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西方的冷战红利已经用完。如今，随着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西方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再一次遭受重大挑战，文艺复兴红利也即将用罄；转向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源头，成为西方模式的救命稻草。然而，正如美国新保守主义下场所显示的，回归古典并不能解决西方世界回到未来的麻烦……
中国在保卫西方？
西方的处境是全球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长期以来，西方人笃信单线进化论逻辑，以为全球化就是西化。但是全球化本身是有自身生命力的，发展到今天，人口的力量正在超越了国家的力量；西方人早于西方国家感受到这种变化。毕竟，全球化已经从商品、资本、技术、制度的全球自由流动和扩散上升到人的层面；人的因素最终定义全球化的结局。在全球化中，人的基本角色有二：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关注资本、技术，而消费者关注人及其消费能力和消费偏好。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5亿增加到80亿，增长的部份有97%来自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驱动由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就预示者拥有更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占有优势；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优势——拥有更多更年轻的人口，在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中又转化为劳动力优势。
这种变化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已经被经济学家观察到。早在2004年夏，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指出，比较优势原理转向竞争优势法则。的确，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
以此来看待西方的反全球化运动和贸易保护主义，推断这是“西方国家企图遏制新兴国家崛起”，显然仍在神话西方。其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是更深层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当工人的饭碗都要被抢走的时候，他们才不关心你的产品是不是廉价。这就是他们抵制“中国制造”的关键。今年1/2月期的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欧洲的失败哲学”指出，在欧洲，很多人开始对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生了怀疑，支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人的比例在增加……
可见，西方社会心态转变的原因是内在的，也是不能轻易扭转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当作贸易摩擦来看，一方面我们是在以“阴谋论”的老眼光看问题，没有读懂西方；另一方面，我们事实上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现在对华贸易上的一些摩擦，不会轻易消除，可能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即便是中国产品质量变得无可挑剔了。也许，在将来，中国注定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捍卫者。中国在捍卫全球化的名义在捍卫现代的西方，而恰恰是现在的西方在反对现代的西方。
西方反对西方？
新一轮全球化竞争，西方从攻势处于守势，出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暗流，因而是现在西方反对现代西方。于是，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
西方反对西方，除了反全球化的部分美国势力外（因此也存在美国反对美国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法、德等典型的欧洲国家。这种“反”主要表现在“三反”、“五反”的不同层面：
所谓“三反”，是相当比例的欧洲人存在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反现代化（进化论）情绪；具体到“五反”，表现为反市场、反商业、反技术、反物质化、反美主义。
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要36％的法国公民说他们支持全球商业的基础——自由企业制度，这是所有22个受调查国的唯一例外。在德国，2007年时支持社会主义观念的人达到47％的历史新高；相比而言，1991年时这一比例只有36％。一些法国、德国教科书将全球化的前景描绘为回到黑暗时代；学生们认定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在现在的全球化条件下只有破坏，没有创造——创造也是与失业、犯罪、技术奴役等负面现象联系在一起。鉴于他们对企业的失望，于是把目光纷纷转向政府，主张管理全球化……
情形果真如某些人担心的欧洲年轻人未老先衰，整个欧洲既老又衰？尽管这过于悲观，但事实毕竟显示，由东欧移民及一体化驱动的欧盟发展遇到动力不足、阻力过大的问题。欧洲从文艺复兴发源地和进步的力量，不断走向保守。欧洲一体化是可逆的，存在回归国家、回归民族的压力。
这种“三反”、“五反”现象，存在公平对抗自由、感性对抗理性、社会对抗市场、世俗化对抗宗教化的社会思潮背景。公平与效率的古老悖论，在西方社会再次发酵。西方社会对公平贸易的呼吁盖过了自由贸易的声音。随着全球化发展到人的阶段，感性的、多元的声音盖过了理性的声音。在全球化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或资源优势所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方式重新投资西方，引起西方的反弹。更深层面说，世界面临着世俗化和反世俗化的矛盾：前者以中国模式成功为例；后者以文明冲突、反恐战争为标志。
《大转型》一书的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20世纪初制造了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
现在的情形，就有点像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扩张，不过前者是资本主义危机使然，后者是全球化进入非西方化阶段的产物，以主张公平贸易、倡导社会平等和反全球化形式呈现。
由此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红利即将用罄、中国模式具有古代文明的现代发飙等深刻内涵。“金砖四国”、“展望五国”的崛起，正在回归世界作为多样性存在的自然状态，还原西方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概念。西方反对西方的情势表明，西方急欲回归古典，即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或文艺复兴等时期的西方。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
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受到其全球化政策的深刻影响，反华又存在反全球化的背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最近撰文指出：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去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
当然，同样是西方，美国与欧洲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尽管欧洲的保守化，美国有呼应之势，但是理性的民主党人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代表了全球化的美国；保守的美国人更多受到宗教的影响，与欧洲的保守化有所不同。并且，欧洲的世俗化高于美国，而美国人对商业的热情高于欧洲人。由此导致的欧美理念之争在伊拉克战争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等已经展示。这种美欧矛盾还会因为移民来源方向不同而长期发酵。
因此，美国并不能代表西方，并非典型的西方。就维护全球化而言，中美走向战略趋同，与欧洲的矛盾今后会日趋尖锐。尽管美国也存在反全球化的部分，总体而言，中美是全球化的最大发动机和最大得益者。中国的战略选择，首先是与全球化的美国为伍，反对反全球化的美国和欧洲；并且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化朝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以人而非国家为单元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进行经济发展模式从外贸、外资转向国内需求拉动，减轻对全球化的依赖，同时加速推进国内的一体化和亚洲一体化建设，构筑防范全球化风险和反全球化冲击的双重波堤。
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集中体现在让中国支撑全球化的领导机遇；挑战则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较量阶段。迄今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式全球化版本的成功。
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颠了个个儿。世界同时上演着少年中国说、青年美国说和老年欧洲说三个版本的戏，正在告别历史、回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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