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的文章不能说是“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我的写作原则是宁愿有偏颇的地方，也不能说一堆无可指责的“废话”。只要一篇文章中有一句有意义的真理，我就心满意足了。甚至那些偏颇的地方能够引起大家的争论和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是很好的。
我本以为我的文章已经很“左”了，会引起右派的不满，没想到却被一位恐怕是正宗“毛派”的仁兄逐字逐句的批驳了一番，文章就发表在的“国际纵横”。真的很感动，居然我的文章被人一字一句的批驳。不过我不解的是，左派的同志们能不能冷静点，能不能求同存异。再怎么说，也不至于因为我没有“批斗”“修正主义”就被当作“修正主义”批斗一番吧。
我不想与这位老兄（我相信他的岁数不会比我小）针锋相对的辩论。因为他太情绪化了，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有一点哪怕是建设性的意见他都不允许。甚至我为了能够和中间派（甚至包括“中右”）和“中左”的朋友能够探讨一些理论问题，在一些地方用了一些语气缓和的词语，他都接受不了。（如“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一报告无论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如何值得歌颂，但是，由于它引爆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积怨，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都是不可饶恕的”，我已经明确指出了报告是“不可饶恕”的，他还觉得不解气，还要强调“无论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如何值得歌颂”这样“退一步”的说法是“修正主义”）难道这位仁兄看不出来，我的论文主要是“概括出了三个非制度性的根本原因，以说明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且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实际上驳斥了以苏东剧变为论据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从反面论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这篇文章是针对右派观点的，而不是关于党内政治路线的，为什么非要强调“修正主义”呢？“修正主义”按他的说法就是内奸，那么我们能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根本原因就是“内奸”太多吗？那为什么有那么多“内奸”呢？就好像有人说，中国被日本打是因为“汉奸”太多一样，指导实践的意义不强。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我所指出的第二个原因“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矛盾”可能让很多人质疑。但我想不会有很多人像这位仁兄那样完全否定这一矛盾吧，毕竟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即便是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也不可能与共产主义完全一致吧。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是党的一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党，那么每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愿意像这些烈士一样为了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而牺牲自己吗？这就是矛盾。我想大多数人的意见主要是我过多的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批评了中国。但这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很高的层面上去分析问题，我也说了“本文无意指责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为”。我希望各国多做自我检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团结，如果总在互相攻击，那就没法解决问题了。苏联现在也不在了，作为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我宁愿检讨自己的同志。希望如果有一天还能有“新苏联”的话，他们也能检讨一下自己。苏联帮过我们，我们后来和他闹翻了，我们说它是“背信弃义”；我们也帮过越南，越南后来和我们也闹翻了，我们说它是“忘恩负义”。怎么“义”总在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就没有“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嫌疑吗？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改革了，我们说它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邓小平也改革了，估计朝鲜和越南当时也会认为我们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互相“扣”，这是完全的真理论战吗？我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总拿“谁是修正主义，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互相攻击，就如同基督教各派之间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一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把严肃的理论问题当作党内和党际斗争的工具，很容易造成思想混乱，最后把马克思主义的“井水搅浑”了，最后让人民对之产生了怀疑，80年代以后的信仰危机多少与此有关。
“修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外延过大，内涵不清的词，基本上就是对“异端”的总称。在党内错误路线不是没有，但是应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呢，还是应该当作敌我矛盾呢？我觉得“修正主义”只要不是从本质上背叛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就不能当作“内奸”，还是应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通过类似“整风运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比起来，应该不算一脉相承吧？赫鲁晓夫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故意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吧？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面临的不是“修正主义”的进攻，而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进攻，是彻底的背叛。恰恰是扩大化的“反修斗争”，影响了党和人民对“真正的反革命思想”的分辨能力，造成了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真是“处处无贼，处处贼”。
对于赫鲁晓夫当政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我确实有很多不解之处，而且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各个国家的描述都带有很大“政治需要”的色彩，很难看到真实的历史。我只能根据那些大家有共识的事实来判断。中国和苏联的论战很难相信是出于理论分歧的，中国虽然从口头上批判苏联“三全三和”、“三和一少”，但中国要求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是号召亚非拉人民革命，而并不是“输出革命”，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晚年改善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表现出了务实的外交姿态，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又与苏联有多大区别呢？而且苏联毕竟还和美国“争霸”，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能要在表面上更亲密一点。中苏政策的实质都是在社会主义不能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条件下的，从长计议。这个决战有两个障碍，一个是核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另一个就是苏联无力统一领导越来越自行其是的社会主义阵营。
马克思主义虽然经历了几位伟大导师的发展，但是人类历史毕竟在向前高速发展。很多新的问题都是导师们不可能预先想好对策的，他们是革命导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先知”。现在的左派同志切不可因为一些人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篡改马克思主义，而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发展研究甚至是修正研究。说句大话，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也不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需要无数马克思主义者去为之贡献正确的理论思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应该树立一些公认的原则，如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制等。而在这些原则下的问题，都可以研究、讨论，不能一棍子就打成“修正主义”。
说了这么多没有系统的话，最后还是呼吁左派的同志们团结起来，现在亟需进行的是理论研究工作，通过这些研究不只是要找到新的历史时期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策略、方法，更为主要的是使目前思想混乱的左派阵营重新凝聚起来，迎接新的历史机遇和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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