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怎么会从外围被选入内围？就在于他才华出众，文笔漂亮，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儿们的欣赏。其中， 有两篇文章尤为重要，一篇是用笔名“任犊”写的《走出“彼得堡”》，在上海《朝霞》发表。另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由上海王知常寄给北京《红旗》采用。
节选自《胡锡涛：余秋雨要不要忏悔？-》
走出“彼得堡”！——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任犊 (1975.04.06)《人民日报》
最近，读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而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
列宁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这是他在分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高尔基身上的反映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很奇怪，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浴血奋战，而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和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列宁发觉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因此，列宁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
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彼得堡”，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读。走出“彼得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这个问题提出于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咬牙切齿地宣称：“但也有一个领域，我们在其中还没有变老，恰恰相反，我们越活得久，我们就越有经验，越有力量。”这个领域就是文艺领域。因此他们就死死把守，苦心经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延续对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彼得堡”。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如此，在解放后的我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协会”，也就是这样的“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列宁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对六十年代中国的“彼得堡”的批判，时隔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类似的情景，反映了这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展开的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放弃“彼得堡”。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它、占领它。但既然“彼得堡”这个反动包围圈的形成，不是仅仅代表了几个人，而是代表了整个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无产阶级要战胜它，也绝不能光靠一个或几个个人，而只能依靠整个阶级的力量。对高尔基来说，当时他的阶级兄弟在哪里？不在他的翻译文学编辑室里，不在他近旁那些阴暗的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工厂，在农村，在前线，在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匪帮搏斗的战壕里。列宁要他走出彼得堡，就是要他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里去，在那里汲取生气勃勃的战斗力，获得足以对付包围着他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武装。因此，这个亲切而严肃的劝告，是代表了整个阶级对高尔基的召唤和关怀。
一个单独的工人是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离开了工人阶级队伍，不认真学习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来武装自己思想，即便象高尔基这样的工人作家，无论出身多好，以往的历史多光荣，也无法战胜资产阶级，无法抵御资产阶级对他本人的腐蚀和毒害。曾如海燕般顽强的高尔基在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时陷入过思想混乱，在反对“寻神说”的谬论时提出过什么“造神说”，这些都曾受到列宁严肃而中肯的批评。高尔基在理论问题上的弱点、错误和他距离工人阶级群众比以前远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十月革命后他一度变得低沉和动摇，原因正在这里。解放后，我们党也曾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培养过一批工农。他们的成长历程，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可惜他们中有的人自己却忘了）。他们有的开始只有小学低年级的文化水平，有的还只是半文盲，是党和整个无产阶级交给他们一枝笔，手把着手教会了他们识字，写作。当他们的第一批作品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时候，尽管不那么成熟，但却如一阵春风吹进霉腐气息浓重的文艺领域，清新、健康、充溢着革命的战斗力。之所以能这样，正因为他们是无数战斗在车间里、机床旁的阶级兄弟的代言人。代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阶级说话，那么，从人到作品，当然也必然是生气勃勃的。但以后，人所共知，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向他们招手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在熏染他们了，终于把有些人锁进了“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彼得堡”——作家协会。结果，几年下来，有的变修了，有的好一点，但也生上了霉斑。总之，要代表辛勤哺育自己的阶级说话，很难了。
他们是怎么变的？世界上的坏事往往从不劳动开始。离开了劳动岗位，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自己不警惕，不注意思想改造，实际上，已逐渐离开了作为一个工人的社会存在，“工人作家”里的“工人”二字，仅仅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点缀，或者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顾。这样，对于一个来说，不仅由于离开了创作源泉，很难写出扎根于革命现实生活中的优秀作品来了，而且，存在决定意识，立场观点也必然发生变化。敏锐的感觉可以变得迟钝，鲜明的是非观可以变得颠倒。列宁告诉一度失去了革命是非标准的高尔基，在工农群众战斗的第一线，“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那么，反过来，长期在“彼得堡”，在作家协会，既然对新旧事物界限搞不清楚，在实践中要把新旧事物区别开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把旧事物当作新事物，把自己过去曾厌恶过的东西当作追求的目标……这一系列怪现象也就随之产生。自然，这一切又都会不由自主地反映在作品中，工人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就会同时枯萎、凋谢。他们思想所以产生倒退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时，指出“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地搞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地和工人阶级队伍站在一起。学习社会最主要的是深入工农兵群众，只有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从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更多地学到马克思主义。事实也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即“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事情很清楚，不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那就不会有坚强的拒腐蚀的力量，就会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面前吃败仗，这难道不是成千成万事实所告诉人们的吗？
这里讲的主要是主观方面的因素。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分析革命队伍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我们又觉得，工人的变化，责任也不能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们身上的反映。而这种斗争，又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内容，总结一下，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当高尔基写出《母亲》等革命作品的时候，他何尝没有被资产阶级包围过？他们点着鼻子骂他是“赤色恶魔”、“危险分子”，甚至对他进行政治上、生活上的种种迫害，高尔基对这种包围的回答是冷笑，是继续战斗；但待到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这些人一变而成为高尔基的“旧友”、“故人”，阿谀、奉承、以至忏悔，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联络感情”，擦着眼泪求高尔基为他们说情，这样，高尔基就被软化和迷惑了。我们不少工人也遇到过表现虽不相同、性质却相类似的情景。在作家协会里给他们以种种甜言蜜语、舒适待遇、以至“进修”条件的，很多正是在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或者在他们刚刚发表作品时曾诅咒、围攻过的那些家伙。两种包围，形式相反，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资产阶级是很明确地把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对待的。压迫也好，腐蚀也好，都是因为他们从工人的作品里听到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雄壮声音。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成长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这不能不使他们惊恐万状、多方设法：扼杀不了，就来争夺。如果工人仅仅孑然一身，代表不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这一点，我们的同志有时会忘记，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不会含糊的，尽管他们口头上总是矢口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
正因为这是一场阶级的争夺战，因此，资产阶级动用的也必然是他们阶级的固有伎俩。资产阶级的包围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包围圈。赤裸裸的私有观念，恶性扩展的等级差别，就是“彼得堡”里全部生活秩序的准则。刘少奇、周扬一伙那么起劲地鼓吹“三名三高”，那么卑劣地用稿费、名利为钓饵来引诱一些工人，无非是想用资产阶级法权的罗网把工人从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拉出来。当你确信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把阶级的培养和委托彻底遗忘，把精力完全倾注在个人的事业，个人的“集子”的时候，当你不把文学事业当作无产阶级的事业，热衷于“一个人深入生活，一个人创作，一个人出名”的时候，当你也拉腔拖调地以过去资产阶级老爷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新产生的工农兵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到那时，他们又会眉开眼笑地把那些视陷阱为天堂、视“彼得堡”为吾家的工人尊为“彼得堡”新的主人！
不错，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也应该成为整个上层建筑的主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就一个具体的工人来说，只有当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出现，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战斗得有声有色。否则，他就有逐步变为阶级异已分子的可能，主人仍是资产阶级。在“作家协会”是这样，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其他部门也是这样。这一点是已被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这是一场多么严峻的争夺战啊！
当然，几个工人的一度被毒害，甚至个别人的垮掉，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彼得堡”也决不会因此而增加生命力。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仍在前进。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更多的工农兵在健康成长。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在激烈的斗争中只会发展得更蓬勃、更兴旺。对于那些一度掉队的同志，无产阶级也决不会抛弃了事。但要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仍然只能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才能实现。首先是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彻底摧毁形形色色的“彼得堡”，同时，还要用伟大列宁的办法，要这些同志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中去，要他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同志承担起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和改造几年前的阶级兄弟的任务。他们把这种革命措施很形象地称作“回炉”：回到三大革命运动的红色熔炉中去，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去。实践证明，这些从“彼得堡”出来的工人还得经过艰苦的重新改造过程，才能恢复自己的阶级本色，跟上新形势。例如，要象大批新那样积极地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当前的现实斗争吧，更需要进行认真、谦虚的重新学习；但熊熊的炉火毕竟在不断地烧毁他们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的霉菌，不断地为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注入新的内容。我们相信，只要他们认真地反复地把过去的经验、教训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观察和分析，认真体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学习社会的重要性，更加刻苦地学革命理论，坚持深入群众，他们就一定有可能比过去成长得更好、更迅速。
回顾从一九一九年到今天这场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进、出“彼得堡”的斗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又满腔热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农兵。他们从不会写作到学会写作，现在正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创作，积极地以笔为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新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上都有不少超过以前的工农兵的地方，证明着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也象其他领域一样，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的。但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学会写作并不太难，要永远不背离自己的阶级，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永远以笔来宣传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协会作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产物已被广大革命人民唾弃了，但“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正由于如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的包围圈还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不叫作家协会的“彼得堡”还会产生。而它们的主要手法之一仍然如列宁所说，“有意要分化工人”，使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很值得广大工农兵新警惕。永远不要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永远不要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永远不要放松自身思想改造，永远不要迷恋于在文艺领域里曾猖獗一时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不要把文学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永远不要让资产阶级把我们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分化出去！
让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教导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原载上海《朝霞》一九七五年第三期，本报略有修改〕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这就是说，在鲁迅执笔的仅仅几十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就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中国革命就要进入紧急关头。然而，反动派尽管在暗地里已最后一次磨过了即将溅血的屠刀，已最后一次拭擦了即将狂啸的枪炮，这时却仍在假惺惺地“庆祝”着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沪宁克复。革命，正处于胜利的高潮、失败的前夕。
在这关键时刻，鲁迅在想什么？文章告诉我们，他正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论述，十分清醒地预示着革命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呼吁人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文章中完整而醒目地引用了列宁这样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全文的论述是以这段语录为中心展开的。
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两天以后就被黄浦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沉痛说过：“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多么难可贵的“略早几天”啊。但预见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规律就必然带有普遍性，正如鲁迅其他许多文章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略早几天”揭示了某一事件发展的趋势一样，《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也有着超乎一时一地的长远意义。
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这是文章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
鲁迅一生经厉过两次较大的革命胜利时期，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他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咀嚼过太多的苦难，看到过太多的黑暗，因此懂得“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对胜利特别珍惜。在辛亥革命胜利时，他曾向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呼吁过切勿对鬼蜮慈悲，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但那场革命终于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就象他在《阿Ｑ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作品中用沉郁悲愤的笔调描述过的那样。十六年过去了，鲁迅又听到了满耳的胜利歌声，看到了满眼的革命标语。他当然是兴奋的：“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但历史的经验、对现实的体察，使他警觉到若要让这种高兴长久地属于革命人民，就必须加强革命专政。
为什么？因为：一、“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二、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里，“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伯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总之，革命在胜利，但这是一种被反革命的凶焰毒雾紧紧包裹着的胜利。敌人还在明里攻、暗里钻。在当时，前者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后者主要是指国民党右派和归附于他们的反动文人。如“现代评论派”之流。而其中更为阴险的是后者。既然鲁迅讽刺他们所得的“仙丹”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脱胎换骨”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动投机者的故作姿态。相反，他们倒要“从内里蛀空”，使革命的躯体“脱胎换骨”。鲁迅用列宁的话来概括这两种在革命区域内外明明暗暗地活动的敌人，就是：“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总是根据敌人的本质和行动而采取的。鲁迅的伟大，也总是在各种敌人的包围中显现出来的。他既然以冷峻的目光追踪、捕捉着敌人活动的形形色色，因此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策：“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真是一段革命专政必要性的极好论述。对于专政这个概念的反面——“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云云，“名实并用”，就是放弃专政，“只用其名”，则是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另一种手段，他们的“实”永远是“苛酷”。之所以还要“用其名”，是为了麻醉人民，欺骗革命队伍里的“一群大傻子”，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在这里，鲁迅已不无悲痛地预感到当时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容”、“慈悲”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认敌为友、为虎作伥，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险的境地了吗？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革命激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专政，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孔孟“温良恭俭让”的说教对革命专政的腐蚀和诽谤。显然，鲁迅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正确路线的。鲁迅当时固然还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我党内部路线斗争，但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客观上也批判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胜利时期能败坏革命的，还有革命队伍中的一批骄傲自满者。因此，鲁迅在对敌人和“一群大傻子”进行严厉批判时，以又以同志式的恳切语调提醒和教育广大革命者。这是他文章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对列宁关于“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的教导作了相当精采的阐发。他认为陶醉胜利和骄傲对革命至少有两大害处——
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自行瓦解革命精神：“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鲁迅还举了佛教从“信徒”增多、流播广远到最后终于浮滑、败坏的例子，认为“革命也如此的”。
不难看出，这些论述中闪耀着革命辩证法的熠熠光芒。从陶醉胜利到失去胜利，从讴歌革命到败坏革命，从革命队伍表面上的扩充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是多么严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胜利是好事，但如被胜利的美酒灌得醉眼朦胧，在胜利中放弃革命原则、冲淡革命精神，却是促使胜利向反面转化的条件。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非在胜利业经失去，而恰恰在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说这些话的。这无异是给了当时头脑热烘烘的人们一贴清凉剂。
其实，鲁迅的这些“扫兴”话中包容着如火似炽的革命热情。他决没有因上述敌我双方的原因就悲观地断定胜利是败亡的开端，相反，他为保持革命胜利指出了一条唯一的途径，那就是“永远进击”：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永远进击”可以看成全文论述的一个归结。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于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一连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远进击！——这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反动势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呼声！这是一个不止一次目睹了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么多热切的嘱咐！
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和在革命的区域内论述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保持革命精神，这对鲁迅来说是最后一次。从写完这篇文章到他去世，他再也没有重新获得过这种机会。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对今天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人民来说，有着特别直接的教育意义。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余年之后，为了迎接全国大陆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以后可能产生的骄傲情绪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免被敌人的糖弹打败，号召全党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上继续不息地战斗。毛主席这个在解放后成为全党行动指南的伟大教导，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革命者多次目睹和总结过的历史经验的结晶。鲁迅没有能活到这胜利的一天，但他的遗言将永远为胜利了的人民所记取。
这篇佚文，也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份重要资料。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求我们在研究每一个运动过程时应着重注意”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思想发展上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关节点”应在何时？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争论，我们认为是在广州时期，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这篇写于四月十日的文章，是他在血的阶级斗争教训面前获得思想突破的前夕最后留下的一份思想记录，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关节点”作了极可珍视的展现。
这份思想记录又一次证明：鲁迅在世界观开始质变前，已相当程度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曾有过这么一些观点：有人认为鲁迅在世界观转变前与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承认有关系，有马列主义阶级论因素的增长，但却说成是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并未通过学习和灌输；有人则根据过去掌握的鲁迅接触马列主义的时间，把他世界观质变的界限划到很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说明鲁迅在二十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在一九二五年还收藏了《国民新报》副刊上选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证明上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新发现的佚文比上述材料更具有说服力。文章不仅准确精当、从容酣畅地论述了列宁的观点，而且四次提到列宁，足见鲁迅对马列主义并非初次接触，亦非偶然引用。
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头，写他在举笔构思时如何浮想联翩：一会儿想到在前线战斗的青年战士，一会儿想到辛亥革命的教训，一会儿又想到北方反动派的活动……“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但他突然一下子引出了列宁语录，把这些“好意思”全部戛然“收”住了。固然，这是写文章的一种进入方法，但却也形象地反映了鲁迅当时已开始乐于用马列主义来整理和归纳自己的思想了。
在这里，鲁迅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照人脑海的马列主义思想之光与自己以往积累的斗争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述列宁语录以后又回顾了自己前年提出的“‘落不狗’还是非打不可”的主张，看得出来，他一方面为这种“不谋而合”感到快慰，另一方面又为列宁论述的更其尖锐、更其明确、更其能回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引起由衷的赞佩。所以，他一再称赞列宁的论述“简单明了”，非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是说不出来的”，甚至明确指出：“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这种把千头万绪归于一端的论断，对鲁迅来说，不是轻易所能下得了的。他在文中还以过去用过的一些旧例作为论据：“历来的胜利者”、“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旧例重举，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因为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熟识的历史经验被马列主义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战斗生命而深感有再一次表述的必要。
总之，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不同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同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论经历革命风涛之多，积累斗争经验之丰富，能与鲁迅相比的人，并不很多。但鲁迅却不沉耽于经验之中，而是为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因此，他所学得的马列主义，也就不是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教条，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的斗争和他自己思想实际紧紧扭结在一起，新鲜活泼，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学习态度，使鲁迅思想中的新因素一步步扎实地积累起来。淙淙细流汇成荡荡大河，到写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时，已到了一种“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这一从逐步积累到聚集的过程，奠定了他世界观质变的坚实基础，也预示了质变的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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