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弥漫性腐败至今没有对症药方，其中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放权让利，基层政府与各级政府部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与意志，为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不惜想方设法对抗中央或上级政府，致使上级政府有令难行、政令不畅，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执政能力大幅削弱，腐败寻租因此获得更大空间。
在当下国民意识中，中央政府的形象优于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各级政府的形象优于其工作部门。对于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级政府尤其是上级政府的工作常常是帮助性的，是服务；而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却经常是限制性的、损害性的，是干预。许多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事，坏就坏在基层，坏在各政府部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高层好、基层坏，政府服务、部门干预的现象？难道在基层、在政府部门的官员恰巧都是坏人，而在高层、在政府核心的官员恰巧都是好人？这当然不可能。人性具有普遍性，大多数人本性相似，造成行为差异的往往是所处环境、位置的差异。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的行为差异，只能从环境因素的差异中寻找。
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行为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现实的利益格局，这一观点出自吴思。这是吴思独创词典中最杰出的洞见，也是他最锐利的分析工具。不是潜规则，也不是血酬定律，现实的利益格局才是吴思思想的精髓。
造成中国官方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之行为差异的，主要也是现实的利益格局。要分析利益格局，首先需要找出作用于其中的利益因素。政府官员以权牟利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利益资源交换获利；2，凭合法伤害能力压榨得利。由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化格局，由于政府迄今掌控着庞大的经济资源，政府官员可利用掌握的利益资源与其它社会成员（主要是企业等微观经济单位）相交换，获得利益。由于中国的市场社会是在不规范中由无到有生成，低起点的竞争使不规范行为无所不在；也由于人治社会官员的自由裁量度较大，官员可凭籍执掌的合法伤害能力（执法权）胁迫其他社会成员而得利。
前一种寻租方式的结果是双赢，权力一方取得租金，另一方自愿付出租金以获得稀缺或廉价的资源，这实质上是一种利润极高、可产生“超额利润”的交易行为，双方都获益，一般只会导致相互满意，不会引发彼此对抗；后一种寻租是权力单方面获益，另一方被迫付出租金只为免于伤害，付费是不情愿的，因此易引发冲突，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的区别在于：前者同时拥有利益资源与合法伤害能力，而后者往往只拥有合法伤害能力。
中国权力系统的现实利益分配格局是：利益资源集中向中央倾斜，越接近基层，资源越少；但合法伤害能力并不随之减少，反而因越来越接近可伤害对象而越来越运用方便、直接。另一方面，在各个层级中，可供交换的利益资源向政府核心集中，各部门可自行处理的资源大多只维持在难以进行交换的最低限度；有些部门干脆不掌握实际的利益资源，只掌握合法伤害能力；少数资源较多的部门，其运用往往受到政府核心的“指挥”与干预。因此，高层与政府核心往往选择利益交换方式获利，满足其利益需要，这是一种风险与阻力最小、效率相对最高的轻松寻租方式（可称为“隐性腐败”方式）；基层与部门只能凭合法伤害能力榨取利益，这是一种相对操作较难、风险与阻力较大的寻租方式（可称为“显性腐败”方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这才是高层与基层、政府与部门表现一红一白，形象一清一浊的客观根源。剩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官员会变得与贪婪的资本家一样，任由经济利益决定其行为模式？这涉及到决定官员现实利益格局的另一重要因素：政治生态。
趋利是人之本性，官员可追逐的利益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阶梯上的升迁，二是实际经济利益。并非所有官员都有升迁机会，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满足于保持原位，此时经济利益成为最重要的利益目标，对逐利冲动构成主要制约的是体制内外的监督力量。众所周知，这种监督在中国至今力量单薄，并且常常被异化，因此逐利成为现实的强烈动机，塑造着众多官员的行为模式。
更严重的是，在现实政治生态中，逐利往往也成为权力升迁的重要条件与手段。当官位本身具有含金量、官职成为有条件决定官职谁属者手中的重要利益资源时，官职就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沦为某些位高权重者重要的收入来源，买官卖官不可避免，甚至成为时尚流行。如果权力升迁需要以经济利益相交换，升迁欲望就会成为更贪婪追逐经济利益的强劲动力。当这种交换越来越普遍时，那些认真办实事的官员在升迁竞争中就会败给善于寻阻因而拥有经济实力的官员。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机制一旦形成，清廉在官场即无容身之地。因此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政府官员的自利行为当然会有官冕堂皇的借口，最常见的借口理由有两个。一是“发展是硬道理”，要求规章制度为经济项目让路；二是“科学发展观”，依据种种条条框框对企业或经济项目念紧箍咒。这么一来，不论是行使何种公共职能，政府官员都可从中找到寻租的角度与机会；不论是进行利益交换还是使用合法伤害权，政府官员都能为自己找到可摆上台面的“合理依据”。从普遍人性看，在这些合理依据的背后，真正构成行为持续动力的，是上述两种利益驱动。也可以说，政府官员寻租自利的行为与其行使公共职能的行为如影随形，构成同一硬币的两面。
对于部门（包括基层）利益取向之顽固，甚至经常不惜为此以种种方式对上级明拖暗顶，许多人很不理解：中国不是科层式社会吗？上级是天，下级是地，违背上级意志，还能有好果子吃？一般人对此不理解，但中国的企业家对此最能理解，因为此处政府部门与基层官员的处境，与企业家在现实经济竞争格局中的处境相似。由于必须保持基本的赢利水平企业才能持续生存，更由于激烈的成本、价格竞争，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削减成本，置环保、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标准于不顾，甚至置消费者、企业员工或周边居民的健康生死于不顾。管理部门抓到了，算我倒霉，只好认罚；只要还没倒下，下回又违规照旧，只不过尽可能做得隐蔽些而已。因为企业在此时所面对的同样也是生死存亡的抉择：在普遍违规、竞相违规的低水平竞争背景下，违规，企业才能活；不违规，只有死--这无疑又给官员运用合法伤害权寻租提供了无尽题材。
官员的处境同样如此，他也有在他这个位置上必须得到的基本经济利益，包括维持一家人体面生活的物质条件，频繁社交的必要开支，尤其是敬奉上级及重要关系的费用--得不到这些物质条件，他不但无法维系在具体人际交往中的心理尊严，连官位也呆不长。由于正常收入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他只能设法寻租。手中掌握有可供交换的利益资源最好，如果没有，就只能凭籍合法伤害权弄钱。纵然上级口口声声要求端正作风、转变态度，下面也只会说他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来严格管理、监督，我就和你捉迷藏、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阳奉阴违、声东击西。由于这也是一种成败存亡的格局，官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把全部聪明才智发挥出来，顶着上级与群众的压力，创造性地设租、寻租。由于上下利益相互纠缠，上级一般对此也能理解，这种形式与程度的“违背上级意志”并不伤害私人感情--人家也只是要条活路而已，只要不损害到根本利益，下级对上级还是顺从的。既然换一个人后表现也同样如此，计较还有什么用呢？只要不过分、不影响大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换一个位置，上级与下级的表现没什么两样。
这就是官官相护、腐败难治的由来。吏治腐败不但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难治的腐败；因为治理者要面对的，是握有丰富资源的官员们的全部智慧、热情与无穷无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要根治腐败，改良吏治等政治生态要素当然是一个方向，但在这方面并没有真正普遍行之有效的成功模式。许多人信仰的民主监督模式，其成功有赖于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许多经济不发达的民主国家，腐败同样严重，例如印度。其中关键是，没有足够的利益资源，民主制同样解决不了怎么满足官员最低利益需要的难题。另一种治腐方向是致力于调整现实的利益格局，重点是改变政府部门与基层的行为模式。这方面似乎已有不少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不但西方发达国家可作榜样，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做得不错。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环境、投资环境优于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在政府作为等软环境方面，许多人将此归结为两地的观念差距。其实，主要根源不在观念的差距，更与人之好坏与关，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为什么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政府部门官员较能慎用合法伤害能力？并不是这些地区的官员不贪婪、不腐败，而是他们拥有较好的寻租方式，即隐形腐败方式。这些地区在经济发达后，加上中央沿袭至今的向发达地区倾斜政策，地区利益资源总量丰富，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相对也较多，不但能满足政府党政首长等核心成员的利益需要，同时还可满足包括部门与基层在内的大部分官员需要。既然利益交换就能解决问题，没多少人还愿意再冒风险滥用合法伤害权。这时，政府才可能真正严格规范包括部门与基层在内的官员行为，对违规者严肃查处，经济环境才随之海清河澈。
反之，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掌控的可交换利益资源有限，只能满足党政首长等少数核心成员的需要，部门与基层官员只有运用合法伤害权即显性腐败方式才能基本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再严格的监督管理也无济于事，换一个照样“腐败”一个。因此，越不发达地区，显性腐败越严重，经济环境越差，经济越难发达，地区运转陷入恶性循环。
改变这种利益格局与行为模式的根本出路在经济发展。但是，即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增长，增长也必然是不平衡的，很多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达到拥有足以改变利益格局的资源丰富程度，要尽快改善吏治及官员的行为模式，只能另寻出路。
吏治问题、腐败问题，背后都是人的问题。活生生的人不是任何制度设计所可捆绑的，反之，制度法律都要靠人来执行。由于涉及到基本的利益需要，每个人都会迸发出全部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种积极性与创造力，任何制度都无法限制约束。
因此，只能依靠活生生的人来制衡活生生的人，依靠一些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来制衡另一些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这就是民主政治构思的基本原理。但是，民主制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有着难以逾越的实现障碍：经济不发达意味着利益资源稀少，除非实行平均主义，否则只能满足部分人需要；在效率竞争的市场社会及全球化背景下，它必然趋向充分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这意味着社会只有实际建立起金字塔型等级结构才能维持基本稳定，否则动荡永无宁日。在金字塔型结构中，居于顶端的少数人与处于底端的大多数人必然呈极端的信息不对称与力量不对称，否则金字塔将坍塌。民主制既解决不了如何制造可满足多数人需要的利益资源的难题，就只能屈服于更基本的力量格局与利益格局之下，屈服于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民主制必然被扭曲成多重少数的统治。
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数人制衡不了居于顶端的少数人，什么样的制度也改变不了这一由基本的力量对比格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所决定的事实。只有随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社会基本的力量对比格局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金字塔型结构变形为扁平的橄榄型结构，多数人的意志才能实现、利益才能满足。
在此之前，只能主要依靠金字塔的顶端来制衡顶端。现代市场社会比之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大变化是，政治权力再难维持一强独大的局面；即使在政治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工商阶层也已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政治权力在今天已不得不承认工商阶层的存在，到明天它不得不承认其力量，将其接纳到金字塔高层。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蜜月消逝，当国有资源逐渐被转化为私有、经济精英从政治精英处再难觅得利益交换获取“超额利润”的好处而只能蒙受合法伤害权所带来的屈辱与损失时，精英联盟就会破裂，工商阶层就会起而制衡权力。在这种社会力量格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制衡制度，才能真正产生制衡权力的实际效果，但同时它也无可避免会打上资本意志的烙印。
--原载《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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