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外围的几点思考
杨鸿玺
和谐社会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社会构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从文化、社会建设、舆论导向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在一些领域要有开拓型思维，积极营造良好氛围，积极进行机制和体制创新。
一、对传统文化注意兼收并蓄
中华文明灿烂多彩、各有所长，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足可借鉴。除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外，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要注意吸收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墨家、道家等思想精华，以免偏颇。在推广中华文化过程中，不要仅仅重视和推崇儒家文化，法家、道家等灿烂的先秦诸子百家文化，以及佛家思想，都可经过萃取后予以推广介绍，这样也可以在国内外层面上启迪治国新思路，让国际社会领略我中华文明之深厚多彩。
儒家文化优点明显，缺点也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等入世和修养准则以及治国理念，2千年来，一直鼓舞着数不尽的炎黄子孙昂扬奋进。但儒家思想的另一些思维思路，比如“中庸之道、质胜于文、水至清则无鱼、难得糊涂”等观念，不可否认，虽然有其有利和合理的一面，但这样的思路方式如果过头，则不利于推动科学创新思维的产生与发展。而墨家学说的思想中则存在倡导和追求精益求精、精致机巧的一面，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比如，笔者2006年底曾前往湖南长沙博物馆，看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之精密技巧，许多器具花纹特别是织锦和纺纱条纹之细密，令人啧啧称奇。曾有说法是那时的精密织锦现在已经无法仿制出来，笔者以前是不相信其精致水平可以到如此境界的，但的确是眼见为实、方感此言不虚。那时正值西汉汉武帝之前，汉室初定，儒家思想正统地位未定，黄老哲学盛行之时。秦朝严厉的规制与律法观念应该也有余威。从中可以看出，那种对工艺和科学的执着追求和精益求精的观念，是后来儒家正统定位确定之后的工艺和艺术思维所难以比拟的。
儒家思想的一个缺点是不倡导精益求精，而是“差不多就行”（胡适先生在上世纪早期就批评过一种“差不多先生”）。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既定，从此，中国的封建经济虽然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但中国的科学发展劲头同时也被“大一统”以及官本位等思想悄然压抑和淡化，逐步开始流于肤浅、表面，以至于近代完全的停滞。同时，中国的艺术诸如绘画、雕塑，以及哲学思维也逐步趋向于粗放式的大写意。宋代之后理学的兴起，虽然一定程度上走向细密但已然是束缚和框定有余，创新突破不足。总体的艺术和哲学脉络在各个朝代变化不大，往往在前人的架构内下功夫，近似于千篇一律，而缺乏大胆的创新。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官本位追求目标和当时历届官方的不利导向，日渐不利于科学思维的发展和形成。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反思和注意，新时代的强国复兴，尤其要倡导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素养。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家和道家的思想都有很可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鉴于国人从管理阶层到公众意识中，法律、法制观念比较缺乏的情况，可以吸收法家的公正执法、刚正不阿思想，减少社会运转成本，使公民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和谐社会建设中去。道家的黄老哲学提倡与民休养生息、减少社会阶层差距、减少两极分化，这也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因此，既然“和谐社会”理论倡导和谐、创新、法制，就可以倡导并吸收中华古典文化中其它学说的精华思想和部分，最终是为了各类有利因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建和谐,促进实现民族的和平发展和复兴。
二、优化民族性格是关键环节之一
优化民族性格是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人们往往发现，同样是两块天然禀赋几乎相同的土地，生活着两个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常常会有迥异的发展结局。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不胜枚举。当然，其中有很多历史原因。但须正视这一现象。本质上看，国家的富强绝对不是损人利己，而是互利共赢。各个民族和国家是平等的，并无优劣之别，但却的确是有差别的，特别是在民族性格和素质方面。而民族性格和总体素质是可以学习、优化和改进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每个民族都有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那将促进全世界整体素质的提高。本文的看法并非追求种族优越，而是指出一种客观事实。
传统文化有许多精华，但其中的一些糟粕也是显见的。如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也要不断进行反思和反省，剔除本民族传统性格和文章中的固有缺点和弱点，吸收他人、他国的优点和长处。是精华就要坚决保留贯彻，是糟粕就坚决摒弃，断不可借所谓保留传统文化之名、文化传统惯性难以克服等理由得过且过，姑息延续。是人家的好的方面、长处和优点，就要坚决吸收消化并创新。一个民族最终顽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这样的国民素质和民族性格。从近代各个大国崛起的因素分析，优化和塑造优秀的国民性格和素质非常重要，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几度不败、终将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要塑造一种团结进取、光明磊落、百折不挠、遵纪守法的良好的整体民族性格，这样的国民性格象弹簧一样，屈伸自如，并不会一压就扁，也不会松弛无度。这样的弹簧式民族性格，恐怕是个非常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建设。
国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性格的历练，要经历长久的艰苦努力，和主动进取的清醒头脑与倡导。不仅要在口上说教养和文明，而且要切实落实，从点滴做起。比如，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不要窝里横，不要不守秩序和规则，不要让一些地方有名的“国骂”丢人现眼等等，诸如建议和批评为什么不接受，不改正？为什么有些人反而还要发出“文化传统和习惯使然，要敢于坚持所谓自我”的可笑观点呢？改正了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在一个文明社会，带有痞气的所谓文化从来不该称之为文化，更为正宗的中华传统文化所唾弃。所以，以文化和传统因素为借口的逆反心理要不得。在此方面，国家倡导是个重要途径，管理阶层要胸怀远大、身体力行，带动公民一起努力向前。要严格倡导落实和执行公正公平的平民教育，不惜投入提高全社会民众的科技素质、文化素质、道德底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根本途径。倡导法制精神，严格执法；杜绝那些难得糊涂、水至清则无鱼的糊涂观念；提倡高瞻远瞩而又精益求精的胆大心细观念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关键环节。
三、优化舆论导向，塑造良好氛围
注意塑造良好的社会意识和形象，形成良好的社会导向。在影视制作过程中注意良性导向。杜绝拍摄或宣扬不良思想的古代和近代的电视连续剧或电影，例如，禁止继续拍摄那些暗示或教唆如何送礼、请客、索贿、受贿、阴谋诡计、诬陷忠良、好人难做、动辄下跪、帝王将相等糟粕性的影片或镜头。实际上这些封建糟粕内容根本不反映不代表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团和气要不得，它往往毒化社会氛围，让那些本来就非良善之辈更加学习了搞不正风气的犯罪技巧，就象不宜在所谓侦破纪实片中过多宣传犯罪细节和反侦察细节一样。同时，广大舆论工作一定要主动引导国民素质的提高从小事做起。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爱护国家形象，养成习惯，克服随地吐痰、不守规则、不修边幅、满口脏话、自私冷漠、霸道无理等没有教养的坏习惯。其实，政府本来可以在2003年抓住防治“非典”的机会，坚决克服并严厉处罚随地吐痰等所谓日常小事和坏习惯，体现我们从小事做起提高国家和国民素质的决心！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早就明摆着了，也免去了世界许多地区只用中文标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的尴尬。
管理层要注意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和谐社会，吏治先行。要身体力行，并严格敦促有关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彻底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凡事应当从官员吏治模范带头先行，让全国的公民看到昂扬正气的新气象不断发扬光大，推动和谐社会发展与建设进程有力有序进行。振兴中华不仅体现在发展方面，也体现在扬弃方面，体现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也体现在人的自身发展与提高方面。最终全面深入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和中国的国家形象，恐怕是更深意义上的更高境界。许多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非要等到中央重视批示和中央电视台曝光才赶紧去处理，其实这背后反映了层级部门和机构惊人的不作为和效率低下，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冷漠无情心态，从而导致了许多的梗阻和积压，为党和政府威信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法制观念提高有赖于体制的完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群众利益无小事不能挂在口头上，实际运行是另一个样子，那样就不能取信于民，体现不了以人为本的根本思想。要特别警惕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施加不当压力的苗头。建设和谐社会要在杜绝这一苗头上保持清醒。
提高社会整体的公民意识，摒弃一些封建观念。首先要规范称呼。推广公民，公务员，产业工人，科学家等许多称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一些称呼诸如老百姓，父母官，公仆，民工，大老板等等其实可以可以更科学一些，减少其中隐含的等级意味。一个法制平等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培养整个国家的平等法制意识，需要从各个环节入手扎实建设。 摒弃和剔除所谓中庸之道、水至清则无鱼、质胜于文等所谓的难得糊涂观念，这些观念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严重损害毒化着我们的法制进程和发展理念。只有这样，才可以坚决贯彻法制治国理念，简化复杂的人际关系，把我们相当多的精力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治网络中摆脱出来，使之归于精简和简单，把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建设和发展中去。好多的不必要的精力如果用到正路上，用到发展和建设国家上，用到学习和提高个体和国家素质上，该是多么伟大的创造力。不仅我们自己得了实惠，整个世界也会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袄反思和修正中国式社会和人际交往中的一些根本的弱点和缺点。如此，可逐步减少人际关系复杂化、人情化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很多时候，正当的合法的办事手续被复杂化了，成了一些人玩弄辞令以权谋私的工具；那些不太正当的事情背后的环节就更复杂了，这正是造成人际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人人都去找关系办事情，忽视或玩弄具体的正当规则和程序，则实际是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社会发展和运作成本，得不偿失。要努力使社会关系简单化，合法的事情就要按照法律和规定办理，尤其是处理涉及群众平民利益和感情的事情，不要装聋作哑；一些部门往往在群众需要申诉时装聋作哑，对有些有利益关系者的利益受到影响而处置侵害者时却执法上雷厉风行，表现出了许多的执法随意性和倾向性，反映了一些部门执法环节的势利性。这不利于公众利益的正常和正当维护，是非常要不得的不利举措。
四、防止和克服“文化朝贡心理”
在人文领域或自然科学领域，国内几年来有一个似乎越来越强的倾向，那就是包括一些所谓的文化和科技精英在内，在如何客观对待西方人文和科学方面出现了偏差。其中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朝贡心理非常浓厚。
影视界是明显而直观的。一部电影，如果没有西方电影界的肯定和影视大奖的承认，没有那种片面追求华丽和宏大效果的所谓电影语言，似乎这部作品就不是最好的、就是二流的，就容易产生了强烈的失落甚至自卑。这就导致一些导演或演员不唯本国国情和民众的喜好，只奔着西方电影大奖和好评而去，口味自然也要努力迎合西方电影人和民众的口味，并美其名曰“以西方能接受的语言传播中国文化”。适当的电影语言容易被接受，也是需要的，但这也常常导致一味追求迎合性电影语言的误区。实际上，这种被扭曲和机械剪贴的作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西方真正领略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还需要仔细观察。而且很多时候，西方电影界的口味也是多变的、难调的，说不认就不认，最后往往是“白费蜡”。
其实，如果有一颗平常之心，就没有这个刻意追求的必要。本国本土的优秀电影人才和作品也不少见，实际水准怕也不比一些获西方什么金银的动物大奖差到哪里去，就象鲁迅、巴金等人的文学不低于诺贝尔文学奖水准一样。以中国观众或华人圈内眼光品评，有些电影作品甚至要强很多。但恰恰是这些优秀的本土题材电影创作人员为圈内一些名导名媛所不屑，因为不合西方人的“艺术要求和大众口味”。当然，并不否认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本土作品确有不凡之处，只是在这方面，万万不可走火入魔，要有必要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在其他人文研究领域，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理论精髓到国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环节。但千万不要陷入误区，不要囫囵吞枣、照搬照抄，不要动辄拿晦涩的大理论唬人。中国现代历史上吃过的机械教条主义苦头并不少，历史教训并不遥远。文学作品方面显得较为客观些，我们不否认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文学大奖的分量和荣誉，在这方面不能故步自封，但也不要刻意追求。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不仅丝毫不能否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领先地位，而且需要紧紧跟踪西方科学发展步伐，认真扎实地学习，好好补课、吸收并创新，尤其决不要有一些成就即妄自尊大、沾沾自喜。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发达世界的科技差距是巨大的。尽力弥补差距是对的，但这也不意味着在科学领域亦步亦趋、顶礼膜拜，以致于形成严重依赖而出现浮躁心理，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导致创新精神的丧失。
一种科学立项、选题或文章，在听取发达层次的专家建议或评审时，在送往外文杂志发表时，如果遭到个别人士或刊物的否决，似也不必立即不加分析进行自我否定，而且对核心内容似也要有所保留。不是有传说，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此前的优秀自然科学成果要送到个别发达国家专家那里去获取国际认可、“评审过关”吗？据说攸关科技发展或国防前途的重要成果被人家看中，表面上却故意轻描淡写，说没有价值，暗中收为己用；而把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我们也就言听计从，白白损失一些重大科技机密和科技发展契机。
再则，不要对自己人缺乏基本信心，不要忽视了身边和本土的优秀人才和科学积淀。一些看法认为，西方的才是人才，留洋的才是人才，本土的优秀人才就不当回事了。那样的话，引来一些外来凤凰，却冷了本地凤凰，得不偿失，甚至增加了无谓的差距和摩擦。况且真正吸引海外的优秀金凤凰怕也不那么容易。所以，一定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双方的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形成人气和合力。当然，近年来，经过摸索和一些经验教训，国内这方面的科技心态有所改良，但还是有不小的改进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和科学领域尤其要坚持实事求是和辩证法原则。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自我膨胀，不能简单地一概以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是另一个误区。克服一些过度的文化或科学膜拜心理，决不是要倡导和回归文化和科技封闭，而是以正确的心态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化和科技事业的开放和发展。
五、维护资源安全需创新思路
中国的资源的确是相对贫乏，尤其是人均资源和能源量更是少的可怜。但相比日本和以色列，中国的人口密度不比他们大，也不比一些欧洲国家大，中国的资源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都不算贫乏，中国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比以色列要丰富的多，但水源、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却低的可怜，要达到日本和以色列的水平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要善于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学会厉行节约，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在能源利用和节约以及国际贸易方面，美国、德国、日本、以色列以及印度等国，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经验。当然，中华民族也有许多长处可供国外学习和借鉴，要在相互交流和学习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就资源和能源而言，很多时候公众和一些决策者更缺乏的是节约意识。开源固然非常重要，但节流更加重要和必要。要提高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意识，尤其要大力提高杜绝污染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大城市以及首都的市民更有义务和责任感身体力行，对水、气、电等进行节约。动辄从外地或其他省市调动资源和能源保障供应，可保一时，但难保长久，何况这种调动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其他地区的能源与资源供应优势为代价的。东线的南水北调尚可考虑，中线的花费以及对生态历史文化的影响可就大了，而从西线所谓大调水、爆破喜马拉雅山引水北调的设想和计划可谓荒唐的天方夜谭，违背基本的发展规律，其投资浩繁不必说，但生态破坏就何其巨大，得不偿失是必然的。还有，从外地调动能源资源确保一地就如同不断地把农村的大树源源不断地挖出运到城市绿化，绿了城市，死亡了一批古树和大树，而更多造成广大农村的生态灾难和光秃秃的山顶。大城市周边省区往往存在百万贫困人口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这是另一种投资和收效不能统筹平等兼顾的粗放浪费。另外，一些地方为了GDP而相互攀比的投资和无序竞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内部挖潜比外部调运更加重要和长久。全国许多地方浪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甚至是国外最高水平的近乎十分之一！最终还应该要靠科技，靠提高意识，靠精心筹划和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主观武断决策更要不得。如果干旱地区在工业和农业节水上真正重视起来，重视技术,提高效率,消除水源污染，那么将节约下来大量用水。从具体环节看，如果真正让西北农业劳动者和全国所有相关地区的农业劳动者得到实惠，严格地明确当地的林权、产权和收益，发动亿万民众，严厉惩罚掠夺农业劳动者拥有的林地林产的行为发生，让他们放心绿化，种树种草，同时节约工农业用水，中国所谓的水源危机并不如此急迫。长远看生态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能够统筹协调发展。当地民众不愿种树，关键还是合法的产权不明确、收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比如，假如一些地方有关部门看见民众承包的荒山收益了，就强行没收了，民众血本无归，怎不寒心？
木草涵养水源、美化自然、绿化环境的能力不可限量。凡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凡是森林茂密的地方，水源充足，汩汩不断；一旦森林砍完了，变成了荒山秃岭的地方，就马上一片风沙荒芜，哪里有一点点水源和生机？日本那么少的国土，却拥有68%的森林绿化率，日用木材全部进口（包括一次性木筷），甚至大量陶瓷制作用土和石料全部进口，国家立法保护不准挖山。而我们一些地方是如何做的呢？拍个电影都要杀伐大量树木制作道具、不同程度破坏现场环境！而最后象征性处罚，不了了之。如果借助自然的力量，借助亿万民众的力量，仅水源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假如用接近大工程十分之一的投资，获取了最大的投资效益，为什么放着好的办法不用，却一再采用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工程改造、堵疏大自然呢？这一所谓宏伟的计划更不符合中国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意。
要考虑适当使用中国的战略资源杀手锏作为平衡杠杆。比如，我们内蒙古地区的稀土资源丰富，储量占世界的80-90%。据报道，不少公司开采，多头管理效果不彰，造成低价倾销，加工粗放，这不仅是浪费，也影响资源安全。要从战略高度看待我们的资源安全问题。国际资源能源市场一些所谓的能源或资源大头、行霸，近年来喜欢联合起来，要么抬高价格，开出天价，狮子大开口，逼迫中国接受；要么在给中国供应能源或铁矿石等资源问题上卡脖子，弄的你低声下气。我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的思维，适当利用资源杠杆，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的战略稀缺资源并不少。不要老怕伤了和气，怕惹恼了那些居心不良的供应方或定价谈判方。有些方面不要这些和气和面子，唯利是图，我们为什么要忍气吞声、任人玩弄？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损人利己，而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和战略利益。也许，过几年就错失良机了。毕竟科技在发展，人家也趁我们疏忽和粗放的时候囤积呢。这已经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希望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达成平等的生意棋局后，再适当放松战略资源配额控制也不迟。而对真心的朋友，平等互利的伙伴，当然是要有好的对待的。这也是一种公平对等。
一定要加强对国际能源和资源供求和利用的长远性规划和战略研究，切忌短期跟风。比如，整个90年代直到2001年左右，国际石油价格出奇得低，而中国从1995年就成为石油进口国，当时就有不少专家提出要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大量进口国际石油；同时，不能忽视国内能源自我开发，以备不时之需。但这一举措真正获得高度重视是在最近2-3年。然而，国际油价已经翻了6-7倍，以净美元支付的高价，去国际市场购买并且还要受到限制，何其吃力和吃亏？在这个不合常理的、被人为抬高的高位，就要暂缓大量从国际市场购进，积极考虑国内能源开发。一定要走出常规的所谓“买涨不买跌”的通俗消费心理，从战略角度考量。
改变对人口太多是包袱的理解误区，13亿人口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资本财富。中国最有潜力和收效的投资，是投资教育和科技,提高民生质量,提高民生自我创造潜能。投资全民的科技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素养，免费义务教育争取扩大到高等教育，勒紧裤腰带也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实在是国家的幸运和深谋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无长远教育科技规划，只注重短期的投资收效，必然失去后劲。国外的类似事例不胜枚举。把我们的人口素质全面深入提高了，把我们的关系理顺了，把我们的精神凝聚起来，这该是我们最无限的庞大资源优势，引来世界的啧啧羡慕；反之，个别竭泽而渔的做法则容易引起纠纷，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中国政府立意高远，已经提出坚决彻底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这是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是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希望全社会同心协力，以体制和机制创新，坚决落实贯彻。使中国在宏观上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具备泱泱气度；微观上厉行节俭，丝毫不浪费。这样，中华民族才可以长久发展，复兴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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