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文化决定论”的历史
最早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因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论。
梁先生认为，人类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种，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应按照这样的顺序走下去——西方→中国→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国和印度却没按这样的 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条或第二条路，“就中途拐了弯，到第二或第三条路上去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后来一些中国或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点与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国文化的历史持久、实践经验丰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统。
如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记录和考古证实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过一些艺术形式具有了对人生、世界的细腻全面的表达。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系统在形式、结构、深度、宽度、辩证认识、伦理本位、生产目的上，较早就具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作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类似说法。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爱因斯坦说，“希腊哲学家们通过逻辑体系发现的东西，中国的先哲们全都先做出来了”；韦伯说，“儒家的精神取向是与世界的精神取向相应的”。即使从今天认可人数较众的观点，“中国文化是艺术与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与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未来型”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以逻辑科学作基础、技术为应用、创新为先导、法律为保障的社会大生产的历史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运用各种艺术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贫”中也能“乐道”，以求人间和乐的“共生主义”时代。
不过，早熟也意味着某种内在的压力。这在现代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中已被证实。早熟是因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现及内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长要丰富。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内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内在特质造成的压力使然。中国早熟的文化在理论上统一了“人——社会——宇宙”，在“重义轻利”的历史性的生产事实上，却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类世界史再无二例的、在动荡中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人的实践总是在理论前面，并屡为屡成，原因在思维方式中。由宇宙统一观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社会大一统”、“道德仁义礼智信”的结论，由此有“天下无弃物”、“万物可备于我”、“无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无类”、“归根知常”、“柔以胜刚”、“道法自然”、“道存万物”等知行原则。这些知行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伟大的早熟特征：直觉发达。
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因为有“道可在万物中”的观念，所以有怀疑性联系万物的直觉判断。这种以直觉认识宇宙的方式与思维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国文化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技术成份发达、以社会人伦为目的的艺术品，以及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且不说那些令世人公认并竞相追逐的精绝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学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创造的现代也难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宫、汉上林苑、唐都长安、故宫、圆明园，其体现出的艺术上、技术上的价值，亦是亘古嗟叹的。
中国人的系统观在自然中，在以“人际——政治”稳定为目的的自然感应的宇宙统一中，是经验与直觉把握的产物，不是逻辑推断的结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代张衡、葛洪、一行等科学家的终极研究目的，不在社会生产中，而在政治伦理和宇宙统一的社会理想中。从艺法则中的“迁想妙得”、“外师造化”、“胸有成竹”、“天籁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联系的宇宙观，决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逻辑推证中构成系统和整体。
中国文化造成的思维方式特征，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适合创造，但不适合推广性应用——社会大生产，适合社会关系，但不适合生产力。中国古代文化科技中——有水利天文钟但没有钟表；有水排和风箱，但没有蒸汽机；有赵州桥、悬空寺，但没有建筑力学；有包含宇宙的统一论，没有关联宇宙的“演绎说”；有唯理性的“直觉体系”，没有唯理性的逻辑体系；有精妙的单传性“验方、绝活”，没有普及性教育机制；有抽象原则组成的政治伦理论，但没有解释人际交往的“公共关系说”；有神秘且验证性的相面术、“心法”、暗示术，没有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有改变欧洲及至现代世界的四大“技术发明”，但没有能说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论科学。。。。。。
“大一统”的知与行，使中国社会历劫不散，在道德、仁义、大同、中庸观中产生的文化同化力，经数千年仍威力不减。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会生产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为条件，使中国人在重义轻利的实践中工于创造却殆于运用，形成以潜意识中的经验主义为行为原则的经济文化观。如技艺传习中不成文却一直延行的“单传”、“密宣”原则，对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的制约是很明显的。另外，古时候一些社会生产意义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术创造，因多用于“义”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明显。这种“重义轻利”或“义利并重”而以义为根本的思维原则，是与儒家未能实现的“大同”理想相适应的。而大同理想的内涵，又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所要求的标准。
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目的在社会生活中，与中国文化中的千古准则“道洽大同”不谋而合。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更在于重视儒家所忽视的社会大生产——再生产，证明了：人类历史在缺乏生产力的条件下的进步是不成熟的进步。由此比较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时宜、“软件”上的早熟。
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伦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修－齐－治－平”观使个人、伦理、政治密不可分，认为“关系”可以代替生产，由此而生丰富多彩的“愚忠”与“仕途”故事。
儒家伦理——在社会中，认为伦理关系可以决定生活质量，从而达至“天人合一”；道家伦理——在自然中，认为无为不争可以决定社会和谐，代替社会生产，达至“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现实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儒家的整合力强，但内聚太久，易“沤”出人际关系上的邪气—内耗；道家的个人诱惑力强，却缥缈遥远，易使人和社会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说中国文化早熟，还因中国文化中的“宇宙统一”、“伦理本位”与未来人类对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谐、统一。不因求无限的功利，破坏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会现状的决定成因，西方的工业文化并至今仍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等等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结果。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历经数千年不减地力，原因是运用了自然界的“消长互生”的原理。而现在中国一些地区与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地力减退的原因，却是一味“催生”的结果。
人成熟的一元标准是伦理，要看其个性行为达成的伦理和谐的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人成熟的二元标准是生理和心理，要看个性行为达成的生理与心理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环境的进步作用。此二标准的含义在古今中外的各种东、西方文化系统中，差异不大，如对“德性”或“个人修（教）养”的解释。
以此作比中国文化。用一元标准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谐是成立的，但对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皇朝轮转”中。而且据笔者的“文化经济的社会历史结构方法论”的研究，这种“皇朝轮转”,在没有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在明朝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那不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外来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此题须另议。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中的“心理”活动是丰富的（如改变今日世界的“四大发明”及汗牛充栋绝对数量天下第一的诗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扰太甚——社会动荡频繁，频繁得令读史的人疲于叹息！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其中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以此作比中国社会的历史。用一元的标准看,中国历史中的政治对文化和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对社会秩序进行强有力改变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经济”，政治本身的问题不大。若考证政治对文化的作用，还会使世人皆惊叹于中国政治的伟大，因为改变欧洲及至世界近、现代史的“四大发明”等等技术性发明，都是中国政治的产物，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文化”。用二元的标准看，中国文化是令人惊叹的。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如对基督、祆、景、伊斯兰、西域等各种外来文化的广纳博收；有“早熟”的特点，其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是一种“未来型的生活方式”，并维系了几千年不崩的中华连续史。文学、文物上，亦有浩若烟海的精彩绝伦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无射之射”、“列子御风”一类“道”功，更是人类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但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行为，却是遗憾多于创造。几千年中皇朝反复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与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的结合，对社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升平盛世”的建设与动荡年代造成的破坏相比，真似半斤八两。“安贫乐道”、“穷也要快乐”、“穷而后工”、“轻言利”、“小富即安”等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种恒久不散的风俗式氛围，掩盖了个体的渴望富裕的念头，同时也遏制了社会生产力！但从安贫乐道——财大气粗；见利思义——钱能通神；但从轻言利——君子爱财；君子淡泊名利——书中自有黄金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笑贫不笑娼；等等极端矛盾的念头中，也可看出些许中国文化中的经济潜力。这算是解释以往给世人以“保守”、“封闭”印象的中国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围内，被称为最能赚钱的民族的一种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伦理。而伦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人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也是其历史性的伦理本位稳固的重要因素。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是“一菜百艺”，天地间四腿不吃桌子，两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难以计数的方法哙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种做法与吃法，“面条”也有千种做法与吃法！其余的酒令、食歌、谜语、对联、气功、养生、杂技、曲艺、音律、武术、生肖、茶道、旅行、戏法、风水、符咒、歌舞鉴赏（风花雪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千变万化，广博无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来，在于人类伦理上的作为。这包括个人伦理——性格、人格、教养、家庭、人际等 ；社会伦理——风气、义利观、群体倾向、人文关怀等；人类伦理——组织形式、国际关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国际标准、国际化生产等。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化在伦理实践上最持久、最彻底。但在与外系统文化的比较中，就会发现，在广义文化（包括经济、政治、哲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伦理实践中的内耗行为增多。如古人论，“繁文缛节，余心茫然”；今人论“单人是龙，多人是虫”。其实中国人“个人是龙”的原因，正在于这近于病态又难于使中国人真正逃逸的丰富的伦理实践中！因为人与社会的生存智慧均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的产物。这种伦理实践的最大弊端是使个体模糊，人群相处时如一锅粥，日长月久，使个体感到身心乏累。为了在群体中探出头来透一口气，就难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响别人透气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际间因倾轧或出于自保的心机而出现的内耗现象。人们间的关系因“面子”维持，而面子后面却有许多内讧性诡诈。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关系，时间累积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沤积——本来清楚、简单的感情表现在越处越厚的“感情”的静态堆积下，变质了。同盘操箸的吃俗；闲极无聊中的捏造；“烟酒不分家的客套”；违背社会原则的讲情；缺乏竞争的一团和气；听到直言后的“腹诽”；看到他人兴旺后的妒忌；。。。。。。这与发达的文化中闲逸的生活方式有关，是社会生活中缺乏经济活动的结果。中庸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使知识分子们在清高自负中对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穷”，不吃“嗟来之食”，饿死了却与己于社会均无所补益的超然之士。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品头论足，甚至为此在争强好胜、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讦，对外来文化中不合习惯的东西却容让开脱。即使对外来的艰涩、曲晦的东西也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于社会可能有益”的态度，在笑谈中借用，却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种东西的原则有无问题，只看它的表现是不是比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过敏反应的充当笑资。这完全是“社会性中庸意志”的结果，是以经验代替理性、以伦理替代科学的具体表现。
若以人类文化学的观点，作横向比较，现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现代化，及至延续至今尚热火朝天的浮躁中带着深沉的文化——摇滚文化——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经济不发达，而是社会性的精神家园的丢失和伦理本位的无根化！这在任何现代的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或比较文化中，均有生无定始、存无定向的倾向。这在发达文化（其实是发达经济）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实是落后经济）中，均有历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证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释现代社会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沟”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纪20与40年代的中国，提出了意味极其深长的“文化早熟”和“伦理本位”。 这些都是伟大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与政治家认识不到，但在无形中一直包容其具体行为甚至在冥冥中引领其行为方向的思想。
摇滚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英。此时的美、英正是一个生活与生产物质大充裕、大泛滥的时代。当时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中产阶级，而英国的产品当时占世界出品产品的22％。摇滚文化与“朋克”文化异曲同工的主题，从“性”、“迷惘”到“爱（情）”到“人类命运”，一步一步走来的路上所声嘶力竭呼号着的，无一不是对人类精神家园失落的哀叹和对社会伦理现状的抗议。资本主义文化与体制中极端功利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经济理想，引致激烈的竞争性人伦斗争。“人是机器”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伦理事实，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此种失衡延续至今，因为社会现实一直历历在目——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环境胜似花园的瑞士人的精神状态，因受全球性的不满的影响，越来越悲观；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其他因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恐怖活动、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种种影响现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为”，只能用不忍了解、触目惊心来形容！似乎是因为没甚么好事，才令我们总是怀有着莫名的天下之忧。这可能是文明社会进步中，因信息的发达给现代人的必然感受吧。这种人类性的普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锐、富同情心与朝气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人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玩世不恭、“反归自然”，直至发展成为足以撼动整个资本主义根基的风潮及革命。作为现代人思想倾向具有代表性的显示方式之一的，是源与美国、风行于英伦三岛及至世界的摇滚乐。但在其创始初期，却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了一种复杂而狡猾的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士’乐队（即指‘甲壳虫’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人们的精神崩溃！”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中说的话。这确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横向比较中，发现的历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历史可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不断衍化着内涵的概念。虽然有研究说，“美国经济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而向苏联模式靠近”（参《参考消息》2003 .08.28 ），北欧的福利国家实践是受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但其“资本主义”的核心至今一致。受地域因素决定的“文化惯性”的影响，西方到了15世纪，汲取了犹太人的宗教文化，阿拉伯人的医学、化学、几何学，希腊哲学、语法，印度数学，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地图学、航海学知识后产生的政治文化， 从社会理想（哲学）的角度看，其至今不变的是——1. 经济决定历史(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2. 资本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3. 资本—经济的结果即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是今日发达国家陷入种种社会问题困境（如工业化引至的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应该是对上述看法的最好诠释。现代世界的“经济化”表象是历史的“制度的选择”的结果，其中以“生产方式”的选择为代表，即以组织或国家的名义根据“国情”进行“制度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的)选择”,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国情”,都首先是地域、民族——文化性质的。
应该说，资本主义出现前的西方文化，对其社会经济的作用也不大，历史中贫困或动乱时代的窘况，与中国历史中王朝间的过渡时期差不多。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制约的经济结构中，而西方在产业革命以前的这种社会结构性互相制约，对西方社会进步的作用也不小。如“重农抑商”曾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只是不如中国社会因历史关系那样长久、那样严重。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特产”——对人要中庸，对天要“合一”的大一统哲学中。因为天下一家、小农经济、皇权至上等社会特征，在西方历史中也普遍存在过，历史结果却与中国不同。而西方独缺的，正是这种四海趋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伦理为目的的宇宙大一统哲学。此种哲学的实现，仗倚的是 “道”、“儒”两种文化的历史性交变后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共享与吸纳。因此，老子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继承性的价值与意义上的两个重要衡量尺度，遗此则妄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早熟是一种不成熟。但无论人或社会，从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条件做媒介，却会产生发展上的飞跃。从19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化学”到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此种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种因素。其中“地域性”与“民族性”是重要的两种属性，众多历史现象都可从此两种“文化基因”中寻绎因果线索。
从社会结构来看，历史中中国的文化是早熟的，经济活动是缺乏再生产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伤损地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再无二例的。但从比较文化角度下的历史意义上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潜力，却正蕴藏在这早熟的传统文化中。思维方式中贯通宇宙的“直觉”；文化现象中使社会出现“超稳定”连续、长期性史实的伦理本位；政治实践中强有力的“仁治”——大一统观。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人与人之间伦理实践及人与自然间生产利用的产物，更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前提及潜力所在。其中连续的社会史的长短在此方面经验累积对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历史，可以用一部战争史较详实地记述下来，原因也在这种文化发达、经济“羞利”、政治集权，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由经济上的“羞利”观念产生的行为结果，必然会因社会生产面狭窄、产量有限导致社会关系不协调。遇到人祸天灾时，多数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不了，就会有因饥饿引发的生存之争，生存之争的群体状态，既是社会战争的成因。每次战争经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养生息出现的社会生产上的“小阳春”，随之“开明盛世”。“开明盛世”多重视生产，重视生产的结果是使集权分化。这是社会动乱后，社会价值观必然转换的结果。但“大一统”的文化传习，又会使这开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权力，引发政治上的腐败，影响社会生产。在生产范围狭窄——重农抑商且无工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很小的事实中，因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财物，越来越多地流向贪婪的“官本位”者们，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来”，经年之后，新的一场农民战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新的皇朝建立。中国历代是“文化经济”（以人伦为目的的生产）发达，“经济文化”（以生产为目的的人伦）却太萎弱。西人将火药用于攻击性枪炮，并形成带动国民经济的军火资本，中国人将火药用于娱乐以维护“亲亲”之仁；西人利用指南针向远处走以寻找财富，中国人用指南针定风水方位，“堪舆”天地。
中国人在3世纪到13世纪之间，即已有了西人望尘莫及的技术知识却未能产生现代（生产性）科学的原因有二：1. 思维方式——生产科学的理论体系，需通过逻辑、推证得出，这是中国人的以直觉为主的思维方式做不到的。2.政治文化——现代科学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有形或无形的历史观都是“经济决定论”，国家的目的是“国富”或“人富”，至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或共产经济（社会主义）都是此政治文化的历史工具。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维护集权统治和文化传习。
曾有人说，中国在明末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论可信。但以“文化经济社会结构论”的历史认识观解析此论，会发现，此“萌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外来文化交流、激发的产物。
据现代考古及历史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共时”的过程。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在理论及应用上，都难分高下。“早熟说”、“成熟说”、“夭折说”、“失踪说”等都只是说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演进中的决定性，其发展上的主导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习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统与外界沟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生产方式或分配方式不同，造成了后来的“间断的文化”与“连续的文化”。
连续的文化如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灭！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虽一直经受着内忧外患，经济上未能完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前提下“亲亲”、“复礼”、“大一统”，由此引出许多“内耗”性人格痼疾和生产目的上的简单自足行为，却在为近代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经验的同时，常有几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原因何在？这是那些珍惜人类生存，为现时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贵病、生态病而忧思的人们的疑问。间断的文化如希腊文化，经罗马帝国、中世纪、阿拉伯时代、文艺复兴一直到“产业革命”，重重迭迭、断断续续几经盛衰，又成为了近代文明的先导！原因何在？这也是一个值得常提起的疑问。
本文所谈的“伦理本位”，首先强调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伦理本位，次指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实践有可取可行之处。历史是一个以现实社会需求为准则的量变过程。独立系统文化的纵向比较与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横向比较的意义在于借鉴。中国的孔子循“周礼”也不照搬。殷商的“礼”是一种祭祀，要杀奴隶和牲畜，而孔子认为，连用人的形象为俑作陪葬都是极不道德的，曾破例为殉葬现象失“礼”骂大街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断子绝孙了！）曾言“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孔子懂得时代不同，“礼”的内容及形式要有所“损益”的道理。但孔子的伟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礼的局限性，“循礼”、“复礼” 而超之，不以礼为人伦核心，而以“仁”为人伦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礼？”“仁”是进一步强调人伦关系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认的表示人间关系的“伦理”一词可知，仁即伦理，“仁学”即“伦理学”。仁的实践要从个人做起，所以又强调德、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个人修养，以备人际相处时应用，以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谈的是“中国文化早熟”，虽是兴之所至、走马谈来，却也有借题发挥之嫌，那就不妨亮亮。“外题”是——世界文化及至人类哲学，若不从伦理角度考虑沟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来，就难免越富裕却越混乱、越浮躁的局面。伦理文化的弘兴怎样提倡、走什么道路呢？这又回到“人脱野蛮，崇仰贤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题下回再谈。
宏仁2003-9-9写毕于侍知宫
此文的深入讨论请参《“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寻绎录》
http://www.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0320。
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
古往今来，政治给人类造成的偏见最大。
历史中，人类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战”；
同时，人类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产生，如中、外历史都曾有过的“开明盛世”。
人们对政治的好恶，多因自己的现实生活质量和对社会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
政治源于由人群组成的有联系、有目的的“组织”，是改善群体环境使生活、信仰达至相对统一的组织体。
政治的目的必依“组织”措施达到，并非强权、势力、帮派、阴谋。
人类所痛恶的强权、势力、帮派、阴谋，均是历史中文化与经济关系失衡在政治中的变态表现，并非政治本身的属性。
政治的本质——
“组织”
有两种互为辩证的基本属性——
制度性、管理性。
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而定服务于现实；
管理使作用于现实的制度为未来服务。
古今“不谈政治”的“超拔”之士约有3种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对时政不满心理、“四大皆空”心理。
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呢？
今日（不论中外）社会民众所关注的对切身利益有影响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源于政治因素，无一不依政治方法出结果。如：
就业、治安、地名、环保、住房、物价、市政、供水、劳工、煤气、电业、动迁、市场、人口、法律、保险、教育、利率、汇率、交通、国防、外交、移民、社教、留学、扶贪、救济、福利、税务、海关、商检、GDP、城建、就业、战争、和平、私营—国有、税制—征管、旅游区、开发区、计划生育、法定假日、民族与宗教政策、生态保护、出口—进口、所有制、社会福利—保障、债权国—债务国、反腐倡廉、内需——外需、通货膨胀——紧缩、反黄扫黑、休克疗法、国际秩序、“维和组织”、民族工业、国企私有。。。。。。
经济领域的兼并重组、资源配置、资本运营、货币升值——贬值、金本位、信用货币、新自由主义、欧美模式（其中又包括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主义”等等）。。。。。。。
文化领域的“国学”、精神文明、语言规范、民族精神、犹太复国、伊斯兰圣战。。。。。。
哲学领域的人权、民主、环境保护、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
文化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
历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权力之争，那其应用表现多在文化中，通过文化形式改变作用于经济目的和社会目标。
国家中、国际上均是如此。
中国例——
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兴佛、“双拥”、“二为”、三讲、“双百”、“文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外例——
美杀印第安人、德杀犹太人、澳杀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汉谟拉比法典、火烧布鲁诺、英国《独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伦改革、宗教革命。。。。。。
世界例——
国际公约（合约、协定、法、标准、仲裁。。。。。。）、公历、民主、人权、GATT、WTO、冷战、和平演变、空间法、绿色和平、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反腐败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总是先通过压制、虐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为占有其物质资源打开通道、定下口实。
如果现代世界没有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法、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可想现今人类社会的混乱程度。
文化兼容与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现在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文化兼容与经济利益的配合为（国家或国际）政治目标服务。
政治在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显出其本质含义——组织——及两属性：制度与管理。
察历史可知，法律只能调整“现实”，其对未来的理想是在“打哪儿指哪儿”中确定的——新生事物对以往法律的调整、新法律的不断出现是其证明。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间的冲突，反而妨碍了文化与经济问题的解决。
在民主时代，法律是政治的头脑、中枢、秩序；
在专权的时代，法律是政治的鹰犬、帮凶。
法律对于时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对时代中文化与经济因素的解释与协调是否有力而明确。
产业革命后到二战前，世界史中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多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掩盖了。
二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高涨的决定性动力之一，是他们在起速前对基础教育的大量投资，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场，为后来的大规模应用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其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政治行为在哲学观——政治哲学——上的体现。
社会中带有组织目标的文化基地、文化集团、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对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性考虑中，可以有效地稳定民族精神，为“越是民族的越具国际间的经济价值”做基础，这种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因素，实质是一种国家理想或政治哲学的产物，可以使人民在令人目眩的商品文化的包围下，辨别地吸收现代科技的营养，在稳定的心态中形成以“共产——共生”为原则，以“伦理本位与生产目的的统一为条件”的“共产主义”观，不至于迷失在“寻找家园”的路途中。
人类的未来在文化中，在以文化为先导、为进步标准的人的生活中。
人类的未来在今天反映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文化兼容为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而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调整社会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与经济——的政治中。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减少指令性、扩大指导性。
以后在逐渐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力在某些已有的生产关系下已能自行解决并进步。
但至1994年国营大、中型企业的3个“1/3”（1/3盈、1/3平、1/3亏）的问题依然严重，原因即在经济结构中的产权、社会保障、物价等社会关系未能理顺，生产力的外在环境过紧。
这样看来，将一般的生产关系放大到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才是解放生产力的真正出路。
我认为，马、列理论体系中，“生产关系”的本义，并非只在经济活动中，而是后来的使用者给理解褊狭了。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文化交流、兼容的国际关系为基础的，是世界文化、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世界性政治哲学的表现。
国际组织的职能是改善国际关系，为人类的生存协调出优良的生存环境，它通用的先决条件与应用的方法是文化，表现却总在经济和政治中。
海湾战争以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依然，各国忙于国内经济时，免不了运用经济上的“共产”原则，在贸易、技术、人力、资源、金融上，与其他种肤色、语言的人交往，以便合气生财、维持生计。小小不言的保护主义渐渐溶入了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为的文化兼容中，“军国主义” 与“帝国主义”的泥牛也被世界大势拥入了“共产——共生”意识的海洋。
问题也有，国际社会上“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影子常常闪现的原因，是此种主义的坚持者拥有着人类幸福的胸怀呢，还是超前性的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日子将不好过，欲以超级型国际战略方案扭转局面？
地域文化依托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力量在城市间、地区间进行交流“对练”，形成贸易或生产网络，以增强地域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力，为经济工作服务。
国家间文化上的成见会因“过敏”因素导致国家经济的衰微，或使经济中的功利要求恶性膨胀，国际间政治上的困兽犹斗现象就难免发生了。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受到政治因素的改变，是种种历史事件形成的原因。
近、现代史如：
产业革命、南北战争、“文革”、“四小龙”兴起、世界大战、（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冷战”、殖民与独立。。。。。。
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外部标志之一。
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广义的文化因素为单位的社会意志构成，如法律、教育、环保、组织、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目的等等。
这些因素如不能协调做功，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政治——的理想、战略、规划易被曲解、变性，以至人民信念淡漠、使社会整体出现自损型内耗。
“伦理经济学”即因此应运而生。
“文化经济”时代的政治的作为与目的应该是——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调整在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确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组织关系和人类理想。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
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
其中的“解放”、“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使现有的社会体制更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
“改革”、“解放”的起因、手段与目的，都是政治的产物。
经济改革的目的在文化生活中，现实在社会生产中；
文化改革的目的在经济生产中。
政治调节文化与经济关系中的张弛，使他们在阴阳转换、互泄互补的动态平衡中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结构运行的内、外需要。
美国政府对公众实施社会调整主要通过三种力量：
公众舆论、妇女运动和宗教。在公职人员中，在信守公德、遵守纪律的前提下，文职人员要宣誓，军职人员也要把精神因素纳入战备方面的条令之中，在信念上恪守“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
1985年4月，里根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珍妮·柯克柏特里克强调，“美国政府要积极地使用非军事手段——情报、技术、外交等一切能够实现我们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手段”。
这是美国政府已应用了几十年的全球战略原则的公开说明！
今天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对别国内政的横加干涉，即是其政治手段中应用的文化上的软刀子，目的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霸权中。
为了不至于走当今世界“越穷，家庭越稳定；越富家庭越动荡”的怪圈，新加坡以稳定家庭来求取社会的稳定，并在经济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系社会的动态平衡。新加坡的公职人员多以西方教育求专长，而以东方伦理陶冶品格，使其社会结构达成了目前这种成为别国学习的范式的样子。
加利在47届联大会间说：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若不解决，世界可能分裂成400个经济上陷入瘫痪的国家。
韩国1948年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7.9%，到1985年达到18.4%。从1963年到1987年，韩国用于科技方面的投资，从950万美元增至23.5亿美元，增加了240多倍，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人力上的坚实基础。
但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受其60年代以来未变的经济政策的制约，出现了种种弊端。“先工后农”导致工农业结构失调；“出口第一主义”造成了出口产业失衡；对大企业的扶植不仅便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而且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先增长后分配”则加剧了贫富悬殊。。。。。。
法国移民中有2／3是穆斯林，法国人对移民的敌对行为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警察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移民中平均失业率近10%，因为是“非法国人”而被社会拒斥。许多移民反对法国政府的“一体化”，从而使自己成为异帮一族，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巴黎市长顾问皮埃尔·莱洛奇说，“历史、现在和贫穷，都注定了法国和欧洲将被这些来自南面的贫苦社会的人所征服。我为我们的旧宪法和社会结构能否受得了这些压力感到担忧”。（转引《世界信息报》1992.10.05）
在列宁时代，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和劳动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的今天，社会中文化因素受时代推动，一改潜隐的本性，“浮出海面”，已明显处于与经济因素平起平坐的地位，
政治也不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了。
政治搭台，文化与经济唱戏，是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若问“唱”的内容与目的，需到哲学中去找。
这是文化与经济与政治发生“结构性关系”后，又涉及到的“溢外”的因素。
儒的历史精髓是“仁”，不是人
目前所知的一切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宗教的本质含义与目的，都是伦理意义上的，只是在儒家的表述上被精辟为这样一个简明的汉字——仁。
“仁”是对人际关系——人类关系的历史诠释，“仁学”可以称为伦理学，它包含了人对于生命意义认知的内容。
这种诠释在今天看来，可以扩大到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人类关系之中。
这也是孔子之学在现代人类关系中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现代被称为“人学”的各种理论，包括心理学、元伦理学、道德学、精神分析、人道主义、结构主义、唯我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激进神学、新道德论、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境况伦理学、理性主义、感性主义、个性主义、能力主义、精神主义——神经主义。。。。。。都曾经有其时代背景上的存在意义。
但确立个性、理解个体生命的意义，并不能由此真正构建人类关系上的和谐。
而不能构建人类关系上的和谐，正是对现代人类所时时强调的人性、公平、自由、幸福。。。。。。的理性、理想上的违背。
这在人类哲学的意义上说明了一点——人的历史意义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果加上现代人类通过科技认识到的人与自然的必然关系这层含义，那么应该这样表述——人的本质是天人关系的总和。
其实这在古代中国或古代各种国家的智慧性认识中，均早已有过明确的表述。
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把人类的理性玄虚化了，以至理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都不敢确认了，人类的心胸超越了自然，并常常有着用人类精神或肉体囊天括地的莫名冲动。
这是现代西方受科学技术影响的哲学，在对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本质认识上的迷茫之处，是部分相加大于整体——个体觉醒或自立等于人类整体关系的和谐一类理论与实践的困惑根源所在。
人类已有的各种文化系统中的理论、主义的历史共性价值，通过对贯穿人类历史的曾经存在过的各种宗教的“教义”就可以理解并确认，不管其形式上的表述多么相异，其不易内核与各种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伦理，即一切宗教就其实质都是伦理教或称“共性教”，而不是“个性教”、“生命教”也不是“人性教”。
“人格”这个名词的历史涵义也在说明，人性是有其社会关系性质的“位格”的。
这个“位格”是由人性而来的人际关系构成的。
人格的理想表现不是特立独行，而是人际伦理的个体表现——德行。
此种现象在儒学那里被抽象为——仁。
“人学”是浅薄的，是很容易在局部论述与区域人类关系中混淆视听、误导人性的。
“人学”是精英文化的来源之一，是与“人生而平等”的人类共性认识相悖的，这在现代人类文化比较中，已经具有常识性意义了。
也可能“人学”研究者的初衷本来就是人际伦理、人类关系，但在论述中，有时出于突出自身价值、张扬个体的目的而强调个体、个性的人类作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个体与人类混为一谈，强调自己对于国家或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有时好象是一个被迫无奈的问题。
这在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发达的今天，在各种学科理论或哲学体系制造者那里，早已随处可见了。
哲学发展观——哲学是科学的目的
——哲学的目的与科学的结果的历史分合
宏仁
哲学的目的是达成和谐，科学的结果是制造区别。
现实世界中，混乱难解的任何因由，均可以在社会哲学——人类理想中找到，是由比较文化的相异性——理想的冲突造成的。
哲学的“科学性”是人类认识并摆正人类在自然或宇宙中的位置的理由；
哲学的“理想性”是人类认识并摆正文化在社会或历史中的位置的原则。
科学或技术中的认识性混乱，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及哲学那样繁杂，并可能会得到及时的校正——本体归位。
哲学或理想的混乱，却使人类的生存在比较文化的社会与历史现实中，成为由群体利益性的争夺导致的世界的混乱的“帮派共识”，由此使人类社会的生存危若累卵。
虚拟而作用巨大的的网络世界； 全球化金融利、弊共显趋势； 国际战略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真实的女权与女色潮流；自由思潮的潜流涌动；非理性化科幻；追星狂潮；哲学的真空化；世界性宗教兴起；赢家通吃的财富分配法则；崇尚教育、信用、德行的时代背景；文化的兼容与共享在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民主意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显示出的民族与国家主义；。。。。。。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阴阳转换正在走向“阴性”的时代。
“阴性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文化本位”与“伦理本位”的目的均在于此。
两种“本位”论的共通价值，是在于都认识到了——人们在身心难以自拔并为之浮躁的商品－资本－市场型“经济社会”中生存的困境，和以“物”、“权”的泛滥为社会发展标准的“阳性时代”的根本弊端,并予以了“时尚”之外的认知与论证。此种论证的总目的，应该是“历史的社会结构的阴阳协调”，使已颠倒或处于不均衡状态下的时代性社会结构，如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符合宇宙规律的本有属性——运动—均衡。运动—均衡的人类历史性与社会性表现只有一个，和谐。
和谐是人类科学与哲学这两个被世人分合不清的相关问题，在“共性”问题上的知识论的“结点”，也是科学与哲学在人类社会层面上的自然规律的本性表现，是人类全部科学的目的，也是人类全部哲学的目的。
这个目的由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后模仿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而来，其所有“道”——规律性的表现，均体现在全体人类范围的以文化比较为运动方式的“族际关系”中，其最终表现也只有这样一个——和谐。
和谐这个简单也繁杂的历史目标，是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智者、雄强者、志士、仁人、豪杰、鬼雄、大帝、大家、泰斗、天才、霸主，甚至杀人如麻的战争狂魔的内心隐秘，不可逾越，不可妄想，不可以妄自尊大型改天换地之“志”予以忽略。虽历史结果不尽相同，但都是万牛之一毛的宇宙存在中的人类的终极理想。若将和谐作为人类社会之道，那么历史中存在过的闻道者有这样几种：闻道而悟者，谨而行之；闻道胡论者，若存若亡；闻道如鸭听雷者，呷然大叫。
若比老子5000言，笔者的乱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达成和谐”，如人际、家庭、集体、社会、国家、国际、人类—世界、宇宙。。。。。。既是从古到今的各种“族类”，在其各自的文化系统中所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总的目标。也是以“族类”划分的各种人类，以盲人摸象型的、至死不悟型的、善恶难分型的执著，进行“完全市场竞争”以期世界“大同”结果的总的目标。人类历史中那些杀人如麻的“好战恶魔”的终极理想，是达成人类和谐吗？
这个总的目标就是“族类”哲学的全部理想的汇集。
但这种种人类社会层面的“族类”哲学的全部理想的汇集，在宇宙—自然规律面前总是像纸老虎一样不堪一击。这种以“族类”哲学的全部理想的汇集为基础的时代性或方法性认识的“人类的奋斗”，需要现实中的全体人类直接或间接承受的历史结果是——
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全球变暖、精神无助、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环境恶化、种族主义、文化过敏、恐怖活动、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语言困境、国际战略。。。。。。
皈依宗教—教派丛生、“崩克”文化、破坏者游戏、各种“皮”（优、雅、嬉）士、世纪末情绪、杯水婚姻、暴力刺激、性变态、神经心理症者、品牌炫耀、毒品、魔鬼个性、斥虐儿童、少年父母、迷惘的一代、同性婚姻、非理性科幻泛滥。。。。。。
理想冲突、文明冲突、本体错位、唯“心”泛滥、国际战略、阶级对立、宗教冲突、种族歧视、经济恐怖、无政府状态、贪污腐败、生产过剩与贫痛饥馑并存。。。。。。
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
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21世纪的9.48亿人；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
其他还有每天数亿挨饿人口、粮食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人口爆炸”。。。。。。
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
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
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21世纪的9.48亿人；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
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环境胜似花园的瑞士人的精神状态，因受全球性的不满的影响，越来越悲观；
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每年的挨饿儿童达1 300千万人次；
。。。。。。
以上由局限于社会与历史范畴的“人类的科学奋斗”，而形成过的丰富多彩的戏剧性社会与历史成果，看来并不是“族类”或人类“与人斗”、“与族斗”、“与天斗”的全部目的。但目前看来，“族类”或人类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古今中外的人类已有过的全部哲学理论来看，人类文化原始期的物质观与宇宙观，均是直观而“朴素”的。此“朴素”的历史涵义，其实是现代科学所说的物质运动的微观与宏观的“化学”与“物理”含义不清，不能实证，如“中国技术”中那些种种已经影响过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直觉验证”目前难以“逻辑理论”的发明，并难以以现代人类认识与“确证”物质与宇宙的运动规律方式——即（逻辑性）理论论证与（直觉性）实际验证相符的方式，予以“科学”的确认所致。这既是人类历史上的“物质观”与“宇宙观”的全部含义，是科学与哲学的历史分合含义的全部意义，这也是以目前的人类认识能力与认识局限来讲，在“人类思维方式”、“人类哲学”、“人类理想”、“人类目的”、“人类共识”、“人类共性”等等可能决定人类未来生存命运的意义上，作“哲学与科学（的认识上）的分合”的历史意义所在。“分”的目的是确认科学的社会与历史意义，“合”的目的是确认哲学的社会与历史意义。
若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讲，既是确认或证明，对于人类的生存或发展，是科学重要还是哲学重要，是科学包含哲学还是哲学包含科学，是科学是哲学的目的还是哲学是科学目的，这其实也是现代人类观念混乱与“人类理想的冲突”的思维方式上的根源之一。哲学与科学（的认识上）的分合,很象现今人类对于物质与意识的分与合的认识。
历史地看，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是社会运动规律；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是自然运动规律。但实质上“真正的哲学”，所要明确的是天人关系，即“究天人之际”，而不是局部性的“归纳好”、“演绎好”、“推理好”、“逻辑好”、“因果好”，或者生命好、国家好、民族好、社会好、资本好、共产好。。。。。。是天与人关系的运动规律。这是我认为“哲学是宇宙统一的人类观（世界观）”的原因。
哲学与科学的现实表现是:哲学在科学之后，哲学跟着科学走，总结的是科学的局部性事物运动规律！
用科学认识到的宇宙本体中部分事或物的运动规律，当作宇宙的全部或根本运动规律，显出其局部“科学”的片面性顽强。曾有过的相对主义、物理主义、分子主义、生物主义、数学主义、化学主义、熵主义、测不准、XX守恒或不守恒、突变主义、功能主义、还原主义、精确哲学、目的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世界X、资本主义、进化论、“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哲学学、科学学。。。。。。以及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哲学的科学化”后出现的，对世界的总体看法的“无奈主义”——语义哲学，甚至受工业化，其实是现代科学与技术“改天换地”后出现的对人类世界的直觉性、观念性反思——“非理性主义”，均是“科学”性质的局部性事物运动规律的“应用哲学”的变种。是局部事物“相对价值”在宇宙整体中的以偏概全的局部“散射”，也是人类范围的的“理性的尴尬”的根源。
从20世纪“增长的极限”开始，到“不要克隆人” 、“人类通过消费毁灭地球”、“科学发展观”、“市场经济的罪恶”、“限制核武器”、“全球环境预警系统”、“拯救贫穷”等等世界性科学与哲学混合的历史性理性反省认识中，可以发现一直处于隐性状态的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在人类文化范围内的“伦理本位”倾向的内在线索。
这是我梳理了 “技术与科学发展史”之后的一种印象与认识。
其实，古往今来的哲学，在对人生宇宙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方面，均未受到哪个知识体系的根本影响。受到过影响的是认识论或方法论。比如已存在过几千年的种种宗教中对人生或宇宙的看法。如果科学彻底解决了整体人类性而不是局部群体性的宗教哲学问题，那么人类理想的冲突就会灭绝。宗教问题应该是科学与哲学的共同历史任务。
这是我辨析“哲学与方法的分合”的本义之一。
哲学是对“人化了的宇宙”的运动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不为任何其他学科所限制。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直就有模糊的对人生宇宙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不一定有“科学的认识”。如同中国古代那些现代科学也难以回避，必须借鉴并扬弃利用的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看法——哲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认识的结果，但正是此种似乎“漫无边际”“模糊不定”的对世界的朴素看法，维系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唯一不崩的连续的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
由此建立的认识是：哲学是（宇宙本体运动的）整体规律，科学是（宇宙本体运动的）局部规律。
哲学是科学的目的。
科学的观点和认识可以给哲学提供认识“原料”，哲学的认识反过来又会指导科学的研究。但在“反正”或“辩证”的认识中，应该确立一个总体的认识——哲学是科学的目的，并且是科学的全部目的以及科学所认识到的各种宇宙本体运动规律的总和。哲学决不应被认为是容易混淆认识的“XX的科学”。
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关系即在于此。
成本论——社会总成本研究——文化经济的历史构成、评价体系初论
人类社会构成评价体系初论
宏仁
说明：
在经济范畴中，是永远也认识不清经济的本来面目的。经济的所有问题均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这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通病。这也是马克思伟大的原因。若以历史的社会结构立论，经济的根源性问题，均在后来成为其历史“对应物”的“母体”——文化中；若以现实的世界经济现状来看，经济的根源性问题是在它的历史方向标——哲学中。这既是风骚一时、时髦几天、以木当林、盲人瞎马、部分相加大于整体型的（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中的原因。
内容提要：
不管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任何一国的经济，已经不再决定于也不可能只决定于国内的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因此对任何一次、一种国家、国际、世界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种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只能在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这样在实证的数据上尚有较大缺欠的方面展开“概念线索”的研究，才会有比较趋近事实的结果。其中社会总成本是核心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不过是“成本的连锁反应”而已。在世界性信息与交通便利的以国际为单位的比较文化——比较经济的今天，资源——成本的“连锁反应”，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关系，将天下的人类聚为一家，不管以群体利益——如国家或民族为目的的何种主义如何垂死挣扎，世界之大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关键词：
成本 资本 社会成本 社会资本 社会总成本 社会总资本
关键语：
分配方式将决定历史
成本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颠覆者
“成本结构”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
成本是任何一种经济程序的“源代码”
成本——自然资源的社会性生产关系表现形式
社会发展史中的经济危机，都是“社会生产总关系”的危机
资本——自然资源以商品的形式被人类的“智慧”反复折腾以促其无限转化形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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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国企改制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改制的成本问题？就国企改制的企业员工身份置换而言，全国需要的约8 000～10 000亿元有形无形的社会化“改制成本”，从何而来？为何低效率的资源运用使中国每年损失1 20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工业产品的机会成本与环境污染带来的医疗成本？为何197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被消耗于交易因素，是源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的交易成本？为何世界通行的衡量生活质量的46个指数标准中，只有6个是衡量经济因素的？为何贩毒、诈骗、偷窃等职业犯罪收入在英国已成为第4位的行当，年收入达140亿英磅，有42万人从事？为何自从发现艾滋病以来，全世界范围内为此做的防范和医疗费用已达2 400亿美元？为何1995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值1 800亿美元，是1994年的3倍？为何过去的10年间，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为美国的消费者节约了6 000多亿美元？这6 000多亿美元在10年中是在何处体现出来的？最终又“流向”何处并成为了国家性、国际性或世界性的什么性质的东西？为何世界每年假药生产约值126亿美元，对世界儿童的伤害造成的未来性世界范围的社会损失难以估量？为何中国每年工商业废品约值1 000亿人民币？为何中国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社会损失约值2 000亿元人民币？为何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中，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5 000亿元人民币？为何中国2004年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达2 250人，直接经济损失1 600亿，3.4亿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为何美国30余年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造成了高达400亿美元的损失？为何中国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质量缺失造成的损失——无效成本，年高达5 855亿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了２万多亿美元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解决了社会性与历史性的什么？负面的失业、环境污染是必然的吗？为何贿赂导致全球损失近万亿美元、全球每年的军费开支也达万亿美元?此种损失与花费的最终是谁的财富或资源?国家性的、国际性的还是人类性的？若果将此种损失与花费换算成人类的生存命脉——自然资源，那么人类的全体性“竞争性发展”行动，不就成了全人类性的为人类自己挖掘坟墓的全民运动了吗？为何世界上发达工业国的儿童贫困率普遍不断上升？而且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美国同时也是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将成为全球高科技的垃圾站的“预言”对中国以至世界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为何与工作有关的抑郁症使英国每年损失1 000亿英镑？美国人自己由国家性养老金体系的社会经济危机而来认识到的“美国资本社会主义”的萌芽，有何历史意义？资本社会化的社会总成本结构主义？概念荒唐、现实需要、未来可行的“天气保险”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人类社会总成本的自然属性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全世界范围日益形式繁多的资源—物质循环计划的目的，是调整地球内部的资源配置呢，还是依靠不断增加的使人类消费水平日益增高的经济总量以达到愚蠢到自欺欺人的无限的（经济）增长？全球“烟控”行动解决的是个体人的健康、群体人的生存环境、地球人的人道主义的那一种？此全球性花费巨大的人道主义行动是人类社会成本性质的还是人类社会资本性质的？ 2005年八国集团的400亿免债计划，是富国的集体性良心发现，还是富国们大多认识到了“避免破产以维持债务长期战略”——变种的“人类喂奶”以维持富裕的富裕的重要性？不然为何不将此良心应用于在解决债务上可一劳永逸的债务的根源，教之以钓——科学、教育、技术、资源、市场与穷困国家的平等性援助或共享中？而只是授之以渔——维持国际债务的未来必要性上？全球性房地产“繁荣型泡沫”的根源是什么？为何会在“发达”的21世纪出现世界性房地产的“集体癫狂”？是历史性的资本虚值在全球性的股市泡沫破裂后，人类性质的财富或经济的虚拟性新的增长点？是“荷兰病”的世界性普及？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与世界性股市下跌、高技术泡沫、调低利率刺激消费、“投机经济”、美国债务、油价上涨。。。。。。在全球资源的混乱“配置”中，通过自由性、市场化的资本的完全竞争显现出来的人类共同努力的历史“成果”？此成果的历史目的是什么？国家资本增长、世界财富积累、世界经济均衡性循环、世界经济危机。。。。。。的那一种？难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对于由现实的资本的世界性生产、分配形式来说，失衡的世界经济，真的不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吗？为何美国每年的消费额比其产出多出7 000亿美元？为何以此事实成立的历史事实使全球化演变成为了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全球经济的增长或可持续性发展，需要依赖于世界最大负债国的加速消费——多吃、快吃后多拉、快拉的过程？为何以此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实是美国的全球性玩儿命式借贷，已经成为了历史性全球经济严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已经借贷了世界存款的80％的难以挽回的“历史性成就”，是人类的希望，还是人类走向历史困境的数据化标志与历史记载？
为何当今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的历史事实，已经成为了“人类通过消费毁灭地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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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成本概念所要揭示的社会理想——经济哲学方面的含义，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范围内的应用性与方法论性质的节约、核算、指数、系数、配置、费用、折耗、资源、协调、边际、效用。。。。。。，是一种以社会数据的历史意义分析为目的的“社会总生产关系学”。如对物质数据流、商品数据流和货币金融数据流的生产性、技术性与信息性意义的分析，对社会生产与政治决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此决定性往往建立在“数据化的社会资源”的社会成本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具体的数据化的社会成本的认识，可以在社会总成本的意义上，或无所不在的资源的意义——成本的观念性普及与认知，使人们认识、理解到人类对于自然或宇宙来讲，是多么渺小、无知。通过此种敬畏与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调整，达至宇宙秩序的本来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秩序，使人类认识到，宇宙的根本律—运动的属性—组合的两个基本属性——循环、均衡，对于人类的认识与方法论上的运用原则来讲，应该在怎样的个人—群体—国家－国际—世界的范围内的不同层次上，予以怎样的尊重与必要的组织行调控，才不致常常发生“部分相加大于整体”、“改造自然的目的是适应自然、模仿自然”，以及人定胜天、夜郎自大、饮鸩止渴、本末倒置、盲人摸象、生产的目的是再生产、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胆的大小等于地的产量的大小”、最大化生产然后环境保护、国际战略解决人类和谐、科技的目的不是人类伦理。。。。。。一类事后笑柄或遗患多杂的历史故事。
我甚至为此有一个“错觉”：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中所要解析并从中抽象分离出来的，即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社会总生产关系”的内涵与规律，其强调的社会总生产关系的历史重要性，既是一种社会总成本的重要性。此内涵与规律所要明确的社会（总）生产与社会（总）关系的目的，是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和谐状态的观念上的前提与模式，即共产主义。只是因当时的比较文化方面的历史决定因素，被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与经济事件给掩盖了，不像今天人们对世界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理解，不从比较文化入手，就不可能有历史真相的认识。今日知识论范畴中的各种学术，将“非均衡”、“超循环”、“不对称”等等科学认识中的局部或特异现象，当成“宇宙常理”或基本属性看待应用于学术研究，并以此建立“行业性”认知原则，由此产生的“科学成果”，恐怕比“无知无畏者”更具有未来的危害性！在以生产关系为社会的历史运行的合理内因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看来，除了“锯箭杆”似的外科科学，现代经济学在“世界经济核算体系”、社会总成本或“人类总成本”方面的作为，其观念误导的“贡献”确实比实用方法造成的危害大得多。
比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率，基本以增长的趋势发生的事实说明了什么？以“国家产业结构”解释显然范围太小，以“国际产业结构”解释又容易产生“地区利益”上的误解，那么从由世界产业结构导致的国际分工中就能理出头绪吗？这大概只有从世界的产业结构的历史数据中寻找答案了。我敢为此断言，此答案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在出人意外又令人震惊的哲学的世界观中！而不是在任何经济学的天才的时代性与实用性臆测或实证研究中！这正是马克思伟大而其他经济学家渺小的原因。以我目前所知，马克思理论的问题，是在比较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天人观（人与自然观）方面有一些不细——未成体系。但以“即时信息”——广播、电视、互联网与“高速交通”触发成的“世界村”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已经顺代解决了此方面的问题。如世界上最大的行业是旅游业——实质是一种“文化兼容业”，文化的异地效益使文化间的沟通、利用、兼容加速的历史事实，全球性环境保护的观念普及与行动等等，即是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发展史观巨细俱精，其社会总资本循环理论与劳动价值论，是解释、解决人类社会现实的顽症——生产目的问题的唯一验方与良药，空前绝后，前无古人也难以再有来者。
其他种种被国际战略、糊涂学术、“锯箭杆学”或“山中之学”，误导后的“乱象”中的“抽象学术”，若以“纯理论”性质的社会总成本的观念认识其危害，那么资本主义为了“社会进步与发达”在社会总成本上的历史性折耗，真是罪不可恕！每年上万亿美元的军事经费不说，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全球变暖、精神无助、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环境恶化、种族主义、文化过敏、恐怖活动、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语言困境、国际战略。。。。。。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21世纪的9.48亿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在食品总量远远超于世界人口总量的需求的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还有总人口1／8—约8亿人衣食不足、营养不良；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每年的挨饿儿童达1 300千万人次；以上是“发达”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在21世纪初时的统计数字。。。。。。。其他种种影响现代人类生存心理的，由资本的功利观、历史观导致的花样繁多的如上列举的“文明行为”与结果，罄竹难书！
以历史性的社会总成本的观念与认识方法看，“市场失灵”与“市场有限”存在的根源，不在垄断中，不在产品差别性中，不在商品进入或退出市场时存在的障碍中，也不完全在于不完全信息或不对称信息使资源配置无效率，而在于由资本主义的世界观造成的历史观中，在于由此世界观导致的至死不悟的社会总资本的分配观念与分配行动中，在由此种社会总资本的分配观与行动，导致的现实的人类世界的社会总成本结构的恶性失衡中！“非均衡”、“超循环”、“不对称”不过是此社会总成本结构的恶性失衡，在“现象学”或方法论上的无奈解释，这也是近、现代西方各种学术的总体特性，是“资本的发达”扭曲了天人关系的结果。若说各种“学术目的性的统一”的认识境界，古往今来真就只有中国的“天人合一”观最究竟、透彻了，在西方则有培根的自然论比较明确，其他则多是含糊其词或大前提不清与大目的不明的“一孔之见”。对此的看法需另文再议。
（参考
http://www.chinathink.net/forum/dispbbs.asp?boardID=3095&ID=30127&page=4
由社会总成本概念可以得出一种认识：未来经济学应以“社会（总）数据的意义”研究为主，由此为社会性生产与生产关系，在比较文化的基础上，以“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为行动准则，提供“政策主导性参照与目标”。计量经济学实质上已经在此方面建立了一些有益的认识，但如A?伊曼纽尔所说“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数学化、公式化本来就应该是经济学的天然工具，而数据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目的与意义的参照与轨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理性”，但应用上又必须以历史与辩证的前提性认识观念为主。由此是否应该建立一门画蛇添足型“数据分析（或意义）经济学”？还是明确了认识问题的大前提后，改造一下已有的统计、计量、会计、预算、供给、供应、财政、投资、审计、数量、数理、发展、资源、价格、成本、制度、演化、循环、均衡。。。。。。经济学，以“成本论”——社会总成本的观念与方法，分析解决人类世界的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以此“幼稚的观念”，建立一门以“数据分析学”为应用的“理想经济学”？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其所论述的社会总资本问题中，是否在哲学认识论上充当了社会总成本的角色？劳动价值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以比较文化为现实社会决定因素的，以理想的社会未来为目标的，可用于社会分配形式的观念上与应用性的“价值尺度”吗？如果将劳动的经济学含义当作观念使用，当然会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国情的差别导致的“比较劳动”（比较利益、比较成本之类）的差别；但在世界观——哲学意义上探究劳动的历史价值，尤其是比较文化现实条件下的历史意义，那么劳动价值的历史意义将是永恒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置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认为个别生产者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劳动。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关于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非劳动者赖劳动者而生存的观点是最基本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只是他的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具体体现。。。。。。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体系衡量了人类为生产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左大培)
上述说法说明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历史的社会哲学的认识层次上，是一种有着合理内核的哲学认识论体系，如以“人类分配”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性质的生产关系论；具体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首先是一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认识论与“意义论”，其次才是可以应用于实践的方法论体系。所以不会像现代的种种经济学方面的“补丁学术”那样，因认识境界上的不足，只能为修正他说而忙，以至“学术二世”泛滥，在政策的需要中，以10人之九牛二虎之力编造出11种以上的“经济对策学”，在焦头烂额的论证与狡辩中抱怨宇宙规律的“非均衡”“不完全”或“不对称性”。这其实是经济学在知识论中的“位置”混乱造成的，以哲学认识论讲既是“本体错位”。
若果将生产关系概念带入现代正在“时髦”的各种经济学中，相信“时髦”的各种经济学，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产关系的内涵，均是“社会总生产关系学”的“局部学术”。比如今天地球人都知道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本土化经营、资源配置效率、自然与环境资源核算、绿色GDP核算体系、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社会指标运动、国家能力研究、未来学、国民产出总量指标、世界经济体系数据统计、绿色运动、生物圈、文化遗产、反工业化、“经济的信息化”、“多”次产业分类法、文化商品、旅游经济、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文化营销、价值观型企业、人力资本。。。。。。或生活质量、资源稀缺、家庭经济、环境生态、社会福利、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公共关系、民族经济、企业自组织系统、社会保障、人本组织、福利国家、信息经济、教育经济、人文指数、历史计量、经济哲学、伦理经济、心理经济、老年经济、医疗经济、时间经济、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生态经济、移民经济。。。。。。
或XX指数、XX预期、XX监测、XX评价、XX监督、XX系数、XX路径、XX报告、XX曲线、XX参数、XX定律、XX坐标、XX评估、XX效应、XX效用、XX分析、XX需求、XX设计、XX原理、XX模型、XX偏好、XX结构、XX机制、XX认证、XX模式、XX体系。。。。。。消费价格指数、国际贸易数据以及人口、社会指标。。。。。。那一个不是“社会总生产关系学”的“局部学术”？可惜“时髦经济学”的眼界太过狭小。小到不敢谈论劳动、价值、社会关系、生产目的，这类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概念的地步；小到独立小丘“一览众山小”的地步；小到只敢立于小巷指点江山的地步；小到将树杈当成森林，却如秋蝉般居高大叫不止的地步。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原理”是“成本决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吗？
劳动价值概念的内涵在经济学中的意义，与社会成本概念内涵是异曲同工的。只是劳动概念的“哲学位置”在社会发展史的范畴内更加“端正”并居于核心地位，不像成本给人们的印象是以社会经济或微观的生产为主。其他如“资本周转”的种种形式与“成本周转”的种种形式，都不过是各循其本、各为其用的“一分为二”（一事两体、一物多相、事物转化、“一物降一物”等等）的关联性表现，其意义均在“合二为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中。那么价值是不是成本的“交换价值”或“自然价格”呢？那么编造一个“劳动成本”概念是否可行呢？以“劳动成本”概念在社会总成本的意义上替换劳动价值概念，以劳动价格的市场计量形成的社会成本上的数据为依据，可否会因为比较容易建立“比较成本的数据”上的依据，比如国民产出总量指标的国际比较与劳动量的计算，成为认识劳动及其成本的社会总生产关系的意义的有效方法？用此种“算账方式”，“算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危害性，再以人性化、哲学化的劳动价值论——劳动计量学，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以构建“人类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或比较文化前提下的“人类劳动价值评价与分配体系”，成为论证“资本主义历史观与世界观必然灭亡”的数据上的武器？成为“一个完全衡量了所有因素对人类社会生产的贡献（与危害）的经济学体系”？
构建一个以各种经济与社会数据为主体，以资源配置效率、自然与环境资源核算、绿色GDP核算体系、循环经济等等学术中的合理、适用内核为方法论体系，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社会史观与世界观为大前提的“中国社会总成本构成评价体系”，是否可行呢？生产能力与消费需求在资源上的历史性“死结”，可以由社会总成本评价体系的方式寻求到解决之道吗？
在不可避免的国际战略条件下的现实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即使形式有多种多样，比如强调文化、民族等等，但实事求是的答案是：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应以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组织核心，成为人类社会之船的航标？永远的国家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本是一个人类脱离野蛮“群居”之后，外延“完整”但内涵的“组织原则、措施与目的”不明的理念范畴，其含义有着“人类组织”的模糊内涵。国家是“群居”的人类“完整”且明确的理念范畴，在民族性与地域性上尤其“完整”而且清晰。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现实人类社会的共产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措施与目的”更是强化了这一点。
国家内部的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这样的人类命运的关注者与制定者所希望的，也不是那些稍有一些人性的古今中外的各色各样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终极理想”中所期望的。但在现实的科学对哲学的影响上，尚不能解决“诸神的争吵”——文明的冲突——表现是利益分配的冲突，以至全球一体化——“共产”现实——的不可避免性，以实质性的“独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为历史表现，在人类的“终极理想”上，成为了“人类喂奶主义”这条大蛆的粪坑。
“共产”是包含了民族、国家概念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具体表现是分配原则，由此组织原则的社会目标、理想中达成人类社会组织措施、组织理想的统一，由分配原则达成的“人类社会总成本结构体系”，是解决未来“人类关系”问题的唯一出路。
比如“积累”是资本问题，“预期支付”是成本问题，如果资本是无限的，成本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但历史上哪一个天才的疯子，证明过“资本的无限”、“市场的无限”、“资源的无限”？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资本的有限，就像资源的有限意味着市场的有限一样。经济的“晴雨表”格林斯潘的模棱两可的“大话”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的目的是什么？“社会成本结构”还是“社会资本溢出”？
稀缺与资源如果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那经济学不就成为了“成本现象学”了吗？如果“改善资源配置的代价”是社会成本问题，如果“以资源为内涵的稀缺”真的是“经济学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那么经济学不就成为了“社会成本结构学”了吗？“国家垄断”的目的，是出于国家资本增值的目的，还是出于调控（国家性）社会成本结构的目的？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各种“排行榜”，是“指标加上数据的结果”还是“资本加上数据的目的”？此结果或目的能减少信息费用还是能减少生产成本？混合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的取向还是历史的必然？难道世界大势没有使国家对资本的垄断，成为疲于奔命的瞎忙吗？不然法律在永远滞后性的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追证”中，所认识到的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的未来意义，为何总是以不断“创新”的“补丁学术”，解释总也不可预测的市场波动的社会结果？小市场——国家、大市场——国际之间的“磨合”与尝试性“接轨”以致“并轨”，是否是“国际成本结构”之间的“对调”的结果？人口普查、社会经济普查、地球资源统计或“全球（世界）XX调查报告”的目的是什么？还有种种的政策、国策、“国际策”，有那一个不是出于各种社会数据在大成本——社会（国家）成本上的考据制定的？如果不是，那为何存在着市场准入、关税壁垒、汇率升贬、“利益共同体”、“战略伙伴”、国际移民、人才引进、国际关税、国际劳动力、国际供应链、国际债务。。。。。。
市场经济的天然“流动性”，根源其实在成本因素中，是成本的“细胞”—资源—在社会总成本的范围内，以社会资本的多种形式再生产与流通的结果，与“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原因与目的一样。若有不同，不过是在国家经济、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范畴中，受“比较文化初级阶段”与“比较成本”条件下的集团利益，如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之间利益获取目的上“大异小同”的影响，分不开又统不起来，且未由此形成可普遍实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这与“文化与经济结构辩证的社会发展史”的历史观，未能普遍在比较文化的哲学认识论上建立，有大前提上的关系。
“重罚”与“刑法”所产生的观念上的认识与社会效果，是“违法成本”对人的兽欲本性的理性约束吗？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果吗？
比如静态资本有时也是成本，动态成本有时也是资本，这是辩证逻辑中最玄妙难解、费解并被普遍曲解、乱解之处。此也是以形式逻辑的发达造成的“线性认识”，如“以商品生产商品”等类似同性婚姻一样的理论，促成的资本主义下的各种迷人、惑人学术，在资本问题上境界不高、至死不悟的历史顽症之一。但用“道分阴阳”式的“中国逻辑”，即黑格尔从中国学去不愿承认且没有“扬弃”好，后被马克思纠正了的——阴阳（辩证）关系——“全息辩证”的方式理解，就容易多了。
计量经济、统计、财政、审计、消费、监督、贸易、价格、利率、物价、金融学等科目中的种种数理性模型，20世纪出现的社会指标运动、国家能力研究、未来学、自然资源核算、绿色GDP核算体系、国民产出总量指标、循环经济、生态学、绿色运动、反工业化、“经济的信息化”、“多”次产业分类法、人力资本。。。。。。或XX指数、XX系数、XX调查、XX曲线、XX参数、XX定律、XX坐标、XX效应、XX效用、XX分析、XX需求、XX设计、XX原理、XX模型、XX偏好、XX结构、XX机制、XX认证、XX模式、XX体系之类，以现实意义看来，均是“信息——经济——数据”的产物，即均是某种变相的以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为立论根据的，具相的、应用性的“核算体系”，目的也多是在数据的分析的结果中，寻找自欺欺人的生产的最大化与市场的无限化的理由，其实是种种的“局部市场”的生产的最大化与市场的无限化的理由，即“局部市场”的“生产目的的理由”。应该说这种种的“局部市场与局部生产目的性质的核算体系”，为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概念含义与理论依据，提供了较好的现象上的启示与应用性基础。
奇怪的是历史上的种种“应用经济学”均以“数据”为立论的出发点，专家学者们对此却均讳莫如深或“剑走偏锋”——概念第一、派别第一或“品牌”第一，在理论与应用之间摇摆不定，目的均不过是境界不高的“求得理论上的山头独立”。像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工业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分析方法、均衡价格论、有效需求理论、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应学派、凯恩斯主义、剩余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人类行动学”。。。。。。甚至种种“庸俗经济学”，对工资—地租—利息—价值—分工—劳动—分配—货币—信用—商业循环—国际贸易—国际竞争—服务经济。。。。。。的科目性门类研究，对于知识论的整体结构来说，均已摸到了一些各自的“经济科学”的门径，但这些经济学均未或者不可能登堂入室，是因为在历史阶段的适用性上，在哲学认识的大原则上，达不到马克思那样的认识上的境界，自身在科学体系或知识论体系中的“位置”不明，更没有马克思那样的全面的人类—社会—历史意识。因此被马克思横扫天下说。种种被视为“庸俗”或局部性的经济学常常在实用与功利的躁动中，忘了自己已抢吃了几碗干饭——“抢注式”制造了几种理论派别，或者忘了“抢吃”干饭——制造“理论品牌”的目的。这与人类由历史的比较文化决定的现实的知识论体系杂乱无章、“局部合理”，有必然关系；与经济学家不知“文化为何物”或不能为二者建立必然的关系性并探讨其中的价值与意义，有必然关系；与知识论体系中的“认识的境界”低下有绝对关系。
近、现代世界国情不同或“国际结构”复杂变换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在“资本天下”式的兽欲性的群体利益的冲动中产生的种种罪恶理念，如发达的贫困——由贫困支撑的发达——如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有绝对关系。此种以兽欲性的群体利益为终极目的的世界观，不以历史的、比较文化的方式、方法理解现实与未来，而以“纯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且自私透顶的“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方式，以自家利益为目的“为生产而生产”，造成世界范围的“发达的贫困”与“增长的极限”。比如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上，经济学到底是“富人经济学”还是“人类经济学”？是“商品生产商品”还是“文化生产商品”？是“国家经济学”还是“国际经济学”？是经济决定经济还是文化决定经济？是“局部最优”还是“整体最优”？是共产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还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阶段的结构辩证决定社会发展史的结果”？
若果以上认识上的大前提——世界观（历史观或社会观）都不明，那么应用理论上的屠龙之技，不就都容易成为目的不明或目的错位的有害之论了吗？即像核理论的研究，如不能专为民用，而只以国家威慑力或占取资源之力运用，那战国天下的事实重演，不就成了科学研究与社会进步的目的了吗？眼前的小群体利益（利益集团或国家）目标明确，而未来的人类生产目的与生存方式盲目，这是现实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在理论深度与理论境界上的致命通病！这个通病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的价值与体制的传播、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造成了很多机能性障碍，反过来又作用于发达国家，阻滞了发达国家的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标准的进步”。叫嚣马克思过时、无用、错误等等狂妄无知者，在此方面无一人有所建树——人类生产目的与生存方式，无一人能做到像马克思那样，既从微观上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细胞”之一（共性部分）——如商品，又在认识境界上以其通透的辩证历史观，在世界观上解决了人类的未来生产目的问题——如共产主义。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原因吗？
20世纪90年代始出现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生产不足造成的，还是分配原则在“必要的”“权宜的”现行政策上的“社会成本失衡”？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史使命完成以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观念，是社会资本问题还是社会成本问题？日本为何将高新技术型与高附加值型产业撤回国内？是日本企业对技术流失的担忧？还是日本国家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生存资源，技术性社会成本被他国获得的恐惧？
但马克思以外的西方的“特例”也有很多，如韦伯的“宗教经济论”、贝尔的“经济、文化、政治三方关系论”、熊彼特的“创造导致毁灭（或过渡）论”、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论”等种种含有社会历史观意义的认识，还有“发达国家的价值与体制的传播、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造成了很多机能性障碍，反过来又作用于发达国家，阻滞了发达国家的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标准的进步”，等等众多的具有超越资本主义观念或非意识形态化倾向的“真正的学者”，在社会学范畴内的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意义的看法中，发现的社会总资本的国际循环的恶性现象与结果，深刻而具有未来的启示性。
经济学的建立与存在的意义对应于文化在社会范畴内，简单如男与女之于家庭、阴与阳之于道。难点在于，对男（或经济、阳）、女（或文化、阴）的必然关系的意义，在家庭（或社会、道）范畴的确认——是“原配”还是“后配”？是一夫一妻还是多者插足？是“老守田园”还是情人林立？是“浪子回头”还是“本体归位”？是垄断“后宫”还是泽民天下？是达成和谐还是制造矛盾以获小群体利益？其他本体错位性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例证无数——如“（合法的）同性婚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生产的目的是（再）生产、女权主义与女色狂潮、神经症普遍与心理异常共生、经济大国债务天下、金融游资泛滥搅乱全球、“人类喂奶高论”隔绝人寰、发达的目的是“保住贫困”以争取“发达的发达”。。。。。。不理清并建立新的比较文化基础上的，“小异大同”——“阴阳合道”的知识论体系，经济学即永远成为不了一门科学！
像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或某些先锋、另类经济学，只能当作有启示意义的趣味性理论看待。因为经济学本身在“社会学”范围内的位置至今不明，缺乏名分，名声鲜亮而位置飘忽，在其内在动力——商品、利润、资本、效率、资源有限—竞争必然等内因的催动下，在学术的市场性“细分”中寻找自身的出路，妄想以其“局部学术”概括、兼并社会学的其他部分，或者“没想”概括、兼并,却为了“创新”与“冲出困境”做出了种种概括、兼并性举动。但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博大”至杂乱无章的“经济哲学”，确实一直有以种种“补丁学术”或“局部学术”替代（社会）哲学的莫名妄想。比如“经济（资本）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而生产目的却是以两极分化、扼杀伦理的社会分配现实为代价的“发达的发达”。奇怪的是，资本的发达真的已经让全人类都糊涂到，少数人的富裕必须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之上吗？那为什么现实所有应用经济学，都不以生产目的——分配理论为研究对象？其有意或无意的理论倾向与结果，其实质都是有益于“富人的富裕”与“竞争的竞争”的“生产再生产学”？
即使是“福利国家”这样的“经济（社会）理想”，也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式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理想，则结果一定是福利国家内部的机制性病灶丛生，或在国际—世界范围内，出于“自家富裕”的目的，而成为必然联系性的，国际—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性问题的总根源。被一些“有识之士”看好的“混合经济”，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国家内部的机制性病灶丛生的无奈中，产生的新型学术补丁，以人类范围内的社会发展史观分析，其根本无益于生产目的的“结症”——分配方式的核心问题——伦理本位的解决。今日所见，“福利国家”中也产生了种种难以自决的社会问题。原因是“福利国家”的效用只局限在国家中，而现实的国家（世界）并不是一国之家。在比较文化的前提下，交通、市场、信息的发达与金融的国际化、自然资源的共享化，使以国家为核算单位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过去，因此能满足任何一个国家基本生存的各种条件，都不可能只在一国之家中完全具备。这是资源——成本问题，成为现实人类世界的社会性问题的根源的根源！那么“市场”加“经济”的以偏概全的制度，必然会产生，“商品大于社会”、“资本大于经济甚至大于社会”的认知。此种认知促成的社会实践，能否在国家—社会—国际—世界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中，解释历史呢？人类应该汲取的并反复提醒更多的人认识到的教训应是——“发达国家的价值与体制的传播、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造成了很多机能性障碍，反过来又作用于发达国家，阻滞了发达国家的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标准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看法的局限，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中，这是文化环境使非意识形态化的“真正的学者”，在历史的觉醒中，难以真正自省并他省的原因所在。
不管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任何一国的经济，已经不再决定于也不可能只决定于国内的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因此对任何一次、一种国家、国际、世界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种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只能在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这样在实证的数据上尚有较大缺欠的方面展开“概念线索”的研究，才会有比较趋近事实的结果。其中社会总成本是核心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不过是“成本的连锁反应”而已，在世界性信息与交通便利的比较文化的今天，资源——成本的“连锁反应”，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关系，将天下的人类聚为一家，不管以群体利益——如国家或民族为目的的何种主义如何垂死挣扎，世界之大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比如“投资目标”、“本土化经营”、资源配置、垄断竞争、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甚至“资本主义（社会观、历史观）世界观”的成因，不都是成本性质的种种国际间“比较利益”——“资源配置”上的内因造成的吗？
成本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上的“历史阶段上的决定性”，具有“现象决定论”与“本质决定论”的区别，即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二者的相互决定性，没有简单的单向的决定性，其任何相互之间的决定性，都可能会因历史阶段的历史因素而发生相互的转变。这本来既是马克思在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所运用与提倡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含义，也是中国逻辑——阴阳互本、阴阳交变的“阴阳（辩证）逻辑”的精髓含义。此种精髓含义被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理论研究者，抛弃了或根本就没有真正领会过，却被精明的糊涂论者们在马克思之后精心研究了近200百年，弄出了千万部令求知者糊涂得五体投地的精装巨著，论证出类似“针尖上天使数量”一样精密无用的数理模型，以及“模式的永恒决定性”、“一物决定一物以至永恒”、“帝国天下造福人类”等等的重要“历史意义”。这是经济学家或政治家太缺乏高层次的哲学素养，夜郎自大以至狂妄到“不知有汉”，且并不真正理解人类对自然与宇宙的认识方法——阴阳逻辑——辩证（全息）逻辑的结果。此种现象在各种社会领域均普遍存在。以不看历史条件“永远决定”为模式，并促生过种种社会问题的糊涂论可随意罗列如下——比如“经济基础（永远）决定上层建筑”既是；比如“生产力（永远）决定生产关系”既是；比如“发展的（唯一）标志是经济”既是；比如“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既是；比如“经济（永远）决定文化论”既是；比如“物质（永远）决定精神”既是；比如“强大即永恒”既是；。。。。。。
如果将资本作为（社会）成本的调节工具看待，资本即只会显现其有益于社会的良性的一面；但若本末倒置，向资本主义所坚持的那样，将资本与成本都作为资本获取的工具，那么老子所说的“物壮则老、阳极必阴”的时间—历史轴线上的自然的规律，即会显现于世，那么资本主义的危害性即会象今日世界的现实一样——“帮倒忙”——投资倒流、“烧香引出鬼来”、饮鸩止渴、本末倒置、至死不悟、部分相加大于整体、穷得只剩下钱了、资源危机、能源战争、语言困境。。。。。。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全球变暖、精神无助、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环境恶化、种族主义、文化过敏、恐怖活动、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国际战略。。。。。。资本全球化，贫富对立化，阶级斗争化，世界性浮躁、战乱化，利益少数人（公司、国家）化——马太效应——赢家通吃化、国际战略化。。。。。。“发达中的贫困”、增长的极限、战乱天下且难以休止！
这不是无知无识的资本的过错，是资本加上主义之后产生的世界观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竞争的目的是竞争”、“发达的目的是发达”一类社会发展观、历史观造成的。
老子早就告诫过世人，强大不会长远，和平才会永恒。现代史上的“不称霸”、“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观，是中国以其古今再无二例的最长社会发展史，对人类曾经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客观总结。
西方理论经济学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步走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竞争为主导、以生产的最大化为能事的传统，开始在有意无意中填补社会学的空缺或不足，转向生活质量、资源稀缺、家庭经济、环境生态、社会福利、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公共关系、民族经济、企业自组织系统、社会保障、人本组织、福利国家、人力资本、信息经济、教育经济、人文指数、历史计量、经济哲学、伦理经济、心理经济、老年经济、医疗经济、时间经济、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信息经济、生态经济等等经济制度、政策学说、观念引导、理论与实践，以至将婚姻、家庭、歧视、犯罪、司法、选举、宗教和历史，都纳入了自己的分析范围，大有以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原则，重写社会学（如福利国家）、法学（如制度或法经济）、历史学（如历史计量）、文化学（如伦理经济）甚至哲学（如经济哲学）的势头表明，经济学的穷头末路，是人类的知识论体系目的不明、杂乱无章、“局部合理”、“目乱纲繁”造成的，绝非是经济学的本性恶劣或目的不纯。比如若谁说制度经济（或法经济）在“名分”与本质上不是“政治（或国家）经济”的“新说法”，那就只能等他理解了“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这个命题，才能继续理论下去，否则既是对牛弹琴。
在地球范围内的种种资源的匮乏、水的危机、通货的膨胀与紧缩、金融毁国、和平演变、富裕的贫困。。。。。。都只是“历史的结构性”表现——地球的总质量与总资源，真的被人类的社会的发展折腾“轻”了、闹腾少了？地球上物质性的总资源，真的在总量上被全人类这张贪天大嘴吃少了？还是因社会的商品化与工业化——社会总资本的本体恶性循环，在社会总成本的无视中，转化为“历史的结构性不足”了？地球上的现有财富是不能使现实的全人类生活幸福？还是由资本主义中分离出的资本的分配原则，不能以社会总成本的核算原则为分配原则，造成的资源的分配原则自私、盲目、短视到致全人类的生存现状而不顾？由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的事实，导致的群际冲突，达至“以‘利’害天下”到全球性环境保护的程度，是资本的本愿吗？那么相对于宇宙中“万牛之一毛”的地球的种种的“存在”中，怎么会存在着短缺、博弈、边际效用、均衡价格、资源配置、自由竞争、静态均衡、动态过程、不对称性、不确定性、超边际、局部均衡、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寡占市场、市场细分、纯策略均衡、混合博弈、广延型结构、计量预测、厂商博弈、公共物品、税收制度、外部效应、有效需求、货币供给、合理预期、剩余价值、消费者偏好。。。。。。？除非真的存在着可颠倒乾坤的宇宙的制作与统治者，但历史中有谁真正相信并证明了呢？！这是不是在资本的世界——近、现代的西方，出现过的一些科学或哲学巨人，最终都逃脱不了培根的“谶语”（大意）——“哲学与科学家最初都是唯物的，最终均归与宗教”的根本原因呢？那么“资本的罪恶”在“历史的结构性”表现中，造成的资源危机、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环境污染、怪病连生、水土流失、地力减退、全球变暖、精神无助、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环境恶化、种族主义、文化过敏、恐怖活动、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宗教冲突、种族摩擦、军事威胁、语言困境、国际战略。。。。。。全球最贫困劳动者人数增至5.5亿；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21世纪的9.48亿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环境胜似花园的瑞士人的精神状态，因受全球性的不满的影响，越来越悲观；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还有3 300万人生活在饥饿或遭受饥饿的家庭，无家可归者达到300万人，每年的挨饿儿童达1 3 00千万人次；目前的世界上有近20亿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的危机中。。。。。。是世界观造成的还是社会“进步”造成的？
由此可见，如果不颠覆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历史观——世界观，那么受世界观影响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向，就将成为一种更大规模的“盲人瞎马运动”，且可能会因此运动范围更大，而成为以比较文化为决定因素的范围更大的“诸神的争吵”。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走向中，出现的“硬件冲突”——文化(民族、宗教)冲突、反全球化现象，在世界各地日益繁杂多变的事实，原因在此吗？
当资本的目的只是资本本身时，发达的贫困与文化的冲突是永远不会灭绝的，当资本的目的是成本或资本与成本之间的均衡性质的循环，或者是“社会总成本”这样一个更大的社会与历史目标时，人类社会的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国际问题或国家问题的总出路，由比较文化造成国家之间的隔离、过敏、摩擦、敌视，以至冲突的唯一出路——共产主义的实现，即为时不远了。
以成本论的观点来看，未来的经济学家将是一种“数据（的价值与意义）解读学家”，此解读又必须依赖于人类哲学的共识，既生产目的与劳动价值量的核算方式的共识，才能达成。成本问题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学”或“世界经济学”的“终极”问题，是“国家经济学”或“世界经济学”在《资本论》之后，替代资本的细胞——“商品”，成为“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认识社会组织构成因果与发展趋势的细胞的“分子”或基因。此“终极”问题的可能性在于，在经济学范围内，类似“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阳”——资本，早已被人类知识范畴内的各种“解释学”“解”到了穷途末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种种“局部经济学”、“时兴经济学”与“杂交经济学”的虎头蛇尾特性既是其表现，以致不得不以“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为托词在其他学科中寻找出路。若以成本论的观点看，至今已有的各种近、现代经济学其实都是“资本学”——围绕资本的产生、获取、分配、运用、价值、意义。。。。。。之学，至今已有的资源、宏观、微观、中观、边际、效用、货币、需求、行业、金融、计量、供给、供应、财政、投资、审计、数量、数理、发展、资源、价格、成本、制度、演化，甚至文化、政治、国家、国际、世界。。。。。。经济学，均是“资本学”的变种，而且又都没有马克思那样博大的、精深的，以社会发展史的规律性与科学性为世界观前提的，以认识方法上历史的、辩证的微观研究与剖析——如商品——为基础构成的理论体系。近、现代经济学对社会总资本与“价值”及其衍生概念的认识。怎么不见自发的、深入的或与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为何总是“羞答答犹豫不决，好似没经过风吹雨溉”？是社会总资本与劳动、“价值”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不足？还是研究者受资本主义、宗教观念或“国家理想”的影响难以以人类为本位达成认识？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并不存在？还是商品与资本的现实价值将各种各样的学者或科学家，都带入了难以找到归途标志的迷宫？以至“资本的理想既是人类的理想”一类荒谬之论层出不绝？
如果“市场经济即是法制经济”，那么比较文化现实下的世界市场，不就早成为了人们梦寐以求的“统一的自由市场”了吗？而技术壁垒与贸易壁垒普遍存在的事实已经告诉人们，法律之间的差异存在多么现实，“文化的差异刺激经济冲突”使法律在现实中，充满过多的繁杂无序的立论前提。而且多数壁垒并不产生于国家法律，只产生于有益于国家利益的政治目的之中。法制经济只存在于国家经济与国家主义中，而（世界）市场经济与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天然矛盾，在比较文化的历史事实上是难以调和的。至少目前世界的事实——效率第一性，既“效率决定公平”的胡论，暂时是难以改变的。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不是以“国家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为范畴，而是会不断的受到类似科学中“物质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在微观、细化的社会“本体”中，以“细胞”——如资本、“分子”——如商品、“原子”——如生产、成本、资源、劳动、人性。。。。。。为单位展开研究并建立理论结构或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由此对社会本体的微观性认识，可以整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合理部分，校正其盲目的“部分相加大于整体”一类精致不成反至祸乱天下的盲人摸象论，与具体学术上的“局部发达”的有害特性，由对此社会细胞的基本“分子”的认知，可以知道社会发展史的未来趋势。这是因为：
1.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任何一种具体自然人的生活行为或社会性经济行为，都不过是生产关系性质的“成本的连锁反应”；
2. 成本之母是资源——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不过是“资源循环的连锁反应”。
比如日本历史在世界史中虽然不算久远，但其人口与地理经济——资源特性造成的生存条件，决定了其天然的外侵性。二战以后军事上的外侵不成，则以“国家导向型市场经济”获取“国家的生存成本”——资源，现代军国主义的鬼影憧憧，也是此种“内因”表现之一。若世界大势——资本主义天下不改，那日本的未来历史行为即会像“必须出头的疖子”或闹胃的烈酒，不得消停。日本是典型的“地域资源成本型”国家。美国的现代外侵性与日本绝然不同，是“历史的资本——成本结构演变”的结果，是资源的消耗与资本的市场需求，在社会资本的循环上寻求“成本支撑”的结果，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式“历史资源成本型”国家。此原因可从“欧洲的原始积累过剩——白银资本”说起。美国国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的原始积累过剩——社会成本结构失调”的结果。“欧洲的原始积累过剩”的根源辄在十六世纪后的世界性的文化交流，部分的原因起于某种国际战争前与战争后的受东方文化影响下的“东方意识”中，由此“东方意识”“寻找东方”，产生了“黄金东方”与歪打正着的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的“地理大发现”，其后的奔袭、掠夺、殖民、种族灭绝。。。。。。造就了“欧洲的原始积累过剩”。“欧洲的原始积累过剩”是殖民主义的根源。此种过剩可在“欧洲近、现代史”与“美国史”中找到充分的证据。这是“资本的血腥罪恶”的结果，不是国民性或人性的必然。
经济学为社会与历史做了很多重要工作，甚至以其某种非体系的又常常自相矛盾的“点子”，即能影响国家或国际的政策，成为人类历史中由历史事件作为表征的“历史决定者”。如“锯箭杆学”——“国家干预论”及其多种理论补丁对种种历史事件的影响巨大，却“名无固实”，只有“约之以名”，充当了一些历史变故的代言者或替罪羊，且给片面而贻患无穷的“经济决定论的社会发展史”观，在社会观念的普及上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其实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需求弹性”、“消费者剩余”，甚至多种“垄断竞争理论”中，均有着“个别成本”、“连锁成本”、“社会成本”的“成本内核”，其狭隘之处是在社会发展史观性质的，缺乏社会成本意识的“资本的盲目”中。“资本的盲目”是从“欲望”出发引出“效用”概念，再以此“资本的感性内核”分析边际效用或超边际效用及其递减规律。社会生产关系倒成为了“欲望”的附属物。比如“创新”在社会经济与具体生产中的重要性常常是决定性的，但社会不只是存在着经济问题与以无度的“欲望”为目的的生产问题，还有着决定国际关系与历史的的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若以历史、世界、宇宙这类包容了人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更大观念看，人类的未来并不掌握在经济学家、政治家或社会物质性“财富”拥有者手中，而是永远被经济、政治的“母体”——文化所掌控着，并永远引领着社会结构性的，以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的结果为目标的——历史的方向。
结论就是，“生产关系学”，即是具有着世界观的合理内核与现实的比较文化意义上的未来“宏观经济学”，生产关系中包含的社会发展史的意义，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事物中能够独立存在并保持本事物的一切性质的最小单位”。“生产关系学”在今天的“学理”方面的表现是“国际—世界经济学”，未来指向则是“人类经济学”，且意味着人类的“计划经济”的重兴，在“形而下”的实证方面以“统计（数据）学”为应用，在“形而上”的“纯理论”方面，以国际—世界经济中包含的生产关系及其未来的历史意义，为“闭门造车”——计划经济的依据，在社会“细胞”的分子构成方面，以成本——社会成本——社会总成本为认识路径。由（人类）社会成本意识的理性认知达成的世界性的成本主义，将因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实证性与统一性，在比较文化兼容——求同存异的世界观上，成为资本主义的颠覆者。由此认识到，（人类社会）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决定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名分”的合理性。其中“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关系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是未来经济学具有世界观与认识论意义的核心问题。此“关系”的出发点，是万物皆数之“数”——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及其关系之数——数据。统计学与“数据学”将成为经济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决定因素。此数据即为——
全球社会（总）生产之数；全球社会（总）消费之数；全球游资总量、分布、全球XX影响力之数；全球年度旅游业人数、去向、收入作用及影响之数；全球文化兼容与经济依存的指数评价之数；全球社会城市化进程分布、作用、预期之数；全球外汇储备及其组成部分之数；全球资源总量与分配之数；XX年度世界妈妈状况指数之数；中国（全球）社会总成本构成评价体系指数构成之数；全球产业构成的类别与区域规模（国际分工）之数；全球行业经济总量与社会经济总量之数；XX就业调查报告之数；全球XX年度税务负担指数之数；国家或世界资产总数之数；国家或世界物流、信息流、金融流总数；全社会（国家、世界）固定资产投资之数，全球产业集群的区域经济设计与世界经济构成之数，全球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之数，全球循环经济中产生的折耗与利废之数，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统计之数，全球男子精子数量普遍下降统计调查之数；。。。。。。其归宿则是“经济数据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这是在历史性的社会学意义上，弥合由比较文化造成的利益冲突，通过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数据论的构成，在“成本论”意义上，解决由局部利益（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导致的，“社会总结构体系中的内耗”——如发达的贫困、增长的极限、无度消费毁灭地球。。。。。。一类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以“中性的”数据事实开道，颠覆资本主义的历史观，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理论与应用办法之一。
比如“以美国式消费将毁灭地球”、“增长的极限”、“发达中的贫困”、“大国的衰落”、“美国的社会人文指数全球排名偏后”、“世界上GNP最大国家为何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一类西方人自己在社会数据上进行反省的立论，既是已出现的将成为“科学”的经济学，在“社会总成本数据学”方面的有力论据。
由此可以认识到的人类知识论体系构建的出发点与认知原则之一，我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辩证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这也是历史上已出现过的花样繁多的盲人摸象型“真知灼见”，将以百川归海之势,显现出其完整的科学理性性质的“人类共识”的必由之路。
相关的“旁论”参《“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寻绎录》
http://www.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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