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诚信论

社会诚信论

定义

心理机制

早期诚信问题

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民无信不立

国家诚信

文化和宗教

诚信悖谬

道德、法律和教育

解决中国现阶段诚信问题的原则

诚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课题，以致我们的社会学词典至今尚未收录诚信一词。诚信是人的本性，是社会道德和法律的一项内容，由于道德和法律的废弛导致谎言和欺骗大行其道，人们才切身感觉到诚信的珍贵。如果不是适逢社会转型，人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注意这个问题，也正因为适逢社会转型，诚信问题才显得如此突出。如果引经据典解释诚信一词，将陷于循环定义，如《说文》：“诚，信也”，“信，诚也”。为避免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牵强附会所云非云，在这里我们对诚信仅作简单侠义的理解，即诚实守信：言而由衷谓之诚，不诓人谓之实，亦即说真话，不骗人；信，人言也，言而践之谓守信，亦即说话算数，恪守承诺。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撒谎，只是我们不注意而已，这些日常的、礼节性的撒谎并不会毁损我们的名誉；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经意间信口开河，尤其是对小孩说话时，同样的，这些信口开河并不会贬低我们的人格。这种不诚实、失信并非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相反地，是友好的至少是非恶意的，是出于礼节和尊重他人，或者作为一种圆尴尬之场的办法，我们因此不会被戴上“不诚信”的帽子。从另一个角度讲，撒谎和欺骗是任何文明社会运转所必需，没有了撒谎和欺骗，就如机器没有了润滑油，运转就要停止，这么说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自由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轻微地伤害其他人，同时也被其他人轻微伤害，撒谎和欺骗将我们从这些日常的轻微伤害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讨论诚信问题时，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大行”和“大礼”问题，至于日常的“细谨”和“小让”问题应该留给礼仪学家们。

诚信是有阶级性的，阶级矛盾的双方可以有诚信，但不是主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更主要的是谎言和欺骗。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只是小阶级间的矛盾，专制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矛盾才是大阶级间的矛盾，阶级矛盾的焦点是专制和民主，阶级矛盾的本质是等级制度。专制体制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一旦失去这台暴力机器，阶级统治将瓦解。在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一张选票，人人都受公正法律制约和保护的民主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阶层，这不是由于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发展机会不均等造成的，而是由于个人禀赋差异所导致的。社会阶级是对立的，对立的根源在于垄断性；社会阶层不是对立的，而是交互流动的，由于机会均等，这种流动性是很高的。在民主社会，个体得到充分自由发展，个体差异拉大贫富差距，而政府致力于削减贫富差距，税赋主要用于全民福祉，尤其是弱势阶层，民主社会的贫富差距是人类有文明史以来所最低的，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民主制为人类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不管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自由民、自耕农、个体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非赢利组织劳动者等自食其力者在整个社会的人口中总是占多数地位，他们的诚信度决定着整个社会诚信水平的高低。

心理机制

人本诚信，如果潘多拉之盒没被打开，也许人类就一直那样率性诚实地生活着，撒谎和欺骗是后天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习得的。这个结论不需要太多的论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婴幼儿的行为轻易得出，大致到4—6岁，在掌握一定的语言，学会简单的逻辑思维后，一个人才初步具备撒谎和欺骗的能力。具体而言，对一事一物，人们是不是诚实守信，取决于他对不诚实守信所可能导致的损失的预期，即如果人们预期不诚实守信所带来的收益高于损失，人们将选择谎言和欺骗；反之，如果人们预期不诚实守信所带来的损失高于或等于收益，人们将选择诚实守信。损失和收益是个相对概念，相对于当事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权势。我们不会为了一块钱而撒谎，但一个乞丐可能为了一块钱而撒谎。影响预期损失的另一个因素是谎言和欺骗被揭穿的可能性，法治的完善度对此起决定性的影响。

在趋利避害的过程中，示范效应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尤其起示范作用的是名人或政府官员时作用更大。一个靠谎言和欺骗而获得巨大利益而没被道德和法律惩罚之人，他将激发带动起他所在生活圈内的多数人走向谎言和欺骗之路，如骗子村的形成；当一个社会的名人和政府官员频频靠谎言和欺骗获利而没被道德和法律惩罚时，整个社会将爆发诚信危机。

长期地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诚信亦不例外，与自我中心近，诚信度高；与自我中心远，诚信度低。一般来说，人们对与自己利益不相关者诚信度高，对与自己利益相关者则有着近乎本能的保留和警惕。这种保留和警惕未必就是撒谎和欺骗，也可能是诚信。如果利益相关方是平等的主体，既包括人格上的平等也包括法律上的平等，法律是公正严明的，双方的撒谎和失信成本是对等的，则利益相关的双方或多方可以是诚信的，否则他们间将充斥着谎言和欺骗。

由于生活环境和人生历程的不同，每个人所得到的强化教育不同，有的人会变得越来越虚伪奸诈，有的人会变得越来越诚实守信。由于个人的天性禀赋等个体差异，有的人对撒谎和欺骗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有的人即使有职业政客教之亦难得撒谎和欺骗之精髓。从骗子们的人生经历看，他们本都是很平凡的人，基本上都因初次撒谎和欺骗获利未遭到惩罚，在尝到撒谎和欺骗的甜头后，不断重复着撒谎和欺骗，以致走上不归路。

在不涉及利益和损害的情况下，人们的言行总是忠于自我、表里一致的。对一个正常人而言，撒谎和欺骗是令人痛苦的，是一种心理负债。但对那些撒谎成瘾的人来说可能是例外，而这种人大都有人格分裂倾向，因为长期的言不由心、行不合意的状态会持久扭曲他正常的心理机制。所幸，每个人都本能地会进行自我修复以防人格分裂，有的人会选择在一个人时通过歇斯底里的发泄来缓解这种精神压力；有的人会通过不断结交新的异性来缓解这种压力；不断得到奉承或鼓励也是有效缓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很多时候，对理想、抱负的执着追求会让人觉得撒谎和欺骗是正当的；求神拜佛、测字算命等迷信活动对那些有神论者也是一种解脱途径。当正常的心理机制被扭曲得太厉害以至于难以进行自我修复，极度紧张的精神压力无法得到有效释放时，上帝只给出了两种选择：发疯或自杀。悲哉！

人类的情感在诚信困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常常超脱于利益之外，并不总是与利益协调一致，有时甚至与利益是冲突的。人们经常会牺牲利益以安慰情感，也经常会牺牲情感以获取利益；这就是人性的诡谲，也是人性的可爱和伟大之处。

早期诚信问题

“慧智出，有大伪”，规矩立，方圆成。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人类的第一次撒谎和欺骗始于何时，当人类的智慧被用于与自然和其他物种的生存竞争时，也可能被用于与人类自己的竞争。生存和繁衍是一切生命的目的，人类社会不是蚂蚁群落，不受铁律控制，人类个体是天然独立自由的，每个个体都以维系自己的生存和繁衍为首要目标。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人类的第一个规则始于何时，当人类的本能和智慧威胁到群体的安全和种群延续时，必将诞生共同规则以规范个体的独立自由。人类处于自然界食物链的中游，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也许我们的DNA中存在让我们群居的基因，也许自然环境与人种的特性决定我们的祖先必须群居，总之，我们人类几百万年来一直过着群居生活，也正是群居生活和集体合作促使了我们人类语言的产生，语言的产生为撒谎和欺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人类社会的采集和守猎阶段，那时的人类，几十人一群，到处采集野果、块茎，四处守猎，过着集体“流浪”生活，人类所能够采集和捕获的食物也许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种群生存之需，有人称那种有食物时大家一起吃、无食物时大家一起挨饿的社会为原始共产社会，其实是无剩产可共，亦无剩产可私。我们不能证明那时的人类绝对诚信、丝毫不存在谎言和欺骗，我们坚信在那种生存条件下，谎言和欺骗没有存在的必要性，那时人类的智慧更主要的用于与自然的抗争。这种情况在农业文明出现后被改变，农业文明在创造剩余财富的同时，也激发了人性无厌的贪婪，与剩余财富一同出现的必然是对剩余财富的保护和掠夺。人类的智慧从主要用于与自然的抗争演变到主要用于与人类自己的抗争---保护自己的财富或掠夺他人的财富，这也是部落或国家的形成原因。当人类的智慧主要地用于与人类自己的抗争时，谎言和欺骗可能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而枝繁叶茂。

保护和掠夺是部落或国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征服和兼并是酋长或国王们人生价值观的自我实现。民众上交财富给部落或国家，部落或国家保护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这是交保护费；民众上交财富给部落或国家，然后到其他部落或国家掠夺，战利品大家分，这是投资。随着国家制度的成熟，国家的投资功能出现异化，专制社会的投资收益为统治集团垄断，民主社会的投资收益由民众共享；民众上交给国家的保护费被固定化，演化为后来的税赋。随着国家的形成，整个社会形成两大对立统一的诚信主体---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

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

人人生而独立自由平等。对早期人类社会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一直是平等社会，农业文明的出现，剩余财富的产生，人性的贪欲被激发，禀赋的不同导致了贫富分化。平等的生物人和不平等的社会人的矛盾贯穿整个专制统治社会，作为生存手段的谎言和欺骗亦伴随着整个专制统治社会。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民主社会的产生，谎言和欺骗才不再作为生存手段，诚信成了生存手段。

从产生的机制看，国家权力的获得只有两种根本途径，一是暴力，一是委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有的专制统治权，都是依靠暴力获得的，专制统治权可以由最高统治者的子孙世袭，也可以由统治集团内部人员轮流做庄。从氏族到部落到国家，从族长到酋长到君主，这个过程可能很曲折复杂，也许权力具有天然的集中和膨胀倾向。等级制度是维系专制集团既得利益和专制统治权的基础，是不容质疑、不容动摇的，等级制度一旦被打破，将意味着专制统治权的瓦解；专制社会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甚至统治集团内部的基本诚信态势是谎言和欺骗，诚信被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在专制社会，诚信是分裂的，是不统一的，统治集团和民众间的诚信是不对等的，不诚信是常态，诚信是例外。

在专制社会，下对上是不是该诚实、什么时候诚实是有讲究的，官场之道，步步陷阱，招招致命，不能一味诚实，也不能一味虚假。下对上不诚实，是罔上、是欺君，轻则打扳子坐大牢，重则砍脑袋诛九族；反过来，如果下对上诚实，是不是就可避免打扳子坐大牢、砍脑袋诛九族了呢？不是的，下对上的诚实只有在符合上面的思维、迎着上面的口味、摸着上面的脉搏、顺着上面的心情时才是安全的，否则还是不安全。如“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诗句如果让皇帝看到的话，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幸李绅凭机智未被抓住把柄；而相近意思的诗句“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却是皇帝的作品。专制统治者在堵塞和消灭不同声音的同时，也使自己陷于谎言和欺骗的沼泽之中而无力自拔。上对下则不需要也不能讲诚实，要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权谋之术和策驭之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普通百姓的基本要求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对有些许权利意识的民众将蔑之为“刁民”；对下级官员的基本要求是恭顺服从。上对下不诚实，不是过不是罪，而是谋略。可见，在专制社会，下对上诚实是制度要求；上对下诚实是良心和道德；这是不对等的诚实，是不公正的诚实。

上对下要讲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君无戏言”，讲信是手段，目的是使民忠心耿耿地为他们保住江山社稷荣华富贵。而当守信的代价太高，他们则会轻易找个借口将承诺抛置脑后，就像什么也没说过似的。由于没有规则、法律的约束或有而不能约束，上面是不是跟下面讲信用，什么时候讲信用，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利益和代价的权衡。下对上则被严格要求讲信，否则亦是罔上、欺君之罪，领了“将军令”后，便无了回头路。可见，专制社会上下之间的信是不对等的，是不平等信用。

在专制社会，人人都说忠于皇帝（国王），人人都在祈福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不忠于皇帝或不表现出忠于皇帝者以及不祈福皇帝万岁者都将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头，而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人是真心的，多数人是违心的，谎言和欺骗成了保全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的必然途径。

每个专制王朝，开头时大体能施行薄赋仁政，后来，无可避免地朝着苛捐暴政方向演变。如上文述，民众上交的税赋，本来目的是保护和投资，而在专制社会，税赋被异化为专制统治者统治人民的物质手段，成了统治集团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源源不断的财富来源，民众交税不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迫于统治者的恐怖和暴力，谎言和欺骗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在此找到了广阔用武之地，税赋成了所有专制社会谎言和欺骗最盛行的领域。在专制的工业社会，这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几乎每家企业都有两本账，内账给自己看，外账给统治集团看。除了谎言和欺骗，人民群众还有一个办法少交税，这就是腐蚀、收买统治集团的官员。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皆感慨民之难治，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民不愿受他们管治甚至会造反，上有政策，符合下意则执行，不符合下意则虚与委蛇或干脆抗拒，这让将自己视为人民之父母的专制统治者头痛不已。这些专制统治者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在于一个“治”字，他们忘了人民跟他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生而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任何统治者的管治。专制社会无法破解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到民主社会才得到较为圆满地破解，这就是民主。民主制度将治与被治者的方向扭转过来，治民变成了治官。

在民主社会，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委托，等级制度被打破，人民不再被分为三六九等，人人生而独立、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得到充分彰显。官员是人民推选出来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官员受人民管理，而不是管理人民，人民不受官员管理，只受他们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和公正普适法律的约束。因此，民主社会的诚信是全方位的，双向的，诚与信是统一的，诚信是常态，不诚信是例外。

农业文明出现之前的采集和守猎社会，人们的诚信与民主社会的诚信是不同的。在采集和守猎社会，人类可能还没学会撒谎，但至少可以推论那时的社会不存在撒谎和欺骗的土壤，那种诚信是天性率真的诚信，是撒谎和欺骗的客观条件不具备的结果，是民智未开的结果。民主社会的诚信是道德和法律制约出来的诚信，是撒谎和欺骗的代价太高的结果，是诚信教育的结果。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

我们知道，撒谎和欺骗始于农业社会，因为有了剩余产品和随之而来的保护和掠夺斗争，人类的智慧被主要用于与人类自己的竞争。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严格说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而是实质性改良，只是这种改良的优势效果太明显，人们还是习惯把蒸汽机的发明荣誉授予瓦特。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动机是什么？是赚钱，赚钱以改善因生意失败而致的贫穷生活，目的非常明确。发明蒸汽机就能赚钱吗？是的，因为有《专利法》的保护，而且保护能落到实处，不是停留在法律条文的纸面上。再往前推是光荣革命、文艺复兴、大宪章。大宪章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开端，核心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将国王纳入法律的约束，王权不再高于一切，法律高于一切！权大还是法大是判断专制和民主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权大于法必定是专制社会，民主社会必定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为人类诚信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人类开始迈向全民诚信、平等诚信的良性轨道；或者说，只有法大于权的社会，才可能有平等的诚信，全民的诚信！

专制社会和农业社会、民主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时间差。有的国家还没进入工业社会，就开始了民主历程；有的国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却还实行专制统治。这段时间差可能长达好几百年，但相比较人类百万年的历史，几百年的时间很短；相比较人类个体几十年的生命，几百年的时间很长。专制社会必然是等级制的，农业社会的主流是等级制的，工业社会和民主社会并非都是平等的社会，平等社会是在民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逐步形成。在等级社会末期，平等思想已然居主导地位；在民主社会早期，等级制的影子还随处可见。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可能不带血腥，但不可能缺少暴力；从民主社会进步到平等社会，则是和平的，血腥和暴力可能缔造出一个民主社会（推翻专制统治），但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社会。没有平等社会的法治和人权的保障，就不会有平等的诚信。

农业社会的基本政治方式是人治，基本社会结构是等级制，基本的经济模式是自给自足，总体特点是封闭，所以农业社会诚信的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局域性，主要表现为地域局限和亲缘局限，即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对具有亲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的人，诚信的范围和深度是不同的。本地和外地是相对概念，在县里，本村的是本地人；在府里，本县的是本地人；在省里，本府的是本地人；在京师，本省的是本地人。亲缘关系有亲疏之别，非亲缘关系有熟人、朋友、不相识等之分。农业社会诚信的局域性特点对诚信的范围和深度有直接的影响但不直接起决定性作用，更主要的起的是桥梁作用，如在京师相遇的两个本村人比两个本省人更容易结成莫逆之交，两个亲戚比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更容易形成利益同盟。

工业社会的基本政治方式是法治，基本社会结构是平等制，基本经济模式是大生产、大流通，所以工业社会诚信的特点是开放性，表现为一是平等待遇，诚信的主体和内容不受地域和亲缘制约或制约微乎其微；二是法治化，诚信被纳入法治轨道，诚信记录成为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在农业社会，诚信与否主要受道德约束，地域和亲缘关系对诚信水平的影响很大，工业社会的诚信主要受法律约束，受地域和亲缘关系影响较少。

农业社会除了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两大对立统一的诚信主体之外，还有一对诚信主体，即地主和佃农，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地主千方百计想提高地租，佃农百计千方想降低地租。专制的工业社会除了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两大对立统一的诚信主体之外，还有一对诚信主体，即资本家和工人，民主的工业社会则不存在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这两大对立统一的诚信主体；两者的基本关系是资本家千方百计想降低工资福利，工人百计千方想提高工资福利。地租和工资福利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利益，就如一块蛋糕两个人分，给张三多，给李四自然少了，反之，给李四多，给张三自然少了。虽然地主和佃农的人格和法律地位基本平等，但法制只是辅，人治是主，在人治的等级社会，财富和权势本身就是真理，地主和佃农撒谎和失信的成本是不会对等的，因此，地主与佃农之间是不会有平等的诚信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人格和法律地位基本平等了，撒谎和失信成本也基本对等，但两者间的诚信依然不平等，因为资本家始终是企业的管理者，工人是被管理者，他们的宏观地位是平等了，微观地位始终不平等。平等的宏观地位与不平等的微观地位导致的低诚信度现象既是在民主社会的国有企业里也依然存在，但这毕竟不构成整个社会诚信水平的主流。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则法律地位就不平等，更无诚信可言。奴隶并非一点人权都没用，也有一点人权，就是奴隶主杀死奴隶的话要赔偿一定的金钱，而不用负刑事责任或只负轻微的刑事责任。

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诚信特点并不表明工业社会的诚信水平高于农业社会，相反，对民间来说，农业社会的诚信水平甚至会高于工业社会。封闭的、局域性的社会结构让谎言和欺骗难有立足之地、骗子人人喊打、无处遁形。工业社会的诚信架构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法治足够完善的情况下才有较高的社会诚信度，如果法治不尽完善，谎言和欺骗将充斥整个社会。农业社会的诚信主要靠道德和宗法约束，约束的弹力空间大，随意性强，导致社会诚信水平很不稳定，人治清明则社会诚信度高，人治腐败则社会诚信度低；工业社会的诚信主要靠法律约束，约束的刚性大，有很强的一贯性和持续性，所以，工业社会的社会诚信水平较农业社会稳定。

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出自《论语》，说的是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执政者），这个政府（执政者）就要（该）下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国家的“不信任投票”制度相吻合。由于“民无信不立”这句名言太有名了，常被后人不断引用、延伸，以致被曲解。

引伸之一“人无信不立”， 说的是如果一个人缺乏他所在社会一般的、公认的诚信底线，他将难以在这个社会立足或有所作为；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获得所在社会高于一般人的地位或尊重，他必须比这个社会的一般人更讲诚信。实际上，这句话只在平等主体中适用；如上文所述，由于非平等主体之间守信的目的不同，失信的成本不同，直接导致不同的人无信后的结果（效果）也不相同---可能是立，可能是不立，可能介于立与不立之间。刘邦撕毁鸿沟之盟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李世民一句“太子淫乱后宫”的谎言赢得玄武门政变的时间登上大唐皇位。如果没有高于当事人各方的公正的规则制约，就不会有诚信，因为大家都清楚结果必然是无诚信者获利，诚信者失利，所获所失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人头。在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中，这点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成王败寇，历史为胜利者谱写，获得王位意味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意味着将不受任何规则的制约，皇帝就是规则。

引伸之二“国无信不强（不立、不兴、不昌、不安、不宁等）”，这个引伸的“国无信”主要的不是指国家间的信用，而是指国内诚信，即政府对人民的诚信。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其人民缺乏基本的诚信，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得安宁、动乱不止、很难昌盛强大。仔细分析，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大清王朝，在《二十五史》里，大清王朝算是最昌盛强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了，清政府对人民诚信吗？非也。举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永不加赋”，我们不怀疑最高统治者为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地位而作的亲民姿态的诚意，但正如历代专制政府的共同规律一样，“永不加赋”的利民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老百姓头上，而是停留在各级政府官员的口头上，老百姓的税赋还是在不断增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述很多，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证明，看看太平天国的起义口号就明白了---如“薄赋税、均贫富”。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是否诚信与国家是否昌盛其实不存在必然关系。虽然不是必然关系，但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如果政府希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则非耍花招取信于民不可。比如商鞅徙木立信，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事件很荒唐，按照当时的标准看也很荒唐，所以大多数人只是观望，并不去搬运木头，整件事也不表明秦国人民就此信任政府或秦政府就此诚信于人民，而是通过这件事让秦人民和各级政府官员相信君王的变法决心，最重要的作用是将反对变法的声音堵截在变法政策出台之前。使人民相信政府为或不为的决心是专制社会所谓的政府取信于民的核心内容，因为专制社会的人民是被管理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否决权。

引伸之三“诚信是立国之本”，这句话可能直接从“民无信不立”引伸出来。亦可能是从“国无信不强”引伸出来的，两者意思差不多，“诚信是立国之本”话说得更重些，更强调人民和政府诚信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统治权都是靠恐怖和暴力建立起来的，没用一个专制统治权是靠诚信建立起来的。靠恐怖和暴力建立起来的王朝，统治人民的根本手段不是诚信，依然还是恐怖和暴力。诚信被用作统治手段、立国之“本” 只限于让人民看到政府为或不为某事的决心。工业文明兴起后，大生产大流通的社会格局客观上要求全民诚信，诚信则经济兴，否则，巨大的商品流转成本将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在民主社会，政府依人民选举产生，慑于选票、慑于法律，政府只能对人民诚信。因此，“诚信是立国之本”适用于民主社会，不适用专制社会。

国家诚信

人可以是一个诚实的人，政府可以是一个诚实的政府，形容一个国家，我们一般不用诚实的国家这一说法，因为国家不仅仅是人的集合，还是历史和习惯等文化的集合，土地和资源等物的集合。说一个国家不诚实，主要体现在道德谴责层面，诚信问题在国家间主要表现在国家信用上。

在丛林规则主宰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信用（契约、条约、盟约）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双方实力相当时，大家都会遵守条约。如果一方强一方弱，条约随时都可能被强者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条约，或强者兼并弱者。

经历二战炮火洗礼后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有感于丛林规则太血腥残酷，不忍子孙后代重蹈他们的覆辙，开始着手修正丛林规则。标志之一是成立联合国，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机构，是一个虚拟的战争平台，而非国家联盟，在这个平台上，各国以不流血的唇枪舌剑替代过去血腥的真刀真枪。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它为唇枪舌剑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以及道德和法律框架，《世界人权宣言》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教育，让各国人民从小牢固树立起人权意识与和平精神，从人类心灵深处遏制战争的冲动。联合国的成立，改变了过去国与国之间的单方制衡为多方制衡格局，加之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的大力宣扬，国家信用的实力背景因素因此被大大削弱，国家间的平等信用基础得以初步构建。基于时代背景，《世界人权宣言》所宣扬的人权还是较低层次的人权，如各国间的人民还不能自由迁徙，在有些国家，人民甚至连自己的国内都不能自由迁徙、居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还只是人类的理想，正如不受人民监督的政府不会是信用政府一样（因为人民用手投票的权力被剥夺了），没有自由迁徙权的国家信用不会是真正平等的国家信用（因为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力被剥夺了）。

先占为主的动物性资源分配模式还主宰着现今地球上的人们，这种地球资源分配模式使地球每天都面临着毁灭性战争的威胁，地球资源地球人共有的思想可能还处于萌芽阶段。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人类个体的独立自由精神得到充分彰显，个体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延续人种生存繁衍的合作与妥协精神有被置于边缘化的危险。资源共有和自由迁徙是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不二法则，如果有一天地球被人类所毁灭，那是毁于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如果有一天地球资源实现了共有，人们可以自由迁徙了，那是理性战胜了自私和贪婪。在实现资源共有和自由迁徙之前，国家信用天平唯强者是尊，实力才是硬道理。

文化和宗教

如上文述，诚信是人的天性，人本诚信，撒谎和欺骗是人们趋利避害的选择结果，除了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诚信水平的影响外，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也是影响一个社会诚信水平高低的重要原因。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相同宗教信仰的国家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诚信水平的影响亦不同。我们无意褒贬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我们相信，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都是各国人民基于对其自然和地缘状况的合理认识而作的理性选择。

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是矛盾的，如果一个宗教被社会认定为邪恶的、非正义的，那么该宗教所宣扬的思想将被社会认为是谎言和欺骗；反之，如果该宗教所宣扬的思想被社会所接受，它就不是谎言和欺骗了，而是被信以为真顶礼膜拜，成了人们的信仰。对神灵的敬畏可能是现代文明广泛传播之前人类诚实守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如3700多年前的《汉穆拉比法典》规定：如果没用抓获强盗，遭劫者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长官偿还损失。这种习惯一直沿袭至今，对天发誓，向上帝发誓......还常挂在人们的口头，只是很多人心底里已然没了那份早先的敬畏。

当一个社会需要大力号召人们讲诚信时，说明这个社会的诚信底线已被击穿，人们需要酝酿新的规则体系以拯救自我。新的规则体系需要漫长时间的磨合，在这段半真空期，宗教信仰可能最有助于提高一个社会的整体诚信水平。乱世盛产宗教，乱世是宗教传播的黄金季节。一般来说，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比一个无神论者更诚信，但也不是绝对的。虔诚的宗教信徒是不敢对他所信奉的神撒谎的，如果这个宗教是积极的正面的，信徒们对神的忠诚会泛化为对社会的诚信。信仰功利化将抵消一个宗教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神绝对统治的社会并不比世俗的专制集权社会更诚信，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缺乏诚信的恰恰是政教合一的专制集权社会。

诚信悖谬

某个人偷了人家一头牛，跟儿子说，不要告诉别人牛是偷的，儿子答应了。事后，有人找上门来，儿子该说真话还是假话呢？如果儿子说了真话，告诉来人牛是偷来的，他是诚实的，但他违背了对父亲的信用；如果儿子说了假话，他是不诚实的，但他是守信的，没有违背对父亲的承诺。从道德和法律角度讲，如果儿子讲假话，符合恪守承诺和人伦亲情之道德理念，但却伤害了诚实之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尊严；如果儿子讲真话，伤害了恪守承诺和人伦亲情之道德理念，但却符合诚实之社会公德和法律的尊严。

在这个诚信悖谬里，诚与信是矛盾的，诚信与道德和法律之间也是矛盾的，儿子不管是讲真话还是假话，要么伤害诚，要么伤害信；要么伤害私德，要么伤害公德；要么伤害道德、要么伤害法律；不说话则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刑罚；这是个令人痛苦的两难选择，是对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人类社会不是仅有法律就足够的，冰冷的法律替代不了温暖的亲情，甚至替代不了友情；社会生活不仅需要秩序，同样需要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专制社会无法解决这个诚信悖谬，解决这个诚信悖谬不能靠棍棒伺候，必须跳出悖谬的陷阱才能圆满解决。这就是民主法治思想，从法的精神和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尊重个人的沉默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刑讯逼供的非法性及利害关系人之间不能为证。人类社会那些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价值观的问题，法的精神和人文精神一揉合，这个诚信悖谬之历史大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人类独立自由平等的天性与人类社会天生的不平等这对矛盾，在民主宪政的大旗下和谐相处。专制和现代民主社会都无法解决的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到下一个社会形态（共有或共产社会？）可能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另一个类型的诚信悖谬类似于老鼠会式的洗脑。最初的洗脑者坚信自己的洗脑内容是客观的、科学的，严谨的，他坚信自己是诚信的、善良的，没有违背道德和法律，没有欺骗被洗脑者，而最初接受洗脑的人也的确如洗脑内容所言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和利益。后续的洗脑者在重复最初洗脑者的内容时，对洗脑内容作了点微小的量上的夸张，也正因为这点微小的量上的夸张，洗脑内容成了对少数人的真言，对多数人的谎言。这还是传统式的洗脑，而现代节奏的洗脑发展为连最初的洗脑内容都成了对少数人的真言，对多数人的谎言。如果所灌输的内容对多数人是真言，对少数人是谎言，就成了管理艺术；如果所灌输的内容对所有人都是谎言，或不可实现，那既非诚信问题也非管理问题，而是信仰问题。人类社会需要诚信，需要管理艺术，也需要信仰，很矛盾，人本身就是个自我矛盾体。

道德、法律和教育

诚信问题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通常情况下，诚实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当谎言损害到他人利益时，上升为法律范畴；守信更多的侧重于法律范畴，言既出，契约立。道德和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道德规范是软约束，刚性不足而韧性有余；法律规范是硬约束，韧性不足而刚性有余。在社会体制过渡时期，社会会出现诚信滑坡，不是因为人性的本质变坏了，而是社会原有道德和法律体系被破坏、新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尚未构建或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的结果；另一个原因是在过渡阶段，随着新思想新思维的广泛传播，人们对撒谎和欺骗的容忍度降低了。由于对撒谎和欺骗的容忍度降低了，人们会认为整个社会到处充满着撒谎和欺骗，其实不然，这种集体错觉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加剧社会动荡。在这个阶段，人们所表现出的对社会诚信的失望乃至绝望，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已降低至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而是对重构社会道德和法律体系缺乏足够的信心，看不到前途，以致迷惘、困惑。

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对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诚信水平也许不像人们想当然的那么有效，频繁使用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不仅无助于改善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相反会促使社会诚信加速滑坡，这个现象易为社会管理者所疏忽。重构社会价值理念绝非说教和苛法所能达到。

学校的诚信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对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诚信水平很重要，但需要社会教育的持续强化，社会教育的效果是最持久深刻的。如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辅相成，诚信意识将在每个人的心中扎根，此生不渝。学校教科书中存在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谎言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学校的诚信教育总是更社会现实不相一致或相互矛盾，事情就变得很严重了，同学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对涸辙之鲋而言，东海之水很诱人，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前的斗升之水。乱世多奸佞，在一个坑蒙拐骗大行其道的国度，学校和社会的的任何诚信说教都是虚弱乏力的，眼前的鲜活事实胜过滔滔不绝的雄辩，说教者未必比被灌输者更诚实守信，当被灌输者学会用逆向思维来看待说教时，说教者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

当一个社会的诚信水平陷于崩溃或处于崩溃边缘后，学校教育、道德说教、严刑峻法等所有办法都将失效，这时，只有强大的外力介入才是短期内重建社会诚信的唯一办法。这个强大的外力，可以是国家间的兼并，或政府的更迭，或宗教的传播。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靠自身的净化和整合，重建社会诚信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也许上百年。

在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更新期，人们所应做的不是浪费口水和挥动权杖，而应致力于疏浚社会价值体系的更新渠道，使之畅通地融入大海，这是避免出现连锁社会危机、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唯一之法！然这一切的决定权更主要地在社会管理者手里，如果社会管理者的理性和智慧战胜了他们的内心深处的自私和恐惧，社会价值体系将得以顺利更新，社会统治者（管理者）将名垂千古，荫庇子孙；反之，整个社会将动荡不已，一波三折，贻害无穷，殃及无辜并自身，社会统治者（管理者）将遗臭万年，祸及子孙；这就是历史的公正法则。

解决中国现阶段诚信问题的原则

中国社会诚信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三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四是等级社会向平等社会的转型，四大转型同步进行，且进行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老天爷对中国人智慧极限的考验！能否有效运用人类已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使转型朝着理性、有序、平稳的方向发展将决定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的社会诚信是非常矛盾、非常脆弱的，但还是有办法改善社会诚信水平的。

原则一是道德和法治建设。诚信问题属于道德和法律问题，农业社会主要靠道德制约谎言和欺骗，工业社会主要靠法律制约谎言和欺骗，中国社会正处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公正法治是改善社会诚信水平的直接途径。公平正义的道德价值理念不仅有助于直接改善诚信水平而且有利于减少社会内耗降低社会的法治成本。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