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一

刘国才

          笔者按：本文的基本思想形成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是证券市场中解决全流通问题理论基础的重要部分，文中提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现在争论很大。过去并没有人系统提出，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好多社会问题，都和这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关。这个问题应该由理论界权威人士提出，而他们又没有提出，又是解决全流通问题不能不提到的问题，所以我斗胆、不知深浅的首先提出来，因为首先，享有版权。二零零五年五月三日首先在全流通研究论坛以“郎顾之争的思考（之一）”发表，也在其他论坛发表过。2007年3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并改成现在的标题，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胡锦涛总书记做的政治报告中，笔者的一些思想得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至少说明笔者的思想和中央是同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能再拖延和必须要解决的，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十七大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说明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客观标准。如果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算起，到2007年，中国搞了五十二年的社会主义，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基本是沿袭前苏联斯大林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谈坚持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确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那么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主义？笔者提出社会主义就社会制度而言，是国家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并以为这种提法可以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并对改革的方向有重要的作用。但笔者人微言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文章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根据十七大的精神，对二稿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又增加了第五部份，重新发表仍有必要。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党内外人士、各级领导和全国人民乃至关心中国改革发展的国际人士的批评指正。文中提出的其他观点也都是当前理论上极需要解决的。欢迎各种平面媒体转载，但要注明和出处，否则，有权追究其侵权行为。

二零零四年夏秋之交，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先生,在复旦的一篇演讲引起的一场经济学界大辩论，已经划上一个句号，顾雏军被判犯有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而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但对于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由此所引起的思考，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作用的研讨，确还没有展开。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担搁了，所以笔者首先提出来。它们涉及到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怎样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是创新理论中的核心问题，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存在这样那样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得到全国政治、经济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批评指正。

第一、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

这场争论绝不仅仅是纯经济学领域的争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是改革之初就很重视的“姓资、姓社”之争的总爆发，实际上是一场路径上的斗争，是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大论战。斗争的双方，一方是以中央政治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另一方，则是在改革开放中靠侵吞国有资产、偷税、走私、巧取豪夺、取得了爆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剥削广大劳动者和寻租权利，腐蚀各级掌权者，在各级权利部门寻找代理人，尤以银行的掌权者为最，攫取巨额的财富。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腐败和反腐败，侵占国有资产和捍卫国有资产。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客观地存在着。

令人们震惊的是这场争论的始作蛹者是出生在台湾、受教育在美国、任职在香港，即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爱国华人，善良、公正、严谨的郎咸平先生，他在斗争中站在了社会主义一边。而生在大陆，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拿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薪水，头上有共产党员称号，能影响经济改革政策取向的某些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却站在了斗争的另一边。他们高呼什么“要善待企业家！”。难道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党我国政府没有善待企业家吗？事实是受惠最大的是企业家集团，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16上升到2000年的0.34，2004年已经达到0.458，到了出现社会紧张的边缘，这就是改革以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距离拉大。某些人一餐饭就可以花几千元甚至超过万元，而某些国企的退休职工一年的退休费还不及他们一顿饭钱。有哪一个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要善待工人农民和劳动者”了呢（最近倒是听到有人说“不应忘记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的声音，但是，他们又拿出什么实际行动呢？）？令我们欣喜的是，郎咸平教授捍卫国有资产的斗争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已经影响了制定有关政策的取向，如叫停MBO，规范中小国企的改革等，国资委主任李融荣也曾提出对侵吞国家资产的事件要予以追究。实际证明，这场斗争是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以郎咸平教授及其支持者（如左大培们）的胜出而暂时告一段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例如，“国企产权改革”的提法就是错误的，提出者的明确含义是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从法理上讲，财产所有者的权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产权不需改革，只需要清楚界定，准确评估。至于改变产权所有者，明晰的产权通过相互公平交易流转不就完成了吗？“国企产权改革”是某些经营者企图通过“保姆赶走主人”式的掠夺，侵吞国有资产的一块遮羞布。关于国企股改，早在改革之初中央就明确提出，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就是落实郎咸平教授说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企业在本地、全国、乃至世界竞聘职业经理人，放手由他们经营企业，给他们应得的报酬，国家只享受企业分得的利润，这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的2007年10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路径上的斗争。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还是承认不承认，它都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容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提供GDP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人口就业，上缴国家税收中起了很大作用。企业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一部分，吸收他们入党是完全应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表各阶层、集团利益需求的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的路径上的斗争。当前，路径上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捍卫还是散失由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积累的国有资产；在分配原则上是向国家和人民倾斜，还是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政权建设上的真反腐败和假反腐败这三个原则问题上。其实质还是坚持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除了国家有巨大的控制经济的国有资产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及由此而派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外，在国家管理、经济发展、运行规则、规律方面，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改变这种制度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后都要归一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共产党的专利，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共和党或保守党等等一切国家的政党，都在带领本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条达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各自虽然对那个社会的叫法不同，但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世界的发展已经显露出这种苗头，改革开放了，人们眼界宽广了，西欧、北欧和北美一些发达国家和我们比较，恐怕他们比我们离共产主义更近。因为他们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走的远是应该的。我们国家的发展，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且构建了相当的基础，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历史将证明，我们有以人民根本利益为自己唯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深化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道路比资本主义道路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大理论体系激烈碰撞的时期

一九七九年，我国开始改革发展的进程，我党首先提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这一思想有更明确的阐述，这标志着我党对建国以来走过的路的反思，从社会形态上看，好象是退步了，但是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更近了。就社会发展阶段来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随后几十年，在左的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活动为中心，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还很不成熟，基本是沿袭前苏联斯大林的思想，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内外封杀。结果，建国三十年，国家生产水平排在世界后列，人民生活提高不大。所有这些，使党逐渐认识到，必须进行工作中心的转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三个理论体系激烈碰撞时期。它们是我国经典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9年）形成的理论体系，它深深的地滞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另一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它一直是经典社会主义时期被批判的对象；再一个就是指导我们改革的，需要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发展、完善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调动一切发展生产的因素，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利益要求，理论上就是三个理论体系的激烈碰撞。实际的表现就是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郎顾之争的大辩论，反映的就是各个理论体系的大碰撞。我们必须对大量的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指导改革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展完善。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革命，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必然的，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和前进中探索。进入九十年代初，人们害怕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改革处于徘徊。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才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使改革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正确的改革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改革。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没有改革的实践，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改革理论，这就是小平同志当时讲不争论为什么是正确的原因。现在改革已经二十九年了，小平同志讲话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已经有了大量的、丰富的改革实践，出现了各种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和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的成果，如果还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还振振有词的说什么改革成本等等，这就不仅仅是不负责任的问题了。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五年就指出，“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总结经验，就是要把实践上升为理论。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用这些理论分析指导改革实践并验证和修正对真理的认识，这就是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深化提高，最后形成正确理论的辩证运动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一国夺取政权的突破产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必须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突破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判断是非的“三个有利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是硬道理”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党改革实践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又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不断对实践进行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这样无数反复才能完成。这个总结，必须尊重历史、批判历史、衔接历史、发展历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践中来，能够说明解释实际，并能指导实践，由实践检验是否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理论研究指出了研究方向和对研究结果是否正确提供了判断标准。这就是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吸收和包容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化，用它们去指导改革实践，最后达到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对资本和资本主义认识的突破将是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概括的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就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将精彩地解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把这个体系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这就是政治上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再耽搁了，我斗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学界的讨论。对这两个基本问题，我们先给出结论，进一步的阐述将在以后发表。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叫人民资本主义。在现有概念中，应摈弃公有经济的概念，用国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在经济形态中只有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就本质来讲，它们都是私有的。在过去的概念中，用公有和私有来界定所有制的性质是不科学严谨的，是延袭苏联而照搬过来的，和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内涵是不一样的。把集体所有界定为公有亦是科学的。实际的情况是，集体所有的人数是有限的，和十三亿相比，应划入私有范围，马克思所说的公有，本来就指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即全国人民所有，而我们往往把有限数量人员所有说成是公有，享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公有概念应该享受的待遇，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些实际上是自然人控制的企业，享受公有经济的待遇，成为一夜爆富的典型，是政策的严重失误，是造成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废除公有的提法，代之以国有才是科学的。国家经济成份中以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私有经济占主导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同志在论述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和处理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而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是国家和人民拥有的巨大的国有资本。

其次，分配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极其重要的原则问题。现在改革中产生的好多问题都和这个基本原则认识不请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它既要承接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要衔接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要有生产力水平的保证；既要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又要不使贫富差距拉的过大；既要坚持效益优先，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既要能够构建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十三亿人民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奔小康，又要加快建设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强化中国经济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以为，我国现在应该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和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这里所指的需，是人们生活不可少，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需消耗的那部份，即医疗、教育、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有病需要医疗，青少年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和在校教育，年老需要养老，生活没有经济来源需要最低生活保障，只因需要才享受供给，住房是人人都需要的，国家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住房保障。这就是按需分配，也就是由国家承办的社会保障事业。生活在中华大地的每个中国公民都享有这一待遇，可以根据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标准，不同标准的差距到生产力创造的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时代就自然消失了。在生产经营领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生产力要素包括资本、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延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又充分调动生产力诸因素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展生产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最大的资本持有者，国家按资本得到的分配，应该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事业。可以说，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国有资本按生产力要素得到的分配的再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兴办社会保障事业的基础，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除了国家财政税收以外，还有巨额的国有资本所创造的利润，它们按生产力要素得到的分配，增加了全民社会保障事业的实力。2007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2万亿，如果80％拿来做社会保障，就是1.3万亿，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比资本主义有更雄厚的基础，社会有更快的发展进程，这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原因。

第五、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着力培养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队伍

改革以来，大家反映最大，最深恶痛绝的问题就是腐败，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腐败者以权谋私和窃取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改革三十年，国有资产到底流失了多少，没有官方公布的权威数字，网上有这方面的披露，虽然不能作为依据，但可以定性的说明问题。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披露，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2006年4月25日报道，“我在1989年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大约30万亿人民币。 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其中外逃4000亿美圆和34000亿人民币，总计折合人民币6.6万亿。去掉消耗掉的，大约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根据财政部2008年1月23日宣布的数据推算，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达到8.01万亿元，其中净资产总额为5.31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为15.11万亿，国有净资产总计20.42万亿。三十年的改革，超过一半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了，难道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改革发生了路径问题吗？！

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能否少走弯路，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改革实践就像拉车走路，必须处理好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的问题，也就是具体的改革实践和改革的理论指导问题。如果总结三十年改革经验的话，理论研究和指导严重落后是一个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就拉车看好了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就要不断地试错，甚至走错了路，造成损失甚至重大的损失。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深刻认识和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客观事物是有可认识性的，只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增加投入并且下功夫，就可以取得进展。我以为，改革三十年，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1989年6、4前，曾经报道赵紫阳公开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活，是比他更大的人物说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是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说不清楚，到底搞的是什么主义？十七大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没有说清楚，因为没有人们可以客观判断的标准。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有几十个版本甚至更多，考察从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有关社会制度的论述都和生产资料即资本的所有制有关，所有社会主义制度版本都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有关，而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判断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国有制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国有资产，这些都是已经不在和还健在已经离退休的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以高积累低工资，先生产后生活，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积攒起来的，到底有多少是可以估算的：1952年到1982年中国国家企事业单位年加权平均在职人数为5730万，高工资适度积累的改革是1990年后开始的，改革前后同等职务人员工资的差额，就是他们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如果平均差额以现在价格按1500元/月计，40年的积累就是40万亿，加上现存的20万亿国有资产，是60万亿，这个估算和杨帆教授提供的数字是很吻合的 。这么多为人民谋利益的国有资产流失了，变成了某些人中饱私囊的财产，难道人们没有权利责备改革存在路径问题吗？！社会主义，说来说去都和国有资产有关，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在物质方面，不就是搞了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吗？！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宪法规定的，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筑起了这个防火墙，改革能造成这么多国有资产流失吗？！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改革存在的问题都是理论没有解决带来的，这就是理论的重要性。建议中央加大关注理论工作的力度，由中央政治局亲自抓，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使理论工作跟上改革的步伐。

胡锦涛同志主持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以来，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次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理论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七大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一个思想家理论家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千方百计地动员全党培养自己的创新理论研究队伍，有代表国家和人们利益的权威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要创造他们脱颖而出的条件，中华民族是人才辈出的民族，千里马遍地都有，而伯乐难寻，缺少发掘人才的机制。现在的学术界媒体被主流学派把持着，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声音得不到反映，门户之见严重，学术腐败，压制人才的成长，不利于理论的发展。要激发全国人民理论研究的热情，让理论研究走出理论家的宅院，到全国人民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和创造条件使各种流派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文章发表，不要怕反面观点，有时候反面教员是最好的老师，相信群众，相信党，提倡辩论，真理越辬越明。设立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网站，给各种思想的展示提供充分的舞台，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为造就社会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队伍创造条件。成立国家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主要从事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为改革方向和决策提供咨询报告。由总书记主持，成立专门机构，在全国乃至世界凭论文海选答辬等多种形式，可以借鉴封建社会科举选状元的办法，选拔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之士进入委员会（成员是当然全国政协委员）。充分利用网络和媒体的功能，要像选拔主持人大赛，模特大赛，歌手大奖赛，百家讲坛那样制造舆论，创造让全国人民鉴别是非的条件，有偿征求群众评审意见，作为评选的环节。对于重大的问题，可以组织全党讨论，以期尽快取得统一认识，指导改革实践，比如本文提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现阶段的分配原则两个问题，都是当前极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拿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作为引玉之石，组织专题讨论，统一认识，以尽快解决当前极需要的理论问题，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进入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人员，必须爱国，全凭水平，凭研究成果，没有年龄限制，不考虑资历，实行淘汰制。特别要调动离退休老干部的积极性，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有几十年革命的经历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养，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这些，在当前都是特别可贵的素质。可以预计，这个建议的实施，是政治改革的序幕，为启动政治改革摸索经验和创造条件。

2008年2月8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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