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地看，“新左派”无疑并非全然崭新的文化现象，而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则其发生更早。不过，中国当代自新时期以来，“左派”或“左倾”、“左翼”便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名词，其含义大多是负面的，在“新左派”出现之前，它事实上也一直未能争取到于己有利的存在位置，更不用说拥有具备现实影响力的话语权了。至于为何在1990年代末期它忽然以“新”面目现身，似乎一洗自己的历史污点，并成为文化界、学术界的一种强大声音，这自然是时势使然，分析是何种现实将“新左派”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感兴趣的只是：在从“左派”到“新左派”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新左派”为何要以此种面目示人？它是如何处置自己的历史遗产的？又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现实存在合法性的？而如果要保持这一合法性的话，“新左派”又将何为？
从“新左派”的主要观点来看，它显然并不隐瞒自己对“左派”历史的某些继承。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试图完整地继承“左派”这一被1980年代的“新启蒙”所中断了的话语系统，至少，是要将1949后的政治历史合理化，以正面书写自己的谱系。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对“17年”文学的美学经典化举动，以及在“反现代的现代性”意义上重新解读“文革”等诸种文化努力。显然，“新左派”所继承的这一历史遗产，可能会被笼统地认为指的其实便是1949年后的主流政治话语，但如果再精确一些的话，则可以认为，一向与“左派”这一术语形影不离的“革命”（二者在许多时候几乎是同义词），以及在二十世纪历史上一度成为文化中心的“革命叙事”，才是当下“新左派”所要继承的核心历史遗产，事实上，“新左派”对此点也毫不隐晦，它对上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其叙事的热忱已成为公开的立场，而它当下的诸多观点也与历史上的革命话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在我看来，“新左派”的存在合法性与危机，便恰恰与这一历史性的革命话语息息相关。
有别于我们今天对“革命”的简单政治化理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上，“革命”的形象其实一向便是歧义众生、面目模糊，它似乎半是天使，半是魔鬼。从其诞生的语境来看，“革命”的正义性似乎是天然的，这在很长时期也造成了它的话语优势甚至话语霸权；而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暗含的暴力性与破坏性，“革命”又常常令人不安与畏惧，因而“告别革命”之类的口号也不断出现。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革命”的这一暧昧性则达到了顶峰：它似乎是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是“美丽新世界”或“黄金天堂”的现世承诺，但又似乎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恶魔，只会带来无尽的杀戮与混乱；它是绝望者最后的希望，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但又是无辜者突如其来的噩梦，和阳光下赤裸裸的苦难；它是贫困者的诗，又是当权者堂皇的谎言。“革命”及其叙事的合法性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失落，正与它的这一历史混乱性有关。事实上，“文革”之后，作为一个整体性话语系统，“革命”已基本上被知识分子与民间全面抛弃。
这一抛弃在当时固然有其合理性。从此，“革命”便成了一个似乎被历史淘汰的词语，它总是与某种陈腐的价值观、僵化的思维方式以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关于“革命”的想象也往往至此嘎然而止。
但是，公正地说，让“革命”来承担所有的历史罪孽，这并不合理。
长期以来，也许是出于对“革命”及其历史的厌恶与恐惧，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不同的“革命”：一个是令我们激动万分、向往万分的“革命”，另一个是令我们恐惧不安、无所适从的“革命”。也许，在很多时候，“革命”的这两种不同划分，可能只是我们的一种幻象，或者，它们其实便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区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种“革命”：作为否定性向度的革命与作为肯定性向度的革命；作为抗议性力量的革命与作为辩护性力量的革命；作为乌托邦的革命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革命；作为天使的革命与作为魔鬼的革命；1949年前的革命与1949年后的革命。
当然，“革命”的这种双重性并不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勿宁说它是被历史性地生产出来的。就其本义而言，“革命”乃是抗议性、否定性的，它源于现实的不合理，坚信这一不合理可以被改变，并坚信由这些改变可以导向一个更合理的现实，因此，它还是一种乌托邦冲动。革命的天然合法性也就存在于此：它似乎是弱者无力的幻想，但指向的却是全人类的未来。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还存在不合理的现实，还存在无路可走的弱者，“革命”便必然是合理的，并且必然会出现。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一旦作为个体梦想与愿望的“革命”上升为作为社会组织性运动的“革命”，它便面临着失去自身纯粹性的危险。事实正是如此：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革命”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类似的变化也曾经发生在前苏联）：1949年后，它在“成功”之后成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自此它的性质便出现了悖反：面向现实，它的性质不再是抗议性、否定性，而一变为辩护性、肯定性；它虽然依旧还保持着自己的乌托邦色彩与魅力，但这一乌托邦性质的使命却已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它不是指向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成为对人的规约与控制；它不是探索历史及未来的可能性，而是痴迷于为现实秩序的合法化作出种种努力。这样，虽然表面上看，“革命”这一叙事在“17年”及稍后的“文革”中仍然具有双重性（肯定性与否定性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但就总体而言，它事实上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一话语历史性地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激情仍然汹涌澎湃，“革命”的乌托邦蓝图依旧栩栩如生，但“革命”的真正动力已经悄悄失落，“革命”的真实方向已经无情偏离，“革命”的伟大目标已经被暗暗异化。
这种被异化了的“革命”及其叙事理所当然会遭到历史的抛弃。今天，当“新左派”重新将这一为当代避之唯恐不及的历史遗产唤醒时，它需要面对什么？又将如何自处？
我以为，对“新左派”来说，如果它要将这一“革命叙事”整合为自己的精神资源的话，那么，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必须清理、还原其历史真实结构，厘清其双重性、暧昧性，换言之，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革命”形象：一个是作为现存秩序的抗议性、否定性力量的“革命”，而另一个是作为现存秩序合法化、肯定性力量的“革命”，并且必须明确地划清自己与后者的界线。如果“新左派”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便必然会不必要地令自己陷身于历史记忆的泥淖中，从而令自己的现实面目变得暧昧不明，并丧失掉自己应有的文化战斗力。
区分两个不同的“革命”形象，并非是为了逃避历史责任。事实上，这两个不同的“革命”，承接的乃是不同的历史源头，其诞生的历史动机与历史语境迥然有别：作为否定性的“革命”，是以不承认现存的合理性为前提，而作为肯定性的“革命”，则恰恰相反，是以现存的合法化为目标。因而，它们虽共享一个共同命名，并在形式上有诸多共性（如强调断裂、相信暴力等等），而实质乃是两种不同的叙事：前者指向未来，后者执著于现存；前者意味着历史替代性，后者却牢牢楔着于现实既定性。复杂之处仅仅在于：在1949年后的意识形态建构中，这两种叙事已被有意识地整合为一，它们形式上的一致性与历史内涵上的某些共享性又导致这一整合似乎天衣无缝。更糟糕的还在于：出于意识形态系谱学建构的需要，前者还被改造为后者的合法化话语与辩护性话语，从而蜕变为仅仅作为后者的历史源头而存在。这样，作为否定性话语的“革命”其实便已被作为肯定性话语的“革命”所吞没，甚至还成为后者的奴仆，由此，它的历史便遭到了致命的改写，而它的真正身份也由此失落了。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革命”及其叙事在“文革”后遗留下的历史印象过于迫近与深刻，当代对“革命”这一指称的理解基本是停留于上述意识形态框架内的，这正是导致我们这个时代一谈“革命”便色变的重要原因，而这也正是“新左派”在当下会经常遭致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新左派”如欲明确自己的形象，便必须理解“革命”的这一历史含混性，对“革命”这一叙事话语中所隐藏的“反革命性”保持必要的警惕与清醒乃至批判，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一个历史整体性话语加以继承与接纳，或者仅仅是将其作为自己现实言说的援引性叙事。
事实上，由于对此一历史陷阱的故意忽略或不察，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的“新左派”已经令自己陷入了难以自清的文化困境中。从“新左派”的立场来说，它的存在合法性无疑来自于它的存在合理性，亦即对不合理性现实的绝对反对，就此而言，它的存在本身便是抗议性、否定性的，相对于当下肯定性文化专制的天罗地网，这也正是它的存在意义之所在。然而，对“革命”叙事的援引，固然可以增加其学理上的合法性，但由于“新左派”对这一叙事缺乏必要的历史性清理——比如，从未自觉地将自己与作为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及其叙事划清界线，亦从未站在批判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一叙事话语，更有甚者，为了从系谱学上将自己合法化，不惜违背某些来之不易的共识，另辟蹊径地将“17年”中大量的意识形态性文本经典化，甚至将“文革”合理化，等等，这些立场与言论无疑已经引起了当代对“新左派”言说的接受性混乱，也令“新左派”本来应该清晰的现实形象变得暧昧不明：从它与当下现实的关系来看，它应该是否定性的叙事；而从它与历史的关系来看，它却又是肯定性的叙事。它既可以被视为是民间自发的话语形态，而又何尝不可以被某些人视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变体（尽管这肯定会令“新左派”感觉十分委屈，而当下的意识形态也未必会买它这个帐）；它的价值理念似乎是先锋的，又似乎是极端保守的；它的言说方式看起来十分新潮前卫，而思维方式却又似乎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定历史烙印。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新左派”没有意识到，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它在不加辩析的前提下所援引“革命”及其叙事，本就是一把双刃剑；它还没有明白，“革命”早非处子之身，它可以化身为天使，然而亦可以化身为撒旦，因而对这一历史性叙事任何不加批判的引用，不但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反而只会把现实越搅越乱。
那么，“新左派”向何处去？
如果“新左派”不想令自己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诚如前面所述，首先它必须在系谱学的意义上清理自己的历史源头。它必须明白地告诉这个时代：在“革命”这一混沌的历史叙事中，它要继承什么，抛弃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什么是“革命”的真实灵魂，什么又是它的迷人幻象。如果这一点还有困难的话，那么，“新左派”不妨考虑从头叙说，重新书写，以找回“革命”这一叙事中被历史有意无意丢失的有效结构。斤斤于当代红色历史，试图在不加批判的前提下从对当代红色历史的重新阐释中梳理自己的传统，固然有政治生存策略上的讨巧之处，然而这在令“新左派”不必要地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之外，只能表明“新左派”对自己的历史角色与现实使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
那么，“新左派”的现实定位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从“新左派”的历史使命来看，它必须牢牢记住：自己乃是作为现存的一种抗议性、批判性文化力量而存在的；它对“革命”叙事的援引无它，无非是因为在历史上“革命”也正是作为一种抗议性、批判性力量而现身的。因此，它之于“革命”的继承，乃是对一种永不妥协的否定性力量的继承，是对一种激情理想式的乌托邦冲动的继承。由此出发，无论是言说历史还是介入现实，它都必须对 “革命”这一叙事中可能滋生的辩护性、肯定性、意识形态性潜质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基础上，它还必须明确：作为今时代的一种文化抗议，它可能有必要将“革命”重新理解成批判的武器，而非武器的批判，以此来保持自己作为批判话语的纯粹性。由此，“革命”这一似乎已成历史遗迹的叙事将获得新生：它将仅仅作为一种否定性向度的价值批判话语顽强地楔入当下，它不再是一个创世神话，它失去了自身的历史实践性，但却也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新的动力，新的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的“新左派”，其命运很可能是边缘化的。但在当代诸种意识形态复杂结构的无形笼罩下，有哪一种否定性的声音不是注定了是边缘化的呢？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根本不能期望这些边缘化的声音能穿透现存的天罗地网，并实现它们的有效性。这似乎是一种很悲观的论调，但只要对今天的中国现实稍有感知，便能理解这种似乎无奈的心态。在极致意义上，我倒觉得与其将“新左派”及所有与此相似的声音看作是一种实践性的现实结构，还不如视为是一种象征，一种召唤，一种提醒，其共有的立场是：面向可能，面向真实——而这诸种声音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便永恒地来自于此。
2006年4月20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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