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潮”，甚至是一种与经济相关的思潮，但这是一种误解。新自由主义不是任何一种思想，也不是任何一种思潮，它是一种政治，或者说，是一项政策。它是当代世界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最核心的产物。自保守派政治家在1979和1980年在英美上台，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弗里德曼、撒彻尔夫人的密友哈耶克协助制定了这项政策，其中包含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经济”内容，但是，这些内容都是服务于如下鲜明的政治指向：拆毁欧洲的社会福利体系，摧毁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从而使财富向私人大资本方向积累。在19**年之后，这一政策被用于前苏联的改革，其目标同样是把这个国家改造成资本寡头主导的国家。
在这项政策风行世界的20年里，世界上20%的富人与另外20%的穷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280%，而且世界上3个最富有的人的私人财产要超过48个穷国的总和。这一荒谬的政策如果没有一项强力的政治权力来支持，它其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政治强权之所以要支持它，是因为这个结果恰好是保守主义政治需要的，它就是这一政治的目标。
当然，像一切见不得人的政治游戏都需要修辞一样，这一政治目标也需要一套修辞。例如，它不会公开宣扬维护私人大资本的利益，也不会公开拒绝社会福利要求，它甚至也要为对私人大资本的支持寻找理由，而这个理由就是：因为私人大资本能解决社会福利问题，所以政治就必须支持它。所谓资本自由化是指：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与福利就越大。所谓社会市场化是指：政府管理社会和人民，最好像市场管理消费者和劳动力那样简单明了。这的确是一种绝妙的隐喻，也是一个非常如意的算盘。
当代中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被不恰当地归结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这种不恰当即使从字面上看起码也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将当代中国要求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力量，将当代中国强大的社会保护声音归结为几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声音，那就是从根本上歪曲和小视了整个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力量，这一理解本身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错误理解。而且，当代中国对寡头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即使在知识界也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这个庞大的知识共同体是在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包括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左翼的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包括大批非学院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都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把这个有机知识分子的知识共同体比附为当代欧洲学院里的某一思想流派(新左派)，不过体现了一种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和理论病毒。其二，也许更重要的是，上述活动的对立面从来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结合，更为直率地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它就是指“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因为这二者致力于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展，坚持一种没有民主方案监督和保障的激进私有化道路。而九十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声浪里，它就是指资本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个时期既得利益集团致力于将攫取的资本迅速“国际化”，而这一主义则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资本自由化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这就是当代批判思想所针对的基本目标。而把批判思想的对立面转移为“自由主义”则是一项有意的策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从内部瓦解当代批判的知识共同体，同时为新自由主义提供实质的掩护。
许多学者首先从社会和社会关系民主化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社会关系市场化的观点进行批判。在后者看来，所谓“最有效率”的政治，就是如同资本管理劳动，市场管理消费者那样对人民进行管理，它们进一步假定市场经济领域是一个自由公正的领域，因此最自由公正的社会关系就是市场关系。所谓市场化等于民主化的教条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关心社会民主化的学者则指出，倡导“经济自由”只不过是一项政策，经常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是在听取这一政策之前，我们却起码必须了解另一个基本问题：经济是不是一个自由的领域。而答案很简单，即“不是”。现代经济领域是一个“纪律性”最强的排它性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必须按照如下原则行事：在手段和目标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在个人利益最大化方面进行最严格的计算，现代经济领域严格秉承工具理性的原则行事，而若要在这个领域里按照如上原则行事，就必须严格排除个人的、家庭的、伦理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因素“干扰”，排除人所附带的一切其他东西。所谓“经济领域”的“独立”的论断，不过意味着经济领域所遵循的那个工具理性的原则，必须、也不得不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原则相区别、相脱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说：经济学必须、也应该是“不讲道德的”。
因此严格地说，在任何意义上，“现代经济领域”都不是一个可以“自由放任”的领域，而是一个高度强调纪律约束的“强制”的领域。这样问题就自然明朗化了：作为一项政策和宣传的“自由放任主义”表达的意思并不是“经济自由”的要求，而是要求整个社会按照工具理性的行为来行事，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甚至突破了哈耶克式的“游戏规则”，因为哈耶克坚持必须把市场的原则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之内，而绝对不能让这个原则渗入社会，特别是瓦解包括家庭在内的传统社会价值和社会关系。但是，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却妄图把工具主义的市场原则无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充分暴露出其新权威主义的实质，因为这种新权威主义力图发明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以便像资本管理劳动，市场管理消费者那样对社会进行管理。因此，新自由主义宣扬的经济自由和市场独立本质上不过就是一种比较精致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将社会和社会关系市场化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强制，它与任何社会自由、社会民主没有关系。
为了批判将市场化等同于民主化，将社会控制转化为市场化管理这一精致的新权威主义，当代的批判思想同时将视野转向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和介绍，这些研究和介绍表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一个整体，它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物质生产的多种方面。而且，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也不是市场，而是不平等的交换和“反市场”。特别是，像卡尔·波拉尼这样的学者早已深刻揭示出：如果将社会关系瓦解为市场关系，那么通过市场管理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权威主义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位对历史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过深刻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他指出：19世纪文明的崩溃不是由于欧洲内部或外部野蛮人的入侵，不是由于世界大战，也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反抗，而是由于“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人、自然和社会的扭曲而导致，外在的战争只不过是加强了它的破坏。
波拉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以为，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可以假设社会主义根本就不存在。而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的泛滥，而这恰恰是与19世纪非常类似的一个基本局面。于是，他的问题竟然是：我们的20世纪乃至21世纪将如何避免重蹈19世纪文明遭受重创的覆辙？他的担忧与另一位哲学家的担忧完全一致，作为深受纳粹主义迫害的学者，汉娜·阿伦特指出在市场权威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在把人由存在贬低为其物质生存方面，在主张对人类社会进行工具理性的“数字化管理”方面，纳粹主义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没有区别。
对新自由主义的另一种批判恰恰来自自由主义传统和阵营。新自由主义者经常贬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会从经济角度”谈论自由，因此，在他们之前，“中国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这种对自由主义传统的挑战并不是偶然的。在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在维护私人资本积累的现实中，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得不同时在理论上对自由主义传统中所包含的平等主义、民主主义、社群主义乃至共和主义进行剥离。他们之所以提出“民主妨碍了自由”、“平等必然取消自由”的论断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哪种自由主义像他们那样将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个人与社会全然对立起来，并且把民主、平等和社会当作“自由的敌人”。于是，当有学者向他们发问：你们那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到底是贵族的自由，还是平民的自由？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政治保守主义时，其实已经点出了其新保守主义的本质。
这一新保守主义的言说还包含在所谓“消极自由”理论中，所谓“消极自由”其实就是不包含民主、平等诉求，不允许社会参与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说穿了是一种“特殊待遇”，甚至就是特权，它不但足以令信仰“人生而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大跌眼镜，而且暴露出他们为什么要呼唤保守主义政治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包括瓜分公共财产在内的手段“先富起来的市民社会”，迫切要求撕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整个社会集体富裕”的改革“合约”。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的市民社会同样复杂，其中包括大量通过辛苦劳动、发明创造和特殊才能富起来的人们，但是其中也包括那些依靠政治权力和特殊政策“富起来”的人们。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自由就是特权、特许和特殊政策，也习惯了用特权、特许和特殊政策来维护自己的“自由”，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呼唤，表达了这种愿望：因为只有他们的“自由”是不能与社会分享的，也是与民主监督和平等竞争相对抗的。
最后，许多资本主义的研究者从世界体系理论等角度，多方面地展开了对新自由主义热衷的资本自由化信条的批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外逃与资本的国际化积累方式是同步的，将资本国际化是将资本合法化的重要方式，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宣扬资本自由化，并将其等同于“全球民主”的真实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破除了这一虚构。其一，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全球不平等的交换和分工的基础上，支配这个体系的基本程序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完全是不平等的。在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正在制造新的全球对抗关系，而不是民主和平等竞争的关系。我们正面临着当代世界地理或者“地缘”的根本变动，随着苏东崩溃，“东西方”的对抗以及核心区内部的对抗淡出，而“南北”对抗则进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与这些问题相伴随，联合国在世纪末公布的最后一个世界经济报告显示了不祥的预兆：那就是除了西欧、北美和东亚财富出现了巨大增长以外，世界的其他地区，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出现衰退，而非洲，特别是中亚和西亚、南美经济与发达国家的距离绝对地拉大了。阿根廷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对此给出过一个经典的解释：那就是工业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而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则以其资源的功能与中心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一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关系，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和联合国发挥积极的修补作用，这样的不平等关系就会恶化，在他看来，这种恶化最有能量的爆发点就是中亚或者西亚，而南美将是另外一个。这个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判断就是著名的“依附理论。”
其二，即使这个造成国际冲突的依附性的世界体系也在瓦解过程中。这是因为，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已经使得资本积累最有效的方式是在全球吸纳包括“黑金”在内的各种资金，这些资金也急于通过“国际化”来获得合法性。这种在全球“乱集资”的资本积累和套利的方式，足以瓦解依靠不平等的生产和贸易，依靠依附性的世界体系的生产和运转来获得利润的方式。如果在依附体系里，边缘地区尚可苟延残喘，甚至获得“发展”，而这种最野蛮的资本积累方式却可以在一夜之间套走边缘地区的主要资金，它是以抛弃和彻底破坏依附积累体系为代价的。
其三，资本全球化和不受约束的自由流动最终瓦解了建立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一个到处套利，四处流窜的“国际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最终理想就是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套利，无论谁都剥削。然而其前景因此就成为看得见的：它终于把世界划分为两大力量：国际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正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充分发展程度加速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而这个体系在最近一个时期的繁荣只是因为其逻辑迄今还是部分地得到实现：社会关系还没有彻底市场化，人类文化还没有最终普遍地工具理性化，世界无产阶级还不是一个反体系的大家庭，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奢侈品，而不是他们不为此而斗争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的日常生活。
因此，社会主义不得不把实现平等和公正，把增强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尊重和控制当作人类生存和历史体系能够存在的最低的、最起码的条件，而不是一个理想，一种奢侈。它不是为了我们解放思想和解放想象力而存在，甚至不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存在，它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存在。
这不是理想，也不是高度发展之后的“第二步”，而是为了防止人类堕入野蛮的最起码的第一步。因而这也不是希望，而是事实，残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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