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

批判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

［美］汉斯·约纳斯 

《求是学刊》 2008年第1期
 

　　方秋明　译
　　
　　摘要：乌托邦社会的物质产品最大化必然要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和能源，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对能源的无尽开采又会产生无法消除的污染，这些都会加速人类和地球的毁灭，因而恩斯特·布洛赫式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与布洛赫勾勒的“积极闲暇的人间天堂”相反，人类自古就已达到了人性可能达到的高度，人性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关键词：乌托邦；合需要性；批判
　　简介: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德裔美籍哲学家，著有《责任原理》、《生命的现象》、《诺斯替宗教》等，从事宗教学、生命哲学、伦理学等研究。
　　译者简介：方秋明（1969－），男，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师，从事伦理学、西方哲学、科技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湘潭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项目编号：0509004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０5－０7收稿日期：2007-１０-2３
　　
　　一、通过无限发展的技术“重建地球家园”
　　
　　乌托邦的首要条件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其次是享用丰富物质的悠闲。乌托邦形式上的本质就是闲暇，既然闲暇就是正式摆脱了获取需要（或一般愿望实现）的辛劳，因而它只有在舒适和确保生活资料以及最不麻烦地获得它们时才能存在。高度发达的技术能够满足这两点——物质丰富与不劳而获，在许多地方它已经开始加强行动了：首先通过“自然重建”或“地球重建”大量开采迄今被有限利用的自然财富，或者人为地补充自然资源的不足；其次是使过去耗费人们精力和时间的劳动过程机械化、自动化。这二者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一致的。因为迄今对吝啬的自然财富的“开采”只有通过机械的大量帮助以及同时由此产生的人的劳累的解除才可能获得。科学技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然发展壮大，它们的过去进程和现在状况预示着更大的进步实质上是确定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这两个方面优于资本主义：更好地在全社会中选择并控制技术进步的方向（例如，避免大量为满足消费快感的无意义的行为），因此能更好地利用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更好更公正地分配产品。后者（特别是在前者的帮助下）因当今技术经济的收益已能够极大地减轻对我们地球的掠夺，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不是技术—物质问题而是经济—政治问题。
　　
　　二、自然承载力的限度：乌托邦与物理学
　　
　　问题是“大自然”对加强了的掠夺会如何反应——无论进攻是来自“左派”还是“右派”，对它都没什么区别，这就像自然规律并不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成见那样（尽管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时候倾向于那种信念，斯大林在遗传规律方面甚至按此行动）。因此由乌托邦理想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然承载力的限度问题，简言之就是乌托邦与物理学。
　　这种由乌托邦主义者规定的双重的不可竭尽性——人类技术以及对其有所反应的自然——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理论家恩斯特·布洛赫的这些文字里：
　　人造肥料和人造光照正在或能够踏上这样的道路，即，在意气风发、前所未有的“反德墨特尔运动”①中（该运动的人造边界观是“手掌上种玉米田”），使土壤产生上千倍的产量。简言之，技术在本质上就意在并很快就能使我们从对自然原料的缓慢而又有地域限制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从给定的自然上升到新的更高的状态（超自然化）是应当的②。
　　作为最后一着，这里要问的问题不是人还能做多少——人们也许对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潜力满怀希望——而是自然还能容忍多少这种所作所为。现在没有人怀疑地球有它的承载限度，在我们的上下文中，问题只是“乌托邦”是置于这限度之内还是之外；这依赖于它自己的数目——坦率地说就是它的全体成员的规模。至于承载力限度本身首次为人所注意，是在人对自然的侵扰产生有害的“副作用”，开始使所获的好处打了折扣,接着甚至要超过它们的时候。这些限度被超过，也许还超过了复原点(the point of return)③，这时单方面的过度压力使由无数精妙的平衡组成的整个自然系统遭到破坏，随波逐流地漂向巨大灾难——所谓灾难是就人类目的来说的，因为自然本身不知道什么灾难。最近一项令人相当不安的发现表明，根据物理学规律这类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这对于被尖锐地描绘成太空船的地球来说，它肯定居于人对它所能做的事情的因果领域中，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已经在那样做了。这逐渐被了解的生态学真理抑制了进步论者的信念。
　　整体看来，问题属于新兴的生态学研究领域，至于特殊问题则还属于生物学家、农艺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气象学家等人的领域。另外，它还需要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城市规划者和运输专家等人的参与。只有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交流与整合，才会产生急需的全球环境科学。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只能虚心学习。然而遗憾的是他们还不能从目前研究现状中获得所需要的明确稳定的成果。所有定量的预测和推断即使在单一的学科中现在也还是不确定的，更别说把它们整合进生态学总体了，如果这在计算上完全行得通的话。不过对于各方面的进展来说，人们还是可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居于自然之中的限度的种类，这至少对判断到处都在走极端的乌托邦期望具有指导意义。根据对这个问题刚刚起步的广泛的公共讨论，我们可以对一般人能理解的方面进行粗略的提示。
　　 1.粮食与矿物资源
　　有关需要和限度的推断以这三个方面为中心：粮食、原料和能源——蔓延于这三大领域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布洛赫和他的“星球重建”主要考虑粮食生产问题。他所鼓吹的人造肥料已经广泛地使用了，这恰恰是为了控制前乌托邦不稳定的生产状况。即使这种不浪漫的任务也许只能暂时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而对地壳脆弱的孕育生命的表面无休止的化学伤害也开始使水和土壤付出污染的代价；随着世界人口日益增长，在乌托邦出现之前很久，仅仅生存问题就会给地球承载力施加沉重的压力。我还没说农业最大化战略造成的累加惩罚，诸如灌溉（土壤盐碱化）、耕作草场（土壤侵蚀）、砍伐森林（氧气耗竭）。如果坚持使用布洛赫所说的人造肥料，我们应该记住一个至关重要的提示：它们是能量形式，因而同样具有地球闭合系统自由能(free energy)的获得与使用的双重问题。
　　根据这种分类，我们也可以概略地探讨矿物资源的充足性问题，它们要用于永远灿烂的全球文明。然而即使承认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壳储量，为了未来增加的居于乌托邦的亿万人，向越来越深的地层和更低的含量开采和提炼，还是需要消耗无尽的能源，而这是地球在它的生物圈的影响下要么不能提供要么不具有的。因此让我们一方面撇开资源的匮乏或不可再生，另一方面撇开环境污染（农业、工业和城市污染）的所有问题，单单关注能源问题。
　　 2.能源问题
　　全球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全球能源消费的惊人增长，这在它当前不平均的分布状态中已高得危险；如果未来西方每人的平均消费水平是这个星球上数以亿计的人口增长的平均数，这必定还要再一次增长。整个问题的症结在于能源而不是物质。能源问题不仅仅是地球资源的可利用性储备也就是自由能的获得问题——对此我们今天才首次考虑到，而且是它的利用，它的巨量释放对生物圈产生的影响问题。这些影响不可改变地被热力学法则规定着。
　　在这些影响中我只顺便提一下所谓温室效应，它由矿物燃料的持续过度的燃烧引起，也许只能由它们的适时耗尽才可以预防。大气层热量升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气温变化，这带来极地冰帽融化及其他问题。这样，几个工业世纪无忧无虑的盛宴就会随着变化了的世俗自然的太平盛世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宇宙的角度看也不算不公平，因为这几个世纪挥霍了过去生命成千上万年进化的遗产。

　　然而即便撇开这种特殊影响，它决定于由有机燃料（因而为核能所避免）造成的二氧化碳的产物，对于为了人的条件进行的所有技术乌托邦的扩张计划来说，还有个最终的发热极限，任何一种能量转换都用于这扩张的运作。我们担忧日益匮乏的能源供应，并为它的现存或日益逼近的极限而焦虑不安。但如果它是无限的，我们就能不受损失地使用它吗？不能。假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污染都防治了（天空、大地和海洋中的化学或放射性污染），假设我们通过开发“无污染的”并且几乎无限制的核聚变能源克服了资源的可耗竭性，还是有热污染，这是所有能量转换不可避免的最终产物，因而随之还有使我们地球环境的封闭层热量上升的合理上限问题。通过任何工程技巧（利用能源而不产生热的后果）智胜这种因果性最终跟建造永动机一样是不可能的：熵的不变规律告诉我们，在每一种操作运动中，能量都会“损耗”，所有能量最终都会转变成为热量，而热又会消散，也就是与环境达成一个平均值。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说就不存在什么物质内部或之间的吸引力了。所以如果乌托邦不毁于能量耗尽，也会毁于能量暴食①。
　　3．目标适度与乌托邦的狂妄相对
　　这不是要阻止为了和平而设法发展核聚变。最终拥有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环境中适时而又极为符合需要的礼物。但一定要明智、适度地利用这个礼物，要有全球责任观念，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全球希望观念。这从一开始就拒斥了并不遥远的300亿、或200亿或者甚至只有100亿全球人口的乌托邦闲暇—富裕的天堂。正在上升的热的上限在哪里，或这种朝向它的危险上限在哪里开始，仍然在研究之中。这需要新的科学，它必须解决大量复杂的相互依赖性。远在热问题之前，它还要研究水和土壤的生物化学处境、全球氧生态等等。只要我们还没有获得确定的预测，特别是考虑到有些已经发动的生产过程超过了性质尚不明确的点，而它们很可能具有不可改变性，那么审慎就是勇敢的更重要的成分，并且无疑是一项责任律令：可能永远如此，就是说，如果这种预测科学要超越所有这些实际能力的话——即数据的完备性以及更重要的它们共有的可计算性。不确定性可能是我们永远的命运——这具有道德意义。
　　审慎也即“适度的”目标在相信人类的强大能力的人听起来也许有些刺耳，然而对它的呼唤还是成为首要责任，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强大的能力。原子战争（在这里赤裸裸的恐惧救助着理性）突发性灾难的威胁被渐进的灾难的威胁所超越，在那里和平利用所带来的总是近在眼前的福祉淹没了遥远的审慎的声音。不是怯懦，而是责任律令产生了对适度的新的呼唤。无论如何，就乌托邦用于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个狂妄的目标而言，它都应放弃，不仅因为倘若获得它无法持久，更因为踏上那条道路将导致灾难。
　　 4.对该理想的内在批判
　　人们可能会说，既然这个理想的实现无论怎样都为外在因素所否决，那么对其内在价值和正当性的研究就无必要了。但是，即使论证了外在不可能性，内在批判仍然必要。因为首先，不可忽略的是，在某种条件下，这种想象的乌托邦能够变得可以实现并在物质上也可行：即在人数足够少或被充分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不在这种恐怖措施面前不寒而栗的话，那么少数被选者的福岛是完全可能在尸横遍野之上建立起来的。当然，我并不是把任何这种可怕的意图归咎于乌托邦倡导者。另一方面，人们不可低估对一种至善的绝对信仰的程度，这也可能诱使自封的托管者(self-appointed trustee)误入歧途。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人的现状是恶劣的，只能作为未来新人的发源地，因此甚至连最极端的手段都可能出现在这些信徒的选择中——当专制政权被规定为实现新人的工具，在本质上倾向于极端措施并的确使之成为可能时，就更是如此了。
　　其次，这种被教条力量武装起来的愿望会歪曲对事实和机会的估计：它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解释那些一直不确定的科学预言，然后去无知地冒险；它甚至怀疑那些向不受欢迎的预测让步的科学是阶级敌人的奴仆：我们的正确科学则不同地阅读实在之书。
　　但这还不是我们不就此停止检视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在不加批判的信仰的危险之外还有信仰受挫的危险：仅仅知道乌托邦理想的外在不可能性就产生了绝望的危险，更何况又知道它的内在错误。认为人受到使他出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欺骗，把自然秩序视作拒绝给予他真正人性的可恶的敌人，这些也都是不好和不正确的，并在伦理和思想上是有害的。在这种完全是形而上学怨恨的痛苦中，一个人可能会错过那向他敞开的“真实”。我们的哲学伦理学在这里所关心的就是要检验理想本身的价值。
　　
　　三、恩斯特·布洛赫与积极闲暇的人间天堂
　　
　　我们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段名言开始：“自由王国只有在决定于需要和外在方便的劳动停止的地方才真正开始，所以根据事物的本性它存在于这种物质生产领域之外。”[1](P828)这里的关键是“自由”和“劳动”，因而也就是说这个王国所赐予的自由是指不为外在目的工作的自由，这些目的不过是必然性劳作的需要。随着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所有肯定的自由都会发荣滋长，它们的终极对象，按照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就是“人性财富的展开”。这种展开（在别的一些地方又称“释放”）因此只能在闲暇中发生——不是劳动间隙的偶尔的闲暇，而是作为一种持久的至少是普遍的生活方式的闲暇。劳累通过自动化降到最低程度，体力劳动主要变为管理与调控功能——这些都被马克思预想为社会环境中的解放运动[1](P592)。他确实以隐晦的话语预言，到那时，“工作”本身将由谋生的手段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那么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个体在劳动分工之下遭受的奴役状态，以及随之产生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都将消失”[2](P21)。因此闲暇的某个问题——由社会化的技术对所有人加以解放的全部时间问题——至少在马克思那里得到暗示，然而他更强调的是闲暇对“艺术、科学等等以及个人发展方面的”好处[1](P593)。
　　布洛赫毫不讳言“正在觉醒的美好生活的梦想”[3]（P1616）、“人间天国的梦想”[3]（P1619）、“黄金时代的首要意旨”[3]（P1621）、“绝对目标观”[3]（P1628），把它作为献身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驱动力。他的皇皇巨著《希望原理》的结束语称之为“照耀每个人童年然而又无人拥有过的东西：家园”。这在本质上不同于正义、仁慈、同情甚至爱，或者对人类命运的任何其他关切，所有这些在没有这种期望的情况下就能发挥作用，并且从来也不是为那期望而起作用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完全就是乌托邦，正义等可以为之扫清道路，可是在乌托邦已有的状况下，这些陈旧的美德对于改变消极环境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无论那些最高术语——完美生活、自由人的王国、黄金时代、绝对目标、最终家园——隐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它们的前提和归宿都是被普遍拥有的闲暇。闲暇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是自然的“重建”，我在前面已经批评性地谈论过。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有关闲暇本身的主张，想象一下它的物质条件。
　　布洛赫书中有一段冗长的部分，标题是“闲暇作为不可缺少又只是被部分开发的目标”。从中可以引用下列文字：“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但最重要的是，直至工作与闲暇的差别都将会消失。”[3]（P1080）“远离劳动的社会正因为这个原因将不再区分星期日和节假日；爱好将成为职业……由于劳动跟心智的幸福结合，所以这个社会的工作日本身就像节日一样。”[3]（P1071）

　　我们姑且不论“幸福结合”，这必定与脑体劳动之间差别的神秘消失（这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多少有些联系。且让我们集中看看爱好变为职业会怎么样吧。
　　不像马克思，布洛赫显然认识到无处不在的闲暇问题——其实就是乌托邦的物质条件一旦实现所带来的问题。他坦率地谈到“这完全赤裸裸的闲暇问题”，也就是“它最终清楚地显明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具有更详尽内容的问题”，对此必须找到“富有人性的答案”。他指出，答案将在治理和指引无阶级社会的导师（而不是如今的国家政府）的帮助下找到[3]（P1086）。“对闲暇本身的新需要”按照需要本来的方式“将产生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即那些涉及人的内容的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3]（P1086）——这大概由那些权威的“导师”来认定，我们将被告知哪些是有价值的闲暇活动。
　　不管怎样，闲暇问题的真正答案要等完善了的新人类及其导师出现后才能提供。不过还是可以提前阐述它对人有价值的内容的一些形式上的特征，对布洛赫来说这首要的一点就很足够了，即，乌托邦的幸福不能是消极的而必须是积极的——因此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积极的闲暇不是懒惰。至于这种积极性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已为之提供了业余爱好这个临时性的理念。布洛赫说，业余爱好是对当今别无选择的职业的厌倦的一种逃避，因此特别广泛地存在于美国，在那里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都得不到满足。但是当业余爱好变成真正的职业本身时，纯粹兼职的业余性将会消失。“到那时我们都能从业余爱好那里获知，积极充实的闲暇在私下里是多么被人渴望的：正如感觉就像闲暇的工作。”[3]（P1061）布洛赫走得如此之远。让我们看看作为职业甚至是首要职业的业余爱好是否真能充实闲暇，它所提出的美食家式的立场在心理上是否普遍可行。
　　我们看出所谓解决闲暇问题的业余爱好方案具有三个致命的代价：把爱好变成职责导致的自发性丧失、必要的公共监管导致的自由的丧失、因虚假特征导致的真实性的丧失。最后一点最为严重：在马克思那里就已存在的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分离，在于相信一个王国开始于另一个结束的地方，相信自由存在于超越必然的某个地方而不是与它的交汇之中。
　　 1.自发性的丧失
　　真正爱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能使人在业余半心半意地沉迷于它，对它的选择不必也几乎不意味着一个人喜欢它更甚于他的主业甚至只要允许还会取代它。这只要在名人录中看看“爱好”条目就清楚了。就此我常常想起一件事。海边的新手更容易呛水，涉世未深者更容易武断地下结论。我曾经在聚会上结识一位化学教授，他开口闭口就谈他的玫瑰种植经，这不禁使我向妻子断定他不会有大出息。谁知几年后他竟获诺贝尔奖，那可不是因为种玫瑰奖给他的哟。那位学者所拥有的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幸运结合的确少见，然而我不相信一个受环境所迫而不是出于爱好选择机工的人会乐意成天扑蝴蝶。如果除了爱好什么也没有，那么前者就不能保持新鲜感，并可能很快出现令人失望的结果。
　　 2.自由的丧失
　　更重要的是自由的丧失。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利害关系，全职爱好必然要置于公共控制之下。首先，政府必定要迫使每个人都有全职爱好并管理它的实施，因为懒惰会滋生法律失控。在如此严肃的情况下，个人动机不会受到信任。其次，为大多数爱好而付出的公共资金也必然要求对它们进行更加专门的控制。要知道出于爱好的产物几乎不能增加什么社会产品，这由首先创造了闲暇的完全同样的自动机械技术生产。因此对额外的干燥炉、织布机、车床等等承担财政责任的权力机构，不得不根据一些可以忍受的全局性分配插手爱好的安排与否决。于是管理者或凭一时兴致，或颁发各种证书。管理这种体系的官僚主义的幽灵随之出现，同时伴以顾问和监督者、调查问卷、测试、心理测验图、阶段考核等等，这使人的想象力枯萎。简言之，赐予闲暇的乌托邦也必定以家长方式控制它。
　　3.真实性的丧失
　　但真正的障碍在于，对闲暇活动的所有这种全社会范围的激发、组织和强制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不过是伪装的。这把我们带到最重要的一点：真实性的丧失以及因此导致的人的尊严的丧失。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可以向这个蓝图的参与者隐瞒这令人沮丧的事实：他们所做的其实无关紧要，它也可以不做或推迟做或马马虎虎去做，这样除了树立坏榜样留下坏的社会评价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损害和惩罚。不真实的阴影笼罩着全社会的虚假活动，随之是难以想象的厌世情绪，它首先甚至使自主爱好的乐趣都化为乌有。没有一个认真的人会在持续而明显的虚假生活中感到幸福。也许只有少数敏感的人能感受到这一点，然而这种虚幻的生存肯定会使所有人意志消沉。这是因为真实性的丧失也将使人丧失价值感，而价值感给予他心中的尊严。因此，为贪欲所激发的对那种状况的满足，也是对没有尊严的满足，关心人的尊严的人应该忧虑而不是希望未来后代的这种满足。
　　然而,布洛赫恰恰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对他而言，操心物质生存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关心服务所得是所有关心中最卑劣的。社会在经济方面恢复正常越多，对生存的真正关心才能越多地涌现出来并受到越多的重视，只有这些才对人有价值[3]（P1072,1083）。姑且不问对生存的真正关心是什么，且让我们停下来考虑一个荒唐的推论，即人为生存本身的斗争、为生活而劳作的冲动是所谓的卑劣和丧失尊严。爱斯基摩人出于必然要求在北冰洋里为自己和亲属辛苦地获取食物,难道他活得没有价值吗？或为运动、或为娱乐、或为证明自己、或为赢得名声又有经济实力并确实这样做的人,难道他做的是对人类尊严更有价值的事吗？古代腓尼基勇敢的水手、吉卜林《勇敢的船长》中的捕鳕者,难道他们在辛勤地追求目的物时都是卑劣的吗？不为生活必需品所迫的游艇所有者对生存给予真正关心，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消磨人们的空闲时间吗？
　　事实完全相反。自由存在于与必然的斗争之中。离开必然，自由就丧失了对象，变得像不受抵制的力那样空虚。空洞的自由像空洞的力一样，会自动消失。由于真实性（它也总是必然性）出了严重问题，那把人恰恰从他与真实必然的事物的关系中区分出来的尊严化为乌有。作为一生职业的玩乐非但不能解放人类尊严，反而还拒斥它。或者根本就没有必然王国之外的自由王国。因此在忙于爱好的乌托邦闲暇中，自由和尊严都是输家。除了道德视角之外，甚至从普通的应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乌托邦闲暇也肯定是令人失望的：虚伪的活动像长期的静止状态一样几乎不能防止混乱和绝望——这种活动几乎还被视为对人的慰藉。
　　
　　四、梦想的否定背景
　　
　　1.对过去的印象
　　乌托邦批判似乎可以结束了，如果下面的事物不是为了批判的第二个方面甚至在逻辑上也包括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称这个理想的“否定背景”的东西，也就是“尚未”学说，它断定迄今为止全人类的本性是不成熟不可靠的，而仅仅是暂时的甚至是扭曲的。我们至少还要粗略地看一下该学说，这不仅是为了结束批判的目的。因为这种乌托邦渴望在任何特殊的目标观之前发生，它因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困境而加强，通过对人类过去与现在状况的评价而得到激发。当这种渴望确实被发现绝对有欠缺时，就必定会继续探求事物“完全其他的”真正理想的形式，哪怕有关它的一个特殊幻象已不得不向批判性力量让步。这种斗争将仍然是乌托邦革命——（正如最近的过去所表明的）它甚至在不对任何被期望事物进行描绘的情况下都能这么做，也就是说，它依赖“否定事物产生的影响力”本身，依赖否定力量产生最终确认的目标。也不能忽视下面的事实，即布洛赫可以回击说，我们所有实质性的批判全由我们所知的具有“犯罪本性”的人推断而来，而他则期待着后革命时期无阶级社会的新人，他们的行为和本质不会从前人的心理状态推断而来。现在人们可以公正地抛弃这种期待或希望，它毫无根据并几乎最拙劣地相信奇迹。但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某种对过去的观点激起了这种对未来的梦想并将继续这么做。既然我们都怀抱着从过去进入未来，那么超越各种特定的过去观的可靠性就确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我们在过去那里是否发现在未来仍要关心的人的本质。因此责任伦理学本身有必要考察一下有关整个过去历史的“尚未”命题。

　　2.恩斯特·布洛赫的“尚未”本体论
　　人能够并“应该”成为他所是的样子，但他还从来没有实现这一点，不过将来仍会实现。上述观点是怎样得出来的，它又是指什么意思呢？先看它并不意指什么：它不是指任何有关文明进步的东西，根据后者确实还有大量有价值的事物（尽管不一定是“根本”事物）将会产生，因为它仅仅指向过去发展的稳定的连续性，而不是破旧立新的革命；无论怎样它不会关心个体的内在本质，即人的“本性”，而更关心他的生存的外在手段和公共秩序。后者在相关社会中对更高级文化的（或宽或窄的）“传播”确实有影响，但在这里我们的问题不是满意生活的多少，或者历史中各处精英的分布比例，或者杰出个人的数字分布状态，而毋宁说是否这些就已体现了“真正的人”，也就是，他究竟是否曾经存在过。这种观点在布洛赫那里被表述为一种彻底的本体论——“尚未本体论”，它在哲学领域远远地超越了人，包括一切存在，甚至物质本身，不过我们仅考虑其中的人与历史部分。它的简洁公式是“S还不是P”（主词还不是它的谓词），在此成为P是S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实现以便真正成为S的事。只要它不是P，它就还不是它自己（这便是前述“没有”的含义）。这个逻辑公式通过“潜在趋势”的观点受到本体论的支持，据此趋势，S有成为P的自我实现的内在渴望：因而是一种隐秘的目的论。在所有过去历史的“尚未”中，“未来”是这种暂时状态中的关键词。
　　3.过去历史中隐藏的乌托邦理想
　　按布洛赫的观点，这种未来其实已经在过去历史中得到了预示或“构画”，它不仅通过过去的缺陷从否定方面，而且以明白易懂的方式从肯定方面进行。这些方式不知何故无意中预先表述了这“梦想”并使之一直保持着生命力，因而是唯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它们甚至要保存到人类完美的黄金时代：它们体现着一切过去历史中隐秘的乌托邦理想。
　　只有这为了更美好世界的梦想的力量或者乌托邦的作用，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东西，才在文化上每一次并且永远都是独创的。这作用……独一无二地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根基。[3]（P179）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对过去历史的普遍责难（对真诚的悲观主义者和道德家不可取消这种权利），不如说是对它的有选择的赞美才是乌托邦的“尚未”真正要不得的。对这种“构画”的暗示散落在全书各处（且总是玄妙费解），在这里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例子：“帝国就像走马灯，而一首好诗却可以不朽，并预言未来。”[3]（P1072）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请允许我仅此一次以我自己的个人记忆反对这种对伟大艺术的赞美。在威尼斯圣撒迦利亚的圣器室里，当我发觉自己不期然地站在乔凡尼·贝利尼的三联圣母画像面前时，我被这种感觉强烈震撼着：这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神奇时刻，我三生有幸邂逅了它。万古好像有意涌到此刻，这一刻处于稍纵即逝的“伟大的精神力量的和谐”之中，如果一任它自由自在的话，它在万古之中就不愿消逝。此刻，对我这颗持久跳动的心来说，宇宙似乎停滞了，它允许它的所有冲突在人的杰作中达到最大的调和。人的这种杰作所紧紧把握的是绝对的现在自身——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承诺，没有连续，无论好坏，都不是对任何事物的预示，而是它自身的永恒闪耀。这便是在每一个“尚未”之外的“乌托邦”，它散落于时间长河中的永恒瞬间。然而这些瞬间是罕见的赐予，而且在它们背后我们不可忘记那饱受磨难的伟大灵魂，我们甚至可能把更多的（不同于“尚未”结构的东西）归功于它们：在它们身上体现着人的永恒现在。有意义的事物终会产生，而且那总是我们的职责，但如果为了我们的利益和精神完善就把这曲解成过去的证言，好像只有我们才能最终在我们这里使之超越自身到达目的地，好像它一直在等待着我们，而且对我们来说首先是“注定的”——那么这将剥夺它自身固有的权利以及它给予我们自己的真正赠礼。
　　4.对“尚未”本体论的回应
　　有关对过去历史的判断我们可以谈论更多，它还没有揭示“人”真正是什么以及能够成为什么（一种与尼采和马克思所认同的恰恰相反的判断）。反之，我将仅仅概括我的论点，以反对这种定论和作为它的基础的“尚未”与“终将”本体论。
　　“尚未”本体论和它的末世论希望的基本错误已被这个明显的真理拒斥——这既不是喜悦也不是沮丧的根由——真正的人总是已经在那里，并存在于整个已有的历史：存在于他的高度和深度，他的伟大和卑微，他的福祉和苦难，他的正义和罪恶——简言之，存在于所有与他的本性不可分割的两面性之中。想要消除这本质的两面性就是想要在复杂的自由中消除人。由于自由及其每个情境的独一无二，人确实是常新的，并与所有他以前的人不同，但从来都不会更“真纯”。他也从来难免固有的道德和其他危险，这属于他的本性。与乌托邦希望完全相反，我们应该希望，在未来每一种满足也会滋生它的不满足，每一次拥有也会产生新的欲望，每一次安宁也产生不安，每一份自由也包含着诱惑，甚至每一份幸福也蕴含着不幸。关于人心，这恐怕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确信的东西。
　　尽管大多数或者全人类的处境极需改善，但把对公正、仁慈和理性的要求与乌托邦的诱惑分开是极其必要的。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我们既不可悲观也不可乐观，而要讲求实际地关注这些要求，不能陶醉于过度的期待，因而也不可被诱惑着去付过高的代价，任何天生就是“极权主义”的世俗的太平盛世说，都会让那些迷信它会到来的人付出这种代价。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M].柏林:迪茨出版社，1976.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柏林，1946.
　　[3]　恩斯特·布洛赫. 希望原理[M].法兰克福,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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