人农民没有当家作主吗？我问他，怎样才算工人当家作主呢？他说不上来。我说工人当家作主当然不是每个工人成为厂长，那是不可能的。但当工人有了铁饭碗，没有人能够解雇工人，有了大锅饭，工人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没有人能够扣工人的工资，（即我们改革开放批判过的铁饭碗，大锅饭），那不是工人当家作主是什么？ 到美国以后，这些中国的精英学生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从早上八点做到晚上十二点，有时候周末也得泡在实验室里，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每周煮一锅米，一锅汤。每天上班的时候，盛上一饭盒米，加上两勺汤，在实验室热一热，就是午饭，过的简直是奴隶一样的生活。我对他们说，你们在中国养尊处优，还要闹事，现在你们作狗作马，为什么没有脾气了。他们说有什么办法，不做有的是别人作。我看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反面教材。

二。报告文学为主的伤痕文学让中国失去道德上的制高点

中国是怎样失去在国际上的道义上的制高点的呢？这就不得不讨论一下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所谓报告文学所起的特殊作用。报告文学确确实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发明。报告和文学怎么可以混在一起：报告什么时候结束，文学什么时候开始，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没有人说得清，或许只有自己清楚。但在许多海外读者和中国青少年读者眼里，那些报告文学都是真实报告，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那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报告文学们，利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的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到的破坏作用，绝不亚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伤害。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偷到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纽约时报发表后，造成百分之九十的美国共产党人退党，造成百分之九十五的欧洲共产党人退党。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苏联一九九一年解体，不是什么经济原因，正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逐渐丧失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制高点，并在其国内丧失道德上的制高点的苦果。通过报告文学，那些反共文人，那些不了解历史，为了哗众取宠而不负责的文人，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描绘的暗无天日。如《活着》一书中的一家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共产党没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温暖。这样的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没有，谁也说不清。但这样的家庭的存在是可能的。但其在任何社会的存在都是可能的。报告文学的们，不写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人均寿命从一九五二年的３５岁增长到６９岁，几乎翻了一番，领先与我们情况差不多的印度二十多年，他们不写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决了重大的民生问题：中国消灭了娼妓，消灭了毒品，消灭了无家可归现象，让工人有了铁饭碗，有了免费教育。在广大农村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等等。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的政府会允许自己供养的文人专门从事丑化自己历史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发生了。含沙射影辱骂毛泽东的文章可以发表，丑化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可以发表。而替社会主义叫好的文章却发表不了。在国外拿美国政府的钱，大骂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充当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却能受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受美国出版界欺骗，发表恶毒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人格的回忆录，中国政府毫无反应。张戎和其英国丈夫，写出丑化共产党毛主席的书，中国政府无动于衷，让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轻易得逞。吴宏达拿美国政府的钱，在美国创办劳改研究所，专门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伪装成人民警察，到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被逮后，中国政府迫于美国压力，竟将其放回美国。这种拿国家法律当儿戏，置国家安全利益于不顾的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 中国政府应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衅，组织有效的反击。决不应该让他们的阴谋轻易得逞。那些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进行攻击的人，必须进行惩罚，不能让他们拿到来中国的签证。对那些卖身投靠外国政府，从事反对祖国的人，要在国内组织力量把他们批臭。刘宾雁和王若望这样的以祖国为敌的人，要让其遗臭万年。刘宾雁自己对记者讲，到美国后，语言不通，作不了什么事，每周领领津贴。一个不知名的好心人，捐了一百万美元，资助他们这些从中国来的流亡文人。这个可怜虫居然连那个不知名的好心人是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刘宾雁本是中共地下党员，然而他却在美国著文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感到一种末名的悲哀。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了，因为从那一天起，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失去了自由。”好像在华人如狗的旧中国，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旧中国，中国人倒是有自由的。可见这些知识精英为了钱，能够堕落到何种地步。王若望，中共上海市委原宣传部长。在美国讲，共产党的监狱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也坐过。国民党的四年监狱，就像上了四年大学。天天吃了饭就读书。而共产党的监狱就像地狱，没有书读。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共产党人的各种刑法，不知都到哪里去了。

三。丧失道义上的制高点的后果非常严重

丧失道义上的制高点，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受到极大伤害。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肆无忌惮。他们支持的FL功，民运组织，台独，藏独，东土组织，都是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目标的。这些反共和反华组织之所以在海外猖獗，跟我们在道义上失去制高点有很多关系。因为中国被丑化成不民主，无人权的化身。而这些组织成了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斗士，很容易获得西方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并从他们那里获得金钱的支持。老百姓对这些组织和个人的支持，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两者相辅相成。每当中国领导人出访，这些反共反华组织就组织抗议活动，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极大伤害。

其实丧失道义上制高点不仅在国际上对中国造成伤害，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也给我们造成极大伤害。娼妓和毒品泛滥问题，FL功等邪教猖狂，贪污腐败蔓延，社会上见死不救，假酒，假药，各种有毒食品充斥市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都与政府丧失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关。因为没有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就无所谓是非曲直，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就难分清。没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就没有理想，没有了正确的人生追求。上述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许多贪官携款外逃国外，逍遥法外，让广大人民群众非常不满。其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丧失道义上的制高点所致。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失去革命理想，陷于为自我奋斗的泥潭。其实贪官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他们本可以是带领人民建设祖国的领导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成为民族的罪人，党组织并非毫无责任。党组织对他们进行了及时的帮助与教育没有。想想为什么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人能忍受艰苦的生活，很少逃往国民党方面的，而国民党方面尽管条件比共产党优越，许多国民党的官员却弃暗投明到共产党这边来，这个问题就不难明白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报告文学的作用，和党中央忽视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极度混乱。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因而受到极大破坏。贪官污吏的存在，并有愈反愈多的趋势，让人们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国有企业改革失败，造成大量下岗工人。医疗改革失败，造成医疗卫生事业唯利是图，假药劣药充斥市场，使相当多的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让许多农民子弟失学，成为新一代文盲，工人农民子弟十几年寒窗苦，即使考上大学，也要为筹集高额学费发愁，现在又出现大学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所谓的住房改革，让开发商大发横财，却让工薪阶层沦为房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让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却陷于破产的境地。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这样的大环境下，西方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活动就有了土壤，有了社会基础。国家安全就真正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把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偏差，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上来认识。国家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切身利益。如果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我们中华民族就会重陷万劫不复之地：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就会得逞。中国人民就会再次受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者的欺负。没有了强大的中国，整个第三世界，都会重新沦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再次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所以党中央，全党，全国人民，都有义务，有权利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改革开放的方向，为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出谋划策。只有这样，我们国家和民族，才能走出困境，开辟新的天地。

四。必须重新恢复我们在道义上的制高点

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首先要让我们国家，我们党重新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重新成为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而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就必须有一个坚定正确的理论基础，而不应该是急功近利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歪门斜道。这个理论基础不应该是别的，就应该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让中国在世界上牢牢的占领着道义上的制高点，在国内毛泽东主席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让我们党充满朝气，充满理想，让我们的干部队伍始终不脱离群众，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最大限度的社会平等条件下，拥有旷古没有的凝聚力。建议党中央不要再提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这理论那理论，老老实实的实行业已被实践证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能迈出这一步，中国共产党就希望，中国就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阳关道，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斜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这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这才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号召广大工农，团结领导工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改革不应该改掉共产党的根本。背叛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改革，只能把共产党引向死路一条，把中国引向死路一条。这一点已经被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和近几年不断发生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所说明。 最近，我应邀到中国几所大学讲学。有一位中国教授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国际上不占有道义上的优势。我对他说这个说法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工人农民当中，仍占有道义上的优势。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的所谓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比如，在世界首富的美国，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而相当的一部分劳动者却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还有数量可观的无家可归者，和饿肚子的人。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得失去道义上的优势的人，是中国的一些文人和知识精英。他们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局限，不了解近代世界和中国历史，看不到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给第三世界造成的破坏，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追求的盲目经济发展所造成巨大环境破坏，因而不认同社会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重用了一大批以前的右派，这些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怨气。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的所谓改革，是把社会主义往死里整，是要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他们搞的医改，房改，教育改革，国企改革，没有一样不搞得让人民怨气载道，让人民怀疑共产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就是要搞垮共产党？当人民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时，海外敌对势力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就有了社会基础了，就容易成功了。 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下去，中国政府要在中国继续执政下去，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重新竖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旗。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是代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社会公正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只有让大多数人得到社会正义，才能够真正强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尽管经济上尚不发达，但在国际上一言九鼎，无人敢小看，在国内广大工农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代表着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敌对势力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我们必须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舒彼得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体》中指出，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因为社会主义能给更广大的劳动者社会公正，而资本主义造成两极分化，使资本家中的有良知的人也看不下去，而加入推翻它的行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信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工人有铁饭碗，农民有大锅饭，工人享受免费医疗，农民有合作医疗，农村已经普及中小学教育，上大学全部免费，没有下岗工人，没有娼妓，没有毒品，没有贪官污吏，极少犯罪，没有假药劣药，没有毒酒假酒假烟，没有毒大米毒牛奶，没有FL功，没有黑社会，没有失业，没有人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而自杀而犯罪。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整个实现了极大的社会公正，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已经接近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沿着毛泽东的路走下去，不搞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摸着石头过河，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已经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了。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西方学者把当时的中国看作是人类的希望，第三世界的样板的缘故。 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一个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需要。但要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限制一小部分人的贪得无厌，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让广大的劳动者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铁饭碗，大锅饭，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任何真正的工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的。反对铁饭碗和大锅饭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自己享受铁饭碗，大锅饭的人，但不想让广大工人农民享受同样待遇的人，是想让工农失去已得的主人翁地位，好让他们重新骑在工农头上做威做福的人。铁饭碗和大锅饭是所有工人农民想要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追求目标。共产党必须是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支持者和提供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必须是免费教育和免付医疗的支持者和提供者，因为这正是中国的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所在，是他们所向往的，所追求的。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才能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一些学生在提问时说，你说的理想社会很好，但中国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国需要和外部世界竞争。我认为这个学生的提问，说明了中国的大学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至少有两个错误的见解。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十年，是缺乏竞争力的。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因为我们社会是比较公正的，我们的国家有没人能比的凝聚力，因而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从我们的人均寿命史无前例的增长，到我们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高科技领域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大飞机等，都领先印度。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什么建树。我们的汽车工业，全军覆灭，我们的大飞机项目也放弃了。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时，我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却使我们失去了竞争力。第二，竞争绝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亦步亦趋，按美国人设定条件的去竞争。而是应该你有的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你有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我不跟你比那个。我跟你比谁的社会更公平，谁的人民能安居乐业。我认为，社会主义必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环境问题更将逼迫我们作出社会主义选择。南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已经作出社会主义的选择。更多的国家会作出同样的抉择。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曾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带头人。为了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没有种族歧视，环境得到充分保护的新世界，我们不应该犹豫，我们应该果断的走向社会主义。 说起我们早先的社会主义，有人总是拿当时物资匮乏，买东西得凭票来说事。实际上物资匮乏是绝对的，是永远存在的社会现象。物资匮乏跟凭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国家当时凭票供应某些商品，主要是为了保证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保证收入较低的人，也能够低价买到生活必需品。当时发布票，就是要让最穷的农民也能买到他们必须的十几尺棉布，发肉票，就是要保障贫穷的人也能每月吃上一点肉。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我们不再用票了，但许多农民并没有比以前吃更多的肉。但没有人在乎。资本主义用物价来调剂供需关系，东西少了，物价就上去了，于是只有少部分有钱人才消费得起。那是资产阶级的公平。社会主义的公平要考虑工农大众的利益。东西少了，那就发票限量供应，让每个人都得到一点。究竟哪一种公平更好一些呢，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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