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逝夜潭：官商一身张贤亮
本文只说“官商一身”是不是，不涉“官商一身”对不对。
一、张贤亮的“官”
崔永元《走近张贤亮》，先恭维张贤亮亿万身家，再调侃张贤亮要不要公开财产。张贤亮烫了一般，藐视崔永元一眼：“我又不是公务员”。崔永元玩过头了。
确实，一般人都把公开财产和公务员联系一起。精明如崔永元，仍不免有失漏。张贤亮反应敏捷，应对得体。
张贤亮确实不是公务员。张贤亮只是自治区文联主席。做崔永元节目时，只是退休自治区文联主席，自治区文联荣誉主席。
自治区文联主席不是公务员，自治区的“工、青、妇”一把手，自治区总工会主席，自治区团委书记，自治区妇联主席，也不是公务员。不知道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不是公务员。
但是，一般人说公开财产，更多的是说官员。以上是不是官员？较真起来有点复杂。
长话短说，简而言之：凡是吃财政款，领国库钱，一张纸片，一页任免书就可以呼来唤去的，都是官员。
张贤亮的自治区文联主席，要任命书吗？有任命书吗？
自治区文联一年财政拨款多少钞票？张贤亮任自治区文联主席20年间，张贤亮一枝笔签出去多少钞票？
自治区文联主席麾下有多少人马？张贤亮可以直接掌握调动的又是多少人马？其中包括自治区文联的“人、财、物”，自治区文联的政务、事务。所谓的自治区文联主席手中的“官方资源”、“权力资源”。
这就是所谓的张贤亮“官商一身”中的“官”。
二、张贤亮的“商”。
张贤亮“官商一身”的“商”，自然是名闻遐迩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张贤亮1993年以来一直私营的文化企业。
张贤亮2004年从自治区文联主席位置上退下来时候，据说1993年张贤亮40万元投入，10年时间价值一个亿。说的是地面财富一亿元啦。10年间的经营钞票收入，张贤亮没说。说了也白说，10年间影视城亏空一个亿，又关其他人什么事情了？
只是，张贤亮“官商一身”，是不是？
三、其他“官商一身”。
张贤亮20年自治区文联主席的一半任期，开张、经营其个人所谓“文化企业”，不管起因、来历、过程、盈亏怎么样，每一个企业都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自治区文联不能搞，自治区文联主席可以搞。
自治区文联主席开办经营企业，就像自治区总工会主席，自治区团区委书记，自治区妇联主席开办经营一家或多家，工人文化馆、休闲度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超级市场、连锁店、青年宾馆、旅行社、妇女劳力派遣公司、妇女娱乐城，等等。
上面举的例子可能不适当。总之，可以开办经营与自己职务职责关联的个人企业，也可以开办经营和自己职务职责不关联的个人企业，比如物流公司、仓储基地、健身广场、洗浴中心、逍遥场所，等等。只要像张贤亮一样，企业前冠上“文化”字样，冠上“工人”、“青年”、“妇女”字样。
是不是？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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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现象——从现象到本质的透视
刘贻清
前言
（一）
张贤亮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有着特殊的典型意义。他自己多次公开宣称：“我的全部小说都是政治小说。”也就是不但公开承认而且公开宣言他的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确实符合他的小说的实际。不过，我以为应该指出，截至目前，张贤亮的全部作品，根据其主要特色即政治倾向的变化，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政治大转弯、一个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前期从1979年末到1985年的6年，他发表了一些符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间，他却改弦更张，在作品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上与前期根本对立、背道而驰，特别是他那些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其主人公其实就是张贤亮自己，其内容则是他的“家仇”和“己恨”的宣泄，具有鲜明的个人家史性、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和影射性。张贤亮现象的特殊典型意义即在于此，张贤亮之所以成为有争议作家的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张贤亮的创作生涯，有二十余年了。我对张贤亮创作的关注，也有二十余年了。我把这些年来自己发表于各类报刊的关于张贤亮创作的批评文章，整理选编成这部书稿，奉献给读者和社会，以期有助于人们对张贤亮现象的进一步研究、逐渐揭示出这种现象对中国文学发展在正反两方面可能有的意义。
我对于张贤亮前期作品的批评，始于对他的成名作《灵与肉》的评论，在那一阶段，主要着重于对其作品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分析；而对其后期作品，则逐渐加重并侧重于对作品思想政治倾向的探讨。我的批评文章的着重点的这种转移，是伴随着张贤亮在创作道路上作品政治倾向的转变而发生的。在后期，他的“政治小说”的政治性越来越浓烈，其政治倾向越来越出格，越来越让人找不到前期的那个张贤亮。我的批评文章也就不得不逐渐加重了对其政治倾向的讨论，颇有些“寇能往，我亦能往”的意味。这当然不是要说张贤亮好比那个逃窜的“寇”，而是说批评文章的内容往往不得不受到批评对象的某些限定，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会成为批评者的一种尴尬。这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职业性的限制，即使我不想去对政治倾向多加讨论，但我所关注的作家老在政治倾向上闹“出彩”、搞“深化”、耸动社会视听，我也只好跟着“深化”下去，这对我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些批评文章，如果叫我今天重新来写，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吧。但是，它们已经属于历史。保持历史的原貌，即使是保持个别似乎无关紧要的历史资料的原貌，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全貌进行客观的了解、研究和评说。因此，我在整理、编纂书稿时，除个别文字稍有订正之外，对于立论、观点和阐述都未做任何改动和修正。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文学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求批评者要有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热情，要有正确的批评尺度和敢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长处说长、短处说短的勇气。这是我对文学批评的一种理解，也是我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力求坚持的原则和追求。所以，我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文学批评，完全是为了文学的是非和社会的道义，即使被批评的作家对我报以某些讥讽贬斥之辞，我也是不改初衷、安之若素。
（二）
从1980年到1986年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张贤亮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结束，即是他逐步走向反面的开始。其具体标志，就是1986年8月23日他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简称《与温元凯书》)。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态，明确地提出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张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反常态跳出来赤膊上阵呢?据我了解的材料和分析：一是1983年张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取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本；二是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四大”，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与刘宾雁等人的特殊关系，一夜之间就由一个一般会员被拉进领导班子，当上了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嗣后，中央下文，否定了这次作协“四大”的种种做法)，在文艺界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从此声名大噪；三是打出“拥邓”和“拥改革”旗号的双保险，比如，曾有记者采访他时提问：“为什么那么多人批你，总是批不倒你呢?”他洋洋自得地回答说：
“因为我紧跟邓小平}”“拥护小平同志的‘二次革命”’，自然腰杆硬了起来，飘飘然了；四是对“大气候”的估计，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轻率地同意并决定了“两个不提”，即不提反精神污染和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之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精神污染之后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大有推倒泰山之势。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当然也就无所忌惮了。
从全国范围来说，张贤亮是第一个在《与温元凯书》这封公开信中提出“资本主义不可逾越”论、高呼“要给资本主义‘平反’”的。他说：“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是不可逾越的。……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大力给予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面前并没有成功的样板，而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面前却耸立着现成的参照物。”“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刘按：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改造”而不是“改革”)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刘按：这也说明十一年后的1997年，张在《小说中国》中提出要“改造共产党”、“私有制万岁”等口号就绝不是偶然的了)“真正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资产阶级思想一旦不再成为一种罪名，人民内部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最后一道心理栅栏方能彻底消除。”张贤亮在这封公开信中还为温元凯出谋划策，明确提醒温不要空谈什么“进行思想观念的深层‘爆破’，中华民族才能前进”的大道理，而应学习“美国人是先干起来再说或边干边说”。这意思是让温不要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即付诸行动，首先是破除“已经成了中国国民性构成要素之一，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清谈”之风等等。
在张贤亮发表《与温元凯书》的当时，也正是高等院校多事之秋。温元凯于1986年8月在杭州召开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鼓吹要做“私有企业的代言人”(后因此被开除出党)。张贤亮这封信是专门写给这个座谈会的书面发言。显然，他将会上的书面发言，同时公开发表，就是要造成南北呼应之势，配合温元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为其制造舆论、加强火力。
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经历了两年多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猖狂。1988年(“八九风波”的前一年)5月，张贤亮等坚持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应法国文化部的邀请，参加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召开的“中国文学的觉醒”国际讨论会。会上，张说：也许法国的朋友不理解讲真话还需要冲动，“如果有一个三十年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到了让他讲真话的时候，他就会像我这样冲动。……最近我听到中国提出一个口号：‘允许人们说真话。’全国人民对此都欢欣鼓舞。这一方面说明这许多年来没有允许人们说真话，同时埋伏着也许有一天又不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现在我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参见本书附录：《1988：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巴黎》)
作为中共党员作家的张贤亮，竟公然在外国人面前，在国际讲坛上，公开宣布他过去三十年(1957—1988)“没有说真话，光说假话。”如此说来，在此其间，他用假话写的作品岂不是谎言了!谎言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这难道不是彻底的自我否定吗!而且如此造谣中伤自己的党和国家，他起码的爱国心和党性到哪里去了!
打着“讲真话”的幌子说假话，是一切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惯用的伎俩。1989年1月“八九风波”前夕，张贤亮抛出了所谓“趁允许人们说真话的时刻来写小说”的《习惯死亡》，旗帜鲜明地宣扬“告别革命”论。张贤亮明确提出：“(新中国的)不正常的社会进程(刘按：指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造成了众多命运的不正常”，而要改变这“众多命运的不正常”，就必须使社会进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让时光倒退到什么时候重新开始?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六年?抑或一九一一年还是更早一点?索性倒退到戊戌变法时让我们中国人再干一遍”重走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这一段话的意思朗如白昼，张贤亮不仅要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历史，而且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了我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要被否定!因为“告别革命”论的要害是反对一切“暴力革命”。特别要指出的它也是“补课”论在实践上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部小说采用了大量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如主人公的人称我、你、他交替混用，时空颠倒错乱，非理性的自由联想，不讲任何逻辑，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在1957年划为右派，现已走红、正在美国乱搞女人的作家。他所以要堕落，是因为“你(刘按：指主人公)要努力挣脱30多年(1957—1988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只能用堕落来表示你的抗议。”张贤亮说：“主人公经历的大框架，的确和我相同”，并且要求读者“别误会了我的痛苦”(《我必须要告诉你》，见《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4期)。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主人公的倾向就是他的倾向。其要害是谩骂毛泽东同志和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诅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民主政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譬如，他骂毛泽东同志是靠《笑话大全》进行决策的玩笑家，像某些人“熟悉男女间调情一样”，“熟悉挑动群众斗群众”，“常常做出些莫名其妙的事”，“我记得我曾爱过我的母亲，但是我的导师却告诫我‘不应该’爱她，按阶级分析法她属于官僚阶级．．…?茫然四顾，只见他说我应该爱他，他是普天之下的救星……由此我的爱就一败涂地，如同患了阳痿症，在任何可爱的东西面前都不能勃起。”等等、等等，俯拾即是。
这部小说确实有些不同于张过去写的小说，确实毫不掩饰地讲出了他心底的一些真话。同年春夏之交，张贤亮则直接参加了北京20位名作家支持动乱、给政府施加压力的签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
“八九风波”平息后，张贤亮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只要一有机会，他是无法抑制胸中的“家仇己恨”的。1991年4月5日，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张贤亮肆意贬损毛泽东同志，他公然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刘按：张说这话是因为会上有人谈起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引起的)，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秦始皇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六国……”作为宁夏文联主席、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张贤亮，“六?四”过去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中，贬损党的领袖，引起一些同志的极大愤慨。我除向主持会议的区文联副主席提出意见：为什么不制止这种错误的发言外，并于会后专门向未参加研讨会的自治区宣传部主管副部长作了反映。结果是不了了之。为不留口实，《宁夏作协通讯》1991年第2期刊登的这次“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纪要”上，编者将张贤亮贬损毛主席的有关发言，悄悄改为“中国到现在，几十年来，出了一个大艺术家——毛泽东。他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刘按：这是截至目前能够见到张贤亮唯一的一次肯定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岂不怪哉!)，又是一个大艺术家。”尽管有人为张贤亮掩盖其公开“诋毁党的领袖人物”，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江泽民语)的错误行径，但是，张又一次公开非毛的事实是无法篡改的，因为有众多与会的人在；更因为除了仅此一次肯定毛泽东之外，再找不到第二次。这就充分证明是弄虚作假，故意掩盖事实真相。
张贤亮除了在宁夏作协召开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外，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沉默，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后来，突然于美国对我国发动“人权攻势”的浪潮中(1992—1994年)，陆续分两次创作、发表了《烦恼就是智慧》上、下部(在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我的菩提树》)。这部作品以他在劳改时的所谓“日记”为内容，采用“注释”的表现形式，编造了一个“人间地狱”的故事，以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状况”，攻击人民民主专政，攻击人民领袖毛泽东。
我曾撰文严正指出：“张贤亮所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由于《烦恼就是智慧》的上、下部一味重弹张在劳改农场里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老调，实在毫无一点新意。该小说在国内发表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连张贤亮自己也对此感到失望和懊恼。可是却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视，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英国《文学评论》1994年4月号发表题为《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地狱中》的配合文章，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文章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羞辱的书。它是中国知识分子默认他们自己的耻辱和受压迫的一个记录。”“劳改营实际上没有内外，1960年(以后许多年)，在中国，人人都判劳改。”恶毒地诬蔑中国是一个毫无人权的大监狱。这就是《我的菩提树》在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记得《文学家与企业家》报曾报道过张贤亮乘出访之机，归途特转道英国安排该书的翻译、出版等事宜。
紧接着，1995年张贤亮在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第5期上推出了中篇小说《无法苏醒》。编者说这部小说“艺术上的荒诞却表现了现实的真谛”。张以荒诞的表现手法，通过主人公赵鹫(“照旧”的谐音)所做的一场噩梦来影射改革开放的现实，诬蔑当时社会已经“极‘左’回潮”了，中国又回到了“文革”时期，一切又都“照旧”，无法苏醒了。对于这种恶意的攻击，敌对势力一片喝彩。香港反共刊物《争鸣》的题为《改革回头路的死亡信号》一文的“导言”这样写道：“张贤亮的新作《无法苏醒》，是他创作的一大飞跃。他探索出人们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极‘左’，观念，让人们看到只要有适当的政治气侯，‘左’就会兴风作浪，‘改革不可逆转’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张贤亮的作品，为何如此受到境外敌对势力和反共报刊的青睐和吹捧，难道还不值得善良的人们深思吗!
除政治倾．向上的上述等问题外，张贤亮的作品，还充斥着大量的色情渲染，尤其是《早安，朋友》，．专写中学生的早恋和性心理，把当代中学生丑化成一群小流氓。发表、出版后，激起了宁夏教育界和学生家长们的强烈愤慨，普遍指斥张贤亮是个“流氓作家”，群起而攻之，并纷纷上书中央有关部门。此书终因社会舆论反对强烈而被查禁。
张贤亮对妇女的看法和言行，是颇成问题的，1994年，他作为中国作家的领队在以色列访问期间，一个女学生问：你认为什么样的女人是最理想的女人?他回答说：“上床是将军(刘按：指像拿破仑将军那样勇于拼搏，不怕死)，下床是奴隶。”(张同吾：《海涛?玫瑰?张贤亮》，见《作家》1994年第7期)，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
上海有一个叫江迅的女人，因向港商和外国人卖淫被劳教两年，后定居香港，更名宫雪花。张贤亮居然在《广州文艺》1996年第4期上公开发表题为《宫雪花现象》的文章，饶有兴味地向世人详细披露他与宫雪花从相识、相知一直到住进她家的过程，竟把肉麻当有趣。比如张说：“一个男人(刘按：指张自己)住进一个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家，而且这个女人再三声明这个男人是第一个得此荣幸的男人，就很难不让这个男人有非分之想”。“你真是个‘妙人儿’，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一定包下你来做香港的‘二奶’!”此文一出，舆论哗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或“读者来信”提出批评。即使是张的好友，对此也有微词。丛维熙说：“北京朋友李国文和天津冯骥才，在与我通电话时，都提及他的这篇奇文，认为散了神儿。”(曹继军：《文化人，当给不良文化亮红牌》，见1996年7月3日《光明日报》)。一个党员作家，竟将自己见到“既漂亮又有性感的女人”就生“非分之想”，并有想“包下来做香港‘二奶”’的隐私，津津乐道地公之于众，其坦率固然可嘉，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极为少见!
（四）
继《无法苏醒》出版两年后的1997年，张的一部20万字的政论专著《小说中国》出版了，这部书的奇谈怪论颇多，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张贤亮提出要按照他的理念和设想“改造共产党”，他说：“在历史的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共产党。”他还说：“在市场经济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而是应该代表包括资产者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议会式组织，将所谓的‘党内斗争’，转化为‘调解、综合、归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党内民主，从而彻底实现政治民主”。这部政论专著不仅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方位地否定社会主义，呼唤资本主义，他还提出，不但工人阶级要在现代企业家的统治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且还要“革”我国工人阶级的“命”了，他说：“我们还面临着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残酷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这就是说，建国后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社会地位和创造性劳动应得的报酬是一种“不当利益”!即工人享受到的利益超过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的价值。这种“特殊优越”的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不能再继续享受下去了，应该改革掉!张贤亮已经公开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磨刀霍霍，向工人群众开刀了!否定我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他要“革”工人阶级的“命”，已经昭然若揭。
《小说中国》是党员作家张贤亮发自灵魂深处的具有体系性的不同政见的自白，是他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共产党为社会党，变国家主人为雇佣奴隶的立场观点的全面性的阐释。全书围绕“私有制万岁”这一主题，提出一整套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其要害是：首先重提为资本主义“平反”和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老调，旨在从理论的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彻底清算那段(刘按：指我国社会主义的前三十年)历史”；进而具体解决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问题，而其关键在于“呼唤‘精神贵族’”(张说：“产生不了‘精神贵族’的国家是可悲的”)来“改造共产党”的性质，以达到中国全盘私有化的目的。这就是二十万言《小说中国》的基本要点。可以断言，张贤亮的《小说中国》是他向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出的公开挑战书，也是他的政治纲领的具体说明书。
《小说中国》发表两年后的1999年，张贤亮在《收获》第6期上发表了他的二十世纪末最后一部“封箱”之作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期》，这是一部绝妙的自我“平反”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诉。这里，只先谈其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描写张贤亮他手拿大哥大，俨然一副新贵加黑社会龙头老大的神态，训斥、吓唬他“出卖荒凉”的杰作——“华夏西部影视城”附近的农民：我冷冷一笑：“好，没有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手机是干什么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我能让这一带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哈坏点子想不出来!……”(见《收获》1999年第6期第20页)
张贤亮通过这一细节把他的化身“我”呼风唤雨，为所欲为，黑白两道浑然一身、新贵加流氓的“霸天”嘴脸，描绘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窥一斑而见全貌，仅此就可见．这个“我”，灵魂深处究竟是些什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五年中，张氏只发表一部政论专著《小说中国》和一部自传体小说《青春期》。与他前期发表的作品相比，这是他创作的减产歉收期，就连预告在1995年出版他“下海”的《钱歌》也恐怕会和《唯物论者的启示录》一样，是放了一枚“空炮”。新世纪以来，再未见张贤亮有新作发表，不知是江郎才尽抑或令有难言之隐?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并欢迎张贤亮以彻底不同于过去的全新面貌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毕竟他是曾写出过好作品的作家，只要是他能转变观点立场的话。
（五）
最后，要谈谈有关张贤亮著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本来这是我和张贤亮因意识形态的立场、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矛盾。但这一矛盾却被张氏故意扭曲为我和他个人之间小是小非的恩怨问题，而且是他首先通过他的作品以造谣、诬蔑、谩骂的形式公之于众的。因此，在这里谈论它，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可以让广大读者来评判是非，以正视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9月24日，我去北京展览馆参观“光辉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成就展”，看到“宁夏馆”在显著的位置展出了张贤亮的0.55米×1.2米的巨幅照片。当即就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我的意见：建国50周年成就展“不宜展览张贤亮”。因为把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作为建国50周年的“成就”参加在首都的展出，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而且，参展的全国各省市中，唯独宁夏把一个很有争议和问题的作家作为建国50周年建设的“成就”参展，实属咄咄怪事。我在列举张贤亮长期以来诋毁人民领袖毛泽东，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呼唤资本主义的具体事实后，“要求拆除张贤亮个人的巨幅照片，不要再给宁夏丢人现眼了，不要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光辉的历程’抹黑了!”嗣后，我又将此事上书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领导同志。
张贤亮在得知我上书反映此事后，十分恼怒，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请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方式批判我》的文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发表在他控制的宁夏文联机关刊物《朔方》2000年第3期和他的好友冯骥才创办的天津《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2期上。两文不同之处是后者删去了我给有关方面写的信——“我的意见”和一些太不像话的谩骂、侮辱性词语。这篇文章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将我写给党内有关方面领导同志的信件内容，全文公开发表。尤其恶劣的是，张氏得了便宜还卖乖，硬说我的“信中并未注明‘未经同意不得发表转载引用’等字样，这就在法律上给我(张贤亮)钻了空子……。”(天下有谁给组织和领导写信，会作如此之注的?这简直是最蹩脚的无赖式的诡辩!)但对我上书反映的具体事实却只字不提，不作任何反驳(他根本无法反驳，因为都是铁的事实)，只能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伎，回避我揭露的问题，并转移视线，讥讽我刘某人是个“批张专业户”，想要以“批”他这个“名人”而“扬名”，“成为文坛上的一匹老‘黑马’，在宁夏，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而且，我和他又并非同一重量级的、站在“同一个拳击台上”的“对手”，等等。倘若能把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关系界定为拳击比赛的话，这就等于说，我这个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资格批评他这个“准诺贝尔奖”的大作家。更有甚者，张氏竟不择手段，编造事实，诬蔑我的人格，造谣说他在宁夏文联“当权”后，我专门去文联求过他“帮忙”，结果忙也帮了，我却反而对他愈批愈烈，“达到了批判的顶峰和极端”，且是个“疯疯颠颠的老者”，“擅长反啮好意帮助过他(刘按：指我刘某)的人”，“本身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观念’，“北京某些文艺界的前辈及同行”是我“后面的人”．并威胁所谓我“后面的人”，千万不能支持我这个“到处散发‘小字报’的文人”，否则将“名誉扫地，晚节不保”。张氏并坚决表示，他要“继续向刘某人深恶痛绝的道路走下去”。(我刘某所深恶痛绝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向有关方面直至党中央写信反映个人意见，这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张贤亮竟然把我这个光明正大地行使此种权利的党员称之为“向领导告黑状”的小人。没想到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大作家”，竟如此霸道，蛮不讲理，甚至造谣诽谤，以售其奸，真乃罕见。
对于张贤亮不择手段公开造谣诽谤我的人身攻击，我不能不做出应有的反应来以正视听。所以，写了一篇题为《张贤亮的又一次自我暴露》的答辩文章，为了不分散笔墨，没有纠缠在他造谣诽谤我的人身攻击这一点上，只就几个原则性的问题，谈了点自己的看法，投寄《朔方》，要求发表，以便平等争鸣。但时隔半年，却是泥牛人海，查无音信。无奈，只好投寄《中流》，请他们考虑刊载。所幸《中流》主持公道，于2000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答辩文章，否则我辈平头百姓可真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2000年12月初稿
星逝夜潭：张贤亮的右派情结和假右派帽子
张贤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近22000字，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纪念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为得是要证明张贤亮是“右派”。
因为“正式文件”证明，张贤亮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为此，张贤亮竭力强辩，“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为此，张贤亮十分着急，“怎么办呢？”。
于是，张贤亮开始怪罪“文字”和“汉语”。张贤亮说：“当年的文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
张贤亮举例，“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
张贤亮还举孔子例，“孔子说了句"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
于丹把这句解为“女小孩子和男小孩子为难养”。是于丹，还是张贤亮的“语言系统”，需要拨乱反正呢？
张贤亮感慨道，“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
张贤亮“感觉和感受”到，胡说八道，有时候也是很“吃力”的。但是张贤亮不气馁，不罢休。为了“感觉和感受的色彩”，为了“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张贤亮更加起劲地造假，说瞎话。
张贤亮说，“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张贤亮绕了这么大圈子，说了这么多莫明其妙话，其目的是要把正式的历史文件中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史实，说成是他的“历史”，但是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历史却不是他的“史实”。而“右派分子”不是他的历史，却是他的“史实”。真是莫明其妙，张贤亮才是在搞乱文字和汉语。不仅“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昨天的过来人也难以看懂。
张贤亮“搞乱”、搞“粗糙”、搞“模糊”文字和汉语，就能证明张贤亮是“右派”吗？不能。于是张贤亮继续怪罪起其他。
怪罪定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正式文件”是写在“一张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的“不经磨损，不耐存放，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的“用稻草造的“雪莲纸”上。”
张贤亮忿忿不平，“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右派不右派，和纸张的好坏有什么关系呢？不知道张贤亮有没有考证过当时划为右派的正式文件的纸张是不是好一些。而即使这纸张对不起张贤亮，“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上面的黑字还是看得清清楚楚，写着张贤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
于是张贤亮又怪罪人，“问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幺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前领导）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订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
前领导确实“宽厚”，在划张贤亮“坏分子”时，一定还读过“年纪又轻”张贤亮，“反动学生”、“偷窃分子”、“经常旷课”、“高三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临毕业前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等个人档案。在张贤亮看来，这些当然还是“"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的难题。
当年的“正式文件”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当年的领导也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
即使如张贤亮说的，“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地狱怎么样不知道，但知道“一锅烩”了，杂碎还是杂碎，萝卜还是萝卜。同样，“右派”就是“右派”，“坏分子”就是“坏分子”。要不然张贤亮为什么要费这么多时间和脑力，要把“坏分子”往“右派”栽呢？
奥妙在于，“当“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证明张贤亮不是右派，而是坏分子的时候，“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
虽然像其前领导说的，坏分子是张贤亮的“一笔财富”，张贤亮仍要削尖脑袋从坏分子往右派堆里钻，因为“右派”将是张贤亮的更大笔财富。
张贤亮费了一万多个字，胡搅蛮缠地反复要证明自己是右派，最后才很无奈地轻轻说一声，自己是“舆论上的"右派分子"。
搞不到真的“右派”帽子，搞一顶虚构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帽子也过瘾。为了这顶虚构的假“右派”帽子，张贤亮费了乱糟糟的一万多个字。显示其不仅是一个搞乱文字、搞乱汉语的行家里手；还是一个编造“史实”，伪造历史的行家里手。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舆论上的右派分子”这顶帽子。
张贤亮很看重这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虚构出来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的假右派帽子。文章中，张贤亮把这顶假右派帽子，摆在自己的第一顶帽子的位置，摆在有“正式文件”的“坏分子”真帽子、“反革命分子”真帽子，和其他没有正式文件的虚帽子的最前面。
读张贤亮这篇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文章的结论只能是：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张贤亮当右派是不够格的，只能给右派丢脸。张贤亮真正的帽子就两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
但就像革命胜利了，投机分子会蜂拥钻营到革命的大旗下一样，右派翻天了，肮脏龌龊也自然粘附汇淤到右派的旗帜上。不同的是，革命毫不留情地甄别改造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投机分子，而张贤亮却仗着右派的旗帜当官弄权，敛财致富。
张贤亮在改革开放后才祭起的强烈的右派情结，是为了能投靠右派，在右派的旗帜下集合，拉右派做虎皮，包住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去攻击过去年代，搞乱改革总结，攫取个人私利。
张贤亮因为不是真右派，所以往往比真右派更严厉、更卖力；更激情、更疯干。
2008-2-26
星逝夜潭：张贤亮，“偷窃分子”开除出校说
《星逝夜潭：张贤亮的右派情结和假右派帽子》一帖，有论坛不放帖，有论坛放帖了又删掉。允许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允许批评张贤亮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点意思。是这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吗？
就像革命得成，不允许伪造个人革命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一样；就算右派翻天，也不允许伪造自己的假右派帽子，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这是所有时代和所有人的起码道德和准则。批评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不给真右派分子丢脸，真的右派分子也会赞同。右派即使再好，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都不好。论坛应该放帖。
三十年来，张贤亮吃尽了伪造假冒假右派帽子的甜头。在其《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中，除了赞美纪念其伪造假冒假右派分子帽子的劣行外，还想为其在中学被学校开除讨取说法，隐匿其历史上“不良少年”的劣迹。
这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但是欲以攻击诬蔑过去年代和过去的学校、老师、同学，以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私利，就不好了。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老师找不到小偷，但又必须找一个出来，因为正值暑期，高三班面临毕业，在毕业典礼之前需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来进行反面教育。找来找去，只能找我顶罪：一、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二、我也确实不好，经常旷课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小说，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三、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而按惯例，任何单位破案的方法都是在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中间排查。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子女"，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现在，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说我曾是个"不良少年"，在文学史上留下不良记录。）”——看到其中悻悻的“仍说”二字了吗？
张贤亮《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约22000字，其中绝大部分说的是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说，填表格时，其自己填写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其实是“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张贤亮说，“从此“资本家”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张贤亮时时处处都以其出身成份，作为对过去时代的攻击，对今天时代的招摇。其手法是伪造历史，挑动仇恨；其目的是混淆是非，为自己翻案。这次也不例外地以其出身成份作为被学校开除的原由，攻击赌咒过去，糊弄讨好今天：“刚好，我这个穷学生居然是班上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又是"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于是，“我当小偷的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事情是这样吗？
一、家庭成份没有影响张贤亮在解放后读到高三。
张贤亮1936年生人。“1949年解放时刚上初中”。也就是说张贤亮的中学6年是在解放后上的。在当时，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能够读的起书，能够读到高中毕业的人，不会多。普通工人、农民更不会多。张贤亮“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刚解放就上初中，一直读到高三。新中国没有歧视难为少年青年张贤亮。就是今天的中国，贫苦人家子女读到高三也不容易。所以，至少在当时，张贤亮抱怨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没有影响张贤亮读到高三。张贤亮是新中国，是五星红旗下读出来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二、张贤亮的中学同学和老师。
只有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的子女，才有可能在解放前夕就读到小学毕业，紧接着在解放后立即进入中学。这些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也就是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能够当中学老师的人，也一定是解放前就读书，大部分人读到大学毕业，小部分人也至少高中毕业，才能胜任中学老师。这些人的家庭成份也不会太低。所以，张贤亮的整个中学期间主要是和这些张贤亮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中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同学和老师相处打交道。而张贤亮在中学期间，乃至现在，还所怨恨，所过不去的，却就是这些人。
张贤亮在工人农民堆里闹不清，一生抱怨不休。在知识分子圈里也混不出来，年纪轻轻就闹了一个“偷窃分子”，“开除出校”的人生开局，弄的老了老了，还是抱怨不休。
张贤亮说自己是学校同学和老师（谁能说老师就不偷东西了？）中唯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张贤亮说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一个模糊概念。张贤亮经常搞这一套，其独搞的“舆论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即是睁眼说瞎话的著名例子，以搞模糊虚假，以达造假目的。
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也许有可能。这除了说明解放时“关、管、斗、杀分子”很少，不说明其他。而很少的“关、管、斗、杀分子”，其子女即使“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仍然可以读到高三。而即使没有所谓“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仍然有好多人，即使没有经常旷课，即使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及格也读不到高三。张贤亮还抱怨什么呢？
“关、管、斗、杀分子”，过去一般说的是“杀、关、管”，这三者的概念很明确，很容易掌握界定。“杀、关、管分子”中，包括所有不值得同情的，对新社会极端仇视的杀人、放火、投毒、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张贤亮加进去的“斗”，就模糊了，不容易界定掌握。如果加上模糊的“斗”，张贤亮还只是班上唯一的“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家庭成份高的同学，一般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不说其中有没有先天遗传因素，至少有两个后天有利因素，一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家中必有文房四宝，以及多少不等的家庭藏书和字画等；二是家庭有比较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家中大人一般都懂的识字断句，以及从小就受到“诗书继世久”的传教等。这些家庭的子女，自幼能比较早地接触到书籍、书法、绘画、音乐，以及读书功名成就的熏陶等。因此比一般工农子弟和其他一般家庭出身的子弟，有更优越一些，学习成绩能更好一些的条件。
这样家庭的子女，人之常情，也不想自己的学习成绩比其他一般家庭和贫苦家庭出身的学生差，至少不差太多。这也使得这些学生，更努力刻苦学习。这诸多因素，都促使在学校里，家庭成份高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般都比较突出、比较好。
张贤亮“资本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读书竟然读到“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的地步，匪夷所思，搞什么搞。
四、至少在解放初期，家庭出身成份不太影响升大学。
在五十年代，至少在张贤亮就读高三的1954年或1955年，一般家庭，特别是工人、农民等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女，能读到中学，读到高中毕业的毕竟不多，因为那必须在解放前就读到小学毕业。因此，那时候的大学招生即使想使用所谓“身份识别制度”，排斥家庭成份高的学生进入大学，也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情况应该是，解放后，大学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大学的招生数量也在增加，大学生的读书费用则减少到几乎到低廉免费的地步。那么，在当时中学读书的出身成份比较高的学生，将有比解放前更多的机会升入大学深造。是这样吗？
相信只要公布当年的大学录取学生的出身成份统计资料，一定支持本文的说法。作为连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贤亮，有很好的条件取得详细资料数字，用事实说话。而不是象怨妇一样，价日里没完没了，冗长空洞地长吁短叹，恶毒咒骂。
而张贤亮的“高三班临毕业前，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部不及格”，不要“身份识别制度”，张贤亮自己就把自己进入大学的大门关掉了。而张贤亮却没完没了地怪罪于“身份识别制度”，毫无自知之明，自省之心，不知羞耻到这等地步。
就算谁都可以怪罪“身份识别制度”，就张贤亮不行。即使事情如张贤亮所说，也轮不到张贤亮来说。由张贤亮来现身说法，打抱不平，犹如请流氓为良家妇女申冤诉情，呵轿护驾。还是哭错坟头，烧歪高香；装神弄鬼，惹鬼进宅。
五、张贤亮为什么在临近高三毕业时被开除。
1、张贤亮说“因为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又没有资格领助学金，穷就有偷东西的可能”。对穷的错误解读和抵触，以张贤亮之小人之心，度天下人，始终是张贤亮所有错误思维和行为的根源。这里不多说，多说可能为张贤亮招来更多公愤。
现在仍有这样的学生，因为某种原因，对学校、对老师，乃至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于是仇恨学校、仇恨老师、乃至仇恨社会。但是这些年轻的学生，却天真的认为，可以用不学习、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逃学、旷课、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或者故意乱七八糟地做作业等等，来对抗老师，报复学校和社会。拿自己的青春和宝贵的学习时间和机会，开青春和人生的玩笑。
张贤亮对自己“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家庭，因为解放而没落，从富足优裕的家庭生活，以及显耀光鲜的社会地位，突然间破败跌落，是不是有不理解、不接受？是不是有怀恨在心？是不是有仇恨和报复的想法？这些仇恨和报复的想法，是不是白天黑夜，无休止、不间断地噬啮扭曲影响着张贤亮的情绪、性情和学习成绩？至少现在张贤亮是不接受的，是仇恨的。
2、到图书馆看小说，是此前乃至今后所有“经常旷课”和“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的最好和最体面的理由。
而张贤亮因为经常跑图书馆看小说，所以“经常旷课”，以至““高三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这恐怕不能怪罪张贤亮深恶痛绝的所谓“身份识别制度”吧？而张贤亮也不会是在高三班面临毕业时，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才突然间全不及格的吧？
“经常旷课”，严重违反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严重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生中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不轻松，不好玩，不体面。
不知道在现在的中学，学校和老师是怎样面对“经常旷课”，长期“数理化英语几门课程全不及格”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能高中毕业？是不是能熬到高中毕业？现在流行的所谓学校里的“小混混”一词，是不是说的类似人？不知道。
年轻时候的张贤亮，还使人联想起大清完蛋后的一些八旗弟子。张贤亮象不象完蛋了的旧制度的纨绔子弟？
3、谁在偷窃？什么样的人在偷窃？
张贤亮说，“还在上中学时候，学生宿舍常丢东西”，“丢的只是墨水、邮票、信封、信纸、袜子之类的东西，不够向公安局报案的条件，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只能靠学校自行破案”。
好家伙，“这种顺手牵羊的事神探李昌钰也查不出”。也就是说，“这种顺手牵羊的事”，只有天知地知小偷知，连神探如李昌钰也不可知；而李昌钰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样的人啊，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无人可知；也就是说即使学校知了，“自行破案”了，即使不是张贤亮遇上，也是冤假错案。于是张贤亮自己给自己“不良少年”的劣迹平反了。顺手还给了开除他的学校一耙子：学校对张贤亮搞冤假错案。这就是张贤亮惯常使用的障眼迷糊法。事情是这样吗？
一、这些东西偷了没有用，不能用，只能“顺手牵羊”，乘隙偷来，寻隙扔掉；二、偷这些莫明其妙的东西，不够报案条件，公安局管不到。这样的小偷，偷的忒离奇，想的忒周到。
搞这样损人不利己事情的，只有心有怨恨，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心眼，又有点心计的人。这样的人，一心希望学校最好能经常出一点事情，闹得同学间人心惶惶，互相猜疑，不得安宁。于是没有事情也要想方设法搞出一点事情，于是经常喜欢搞搞这些小动作，恶作剧，偷着乐。
张贤亮，有点像。
当然学校不会仅凭“有点像”，想来还有其他说法。但是对搞老虎门之类的人来说，结果还是一样。张贤亮拒绝一切说法。对张贤亮来说，即使不是张贤亮偷的，即使是其他人偷的，即使是神探出世也不管用。而偷东西却又确确实实存在，于是张贤亮只能学耶稣一样走上十字架。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
这里，张贤亮说的是“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而不是“偷窃分子”兼“反动学生”。不要小瞧其中的“兼”字。这里张贤亮既不用逗号，也不用顿号，而是自行塞入一个“兼”字。张贤亮不是很喜欢“正式文件”吗？在开除处分张贤亮的正式文件中绝对没有这个“兼”字，这个“兼”字是张贤亮的又一个伪造假冒历史的证明。
张贤亮又一次使出障眼迷糊法，其开除主要的是因为“反动”，仅凭“反动”就可以开除了。所以，“偷窃”仅仅是“兼”，是附加的，强加的，冤假错的。张贤亮是很细心的，张贤亮的小聪明、小心眼用到家了。只是张贤亮自以为高明，忽视了天下人，天下小心眼人不止张贤亮一人。
张贤亮说：“于是，临毕业前我就作为"反动学生"兼"偷窃分子"被开除。还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受了黥刑，脸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虽然有点象无奈挣扎哀鸣，但其中“给以后戴一系列"帽子"奠定了基础”，“基础”之说，倒是有点象老实话。
其一：很难想象，做学生时即心有怨仇，经常旷课，不思学习，不学无术，抱有严重的“破罐子破摔”心态的张贤亮，在此后的劳动工作中，能很快痛改前非，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学习业务技术，认真勤恳工作。
其二：即使在没有所谓的“身份识别制度”的今天，无论国内国外，个人的各种不良记录和劣迹，还是很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工作的。这些影响，会造成这些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挫折和不顺利，这些挫折和不顺利再可能反作用于这些人，加剧这些有着不良记录和劣迹的的人的不良心思和劣迹行为。可以这样解读张贤亮吗？
所以，张贤亮的最有效平反，最好从在中学被认定为“偷窃分子”开除出校，开始平反。
而这个反就算能平，若按张贤亮所说，能平也变得难平，不让平。李昌钰还没有出来查，张贤亮就信誓旦旦地说李昌钰也查不出来，好像张贤亮比李昌钰更能似的。如此，谁敢接这个茬？就是有人敢接茬，也没有用，也瞎忙一场。还有谁比李昌钰更有权威，本事更大？绕了这么大圈子，正是张贤亮想要的。即使真相，也万万不能白于天下。
张贤亮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只有事情是张贤亮自己做的，张贤亮才能这么自信。这有点像荒唐的“老虎门”，及其荒唐的周老虎们。“机关算尽太聪明”。
这些都是张贤亮很遥远的年轻人时候的荒唐事情了，本不值一提。只是张贤亮自己花里胡哨地叨叨不休、念念不忘，并还一本正经地与很严肃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扯在一块。打着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幌子，肆无忌惮地用假冒伪劣攻击过去的整个时代，给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抹黑，给右派分子抹黑。
花起花落，云披云览。闲来一笑说。
20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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