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国民粹思潮的前身
中国当代的民粹思潮以网络特别是BBS为其主要的表达空间，其产生与“网络话语权”的形成密不可分。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BBS文化在中国兴起，并逐渐固化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网络生存方式。它不同于之前只能浏览网页的单向度传达信息的模式，而是迅速开创了一种新的公共舆论模式，话语表达的机会迅速扁平化。
一段时间依赖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不断刺激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2001年赵薇“军旗装”事件为起点，“反日”作为一个焦点话题开始自觉化，“网民”的发言和跟帖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力量开始介入社会公共事件，“愤青”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开始进入在公共话语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对赵薇的批判和围剿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绝不宽容的极端化情绪，泼粪事件就是这种情绪被网络讨论不断放大的结果。之后陆续出现“抵制日货”的网络号召，在2003年出现了百万人签名抵制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庞大网络运动。此时的“反日”力量同中国当时各种传统社会思潮相比显得相当的蔚为大观。
我认为中国当前以网络为主要表达途径的民粹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以2005年为分界点的两个阶段。2005年之前的阶段主要表现为以“反日”为旗帜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此过程中“日本”这个概念也被迅速的符号化和污名化，针对日本的种族主义仇恨开始占据BBS的主流。对日本人的谩骂、宣扬种族仇恨、鼓吹对日战争等取代了之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成为主要内容，“一边倒”的网络语境开始形成。
最后2005年的反日大游行可以看作这一主题线索在现实中的最高爆发，之后在连续数年的过度讨论后“反日”话题逐渐冷却。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中国不成熟的爱国主义的混沌思想中混杂着大量不同的社会思潮。在之后以批判日本右翼份子歪曲历史为起点的“反日”运动中，一部分极端的民族主义从其中分化出来，成为今天的网络民粹思潮的前身。其无条件鼓吹暴力和复仇的极端情绪，惯常使用赤裸裸的脏话、谩骂来宣泄情绪，不加反思“一边倒”的盲从语境等特点也被当前的极端网络民粹思潮所继承。
2005年改革大讨论后，从以反思改革和追求社会公正为起点的网络运动中又分化出一股以国内矛盾为主要关注点、以极左思想为理论资源、以反精英主义的草根姿态出现的社会思潮。无法考证其与之前的极端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继承嬗变还是一种联合共谋，现实中两者迅速融合为一股极端主义的民粹思潮，并在其后的演进中体现出道德专断主义的特征。
当代中国民粹思潮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一。“底层问题”和社会结构失衡是民粹思潮产生的现实根源
1.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判断
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中国社会开始迅速的分化。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基本形成了“精英—大众—底层”的三层结构。“精英”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占有社会优势资源，并开始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批人。他们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系统的运作程序，主导着社会系统的分配方式，在制定系统规则的博弈中占据强势，并生产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大众”是在社会体统中处于依附状态的“大多数”，他们无缘接触系统的支配权，甚至缺乏参与主导权博弈的能力。但他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掌控有限的博弈能力：在被动接受既定运作规则的条件下，通过出售自身有限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和少量资本），在既定的分配方式中换取一定社会资源维系自身生存，并分享一定的话语资源。
“底层”是一群被抛弃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系统之外的边缘人群和那些通过系统内的资源分配无法或极为勉强维系自身生存的人。他们缺乏参与系统规则内生产性活动的能力和机会，极少拥有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博弈的资本，或是其参与的最底层劳动、边缘性劳动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极难维系其生存。除此之外，改革之后中国从国家和社会高度重合的全能国家体制下走出来，国家从很多社会领域退出，市民社会开始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开始形成“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关系。虽然某种程度上现在政治国家的权力场域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其个体也具有的精英身份，但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入精英阶层。因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更多的来自权威主义的自我授权，与市民社会的关联度不高。
特殊的意识形态传统使其权力结构本身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独立于上述三个阶层构成的体系之外。政治国家可以单向的对市民社会施加影响，而市民社会却缺乏有效的制度化途径通过参与其的权力生产与再生产来对其施加影响。这样就构成了“国家—精英—大众—底层”的复杂多元格局关系。
2，社会利益失衡的过程分析。
在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政治国家主导一切利益分配，其隐含着“全体劳动者利益一致”的假设和“政权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利益”和“实现无压迫、无剥削的平等社会”的政治承诺。在这种利益主体同一化的社会里，政府全面掌控利益分配本身就含有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必然造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打破平均主义造就了社会的差异化和重新分层。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调节机制来协调新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精英—大众—底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通过维持差异化的阶层之间平衡关系来维持社会的基本公正。
但由于我们社会改革的滞后，在市民社会缺乏自身调节机制同时也无法制度化的把多元诉求转入政治语境的情况下，政府依然寄希望于延续依靠原有的一元政治权威分配和调节社会利益的方式来协调新时期的多元矛盾冲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政策企图）。这种一元的权力结构当然无法驾驭多元的价值冲突，其垄断了一个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只能通过政治权威掩盖和压制现实中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稳定压倒一切”的强硬口号和一度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之间的矛盾正体现了其现实尴尬。
这种政治垄断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的利益冲突无法得到有效协调，不同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利益统筹。虽然依然存在政治国家的制约，但政治国家的制约同时指向整个市民社会，并不产生对市民社会内部利益格局的重构（后文会提到由于改革后政治合法性生成机制的嬗变，政治权力和民间精英阶层之间的共谋关系其实在不断加强，所以其“制约”往往并不是均匀的指向三个阶层）。结果社会资源自发的过度向优势群体集中，精英阶层对整个社会系统的支配能力不断强化，其在利益博弈中的优势也不断扩大；“大众”和“底层”原本就薄弱的博弈能力被进一步稀释，社会的公平正义维度缺乏实现途径。此外还产生一个制度外的后果：在现实中政治权力很容易被多元利益中拥有资源优势的一方俘虏，说白了就是权钱交易的腐败。
导致形成谁有资本靠近权力，谁就能在利益博弈中获胜的博弈潜规则。造就了一个非法的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共谋的“寡头精英联盟”，从而进一步固化和加剧了原有的社会利益失衡。（另外存在一个政治国家出于发展主义需要，而在其政策范围内由其主导构建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同经济资本的联盟）。
在这种特殊的结构条件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群体开始发生转变，并且逐渐脱离了过去利益均沾的帕累托式改进的轨道：80年代改革的收益群体首要的就是城市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这些大众阶层，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精英阶层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群并逐渐垄断了主要社会资源。而个体工商户和农民这些曾近的主要受益群体不但享有的资源比例不断下降，其生存境遇也在恶化——个体工商户数量不断减少、“三农”问题逐渐严重。 `v3WJ>Q!N?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众阶层中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一部分（包括农民工）的确也分享了改革带来的社会资源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远远低于精英阶层的资本积聚速度（特别是同国有资产改制这种急速的低成本资本积累相比），同时这种分享缺乏制度化保障。而且随着九十年代末政府将公共品供给迅速市场化和私人付费化（例如医疗、教育、住房领域的改革），不仅仅城市工薪阶层分享的增长红利被迅速稀释，急速增长的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对整个大众阶层都产生了一种财富抽取效应，但精英阶层却有能力通过这些改革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一种利益资源逐渐向精英阶层单向集中、精英同大众之间优势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型。
更重要的是大众在这一阶段的改革规划、规则制定过程中完全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国家或精英阶层提出的规则。随着改革受益人群的变化和帕累托改进的终结，改革给大众阶层带来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但无可置疑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大众阶层中逐渐孕育了一种不满情绪。更加严重的是改革过程的不够完善使大众阶层中靠近底部的一部分人出现绝对贫困化，沦落为“底层人群”。而且他们不同于过去的贫困人口，其绝对贫困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改革阵痛”的产物，比如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以及城市化、工业化扩张中的失地农民，他们连同过去固有的贫困人口构成了一个数量可观的“底层阶层”。 _
遗憾的是之后我们不但没有给予这些改革受损阶层以合适的补偿，而且国家的公共品供给在没有配套社会保障措施下的激进改革进一步恶化了底层的生存环境，甚至直接威胁到其生存。这种情况下社会底层可能陷入一种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并且缺乏向上流动渠道的绝望化境地。即使这是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他们的绝望就是制造激进民粹情绪的“酵母”。
二。科学主义支配下的“现代性启蒙话语”制造了孕育民粹思潮的话语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国曾近被长期压抑的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冲动被大量释放，并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潮，甚至构建出一种现代化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对“发达”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无限推崇和不容反思的复制推广；资本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是通向“现代化”的演进路线和其标志性特征（符号化表达）；现代性被理解为市场与繁荣、资本与发展、民主与自由、增长与幸福，世界（西方）与文明这些概念间正相关的线性推导。
这个现代化意识形态带来的现代性叙事逻辑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一种刚性和决断的关联逻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能被现代性逻辑所涵盖的变化是正价值的、进步的，一切现实问题都可以随着现代化过程而得到改善或获得解决。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是针对现代性的自我修饰和辩护，同时也是对现代化过程本身的自我修饰和辩护。
但很明显“底层”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和社会公正问题的几乎全部都是在“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至少当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理解那种线性的、总与正价值相关的现代性逻辑对此缺乏解释能力。于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能通过“现代性叙事”的强势表述对此进行遮蔽——政治上的主旋律：热衷于通过对改革过程的正面成就和现代化的伟大成果的强调来不断加强新的政治合法性；大众传媒的现代性叙事：日趋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大众传媒将所有的热情倾注于财富神话、国际名牌、公司白领、汽车、IT、娱乐明星时，无非是以另一种姿态合奏与政治主旋律一起着合奏着“现代化的进行曲”。
学术界和思想界中的关于现代性的启蒙是整个80~90年代的“主旋律”，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被大量引进，特别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在一定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整个知识界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保持着高度的乐观态度，而对现代性的反思被排斥在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在这种语境下“底层”问题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和掩盖掉了，我们既不可能在高扬着“主旋律”的政治舆论中提到他们，也不会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中寻得他们的身影，不能否认在知识界有一小批人（主要来自文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底层问题，但是这批人不仅在社会权力谱系中，就是在学术界中也是处于“非主流”地位。
他们被讥讽为一群“自我加冕的救世主”，他们的声音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封闭环境中，其在被政治权威和商业娱乐共同把持的公共舆论中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成了一批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遗忘的人，整个世界在他们面前保持沉默。而且“底层”不仅仅被是忽视，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中其缺乏有效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很难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堪重负的信访部门和颇具规模的“信访村”正是个状况的一个证明。当一个群体受到压抑的时候他就需要表达，如果他无法表达或是只能做无效表达，那么一定会积聚绝望进而激进的破坏性情绪。一个底层既缺乏表达又缺乏关怀的社会，无异于给“酵母”提供了一个闷的很严实而有利于发酵的环境。于是一种激进的对抗性情绪就开始在底层快速发酵、膨胀、成几何倍的增长。
三.民粹思潮在“精英主义”的“拒绝对话”的激化中迅速兴起
其实从2003年起，网络舆论已经开始对社会不公正保持高度敏感。当年“刘勇案”和“宝马案”两个典型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汹涌民意已经清楚的表现出一般民众对社会不公正和底层生存现状和权益稀薄的高度不满，网络成为他们对国内公共事件表达看法和施加影响的主要渠道。轰轰烈烈的网络运动方式所取得的现实效果不但鼓舞了积极参与的网民，同时也改写了国内的政治生态——一般民众通过网络再次在公共政治领域获得了话语权。
网络舆论的焦点也开始转向国内领域，一些反应底层艰难生活的长贴开始陆续出现。背着婴儿的擦鞋工为另一个衣冠亮丽的小孩低头擦鞋的照片，被城管没收烤山芋车而坐地哭泣的老人，满脸煤灰背负着承重的矿石喘息的少年矿工。这些指向底层的典型镜头反应了这一时期民众对底层的同情和对社会公正的自发诉求。
但在政治“主旋律”和大众传媒的双重幻境下，社会上同时弥散着一种由现代性话语嬗变而来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中逐渐占据优势资源的“富人”是一群精力充沛、睿智勇敢、道德高尚的超人式的领导者，他们是全社会同样也是穷人的“恩人”，社会的进步和境遇的改善无不来自他们的施舍和“财富涓滴”；与此相对应的“底层”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应该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在道德甚至美学意义上都代表着负面价值——他们是社会的累赘、是效益函数的负变量、是懒惰和能力低下的人。
这思想同样被迅速传达到开放讨论的网络上，2004年天涯论坛出现了一场号称“看客多达22.3万多人次，近4000人参与其中”的关于富人应不应该歧视穷人的“世纪大辩论”，其中的女主角之一“易烨卿”可以说是这种极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她在《一个令人鄙视的农民》、《我看中国的大学住房条件(真吓了我一大跳)》等帖子中毫不掩饰其对“底层”的鄙夷，以“上流社会”的身份充满厌弃的猛烈抨击“底层”生活的“不文明”，并表示了对这种存在的不可接受，这引来大量关于阶层歧视的批评和争论。从本质上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企图通过对“底层”的道德否定来为某种寡头精英主导下非均衡的社会分配格局提供合法性辩护。
“底层”在陆续遭遇利益受损、被主流舆论边缘化和被迫失声之后又遭到来自“上层”的道德抨击和挑衅，这无疑大大激化了民粹思潮的极端化倾向。如果说这一时期民粹思潮还处于不满种种不公的一种自发表达的话，那么2005年改革大讨论后这一思潮就开始转向自觉化了。
以2005年顾雏军被捕为爆发点，2004年的“郎顾之争”迅速演化为对整个改革历程的反思，长期被压抑的左翼抓住契机释放出一直被忽视的“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和对右翼经济理性主义的不信任。在这些话题的带动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公共品商品化造成生活压力增大给一般民众带来的不满和社会在长期的“公正饥渴”中形成的反思和质疑，被迅速被释放到网络的公共舆论平台上。
民众不再局限于对社会不公的个例的批判，对牵扯进“郎顾之争”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的道德质疑迅速转化为对“主流经济学家”主导设计、诠释并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改革”中所形成的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的不满，同时对被既得利益者所扭曲和操纵的“改革”本身进行了抨击。但是传统的主流政治舆论和学术舆论对于“网络民意”这种新型的、来自底层却很难通过传统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的公共舆论感到陌生和不适应。
在这种背景下“主流”面对不受自己操控的指责采取了非常不明智的拒绝对话的策略。当局的政治舆论一直对争论保持了微妙的沉默或者仅仅一般性的重提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一部分主流学者一方面在政治上习惯性依然沿用1980年代的“进步与保守”的二元维度来衡量这场争论，把质疑的声音划入“否定改革”的极左保守主义阵营加以批判。这种张冠李戴的批判当然的立即遭到了来自网络的强烈反弹，这更加加剧了主流学者想象中反对改革势力的强大幻象以及“保卫改革”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者秉持科学主义的理性认识论，认为经济学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没有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人无法提出正确的经济诉求。
在这种“真理拥有者”的“精英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不懂经济学”成为一种常见的剥夺对方诉求合法性、拒绝和底层对话的借口。他们把来自底层的诉求冠以“非理性”的判断，并将其理解为一种科学意义上的“谬误”，理解为了“坚持真理”所必须抵制的“压力”，声称“真理是无需投票”的。并把任何对这种底层诉求的辩护斥责为一种“谄媚大众”的阴谋主义的居心叵测，在反对声中制造出一种孤独的真理守望者的自我想象。结果这种对网络民意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指责和科学主义的专断姿态，阻断了“底层”民意企图与“上层精英”对话的努力，立即激化了基于底层诉求的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情绪和“反智主义”的倾向。他们同样用意识形态指责和以纯粹的谩骂、人身攻击为特征的另一种“不对话”的姿态来回敬“主流”。结果主流精英不但没有通过表达对社会失衡和底层苦难的反省来消解指责，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失衡格局下精英和底层之间的心理割裂和对抗。
虽然最后在政治上我们通过“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重新表述了改革共识，关于改革的争论也逐渐平息，但是在这场争论中所形成的“主流精英”与“民粹”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敌对化的情绪却被固化下来。一种对精英社会采取纯粹对抗、绝对拒绝甚至极端仇视态度、秉持极端和暴力情绪、崇尚反智主义和道德民粹化的民粹思潮逐渐固定成型。网络上出现了无条件的否定和抨击任何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的评述和解释的现象，只要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对于公共或民生问题一发表看法立即招来骂声一片，并遭到来关于道德动机的质疑。甚至出现某市政府副秘书长遭抢劫遇害后网络上的新闻留言里不分青红皂白被定性为“贪官”进而一片叫好的景象。
四。对当前民粹思潮的简要概述和评价 )
中国当代的网络民粹思潮从社会基础上说是一种和精英本位向对抗的“草根本位”或“底层本位”，在激烈的冲突中表现出对精英阶层的高度不信任；从其思想结构上说，其本身没有延续和统一和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结构，而是作为一种面对“现代化侵害”的反应式情绪化表达，一定程度上具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对抗性情绪。
不过由于其可借用的主流意识形态比较匮乏，所以其有与极左意识形态联合的趋势；从思想内容上说它一开始是相对于精英主义的蔑视而辩护式的强调一般民众的历史价值，并呼吁社会公正，表达对自身利益短期改善的期待。不过也很容易进一步演进为一种决断而神圣的“人民历史观”而对精英进行历史和道德的否定，并对所有的财富积聚本身表现出强烈不满，但必须事实求实的说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出现了什么企图重新清算社会财富的极端言论；从其思维特点上说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其对现实的判断更多的来自于其生活常识和直观，而拒绝任何超出常识理解之外的解释方式；秉持一种道德优先主义，习惯于通过一些简单而朴素的道德判断来给事物定性，并激烈的捍卫一些传统的道德伦理。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高度推崇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文化姿态，政治民族主义情绪有一定影响，但除了“反日”的内容之外基本还停留在一些现实国际政治热点问题上，没有形成完成的民族主义思潮。对民粹主义兴起的意义我们要从正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它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结构弊端和较高的危险性。
从其正面价值看：
首先，它强调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地位，在这一点上和“人民史观”是相符合的。其以鲜明的“草根”立场构建和表述自身的历史合法性，避免了一般民众和底层在一个日趋精英化倾向的社会里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防止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被精英化意识形态矮化或抹杀。进而避免了新的压迫性关系的形成和固化，起到捍卫改革人民性的作用。
其次，民粹思潮是对现实社会利益结构失衡的一种“自卫式”地反击，表达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于”主旋律”的“另类感受”，并以此击破了“现代性叙事”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觉，唤醒社会对被漠视者的关注，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路径选择和多元利益。也使我们在西方的左翼理论的转述之外更加真实的理解现代性的历史弊端，从而激发我们在本土视角下把对现代性的批判引向深入，并为构建一种更加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提供难能可贵的本土经验。
再次，基于网络的民粹思潮为构建一个区别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过去社会的利益表达无不局限在平面和纸质媒体上，这些媒介无一例外的处于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双重控制下，本质上是被社会精英操控的。一般民众和底层的利益即使有机会在这些媒介上得到表达，其也只能以一种精英代言的方式出现。这样表现出来的仅仅一种精英转述中构建起来的“大众形象”和“底层形象”，难免受到精英自身所秉持的某种价值标准的“艺术化”提炼或修辞。民众和底层缺乏真实的自我表达，在现有的公共舆论中无法建构真实的自我形象，仅能作为一种被精英价值修辞后的“艺术形象”被理解、兼顾、甚至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大众—底层”群体无法有效参与的公共领域，无法直接发言的公共舆论，无法参与建构的公共意识，其不过是一种精英群体对社会的集体性“认知图景”而已。而基于网络的民粹思潮无疑发出了一种来自大众和底层的原生态的真实表达，其获得了真正的公共话语权。“大众—底层”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真正的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一个真实的公共领域才成为可能。
总体来说在其正面意义上，中国当下充斥着赤裸裸的话语暴力的网络民粹理解为：是底层民众对在现实苦难和表达受阻的压抑下所产生的极端情绪的一种过激表达。从一个方面讲他有着不可剥夺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对现实不公和失衡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反抗，民粹主义的出发点具有不可剥夺的合法性。它展现了“底层”的力量，表达了底层的诉求，重新唤起我们对改革的人民性的关注。为我们自觉的反思和推进改革进程，自觉追求经济理性与利益均衡之间的和谐提供了一个批判的张力。它作为一种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反动”有利于纠正“现代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失衡和扭曲，同时也撕开了“现代性话语”的遮蔽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控制的一个裂口。为我们反思现代性和在保持批判的维度下追求现代性提供了一个可选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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