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科学都常用规律、定理、法则之类的概念。数学多用定理一词，哲学用规律一词，经济学则二者兼用。在习惯上，适用范围广的称规律、如价值规律；适用范围小的称定理，如萨伊定理，科斯定理。政治学着重研究由人创造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各种活动，不太注意研究规律。
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用于揭示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如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社会规律，可以解释几千年来政治的演变过程，而对于解释一定历史阶段特别是现实的政治走向，这一规律显得过于宽泛而鞭长莫及。这就有必要探求政治领域的特有规律。执政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其特定规律，由于更接近现实，更具体化，我们称之为执政定理。执政定理一方面是客观规律的特殊形式，是一种客观法则，另一方面又是指导执政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社会规律与执政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要阐明执政定理，先从社会规律入手。
一、社会运行的两条轨道
我们常讲的社会规律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和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规律，这两条规律又表述为三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波普尔称这套论点为历史决定论（historism）。我们认为，唯物史观包含有决定论，同时唯物史观也包含有选择论。首先，我们常讲实践，而实践就是人的一种选择。唯物史观确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的基础，而生产力是人创造的，发展生产力就是人的一种选择。马克思主义反复讲的人民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观点，都可以解读为人的选择。唯一的、必然的选择就是决定，故决定论最适用于解释历史。选择论对于解释现实问题最为有效。执政不是历史，而是人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用选择论方法阐明执政定理较为适宜。选择是人的选择，就要从人出发谈起。
从人出发，就涉及到一个最古老也是现在常讲的人性问题。人性并不复杂，那就是求生向上。证明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人如果没有求生的本性，就早在进化中消失了，没有向上的本性，就会象原始人一样停止在蒙昧状态，因为有了现代的人，证明了人有求生向上的本性。
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实践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这可称为发展轨道，同时这也是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发展轨道也是发展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时还存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这就出现了第二条轨道。社会运行并非沿一条轨道前进，而是沿两条轨道前进。
（一） 发展轨道
人类要生存，首先选择的是发展生产力，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世界各国生产力有共同的发展轨道，以劳动工具为标准，先后经历了石器、铁器、手工机械、蒸汽机、电力时代等等。生产力要素组合为产业，自然生产力组合为牧业经济，土地生产力组合为种植经济，二者合称为农业经济。机器生产力组合为工业经济，科技生产力组合为知识经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轨道从产业结构上看可以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个阶段。在农业和工业阶段，发展是指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工业时代以后，称之为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时代等，发展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发展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规律。
（二） 平公轨道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是指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法国《人权宣言》称：“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现代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人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1]平等是以社会权利为参照系，而以社会规范为参照系，在社会规范中人人处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也称为公平、公道。法律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正，经济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平，道德规范前人人平等称公道。这里将三者合称作公正。故公正是平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平等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公正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上，规范本身不平等，就没有公正，如美国大企业总裁的工资收入为员工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种工资制度（经济规范）本身就极不平等，按此规范执行也就不公正，连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这套工资制度不公正，不合理，其根源就是极不平等。
人类从事两种实践活动：一是生产实践活动，这勿需解释。二是争取平等公正的实践活动，需加以说明。因为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就会引起不停的斗争，造成社会不稳定，，一直斗争到实现平等为止，由此产生了平等社会的理想，哲人就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如孔子讲的大同，柏拉图讲的理想国。人世间本来不平等，宗教教义却制造出一个平等的天堂，三大宗教有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切人都是神的臣民，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如此众多，其奥秘在于人具有向往平等的理想。同时平等具有极大威召力，一旦实现便不可逆转。如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一套体现平等的经济制度，包括劳动保障、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制度，在发生巨变以后，这些制度仍屹立不动。有人将人类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看作空想，一切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诚然如此。从长期的人类历史看，这种理想推动人从事争取平等公正的实践活动，才能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最后实现解放全人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人的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前进，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现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使规范趋向于平等并公正的执行规范。三是民主。这是一条新途径，那些实行不平等不公正政策的执政党，通过民主选举而下台，新上台的执政党会实行一些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过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条途径，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故而形成平公规律，也可称为平等规律。
平公规律是一种复合规律，如同地球自转同时绕太阳公转一样。在一定历史阶段，规范是稳定不变的，人的活动绕规范运行，沿公正轨道前进。而在历史长河中，规范本身也绕平等运行，沿平等轨道前进。用极限论的话说，公正是个以平等为极限的变量。故平公规律是一种复合规律，沿公正轨道运行同时在沿平等轨道运行。关于两条轨道笔者在《从二元选择论看社会制度变革》一文（载《人文杂志》2002年6月）中有详细论述。
进入20世纪，生产力加速发展，物质财富增加很快，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是产品和资本过剩，一方面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经济发展扩大了不平等。同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能力也随之提高，人民群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加剧。前半叶，出现了革命高潮；后半叶，兴起了民主运动。民主比革命持续的时间长的多，其根本目标是争取平等，19世纪和20世纪，争取政治平等方面有了巨大进步，从20世纪末开始，争取经济平等。回首20世纪的100年，社会一方面沿发展轨道前进，同时在沿平等轨道前进，出现了两条轨道并轨的历史大趋势。
二、私家人与公务人
社会运行同生物演化有个根本不同之处，生物演化是一种自然进程，没有人参与。社会运行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人既是剧中的角色，又是编剧导演，而编剧导演同时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出现了一幕幕的历史剧，形成了社会运行轨道，也就是社会规律。在社会运行中，有两种活动：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古希腊人称公共活动为politikos,现称为政治。将家庭活动称为oikonomid，英文为Economy,汉语译作经济。社会上有两类人：一是私家人。从事生产（包含经营、交换）活动，产出的是物质产品和劳务，这类产品可以分割开来，供一个个人用。亚当·斯密讲的“经济人”就属于私家人。二是公务人，从事公务活动，创造公共产品，即法律、法规、政策等，公共产品不能分割，只能作为整体为全社会所用。古汉语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是公务活动。现代汉语经济一词，指生产活动，是私人活动。正是两类人，推动社会前进，私家人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走，公家人推动社会沿平公轨道走。同一人群可具有两种身份，上演两种角色。如工人农民劳动者是职业集团，从事生产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工农劳动者又是阶级集团，进行着反剥削、反压迫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革命、造反是公务活动。可见劳动者作为职业集团，具有私家人身份，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走；作为阶级集团，具有公务人身份，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走。社会上还有经营土地、资本的人群，作为职业集团，也在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作为阶级集团，谋取的是个人财富增长，会扩大不平等，阻止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有产者也担负一些公务人职能，如资产阶级革命，将私人的钱捐给社会，就成为公共产品，私家人具有公务人身份。无论是劳动者或是经营者，都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私家人，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走；作为公务人，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走。私家人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公务人推动生产力发展，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如劳动者进行革命是一种公务活动，推动旧制度，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执政者进行制度创新，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公务人作为私家人去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发生以权谋私行为，是任何社会都明令禁止的。
劳动者和经营者主要从事生产活动，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从事公务活动，如劳动者从事革命，是一种公务活动，而革命是历史的节日，并非经常性活动。经营者从事公益活动，是一种公务活动，但其规模比经营活动小的多。社会上专门从事公务活动的人群是公务人，以往称为主政者、统治者、官吏，现今称为执政者、政府官员。我们将人分为私家人和公务人，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设定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处于多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有多种属性。人进行多种实践活动，有多种目标，也就有多种多样的理论框架，每种理论框架都从特定的视角来观察，从而观察到某种特定的属性。如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目标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由此建立起革命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是从阶级的视角观察人，从而观察到人的阶级性。如从事生产活动，目标是谋生或利润，由此建立起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是从职业的视角观察人，从而观察到人的职业属性，亚当·斯密讲的“经济人”，就是人的一种职业属性。法学则将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宗教学将人分为教徒和非教徒。可见，人具有多种属性和多种身份，这是客观存在的。而界定人的某一种属性，某一种身份，决定于选择何种理论框架，即是一种主观选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界定问题。这一群体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理论，革命理论着眼于阶级性，将这一群体界定为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着眼于职业性，现在是按照之一理论框架，将其界定为企业家群体。程朱理学一个重要命题为“理在事先”正是先有阶级理论（理）而后界定人的阶级性（事），按照生产力理论，界定人的职业性，这都是“理在事先”，的体现。我们常讲的人的阶级性、职业性，以及经济人、自然人、法人等等，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论（理）对人的一种界定（事）。我们要研究执政理论，也就需要对人作出一种新的界定，那就是将人分为两类：私家人与公务人，由此提出了两类人说。
两类人是客观存在的，在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以前，就有两类人存在。中国在4000多年前唐尧帝时流行一首民歌叫“击壤歌”，歌词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中国第一首民歌，意思为百姓自己劳动生活，不为皇帝效力，也不用皇帝管。这里所描绘的农民，就是一种私家人。百姓种地凿井，自己能解决吃喝问题，政府不用管。但有些事私人无力办，要由政府办。各国的古代文明都发源于江河之滨，江河边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便于人生产和生活，但靠水近也易于遭水灾，私人就无力治水。根据《史记》记载，唐尧帝时洪水泛滥成灾，尧命鲧治水，9年不见成效。舜代行天子政，用鲧之子禹治水，13年时间取得成功，大致上在现今的黄河和长江中游地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共设施建设工程，也是第一次公务活动，尧舜禹部落领袖，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公务人，可见，在没有阶级以前，就有了公务人。公务人与私家人之分，在原始社会就有，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现代化生产社会化了，即生产的产品供应社会，但这种生产是以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企业组织要与私人交换才能得到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论是国有或私有，经营者和劳动者都属于私家人。经济活动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私家人依赖于公务人为其创造出环境。公务人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依赖于私家人为其提供生活资料。公务人与私家人存在社会分工，公务人提供公共产品与私家人生产的物质产品交换，但二者并非个体人之间的交换，是由私家人以税赋形式供给政府，再由政府以俸薪形式分配给每个公务人。要每个公务人都从事生产劳动，则公共活动就无人干了。在战国时代，农家许行倡导一种理论，说国君要同百姓“并耕而食”，即一同种地自食其力。孟子反驳道：“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是说大禹忙于治水，没有时间耕地，由此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2]朱熹注解称：“君子无小人则饥，小人无君子则乱。以此相易，正犹农夫以粟与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朱熹讲的君子与小人，即现代讲的政府官员与民众，官员靠民众养活，没有政府制定规则，民众就乱了，官与民之间存在交换关系，如同农民用粮食交换器械一样，二者相互依赖而非相互排斥。朱子讲的这套政府与民众的交换关系确有道理，今天仍然适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一套交换政治学，认为官员的政治活动同私人经济活动存在交换关系，同朱子的论述相通。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私家人进行经济活动，公务人进行公共活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推动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政府官员为执政主体，执政实践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两条轨道之间进行选择，经常面临两难选择。对此笔者在《论执政基本规律》一文（载《探索》2005年1期）中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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