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所谓“理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所谓“理性”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所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处引用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的著作，深入浅出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纯粹的逻辑论证而言，是一篇出色的政论文。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的实践与该文里言之凿凿、大段背书的真理大部分背道而驰，很自然其结果也就与最初的设想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上共同富裕”、“只要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发展就是硬道理”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渐行渐远，为什么会如此？有果必有因，要么是其后所遵循的真理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要么就是该真理并不是所谓理性而是庸俗理性（“庸俗”借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称呼，在此取其意用来表示由于孤立、片面、静止地认识问题而得出的表面肤浅的所谓理性——却要把该理性当作绝对真理而非相对真理，漠视客观的现实矛盾及其深刻变化，拒绝推进认识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必要的质疑和争论）。人类在自然科学上的认识不断前进，进而在技术上的飞速发展，是因为观察到的大量矛盾无法解决，促使先进分子进行理论思考，获得了理论上的突破之后，理论认识指导实践势如破竹、突飞猛进（如对燃烧实质的认识、能量守恒的认识、经典力学三定律及狭义相对论的认识、对血液循环、细菌、光电子理论、元素周期表、基本粒子及电磁力学等的理论总结——如果没有这些理论指导，目前的科技进步及其日新月异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同样，正确、先进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也会极大的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解放，因此，讨论“理性”是非常必要而重要的，对当下的中国尤为必要和重要。

所谓“理性”即真理性认识，与真理并无二致，但过去和现在这个词却屡屡现身说法，令人莫辨真身。比如攻击毛泽东没看过几本古希腊（西方）的书，因而不懂得、没掌握“理性”；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代表“理性”——本身无误，但作为抽象的理性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理性来膜拜则应当批判，而苏联时期、毛泽东领导时期人民伟大的科学与民主实践就是非“理性”；义和团爱国运动、林则徐禁烟是非“理性”——不自量力惹恼了洋大人招来侵略祸端，而李鸿章卖国、蒋介石不断妥协退让使敌人得寸进尺最终差点亡国等却是“理性”——顺应时势，开放国门与国际接轨，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引进了先进文明等……。从逻辑而言都能自圆其说，但马克思主义讲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显而易见，历史的发展否定、驳斥了上述“理性”，相应地肯定、证明了它们的对立面即上述的所谓非“理性”。当西方借机群起抵制破坏奥运、妖魔化中国而广大爱国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并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主流媒体与某些精英却一再呼吁“理性”，我们不禁要问，这俩“理性”必定也有某种内在的本质差别，抑或“理性”总是如孙大圣般会“七十二变”，在美国、欧洲、日本及某些精英那里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而到了其它地方则成了恶贯满盈的妖魔？——恐怕从亚当、夏娃到上帝、佛祖都不会认可这种“理性”。因此答案只有一个，即某些人的“理性”与人民大众的“理性”是存在本质差别的：表现为一是把具体的、历史的理性当作抽象的、永恒的理性，把凭着走马观花甚至闭门造车得来的肤浅认识及主观判断当作理性认识。二是把符合自己私利的称作理性，其它的斥为异端。（就像顽固坚持“地心说”而扼杀“日心说”的宗教裁判所，以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对无产阶级对应理论与实践的百般诬蔑与恶意歪曲）

为了说明理性，先看两则典故。一、按图索骥：春秋时，秦国有个名叫孙阳的人，善于鉴别马的好坏，他把自己识马的经验写成书，名为《相马经》。这本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好马，所以人们把孙阳叫“伯乐”。孙阳的儿子熟读了这本书后，以为自己学到了父亲的本领，便拿着《相马经》去找好马。一天，他在路边看见一只癞蛤蟆，前额和《相马经》上好马的特征相符，就以为找到了一匹千里马，马上跑去告诉父亲：“和你书上画的好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孙阳听后，哭笑不得，只好回答说：“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

二、我们小学都学过的盲人摸象：从前，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不见，只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他就说：“我知道了，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不对，不对，大象明明是一把大蒲扇嘛！”他大叫起来。“你们净瞎说，大象只是根大柱子。”原来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而那位年老的盲人呢，却嘟嚷：“唉，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四个盲人争吵不休，都说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样子。而实际上呢？他们一个也没说对。

看到“和你书上画的好马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这马太爱跳了，不好驾驭”不由想到某些精英说的“市场化还不够”、“开放还不彻底”、“改革还需攻坚”这样的话来，可笑、可悲的是还拿着这些“差不多”的所谓“理性”就来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试问：他们是不是自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了？四个盲人还好，他们虽然掌握了错误的“理性”但毕竟没有自命为“理性”的代表并强行用该“理性”来指导实践。但是我们的某些精英是不是曾经/正在表演着按图索骥、盲人摸象的滑稽剧呢？比如“自由贸易”，明明是面对双重标准、处处碰壁受挫，却不肯直面现实矛盾，进一步去认识、解决矛盾，而是掩盖、粉饰和逃避矛盾，自欺欺人；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是因为工人阶级及其他进步人士等的长期不懈斗争及社会主义的竞争才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人权”大大改观，却不去全面、深入地研究其发展历史及现状，而是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抽象地去认识和把握所谓“普世价值”，最终只能不无哀怨、满腹委屈地写下《致西方人的一封信》；又如住房改革，新加坡、德国、英国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有更成功先进的经验，却仍要生搬硬套美国的药方讳疾忌医；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改革，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少已经宣告路子不对，但还是要霸王硬上弓、继续南辕北辙……

那么，要如何认识和把握理性并用来指导实践？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及理论修养，即如毛泽东《实践论》所批判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因而绝不能不深入调查研究、没了解必要的情况就开始重大的实践（如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等），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科学的方法论，如果方法不对，虽然孜孜以求、鞠躬尽瘁，那么得出来的所谓理性认识还可能是按图索骥、盲人摸象，如某些专家/精英说：“大学毕业生为了就业，应该降低求职标准/期望值”、“大学生就业不足是教育体制问题（专业不对口或其他）”甚至是“大学生素质下降”问题，三者确实是影响单个大学生就业的因素，但不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原因。——且不说如此大学生如何自我安慰、自我延续，就从全国而言，大学生降低标准/专业对口/素质提高就业了，必定有中专职校生、农民工等被排挤了，总体而言就业没有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倒是更低了（针对中国这种依赖大量外资的情形人均国民收入也会更低），因此，根本原因一是放弃“争取外援为辅、自力更生为主”的完整自主产业战略，奉行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所谓“理性”发展战略，盲目地无选择地大量引进外资造成大量需要良好教育的职位被外国人排挤；二是如马克思所言，逐利的资本家一个人当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使（这一点如早衰、过劳等估计大家都耳闻目睹或者深有体会，但与此同时同样职位的外国人大多数却过得较悠闲，收入却是我们的十数倍乃至更高），并且由于中专生、职校生等众多，资本家们发现他们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时，造成劳动力市场竞争非常惨烈，所以不仅大学生的工资远远低于其创造的价值，而且即便这样还往往不能找到工作。鼓励大学生创业也是同样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拆东墙补西墙。又如“在中国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这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只看到带来就业、税收、工资收入和租金的一面，没看到更多的利润被外资赚走，特别是民族企业的市场、人才及原材料等资源被外资逐渐控制、垄断从而举步维艰、不断萎缩溃败这最主要的一面。或如“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爱国”、《抵制外国货的结局是双输》（上海证券报4.24文章。）、“引进战略投资者”、“与国际接轨”等，客观历史如此吗？首先，毛泽东时期也有引进，但引进后，是聘请必要的外国专家先期指导，着眼于中长期的科技独立自主，而现在所谓引进外资入股，莫名其妙（实际不必要的）就分给对方一份红利，专利技术方面长期付给别人专利费，与此同时自主能力却越来越差了。目前的所谓与国际接轨与运十等设计中通过严谨比较采用英美适航条例，哪一种是更好的接轨、开放？哪一种更有效率？其次，从目前所知，泰坦尼克号的每一个普通船员都做好了“本职工作”，为什么还会沉没？因为关键的人没能做好本职工作——要么由于玩忽职守，要么由于见识短浅而没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巨大危机。国家就像一艘巨轮，除了每个船员尽心尽力外，船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在该船处于落后之时），如果船偏离了方向甚至驶往暗礁，那么其他人的“本职工作”做得越好，损失就很可能越大。

再比如把公平与效率绝对对立、割裂开来，好像注重了公平就没有了（牺牲了）效率，反之亦然，首先不妨考察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领导的旧军队，前者设立一个符合绝大多数人长远及整体利益的目标，提倡官兵一致，成立士兵委员会以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主要以实际军功提升指战员，处处体现着公平；与之对立的则是国民党军队，结果青史可鉴，前者大多横扫千军如卷席，后者往往兵败如山倒。再如经济上，毛泽东时期的企事业单位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提倡《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普通工人（员工）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经济待遇与干部、技术人员相差不大，基本能安居乐业，因而几乎人人乐于奉献、群策群力取得了人类史上伟大的发展奇迹之一。顺便提一句，从微观个体而言，那时的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几乎都爱岗敬业、勤于学习实践，因而普遍理论扎实、技术过硬（参见《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张勤德 陈寒鸣 编著）。而现在中国却出现了所谓“技工荒”，技术工人素质（马克思认为单个工人素质决定产品质量，这在今天的中国同样被证实）总体而言也与从前同行无法同日而语——可以想象，付出最精细、最勤勉、最艰苦的劳动却在经济上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连再生产自己都困难，更因而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上的认可，谁能兢兢业业、干劲冲天？其次，决定效率的除了人的积极性，还有其它主要因素，比如使用自动化机器与资源的统筹利用。毛泽东时代无疑认识和把握了这一本质，所以在农业方面除了发扬传统的精耕细作、大兴水利、大力开荒外，更注重中长期的农业机械化、合作化（协作）及农业科技的发展这一现代生产力本质。工业方面在西方百般孤立、封锁禁运的背景下，创建了能够自我积累、自主升级的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及科研教育体系。试问口口声声“效率优先”的这几十年来，农业效率提高了多少？哪一种途径会更有效率？连篇累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些年来，科技创新又有几何？哪一种科技体系更有效率？再看今天大量的小煤窑、黑砖窑、血汗工厂等，是那些鲜活的血肉之躯效率高还是自动化机器效率高？是化整为零、竞相贱卖（粗放利用）资源效率高还是分工协作、统一利用资源效率高？如果是在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时代，会不会从人民的“人权”、“人性”考虑而通过舆论、立法、政策引导及必要时的大民主等而一步步采用自动化机器？全国经济建设因地制宜地合理、均衡布局？真正求得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以及人的不断自由？再如三线建设，除了战略战备之需外，是不是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交通运输（从而加快了人员、物资的流通，促进了经济及文化等的发展），缩小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毛泽东时期大量的公路修到公社这一行政级别，而这在国民党时期是少数地方的奢望，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到了几年前中央重新重视才又掀起“村村通公路”修路大潮，而发达了的资本家们有没有主动去承担起上述“先富带领后富”的责任呢？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早已通过大量史料及深刻剖析雄辩地指出，资本家只关注剩余价值（或其转化形式利润），只要不是竞争本身的必要，他们是没有善心和意愿去主动采用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自动化机器的，也没有义务去扶贫，保护生态环境，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等（资本主义发展3、4百年了，除了西方七国，除了社会主义苏联外，其他国家有没有共同富裕？）。另外必须提一下政治、经济与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有人一说国防建设就要与经济建设对立，一说经济就要让政治绝缘，实际这些都是客观联系着并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比如美国立国以来打战基本没消停，为什么呢？一是为了开辟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二是因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战争消耗会通过其他方式（如经济掠夺、不平等贸易及金融霸权等）得到补偿和巨额利润回报，西方尤其是美国鼓捣中国政企分开，但中国去美国、欧洲按经济规律办事时却发现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从一系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也得到同样的证实——而这一真正理性马克思早就在《资本论》里面深刻、鲜明地阐述过。

最后再来看看“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两个口号，从哲学理论上说是不严谨的，“发展”可以是符合大多数国民利益的发展，也可能相反，只是符合极少数官僚买办及其外国主子的发展；可以是牺牲暂时及局部利益的而符合长远与整体利益的发展，也可以是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而放弃整体、长远利益的发展。“逮住老鼠”，可以是通过勤劳智慧或者科技进步（如学会了用老鼠夹、发明了老鼠蒙汗药等）逮住老鼠，也可以是通过坑蒙拐骗抢逮住老鼠，哪一种猫是应当鼓励的？哪一种又是应当制裁的？哪一种猫的族群是能不断发展、前途远大的呢？几十年的历程证明了不严谨的理论指导下，差之毫厘，实践结果会谬以千里。

当下有人又祭起了“解放思想”这一尚方宝剑，同时举起“改革开放”这一盾牌，并且念念不忘“理性”。试问今天谁还在鼓吹这种“理性”呢？还在糊涂地（或者心照不宣地）想要继续证明这种“理性”呢？虽然理性认识总是要通过曲折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实践论》）才能够达到。但是国家间激烈竞争的现实世界是不容许一再犯这种把庸俗理性当作理性并指导战略性实践的错误的——比如苏联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等所为。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初期到遵义会议前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路线对革命的极大破坏也殷鉴不远，他们哪一个何曾不认为自己把握了理性（从纯粹才学而言，三位都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所以，建议那些整天坐在书斋里（甚至餐桌上）却满嘴“理性”的官僚、精英们先看看毛泽东存世的调查报告，基本读懂了（或者没读但掌握了其精髓）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或者《资本论》）之后，再选取中国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省、地、市、县、乡、村等，撷取其中的企业、政府、各界人民及其思想文化组织等主题，像解剖麻雀那样展开毛泽东那般严谨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依据科学的方法论进行归纳综合，那么得出的理性才可能会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性。才可能指导国家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不是相反。才可能像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事业那样几乎总是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而不是像某些精英指导的事业那样从一座大山改到三座大山，从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改到对外资投鼠忌器、外资尾大不掉的国家。

综上，笔者在此批判所谓“理性”，重点不在于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其后的大量实践（尤其是广大人民的实践），而在于思想理论上的以正视听，在于提倡毛泽东那样的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调查研究，在于重树毛泽东那样不自欺欺人、不文过饰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求真务实之风。因为，毕竟我们经历过这一曲折，期间我们取得了突出成绩，也学到了很多本领，领受了大量生动形象的反面教材，这就为我们后来者螺旋上升把握理性并指导实践开辟了广阔道路——此即本文抛砖引玉的主要目的。

鉴于“五一”劳动节及“五四”青年节的到来，特作如下补充：针对某些人总是拿苏东剧变及朝鲜、古巴等国家的所谓贫穷、落后来挖苦贬斥社会主义，宣告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与终结。在此笔者借用目前流行的一种形式并改编蒸汽机火车机车发明者史蒂芬孙的故事作为回答：

史蒂芬孙（列宁），英国（俄国）人，是用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机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发明者。

1813（1917）年，史蒂芬孙（列宁）设计出性能良好的实用铁轨机车（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814年，史蒂芬孙经过长期钻研，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在铁路上行驶的蒸汽机车。在前进时，这台机车（苏联）不断从烟囱里冒出火来（进行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改革），被称为“火车”（社会主义），但其貌不扬，丑陋笨重，走得很慢很吃力（但诞生之初，它千疮百孔，备受诬蔑、歪曲、封锁、打压和围剿，举步维艰）。有人驾着马车（资本主义）与火车（社会主义）赛跑，讥笑他：“你的火车（社会主义）怎么还没有马车（资本主义）快呀？”又有人责怪他，火车的声音又响又尖又大（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对剥削者不民主，他们作威作福不自由了），吓跑了牛羊（赶跑了反动的外资、边缘化了各种“假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引起了农民的恐慌。然而，史蒂芬孙并不灰心，继续努力改进机车。（然而列宁与斯大林并没灰心，决心继续改进社会主义，但他们都还没如愿就去世了……其他人听到或亲眼看到马车确实更快捷、更豪华、更舒适、更先进，于是继任的火车司机赫鲁晓夫等对火车将信将疑，有点想要把火车换成马车，但一来怕众人不舍得不同意——毕竟代价不菲，二来一时也难以确定火车好还是马车好。就这样，赫大师虽三心二意、不求甚解，却自命不凡，远观和抵近考察了马车并向马车夫“虚心”求教之后，对列祖、斯宗的秘籍不屑一顾，并踌躇满志地驾驭起火车来，不灵，传至勃徒，更不灵，往后，火车终于在戈徒的如释重负、志得意满中，在马车夫们的冷嘲热讽、弹冠相庆中，被抛弃在了火车站，很快，汽轮机、轮毂、车厢及一应什物被大卸八块、哄抢一空……混乱中，身高马大的叶公最终获得马车夫们的一致赞许，允诺一定免费给他定制一辆驾轻就熟、性能一流的马车——而且还有奖学金，只要把那些与绅士身份不协调的没用的刀枪什么的处理了，叶公一一照办，却发现上当了，不但没拿到奖学金，更始料不及的是马脾气比牛脾气还厉害，弄得大力士叶公灰头土脸、差点翻车。直至一文武双全的年轻人普生，多少看出了门道，想法找到了流失的汽轮机及其它残存的火车部件，把它们装在马车上，日夜苦练驾驭技艺，总算找到了一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久违感觉……火车本纪一）

（火车本纪二、三……就由我们来续写吧！）

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由史蒂芬孙亲自指挥修建，全长约27公里。9月，史蒂芬孙驾驶着自己设计的机车，拖带着34节小车厢，试车成功。

1829年，史蒂芬孙发明了第一台高速蒸汽机车——“火箭号”机车。这种机车牵引着40多吨列车，时速超过26公里，空车行驶时速超过56公里。1833年，史蒂芬孙发明“专利人号机车”。1841年史蒂芬孙又发明“长锅炉机车”，延长了锅炉的烟管。

史蒂芬孙为火车的发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火车机车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交通革命。

备注：欢迎补正、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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