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的思想转变
冼岩
何新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异数。不管你对他持有何种观感，都难否认他是个善于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勇于表达，既不惧人言之众，亦不避权势之强的特立独行者。笔者曾多次撰文批评何新的观点，但也对其人持有这种看法。最近，这位曾致力于批判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甚至欲构建一套国家主义学说与之抗衡的思想家，在观看了台湾“大选”直播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确表示：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
很难想象这种话会出之于何新之口。由此可见，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给大陆造成了何等的思想震撼！不同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于大陆有两个特殊的意义。一，台湾不但与大陆只有一水之隔，同文同种，而且一直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发生的事，可视作是大陆具体而微的实验，可以在大陆复制。台湾民主化的成功，预示着大陆循同样的路径也可以成功。二，台湾民主化经历了一个由“坏”到“好”的过程，其变幻之戏剧性，对于那些曾经看好或看歹民主化的人，都有了一个交代，可以与各种支持或反对民主化的观点相契合。原来不看好台湾民主化的人，也容易接受“台湾民主正在变好”的结论。台湾民主化实验以其戏剧性，统合了大陆思想界的大多数人。使不同观点的人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结论：民主制度具有一种“自我向善”的功能。
当然，无论从规模、复杂性、经济水平而言，台湾其实与大陆有着很大差异。观念世界的相似性，可能导致经验世界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台湾路径未必可以在大陆复制。但何新有一句话讲得好：民主可能包容腐败，但是也只有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制度化民主不是制约权力腐败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唯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这一结论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还找不出有力的反例。有人试图以新加坡、香港的廉洁来作反证，其实并不成立。新加坡不但有自由竞选，而且有公开存在的反对党，这是促使其执政党廉洁自律的最终力量。97年以前的香港，虽无竞选，却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由是由当时香港所背靠的英国的民主制度所保障的。没有这种保障性，香港的自由随时可能被终止，谁也不知道它能持续多久，走出多远。
制约权力，对于今日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但贫富分化，官民冲突，缺少公正，发展难以持续，等今日中国的一切弊端都与一个叫做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密切相关。而且改革无法向前走，社会向善阻力重重，也与之密切相关。而权力是特殊利益集团构成的核心和重心之所在。如果说特殊利益集团的延伸和膨胀是今日之弊及明日之难的根由，那么权力腐败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延伸和膨胀的根由。今日中国大陆的病根就在这里，而现行体制却无法为祛除此一病根提供有效药方，只能翻来覆去，反复折腾，病根却愈深愈重。或许正是有见于此，何新先生才会观看台湾大选直播而感动流泪吧？也才会有随之而来的思想转变。也或许正是有见于此，虽然有不少学者向政府进言“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政府也确实有意于建立自己的“软实力”，却始终不愿放弃“宪政民主”的招牌——除此之外，再没有一种制度设计对于制约权力能够给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放弃这一目标，就等于放弃社会的希望，放弃话语的主导权，更谈不上对话语权的建构。
何新先生的这番谈话，美中不足的是最后说了些过头的话，声称“还有什么鼓吹火箭覆盖台湾，鼓吹武力攻台，鼓吹毁灭台湾，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心理变态，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既然何新先生自己也能觉今是而昨非，自承“过去我过多批评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当知：认识的偏差可能发生于任何一个微小的视角差异，实不必归结为别有用心或心理变态。否则，又如何看待昨日之何先生，又焉知明日之你会不会觉今日之非？
何新说：可悲的是，中国诸多鼓吹民主的人士，所谓的知识精英，对宪政民主的制度性本质也与我一样缺乏认知——其实，中国许多鼓吹民主的人，欠缺的不是认知，而是不能超脱于自身的经历、处境和利益。不能超越，就难免发生误判，形成误导。在“宪政民主”的大旗下，误判和误导的后果可能更严重。王力雄先生提出要建立“超越者同盟”，我很赞成。应该被超越的，不仅有利益，还包括观念。更重要的是，不能某些人代表“天然正确”，等着其他人超越后向他们靠拢，而他们自己却原地不动。
由此次谈话观之，何新先生已经超越了；现在需要超越的，是他原来的论战对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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