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通向现代性的路径——UCLA历史系研讨会简报

（本简报基于本人旁听研讨会的笔记，必有不准确之处，欢迎同行者指正或补充。）

1月21日下午， UCLA历史系与中国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一个题为““中国与印度通向现代性的路径”的研讨会。主发言者为来访的汪晖，以及历史系教授Sanjay Subrahmanyam，评议人为历史系教授Perry Anderson.

汪晖（如今西方人介绍汪晖很方便了——谁要了解他，去看《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呵呵。）首先作了长达一个钟头的报告，主题是反思“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研究者们经常使用“帝国”与“民族国家”来描述中国，而对这两个概念却缺乏自觉的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落入一种二元对立之中：帝国是前现代的，农业的，专制的，反民主的，僵化的，自满而拒绝与外界交往的，等等，总之是现代性的对立面；而民族国家却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被描述成世俗的，商业的，城市的，流动性的， 政治开放的，等等等等。费正清的“挑战——反应”模式中其实就暗含着这种二元对立，在其中，中国的现代性被作为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来处理。与之相反的京都学派则试图以东亚为中心而建构起一个世界史，将东亚的现代性处理为内生的。按照这一学派的观点，唐宋之时东亚社会就已经在经历着这种现代性转型：贵族社会解体，更为平民化的社会；世俗的儒家，发达的城市经济与大众文化，相当精巧的官僚政府的出现，而在宋代，民族意识也达到了相当强的程度。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特征。京都学派试图描述出东亚的现代性的不同图景，但却接过了西方历史学者的描述标准——汪晖举出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对西方现代性的界定来说明这个标准。“民族国家”与“帝国”的二元对立，隐含在看似对立的两套历史叙述之中。

汪晖试图以历史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来打破这一二元对立。他举出了自己对“帝国”一词的考证。中国古典文献之中“帝国”一词出现非常少，即便出现，跟英语中的empire也并没有多少对应关系。汪晖所举的一宋朝文献（各位可查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具体是哪篇文献我记不清楚了）中，“帝国”是圣人以德而胜的政治形态。在被京都学派认为非常像民族国家时期的宋朝儒士如此用“帝国”两个词，非常有意思。而实际上，当日本将自己称为“帝国”的时候，也是在类似意义上使用的。

汪晖进一步举出清朝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的丰富性。晚近的许多研究采取了双重的视角：一方面，清朝处在中国的朝代周期之中；另一方面，清朝却又不是僵化的，它充满着变动，乃至断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历史是连续的。（在这里他又回溯了他对宋朝儒学的研究，强调了宋儒的强烈的历史断裂意识，以及对这种历史断裂的回应。）汪晖建议要区分帝国与帝国主义。清朝的扩张，被很多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代表着中国的帝国主义。但这里一定要问，清朝到底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朝代。以1644年来划界肯定是不合适的，必须要等到清朝完成制度礼乐的转换之后才能说它是中国朝代，而这大概要到乾隆的时候才完成。此外，有一些历史学家基于对民族国家模式的反思与批判，在清朝看到了许多他们认为积极的因素——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帝国：多元的身份认同，语言，宗教，民族上的多样性，地方主义，政治权力结构的非单一性。汪晖尤其举了一个对西藏与满清皇帝关系的研究。*达喇嘛与满清皇帝不是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双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系统，并在自己的政治系统中给予对方以地位，按照一个指标，一方比另一方高；而按另一个指标，一方可能又比另一方低了。双方所彼此给的政治称号，翻译出来有几页纸那么长。这样复杂与灵活的关系，在民族国家模式下是很难想象的。汪晖指出，光强调多元化倾向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在清帝国内部存在着反多元化的倾向。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不同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汪晖的主张是，不要现成和想当然地使用这两个术语，而是整理出它们所指向的那些具体因素。而如果这样来看，中国帝国时代的许多因素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它们对于我们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与实践仍然具有强烈的参考意义。

Sanjay Subrahmanyam教授接着作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的关于印度的报告。由于我对印度史不熟悉，所以他讲的很多东西我记不下来。但其基本精神也是把印度的“前现代”社会图景复杂化。国际史界一般认为，印度的现代性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而印度史学家们则要努力建构出一副印度现代性有其内生性的图景，如果找不到结构，至少要找到某些因素。这里有多种尝试的可能，有一路径就是认为11世纪伊斯兰入侵具有使印度发生现代性的可能性，但这似乎没有太多史料可以支撑；更为常见的路径是认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印度已经是具有自身现代因素了，西方殖民者只是转变了印度现代性的路向而已。而在我听来，这些所谓现代性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解释观念史与文化史而论述出来的。印度史家们还致力于整理17，18世纪印度本土发生的一些讨论，并指出它们与同时期西方进行的同类讨论的平行关系。这些所谓本土的讨论当然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出来的，而不是完全独立产生的，但至少它们表明了印度现代性的一步步推进，并在此过程中产生自身的独特性。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印度人做的史学像是“面子史学”，其目的就是为了争个面子。西方有的，他们非要说自己原来也有，但偏偏他们在西方入侵之前有的东西很少，所以拿着放大镜找，非得找出点芝麻来，然后把它说成西瓜。此言不足为外人道也。但这并不否认“找芝麻”的过程对于历史学研究会有贡献。

只是在座各位看来对于中国要比印度更感兴趣一些。Perry Anderson的评论基本上还是围绕大清帝国展开。Perry Anderson表明自己完全同意区分帝国与帝国主义，并认为帝国时代的许多东西，对于后民族国家的世界会有意义。他指出清帝国是相当复杂的，其很多因素在中国后来的革命中不仅保存了下来，甚至具有积极的促进转化的作用。清帝国跟同时期的世界各大帝国有很大差异。就国家机器来说，它要比其他帝国更温和；而就人口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只占人口百分之零点几的满人，而在其他帝国，通常都是占人口多数的族群或者宗教教派统治。因为统治人口少，所以统治者不大可能利用民族主义，而必须采用一种像儒学这样的带有普世主义性质的理念。不过，虽然如此，不能忽略帝国本身的强权性质，而太平天国所表达的汉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对这一强权的反抗。Perry Anderson朗读了很长的一段太平天国起义时候的反清檄文，强调了里面的夷夏之辨。最后还有个插曲：Perry Anderson批判了大陆盛行的清宫戏，并提到了前几年放的《走向共和》， 说这片很让他不安，因为在这片把孙中山搞成了傻瓜和乱臣贼子，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整个走错了。Perry重申，帝国模式始终有一些它做不了的事情，那就是有真正代表性的政治。现在欧洲有一些理论家试图以帝国的模式来思考欧洲联盟，但欧洲的政治如果按照帝国模式走，肯定就会变成一种参议政治，而不是真正的代表政治。

王国斌（Bin Wong）补充一点， 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满人其实已经充分汉化了，甚至努力使自己成为汉文化的代表。另外，他建议区分太平天国时期的汉民族主义和辛亥革命的汉民族主义，因为它们的原因并不相同。Perry Anderson同意对汉民族主义的不同来源进行区分，但他坚持认为太平天国表达的对满清的敌意并不是临时煽动的，而是长期潜伏的敌意的爆发——毕竟，剃发易服之辱，不是容易忘记掉的。而不管满清如何汉化，日本和朝鲜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把满清看作蛮夷而非中华。

接下来还有几轮的讨论，笔记不详，只能粗粗勾勒。围绕着帝国的积极性因素，有一些讨论。印度教授建议让大家看看当代印度民主辩论用的语言，思考这种多种语言共存的环境与帝国的关联。也有人问汪晖那些帝国时代的因素会对当下与未来有启发。然后有教授指出，今天的讨论谈“民族国家”与“帝国”有余，而“modernity”却来不及展开。围绕着modernity的指向，又有一些讨论。在印度与中国的许多学者中，这modernity和capitalism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而一讲modernization, 其意思就是走向资本主义，而不再问这个modernity到底是C (capitalism), 还是S (socialism). Anderson还指出日本明治改革时期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对现代性界定，其特征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是集权国家。这两个看似相互排斥的特征在日本人那里就结合起来了——与会者对于日本的特殊性，始终是有清醒的认识。以日本帝国为例，这一帝国与其他帝国不同，它并不是多元化的，而是实行彻底的同化政策。

四个小时的讨论，有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充分展开。由于研讨会主题的宏大，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问题脉络全部理出来，并不大可能。但我觉得比较让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启发意义。而在国际学界，汪晖就阐发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意义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讨论结束后，汪晖，王国斌，Sanjay Subrahmanyam， Perry Anderson, Michael Mann, Robert Brenner 共进晚餐，小生忝列末席。与诸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一起吃饭自然是荣幸之至。席间汪晖继续谈儒学史，Sanjay Subrahmanyam继续谈印度，其他各位散论奥托曼帝国，资本主义，布什打伊朗。我问Perry Anderson怎么看中旬中国所做的打卫星实验，老爷子冲我一乐：呵呵，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