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中学西学之分。中学是指中国原有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西学主要是指的自然科学，尚不知有经济学。古汉语讲的“经济”意为“经国济民”，现在讲的经济，古汉语称为“食货”，日本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学。1902年严复翻译斯密的《国富论》，名《原富》。1908年朱宝缓翻译美国人麦克凡著《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经济学一词。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大量传入中国，在学术领域，开始显现出中学、西学、马学共存态势，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分天下。其原因在于中国哲学有两千多年历史，可以同西方哲学并列，而经济学（食货）在中国汉朝时有过辉煌历史，后来中断了。到了20世纪初，才从国外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放后的前30年，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而且是由苏联人解读的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汹涌而至，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中国经济学界远没有哲学界那样的大家气度，一直处于附庸地位，如同实业界的买办一样。老一代经济学家是苏联经济学的附庸，现在大部分中青年是西方经济学的附庸。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不应长期依附西方经济学，而要开创中国经济学，形成“三足鼎立”。开创中国经济学就是开创一门新学说，恩格斯在论及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时指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①我们要开创中国经济学，也应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为此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可以用多种方法进行分类，选用不同的参照系会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阶级为参照系，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无产阶级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这就是以前我们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否定阶级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将其当作唯一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对经济学还有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这里只谈功能分析方法。任何一门经济学都具有一定的功能，那就是适合一定的社会需要，包含个人的、家庭的、企业的、部门的、政党的、政府的需要。能适合社会需要的就兴旺发达，否则就萎缩乃至消亡。
理论的功能是提供思想准则和行为准则，特定的理论适用于特定的人群。如中国国民党党歌开头两句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指导思想，国民党执政时号称一个主义，其实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是一个主义。孙文学说则是一种学术理论、学术思想，当时的学术思想是多元化的，如孙中山提出唯生论哲学，同时还存在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再如，孙文学说讲“知难行易”“陶行知讲”“知行合一”，胡适讲“知难，行亦不易”。马克思主义包含有政治指导思想，主要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还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一元化的，不能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又包含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学术理论，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学术理论，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是多元化的，这就有多种哲学、多种经济学并存。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能的分析，应当正本清源，认清其本来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指明，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资本论》第四卷又名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讲过，马克思的新发现是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指明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进而考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显然，剩余价值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这一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观点分析经济现象，也就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剥削、私有制，以建立消灭剥削的平等公正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一种有永恒价值的平等理念，其功能是适合革命者需要，为推翻和批判旧制度提供精神武器。以功能为参照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是为革命者提供武器，是一种革命经济学。恩格斯于1859年在论及《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讲过，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马克思的经济学。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作出盖棺定论：“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解放事业。”②马克思创立经济学时，正是欧洲的革命高潮来临和无产阶级政党刚刚产生的时期，这就会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革命是历史的节日，革命者不会长期驻守，它会产生流变。一是革命者夺取政权后转变为执政者。二是由武装革命转变为争取民主。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主盛行，革命退潮，其原因何在？科斯的“交易成本”说给人以启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消除不平等不公正，也就是消灭和减少剥削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实现社会制度变革，以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广大民众并不象思想家那样高瞻远瞩，而是更关注现实。由于革命都和内战并行，“变革成本”太大，而民主方式则成本就小得多。科斯发现企业的产生源于减少“交易成本”。追溯历史可发现，民主的产生源于减少“变革成本”。因为社会一面临变革，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往往通过战争、动乱等方式解决，成本大，用民主方式解决，则“变革成本”就小得多。民主取代革命，在近年印度选举中上演了精彩的一幕。从1996年到200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这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劳动者未得实惠，乃至怨声载道，导致人民党在选举中失败而下台。印度共产党以代表劳动者利益为号召，在选举中战绩颇佳，同国大党一起组成政府，并在几个邦执政。由印度选举可得到一点启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现在分配领域，就是反对剥削，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力主平等公正，这一经济思想具有强大生命力，对于民主选举仍具有大的号召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适用于革命，也适用于争取民主，那么对共产党执政是否也适用呢？值得研究。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执政理念。共产党执政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源于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不少人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置疑，说现在用很少量的活劳动即可创造巨大价值，以此证明资本也创造价值。我们曾著文指出，人类几百年上千年创造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历史劳动成果，通过直接生产者和为生产服务的科研、教育人员，历史劳动与现实劳动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价值。③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是，现在高科技产品的价格昂贵，标明其价值大，何以价值大，是由于科技含量多，如大规模集成电路就运用了75门科学，而这75门科学并非现实劳动创造的，而是历史劳动创造的，在现代化生产中，不能认为单靠现实的活劳动创造价值，更不能认为资本也创造价值。我们又著文指出，科学知识是人类文明成果，只能公有，不能私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就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正义性、合法性依据。④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是提供执政理念和法理依据，这就是大用。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于制定具体政策就受到局限。这套理论反剥削、反不平等，私有制剥削同这一理论是对立的，这就不适用于制定政策。现讲一个具体事例。当前中国出现了以百万计的经营企业而发迹的富人（以下称富人），称之为企业家、社会主义建设者。按照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分析观点，这些富人是道道地地的剥削者、资本家，现在没有那位经济学家说这些人是资本家，也没有人说剩余价值学说错了，人们应对的口头禅叫实事求是，称之为企业家为实事求是，称之为资本家也是实事求是，这就是理论的不彻底。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一事例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学问题，有必要彻底讲清，作到能说服人。
在当下中国，富人是不是资本家？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命题：“我是谁？”。“我”指任何一个人，究竟是谁，并非绝对的存在，而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按照托夫勒的说法，人有多种角色，多种身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然是总和，就不会只有一种社会关系，而是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是处于多种参照系中。富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阶级集团为参照系，富人是雇主、是剥削者、是资本家。以职业集团为参照系，富人是管理者、是企业家。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参照系，富人是建设者。可见富人有三种身分：资本家、企业家、建设者。这套论点是用的“观察系方法”。⑤剩余价值学说是将阶级作为唯一参照系判定富人是剥削者、资本家，那是因为这一学说的功能是革命，不揭示富人的剥削者身分，则革命就没有法理依据。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将阶级当作唯一的参照系，则富人就是资本家。这样一来，富人就不敢办企业，对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都不利，最终也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以职业集团为参照系，富人可判定为企业家、管理者，也就可以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这是执政党的正确选择。可见，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当今执政党制定政策，不适用于建设事业，所以当下人们极少应用，体现为一句口头禅：不谈“姓资”、“姓社”。
对经济学的分析，应将战略问题和战术问题以及战略理论和战术理论区分开来，战略理论并非都能用于解决战术问题，如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一种战略理论，在战术上未必都能用。对此，我们有专文论述。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战略性理论，用于解决执政的理念和法理依据之类的战略性问题，不宜用于解决办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之类的战术性问题。现在人们不加以区分，有的宣称马克思主义无用，有的硬要联系实际加以应用，去解决具体政策问题，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中国经济学，就要将战略理论和战术理论区分开来。
二、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于西方，谈西方经济学就涉及到经济学的起源问题。
有位经济思想史学家海尔布鲁纳提出一个难题，说人类历史有6000年，出现过许许多多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科学家，市场也早就存在，而在亚当·斯密之前，却没出现过有影响 的经济学家。我们认为，这是由经济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经济学起源于管理生产，生产要用农学、天文学、数学、力学等，也就积累了大量知识，形成科学。而管理生产不需要什么学问，凭经验即可，也就没有积累知识，形不成科学。最早提出“经济”一词的是公元前400年的古希腊色诺芬，系苏格拉底的学生，作《经济论》一书，是用苏格拉底与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经济”一词，古希腊语意为“家庭管理”。当时家庭是个生产单位，有土地、农具和奴隶，管理生产不需什么学问，如该书说家庭管理要训练好妻子、管家和奴隶等等，这些道理人们从经验中可摸索会，是常识，不是学问。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讲一套哲学、政治学流传至今，长盛不衰。如苏格拉底一生讲正义，影响极深远。而苏格拉底讲的被称为家庭管理的经济，则早被人遗忘。再如，孔子在青年时，在季氏家作过管牛羊、管仓库的小吏，这正是色诺芬讲的“经济”。但孔子不谈如何致富，而是讲如何做人，如倡导“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反对“为富不仁”，成为富人的圣训。直到欧州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著名的学者，如卢梭、孟德斯鸠、伏尔太等等，都是些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尚不登大雅之堂。如洛克也有经济学著作，但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经济学之所以默默无闻，在于社会无此需要。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实用学问，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人们凭经验也可管理经济活动，不需要经济学知识。但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靠经验无法解决，还是需要经济学。一个典型事件发生在中国西汉时期。汉武帝到汉昭帝时，桑弘羊主管经济事务，推行盐铁官营、运输官营（均输）、控制物价（平准），遭到一些官员和儒生的反对，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中央政府召开一次经济政策讨论会。桓宽作《盐铁论》，不单是会议记录，而是作一番评论，全书60篇，《四库全书总论提要》称该书“所论皆食货之事”，古人讲的食货，就是今人讲的经济，故《盐铁论》可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这一次关于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大辩论和经济学巨著的出现，标明政府管理经济大有学问，从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政府经济学。由于西汉时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之后不再有，在近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学成了绝学。到了17世纪以后，欧洲的手工业、商业发展起来，这种源于中国的政府经济学在欧洲兴盛起来。
17和18世纪的经济学，是一种政府经济学，集中围绕一个问题：政府如何管理经济，相似于今人讲的宏观经济学。政府管的都是公共事务，而政治一词就包含有公共事务的意思，故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当时没有这门学科，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且经济学家多为政府官员，所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多来于亲身管理经济的实践。近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这一巨著有两大新贡献：一是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市场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政府是守夜人，保护私人财产和自由的经济制度。二是从宏观经济管理深入到微观经济管理。斯密的研究从劳动分工开始，由此发现分工使劳动简化，便于为机器所代替，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证明分工促进了交换的发展，由此引伸出商品交换、货币、价值和价格等经济范畴，提出了分配理论和工资理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着眼于宏观经济，只能为政府官员管理经济所用。由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则从宏观延伸到微观，可为管理企业所用。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都是沿着经济国家主义，亚当·斯密则开辟了经济自由主义，又称放任主义，并主导西方经济学近200年。到了19世纪末，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和政治没什么关系，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将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同。20世纪30年代，西方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先是各国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取得明显效果。继而出现了以经济国家主义为标志的凯恩斯主义，这一学派否定萨伊讲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总是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工人失业，主张由政府干预，扩大需求，以刺激生产，缓解失业。这套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各国政府欢迎，也得到经济学界普遍赞同，号称“凯恩斯革命”。30年代只有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力排众议，高举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旗帜，号称新自由主义，同凯恩斯的国家主义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两个主义的论战在历史上时常发生，我们称之为“千年论战”。⑦300年来，西方经济学派别林立，基本上有两大派：一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一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已有经济制度范围内如何管理经济，国家主义着重于宏观管理，自由主义着重于微观管理。管理一词含义太广泛，领导一切事务都可称为管理，领导或者说管理经济事务称为经营，如经营商店、经营房地产、经营城市。管理一个国家经济事务实际上是经营城市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的功能是为经营者提供理论依据，是一种经营经济学。
经济学是人创立的，人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生长的，西方文化就会对西方经济学施加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居主导地位。《圣经·旧约》第一章讲，上帝创造人，由人统治万物，这就为人征服自然提供了根据。按照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新教伦理宣称，工厂主、银行家、商人都是上帝选定的，为上帝创造财富是一种天职，由此可直接引导出“经济人”假设与个体主义分析方法。自由主义最初源于古希腊，后一直主导西方文化。这些是西方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支柱。现在西方经济学派别林立，其理论支柱是共同的。西方新教伦理将创造财富看作人的天职，中国儒家文化则要明辨义利，倡导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反对为富不仁。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中国文化倡导“天人合一”，即是人与自然和谐。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面临到两种制度和两种文化差异的障碍，很难对接。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富人经济学，崇尚个人致富，反对缩小贫富差距，否定共同富裕。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反对为富不仁，崇尚均等。新自由主义追求少数人富，民众由反对为富不仁，演化成“仇富”，势必加剧社会冲突。
文化与经济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西方经济学有两套方法：一是数学方法，着重分析现实的数据；一是历史制度方法，这一派甚为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塑造人，人从事经济活动和创立经济学，任何一门经济学都可追溯到其文化根源，对此我们作过专门论证。⑧20世纪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传统文化素养还不如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中青年一代更是根基浅薄。缺少传统文化根基，可以教书和译书，但无力独创，这是100年来经济学界处于依附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开创中国经济学，就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有传统文化的支撑。中国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在开创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应充分的发掘。
三、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新大陆
新政治经济学是个新起的学科，目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研究范围甚广，可说是经济学的新大陆，有辽阔的开发空间。
新学派和新教派类似，开始只是个小流派而后逐渐壮大起来。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情况类似于200年前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人们还在探索着回答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1966年布坎南等出版了《关于非市场决策的研究论文集》，提出了公共选择论，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1972年布坎南发表了《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政治应用》一文，由此可将新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按照布坎南在《宪法经济学探源》中所作的说明，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的，力图突破正统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几个流派，包括公共选择的政治经济学，法学与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⑨从目前来看，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支流，但支流也有可能形成一条大河。这就需要从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和社会需要来加以考察。
原本经济学是闭关自守的，既不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也不向其它学科渗透。上世纪40年代后发生变化，萨缪尔逊于1947年出版了《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1971年美国罗金发表《熵定律与经济过程》，是用物理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经济学。近年来又出现了衍化经济学（Evolution Economics），大量地使用了生物学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学更是将人推向新境界，普林斯大学心理学教授Kahneman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对传统经济学讲的“人是利益驱动的，且理性的作出决策”提出了挑战。⑩
由于经济学不断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而壮大起来，也就向外扩张，相互渗透，其中尤以经济学与政治学、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最强，二者的关系最密切，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一直围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探索，在争论，这究竟是属于那个学科的问题呢？1976年出版的美国《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这一定义不同于马歇尔讲的经济学（Economics），但能说明18和19世纪讲的政治经济学，更能准确的表述今天讲的新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的100年，政治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领地，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增长极，新政治经济学在此增长极上开拓，成为一门处于经济学前沿的新学科，它的产生符合科学规律。科学的发展沿着混合—分化—综合的路径前进，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是将政治与经济作为一种混合体来研究，是一种混合。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完成，政治经济学专门研究经济，是一种分化。新政治经济学统一地研究政治与经济，开始走向综合。它的产生还同20世纪后期新起的思潮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往往会出现某种思潮，对当时乃至后来一段时间，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17世纪后期产生的牛顿力学，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是将世界分割为一个个要素，这种要素论支配着西方传统经济学。到了20世纪下半期，出现了耗散结构理论，又称复杂科学，指明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宇宙是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些新出现的思维方式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影响，其中最明显地是新政治经济学。这一学派是将社会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揭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用交换统一解释经济学与政治学，奥尔森的集团理论关注个人和集团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政治结果，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为理论框架统一解释政治与经济活动。传统经济学是一种要素论，认为经济在单独起作用，经济学的视域就只限于经济。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整体论，将社会看作整体，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渗透，其视域比传统经济学要宽广。
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不仅只是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适应现实世界的变化。首先，从20世纪下半期起，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加快，由此引起各个领域的变革加快，单靠企业和市场难以应对，需要由政府来驾驭全局。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需要政府更深的涉及经济事务。第三，随着人改变自然的程度加深，自然对人的威胁增大，企业和市场都无力应对，需要发挥政府力量以面对自然的挑战。第四，20世纪末期民主浪潮再次兴起，对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社会科学更加需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被认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这一理论就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选民投票问题。可见，新政治经济学反映了当今的时代潮流，屹立在经济学理论的最前沿。
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在于有新的功能，之所以要根据功能来划分经济学原因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就是革命，批判资本主义，反剥削、反私有制。西方经济学的功能就是经营，即管理经济事务，包括微观的和宏观的经济事务。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限于管理经济事务，而是研究统一的管理经济和政治事务，而且其视域还不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由于它是在原制度范围内研究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这正符合执政者需要，原可为执政提供理论依据。17世纪政治经济学最初形成时，也是适用于执政，则新政治经济学又回归到执政。而执政是政治学的命题，这样一来，新政治经济学就混同于政治学。同时，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同政治学有交汇之处，但二者并不等同，如执政包含有管理军事和外交事务，这显然不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为此需要找出一个准确的词汇来表述其研究范围。汉字历史悠久，词汇极其丰富，总可以找到老词汇来表述新事物。
我们说西方经济学是一种经营学，经营本谓经度营造，语出《诗经·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意为营造一座灵台，现在专指经营经济事务，如经营商店、经营房地产等。经略一词原意为经国济民方略，策划处理国家大事。最初出现于《晋书·袁乔传》，袁乔对大司马桓温说：“夫经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然于胸心，然后举无遗耳。”意为谋划大事要有高超的智慧，胸有成竹，不会失算。经略即为谋划国家大事，明清时设经略使官职，位在总督之上。古汉语讲的经营，指管理经济事务，与今人讲的经营相同，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总管经济、政治、文化事务称之为经略，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我们在一篇文章中讲过，管理一个城市的经济事务，称经营城市；总管城市的全局事务，包括发展经济社会事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称经略城市。⑾因此，经略比经营包含的范围更广，处于更高的层次。新政治经济学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一起，其视域广阔，开辟了经济学的新大陆，中国经济学要能独立于世界之林，应是在这片新大陆上开拓。新政治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由此开拓中国经济学岂不是依附于西方经济学了吗?首先要明确,中国经济学是新经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产生于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其次,还存在异地扩大效应。由于历史条件原因，一个小的流派在原发地微不足道，传入异地会转型成一个大的派别，基督教的形成历史给我们以启示。罗马帝国初期，犹太教有诸多教派，其中有个小小的“拿撤勒派”，耶稣为这一派的传教士,自称上帝的使者,即救世主。希腊语称救世主为基督,耶稣的信徒将他创立的教称为基督教。基督教开始受排斥，罗马人称之为东方教派。后来，基督教将教义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西方的一大宗教。现在的新政治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我们吸纳这一学派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起来，以开创中国经济学，这就类似于欧洲人吸纳犹太教而创立基督教，则中国经济学就不是依附于西方经济学，如同基督教不是依附于犹太教一样。
四、中国经济学与三足鼎立问题
自然科学在世界上是统一的，如牛顿力学、量子力学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哲学社会学则是多元化的，在全世界乃至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会同时存在多种哲学社会科学，也就会有多种格局。就当前中国而言，历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一统天下，西方历史学影响甚微。哲学在20世纪一直是三足鼎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在20世纪的中国大多时间为两驾马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先后依附于二者，就如同经济实体总要挂靠一个单位似的。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异常庞大，而且，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这就需要有中国独特的经济学，同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学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学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不依附，不挂靠，同以往的经济学分庭抗礼，由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开创中国经济学就要立足于原创，自行创造原理，从基本理论起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个牢固的理论基础，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指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⑿亚当·斯密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经济人”假设为支柱，建立起一套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要开创中国经济学，也要先建立理论基础。但自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那就是实践万能论，认为实践出真知，其实，这是唐朝杨绾提出的实学（《旧唐书·杨绾传》）。宋朝时，实学提出一个论点：“亲身践履，自然明白义理”。这就是今人讲的“实践出真知”。理学大师朱熹则提出理学观点：“不见路，如何行走，不明义理，如何践履”。（《朱子语录》卷九）实学思维方式对于认识具体问题，如办经济特区，包产到户等最为适用，可说是“亲身践履，自然明白义理”。而对于开创一门新学科说来，理学思维方式较为适用，那就是先见路再行走，先明义理再践履。所谓“义理”就是今人讲的价值理念和社会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讲了十几年，但成效不大，究其原因除了这一事业本身极为艰巨以外，还由于受实学思维方式局限，认为可以靠实践创造出新理论。这就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先明白义理。一是要明白社会发展规律，一是要明白人的选择或者说人性，我们提出的二元选择论可回答这一问题。⒀现简述如下：
二元选择论是将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看作是人选择的结果，这就要从人性或者说从主体出发。人性并不复杂，那就是求生向上，称之为性上论。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向上），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便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称为发展轨道，这是主体的必然选择，发展轨道就成为发展规律。这个道理简单易明，不必多讲。
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也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人可以通过斗争取得政治权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则依赖于协同。只有人际关系和谐才能协同，只有人与人平等才能和谐，故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协同最有利于发展，不平等使冲突斗争一直持续下去，陷入内耗之中，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人类的成长包含有理性成长 ，经过长期的斗争能够领悟到人际关系平等和谐，减少内耗，形成合力，最有利于发展，最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故平等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是一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判断，不具有客观性，唯独平等具有客观性，可以明确界定。如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几千年来都没有疑问，而私有制是否符合自由、民主、人权、正义原则，人们的理解会大相径庭。如古希腊哲学家光谈正义，认为不平等并非不正义。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则提出，平等就是正义，不平等就是非正义。由于平等具有客观性，也就可作为衡量各种规范（包括法律、道德）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客观标准。
同平等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是公正，公正与公平、公道是一个意思。公正所回答的是：如何执行规范，能平等地执行是为公正，否则是为不公正，故公正是特定规范内的平等。平等所回答的是规范本身的性质，体现的平等程度高，是为先进的制度；体现的平等程度低，是为落后的制度。因此，平等又是衡量制度文明的标准。以历史为坐标，平等是衡量社会规范的标准；以现有社会规范为坐标，平等是衡量公正的标准。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条途径：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打破旧规范，建立新规范，新规范一定比旧规范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更重要的是平等地执行规范。三是民主，执政党推行的政策，过度的不平等、不公正，在民主选举中会下台，新上台的会革除旧弊，推行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条途径，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主体的必然选择，从而形成平公规律。
明白了社会运行规律（轨道），就可以确定对以往经济学的继承和吸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指明了引起贫富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为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提供了理想目标，这符合社会运行的平公轨道，具有永恒的价值。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批判的武器，其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指向剥削者，指向为剥削者辩护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经济学应予以继承。西方经济学指明如何管理，包含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和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这对发展生产力有实用价值，中国经济学应予以吸纳。但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在继承和吸收上，而是要创新，有自身原创的部分，有无原创为中国经济学是否独立门户的标志。我们之所以要开创中国经济学，是基于现实条件。首先，我国经济规模特别巨大，且发展很快，同时又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第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大范围变革时期。历史经验证明，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正是需要新思想的时期，必然带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恩格斯讲过，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比10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学会有个大的发展，正是由社会大变革这一需要来推动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济学依据，这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总体功能。现有的经济学都不能实现这一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能是批判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学的功能是建设社会主义，二者历史条件错位，圆凿木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回答执政理念问题，中国经济学是面向现实问题，二者细凿巨枘。因此，无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建立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源于西方，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与我国大相径庭，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建立中国经济学，可谓南桔北枳。第三，开创中国经济学还基于摆脱经济学的困境考虑。当前经济学在中国形成两极格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前者立足于批判现存的不平等不公正制度，后者立足于维护现存制度；前者重理想，后者重现实，如此等等。中国经济学人继续依附于二者，就会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最后，提出开创中国经济学还基于对经济学演变趋势的考虑。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产生了一种错觉，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作计划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视作市场经济学，由此引发的经济学转型已露端倪，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来势汹猛，摆脱了苏联经济学的控制，又受西方经济学控制，阻止这种西方经济学独大局面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出路是开创中国经济学。有人根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发展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生产力，只有打破私有制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建立中国经济学尚可行，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建立中国经济学是不可行的。
以上说明开创中国经济学完全必要，同时也完全可能。首先，我们有个大的实验场。自然科学主要是通过实验而创立的。经济学是以社会为实验室，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是一个大的实验场，中国经济学可从中取得知识而丰富起来。其次，中国经济学人依附两大经济学达百年之久，并来回改换门庭，这就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知识，为独立门户准备了条件。最后，中国有深厚的文化资源，为开创新学科提供资源。同时中国学人还具有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近千年来，开创了程朱理学、明清实学，明朝一个小商贩王艮，创立了一种影响甚大的泰州学派。这种开拓创新的学术传统，为开创中国经济学提供精神动力。
开创中国经济学从何起步？首先要分析经济学的现状。当前我们面对的经济学有三类：一是有300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二是有150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有20多年历史的新政治经济学。这同赤壁大战时刘备的处境相仿。曹操雄踞北方，兵多将广；孙氏家族经略江南三代，根基深厚。这两块地盘无法进入。只有西川，刘璋实力薄弱，易于进入。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根基深厚，长期开垦，扩展余地很小，再挤进去，难以取得成果。新政治经济学是一片新大陆，扩展空间大。现在中国经济学要以新政治经济学为起点，并非要依附新政治经济学，而是因为这门新学科处于草创时期，尚未定型，且视域广阔，易于开拓。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新政治经济学是近二、三十年产生的新学科，处于经济学前沿，较为适合时代潮流，这正是中国所要面对的世界潮流，也就较适合中国的国情。如世界上出现了政治与经济接近的潮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政治大厦的经济基础，则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正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课题。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提高效率，将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正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私有化或曰民营化，正是西方经济学的陈词老调。再如，20世纪末期，民主大潮汹涌而来，各国和各类人都大声呼唤民主。西方搞的民主是一种自由主义民主，已有200年历史，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州“四小龙”经济发展很快，但那是在一种权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而非在民主制度下发展起来，不能认为民主一定能推动经济发展，更不能认为只有一种自由主义民主。⒁民主与经济的关系，正是新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大有开拓空间。新政治经济学处于前沿位置，我们以此为起点，开创中国经济学，走了捷径，易于达到制高点。
五、开创中国经济学的路径：从问题上升到主义
开创中国经济学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主要是从新政治经济学出发，已如上述。同时要面向现实问题，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给我们以启示。问题主要是指现实中的问题。主义指一套思想体系。有政治上的主义；有学术上的主义，与学说、学派通用，如凯恩斯学说（学派）又称凯恩斯主义。学术上的主义都有一套范畴、概念、命题，集中体现为原理、规律、定理、原则等，这里只谈学术上的问题与主义。科学发展有一条共同的路径，那就是从问题起步上升到主义，如普朗克从热辐射问题起步，而后形成了一套量子力学体系；科斯从无线电波频率波段分配问题起步，建立起一套产权理论。
同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有两类：一是新问题，同时也是受到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二是长期说不清的老问题。回答了这两类问题，会带动科学的发展。我们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平台谈起。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最古老的问题。通常认为，生产力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就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由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增大，说明人和自然都在改变，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也在改变，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问题也就很难一劳永逸地说清楚。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近30年突现的一个新问题。1973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一份报告，说地球资源面临枯竭。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倡导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防止环境和资源危机。学术界指出，旧发展模式为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满足需要，新发展模式为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政界人士也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欧洲诸多国家成立了绿党，我国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进入新世纪，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了新问题，热门话题。
自然本是先与人而存在的，也不受人控制，古人称之为“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构成一个独特的“天人系统”。在天人系统中，天和人都是整体。人可以分为单独的个体，但天对应的不是个体人，而是整体人。如风调雨顺所惠及的不是个体而是整体，飓风暴雨所危害的也是整体。在社会系统中，每个人不同，有贫富贵贱之分。在天人系统中，对应的是整体的人，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西方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出发，所讲的“经济人”是一种个体人，个体人可以将自然物分割成小块，加以经营谋利，而自然是个整体，资源枯竭、环境危害和天灾面对的是整体人。西方经济学是一套体系，是每个经营者的行为指南，这就会驱动每个个体去一块块经营自然，导致个体与整体的冲突，最后会破坏天人系统，造成严重后果，美国新奥尔良市遭飓风破坏就是一例。新奥尔良市是个海滨城市，原来城市周边有大片湿地，为城市的天然屏障，对水的袭击有缓冲作用，而商人只顾赚钱，将湿地填平建成旅游场所，就失去防线，结果飓风暴雨来临，淹没了城市，90%的建筑物受破坏。
人进行生产活动，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人投入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从自然界中换取产品，同时也制造出一个人为的生态环境，而这个人为的生态环境影响着群体，却无法进入市场交换。交换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哈耶克说经济学就是交换学。而西方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和个体主义出发，所讲的交换是指个体之间的交换。而天人系统中的人则是整体人，这样西方经济学就难以分析和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从“经济人”出发，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这就会自发地扩大生产使交换最大化，传递到天人系统中，就是人扩大开发自然，并扩大向自然供给废物。而自然本身是有限的，它要求人少开发资源和少向自然弃废物，即要求交换最小化。而交换最小原则同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由此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理论乃至西方经济学存在根本局限性，那就是无限自然假设，即自然供应资源的能力是无限的，需求扩大即带动供给扩大；自然容纳人供给的废物也是无限的，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20世纪后期开始，原生自然向人为自然转化，无限自然向有限自然转化，自然界形成一种无形之力，阻止那只“看不见的手”，人的需求扩大，自然不能扩大供给；人的供给扩大，自然无法容纳。天人系统正是市场经济的“麦城”。
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并非由人造成，都认为是天灾。进入工业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人类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另一方面，由人的行为引发了新的灾害。由于工业化会在更大规模、更大程度上改变自然，而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人体已适应了这种水质和空气。生活环境在几十年内突然改变，水和空气受到污染，这些新出现的环境对人体的危害，习惯上称公害或环境公害。这与自古就有的自然灾害有个明显不同之处，自然灾害并非由人造成，环境公害则是人为的。公害危及全体人，造成公害的并非全体人，而是一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妄行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得利，群体受害，二者利害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讲的分配，是对个体人的分配。在天人系统中，自然分配给整体的人以利和害。在人世间，对利（财富）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害则是平均分配。实际上富人更便于逃脱灾害，如美国新奥尔良市遭水灾，富人有便利条件逃离，受害的多为穷人。同时环境公害是由少数人得利而造成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即得利多的人受害少，得利少的人受害多，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思路就是遵循利害均等原则，由得利多的人作出补偿，这是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明，在社会系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通过对自然与人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天人系统中，天和人都是整体，西方经济学的基点是个体人，这就出现了天人系统的整体性和个体人基点的矛盾。在交换领域中，天人系统要求自然与人的物质交换最小化，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行为，则导致交换最大化，这就出现了最大化与最小化的矛盾。在分配领域，自然界对应的是整体人，对每个人是平等的，西方经济学是从个体人出发，导致利害不对等，得利多的受害少，得利少的受害多。从对天人系统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个体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根本的局限性，根本的缺陷，无法说明和解决天人关系问题，这正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罩门”。同时揭示了应对天人关系的基本方略：整体原则，最小化原则，利害对等原则，这就为中国经济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由此证明，在开创中国经济学的征途上，从问题上升到主义的道路是行得通的。
【参考文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7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777
③ 唐昌黎：信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J] 中国经济问题 1985（5）
④ 唐昌黎：从选择论看社会制度变革 [J] 人文杂志 2002（6）
⑤ 唐昌黎：论观察系方法及其在信息研究上的应用 [J] 国内哲学动态 1984（1）
⑥ 唐昌黎 孟海贵：指导经济建设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研究 [J]
江西社会科学 1991（3）
⑦ 唐昌黎 孟海贵：经济学的千年论战 [J] 理论学刊2004（9）
⑧ 孟海贵：当代大思潮 [M]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75—98
⑨ 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想 [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394
⑩ 赵 晓：经济学帝国：荣耀背后的隐忧[N] 社会科学报 2004.3.11
⑾ 孟海贵：从经营城市上升到经略城市 [J] 城市 2005（5）
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37
⒀ 唐昌黎：一元决定论与二元选择论 [J] 人文杂志 1988（3）
⒁ 唐昌黎：民主政治与共和政治刍议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0（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