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制”的深层危机！
：剑云拨雾
在2008，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专题讲座上，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之后仅仅隔了一天，就被勒令辞职。官场千古奇闻，一时网议如潮：
陕西某县，一位学校的校长，方式也不是那么太得当，硬是要让县长签字。这件事情，这位校长做得不是非常妥当，这是事实，可这也不是一件原则性的问题，更不是一件牵涉到刑事责任的严重问题。可是，这个县的有关方面，一个是下了刑事处罚，一个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要撤职。
曹凤岐教授披露了2006年4月教授评审之前,张维迎临时强行修改评职称条件,导致张志学、陈丽华和董小英三位副教授几年的努力都突然失效的行为。“评审会上,张维迎又说:一个A类顶二个B类。曹教授对此评价,“没有这个规矩呀!你说顶就顶了？实际上就是说你想提就提谁。”何教授点出了光华当前的核心问题:“制度不清、规则不清导致了很多混乱;一言堂现象很严重;个人凌驾组织,或者是个人绑架组织的现象经常发生。张维迎院长多次说‘副院长以下的干部我随时可以叫他就地趴下’”……………从这些一连串的“事件”背后，能洞悉在一个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前，中国官僚官员作风跋扈粗暴，以一己之喜怒，恣意赏罚无度，已经渗透到社会深层骨髓蔓延到了何种深广程度！
制度历史沿革
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开始，就实行“双首长制”——起着政治监督评价领导作用的党委书记，与负责行政实施的首长。“书记”古代叫“簿记”，主管文书召集等事，取书记之名，意在集体领导，废除旧社会官文化。在战争年代，这套体系运转的相当有效。但在和平年代，“书记”变异成为“最高主官”，变异为旧社会官文化。出现官僚主义化的严重问题。这时，他试图通过唤醒体制外的群众力量，来遏制党的官僚主义化问题。早在延按时期，毛主席就把这个道理论述清楚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于是发动了最为争议的“文化大革命”
邓xx主正后，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xx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页）30年后的今天，回头再来看小平的话，是有道理的，深刻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邓xx则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xx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因此，他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他这是一种“完善制度，程序化，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行政秩序”的思路。其中核心基础，就是“一长制”。效果如何，今天事实实践检验俱在！
无论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角度，还是从毛主席时代的“双首长制”加群众运动的角度来看，“一长制”的致命缺陷，就是在各种花里胡哨的“党政，政企，政社，分家，先进理论”忽悠之下，权力逐渐丧失了一切起码的制约！而没有任何替代手段，成为脱缰野马。
除了花哨词语喧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度创新，“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不过一堆虚话。惟有“一长制”是实的真的。
公有制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开始时，厂长经理们还只是坐豪华轿车，游山玩水，胡吃海塞，唱歌跳舞。后来便利用儿子亲戚朋友搞三产，搞深圳分公司，公有制企业的财富都转移走了。再后来干脆成立子公司集中优质资产，把贷款甩给母公司，子公司老板股份制，申请上市了。而作为母公司的公有制只好背上一身的债务、贷款、社会职能，其中一些申请破产了。而没有破产的母公司负债累累，入不敷出，零资产或几十万卖出去了。卖出之后，来了新资本家，或者原来的厂长经理变成了资本家，优化，裁员，包袱甩给社会，自己变成大爷。一批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富豪”，携带着与生俱来的盗窃人民共同财富的肮脏诞生了。
历史性制度尝试——文革“浩劫”
毛泽东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眼光，远大的理想，毛泽东毕生的敌人只是一个——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只是他前进路上暂时的绊脚石，以他的能力，这两座大山阻止不了他的脚步，他可以熟练的运用“人民的力量”将它们逼退在墙角，然后继续朝他的目标前进。
这时，他需要面对的对手就是官僚主义。而且越是到后期，他越发现，要实现他的理想，唯一最强大的敌人不是美国苏联，而就是官僚主义。他本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阶级斗争。当他发现官僚主义成为阻止他理想实现的最大障碍时，他也想到了这件曾经百试不爽的武器。于是他把被官僚阶级“统治和压迫”的人民划为一个阶级，把官僚本身划为另一个阶级，然后企图运用两者的斗争，一决胜负。
这里需要大量的数据展示1966年以前，中国的官僚集团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它们和人民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我只能零星的搜集到一点，所以很难说得很具体。但从文革中群众爆发出的极大怨恨可以发现，当时的官民关系应该相当激烈，官僚集团已经渐渐成型，和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冲突（如果文革前的官民关系和如今的一样，那么文革中的极端行为或会更胜一筹）。
在毛泽东眼中，其幕后大老板为刘少奇的官僚集团，正在阻止他的国家继续革命，也正在剥夺他本要交给人民的权力。原来的革命党，已经变成了阻止革命继续进行，甚至背叛的革命的党，他甚至发现，“叛变”的不是刘少奇等一小部分人，也不是部分的群体，官僚主义已经像病毒一样传染到了绝大多数在职官员身上，而这些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红旗前宣过誓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炮打司令部”，还因为他认为原先的战友们大多加入了“叛变”的群体，并且“病毒”还在不断扩散，随后，他开始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向官僚阶级——这个数千年来一直在中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群体宣战，他知道只有打败了这个阶级，他的理想才能实现，中国才能打破黄宗羲周期率，人民才能获得权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有可能实现。至少，他的第一点是正确的，官僚主义确实是自由之敌，也是民众利益之敌。但他的这一思想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战友们无法理解，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没有理解。
什么是官僚主义?
几千年来，无论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官僚阶级”始终存在。当它的队伍长期稳固时，彼此之间常常出现各种利益交易，随后就容易形成利益群体，集团就更成其为集团。
无论出身什么阶级，工人阶级也罢，资产阶级也罢，一旦有机会进入这一集团，此时，因为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原有的阶级色彩就会迅速消失，张味营是农民的儿子，但他却替压迫剥削他的父辈父老乡亲的人代言，被新的利益需求代替。
人是有无限欲望的动物，居心叵测地刺激这种欲望极大化博弈，这就使得掌握了广阔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可以利用这一万年不变的法宝，降服住绝大多数凡人，无论他原本出身于哪个阶级。法国大革命后期，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拜在了执政府手下，拿破仑更是进一步稳固了执政府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依靠公共权力掌握了大大小小的利益。而执政府本身，就代表了当时的法兰西官僚集团。
无论持什么意识形态的政党，一旦和政府过于接近，就难免被他吞噬，这种吞噬的速度和程度和接近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一开始政党和政府就难以划清关系，那么这个政党将是被吞噬得最快的。他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会因为追求利益和追求权力的稳固马上被抹去。
如今的现实更能证明这些观点，北京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也就是我说的官僚集团部形成的利益链条。在新时期下，北京选择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手段，但其前途依然难以看清。因为改革的执行依然要依靠那些官僚集团的成员，他们会反对自己吗？
毛泽东的悲剧！
官僚阶级越来越目空一切，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拥有世袭一般的权利，为保持这种权利，他们继续巩固他们的地位，于是民众和他们的对立越发激烈。
毛泽东发现了他的同志们在变质，他可能为此痛心疾首，所以他继续运用人民战争这种手段，向他的同僚进行进攻。接着“革命派”在掌权后继续官僚化，成为新的那种无所不能的病毒的牺牲品。终于，在最后，那些人则由于见识上更自不如，而无法理解他，这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曾设想“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就要来一次。他的思考，可能是期待这类阶段性定期的群众运动制度化的“秋后算帐”式社会监督，就会形成“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全报”的威慑，增加了官僚异化的后顾之忧，令其心怀“天网恢恢、疏而不露”恐惧，不敢异化。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利益多元性等因素的存在，人民的日常监督又有着天然的局限性。他想使“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句话，变成实在的力量，而不在是停留在书本上教授们侈谈的文章，不再是停留在政客官吏嘴里忽悠人的冠冕堂皇的“官话”。“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是警钟长鸣，是那统治冥界的神祗显灵，是苍天旨意，任何一个凡人的法令都没有这样的权力，这种律法尽管从未成文，但却永不失效。“无法即法，一法不见佛自现。”他向着这个几千年形成的人类社会的怪胎，妖魔，官僚主义发起来史无前例的进攻，他试图彻底铲除孳生官僚的土壤，把众生的灵魂和肉体，从这个怪胎的压榨下解放出来。。。。。。。。。。，然而此时，他听到了苍天神灵召唤圣子回归上界的声音！他的力量已经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人类的解放用尽了！他也听到了广场上的众生的呼喊，却再也听不清他们呼喊的内容。他就在这种喊声，和更大的无声的喊声中，他无法抗拒苍天神灵召唤，更无法舍弃尚未摆脱苦海的众生，圣子依依不舍，与世长辞。。。。。。
尾声：
回忆一下历史，中国官员从1976到1986年期间，还是心怀揣揣的，不敢腐败的。他们不相信邓先生能改变毛主席的这套办法？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中国几百年为什么不“改革开放”？为什么不“一心一意发展经济”？那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人民起义频繁，外敌不断侵略，死生难料，还发展什么？
子曰：“君子喻于义”政党政府，自古以来，就不是“发展经济”的主体，否则，经济就是利益，就是“上下交争利”做乱淆序！维持社会公义，是政党政府的天职！！！
等到了第一个10年结束之后，他们发现果然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胆子慢慢大起来了，直至发生了官倒等大规模的腐败，一批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富豪”，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倒卖盗窃人民共同财富的肮脏诞生了，接着引发了“六四风波”事件。中国是否在真的进步，就是看官僚集团是否在萎缩，90%以上的社会大众是否获得了真正的公共权力？并自觉地习惯了运用。否则，一切都是推动危机加深的忽悠。使中华民族重新陷入万劫不复的轮回。欧洲资产阶级贵族教会与国王的“民主”，尚且经过几百年的血腥战争才能得以确立，比较起来，文革中发生的一些越轨现象，实在是人类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的伟大尝试。其中的打砸抢武斗现象，实际是一部分官僚阶级坏分子挑起的，其目的是破坏文化革命的方向。当然，那些对被“扩大化”遭受无辜的人，无疑是不公平的。但世界那里有绝对公平的民主呢？与今天血汗工厂里的人们，成千上万的弱势群体，是在享受“现代民主的公平”吗？实在微不足道。民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那有轻松坐在象牙塔里民主就能实现的？就能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权力的？经历过文革的干部，即使邓xx复出后恢复职务的“老干部”，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群众客气虚心，不再如文革前，如旧社会的官僚那样趾高气扬，飞扬跋扈。
现实的残酷给我们的教训是：毛主席的人民大民主是不能用来吃饭的，但不讲大民主，不讲政治,任由反人民精蝇用“一长制”的“假民主”忽悠，后果就是人民没饭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理想主义未熄灭的勇者们，依然在为这一美好的未来斗争。有句古话说：义灯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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