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戴建中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20余年来，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内部结构的变化、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以及自身阶级意识的变化。
我在本文中将引用近几年来我所参与过的访谈调查资料（注一）来加以论述。
一、今天谁是工人
1.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
1978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二），当时对于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承受思想改造、反右运动等无休止的政治冲击，直至在文革中倍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政治解放。时至今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产业工人、其它工人、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在内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注三）这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舆论宣传的基调，知识分子已被公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注四），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是，这些是否就能够证明工人阶级「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先进性不断增强」，「是我们国家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注五）呢？
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如果从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角度来看，至少有两个主要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即：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工人？这两个概念在那些方面可以重迭，那些方面不可以，概念中的本质性主干可不可以重迭？
在中国划分阶级往往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要使每个中国人都「对号入座」的，因此必须强调「可操作性」，例如把知识分子就定义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注六）。但是社会学的分层研究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划的，并不是简单化的直接给人「贴标签」，这就如同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社会政策制定一样。
如果从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出发，普遍采用以职业为基本划分依据的分层方法，知识分子是「白领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从事科技研究、教育、文化创作、经济社会管理与咨询等职业，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工作方式。而工人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职业。一些知识分子在研究中讲到：现代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知识经济的降临已经消灭了纯粹的体力劳动。可惜，在今天的中国，大量存在的体力劳动是这样明显、这样沉重，不是用理想化的未来描述就能掩盖的了的，对于此类轻浮的论调，我只能借用一句工人的话来回答：「看人干活不腰疼！」
如果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知识分子和工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以工资为主要或唯一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工人从事直接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但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而知识分子则复杂得多，那些与生产直接相关联的工程技术人员，虽与工人有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但仍然可以列入马克思所分析的「总体劳动」（注七）之中；而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科研的知识分子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工人，与物质生产没有直接关系，工作内容属于「上层建筑」，把他们归入工人相当勉强，他们内心也已经很少会把自己视为「工人」，今天的工人也绝不会再像文革时那样称大学教授为「师傅」了。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了是否占有「组织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于阶级划分的重要影响，从这个视角出发，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差别就太明显了。在经济领域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他们不断鼓吹和实施新「知识经济」，负责高技术经济的运行。资本不能不让他们分享权力和利润。各国知识精英正步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迅速成为世界新贵的一部分。
至于管理人员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原来计划体制下，管理阶层通过国家政权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这个阶层手里，这个阶层也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当然自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这批工人阶级「公仆」在得不到工人阶级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蜕变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阶级」时，他们到底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还是对立物？90年代末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能不使人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
「其实现在大多数工人，包括社会上的很多人，就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不是像原来那样说咱们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这是过去的说法。但真正来说，不可能。所谓领导你领导谁去？你怎么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哪个是你们家的？厂里的这么多东西哪个是你的？没有。哪个说国有资产是你的？不可能。没有。哪项工作你能做出决定，说这个企业的工作怎么办，不可能。为什么？你的经济地位和你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你不可能。」（R厂，W，分厂工会主席）
在中国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后，新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原来的公有制经济也发生了许多本质的变化。高级经理人员，在生产体系中仍然处于领导、支配地位，但是现在这种支配权力是资本所授予，运作目标是实现资本的收益，他们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资本的利润，他们是「总体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欧美和日本，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不能成为工会会员的。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断增长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的钱包。他们和广大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一个少数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会和一个越来越多贫困者、失业者组成的被排斥的边缘社会。
其实在企业的现实场景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差别早就是泾渭分明的了。
R厂因积极改变分配办法引进了工资谈判制度而在当地非常出名，但工资谈判并不是集体谈判，而是厂方与受雇者之间进行个人谈判：
「现在技术员的工资是一对一的谈判。扫大街的不谈判，就这么高，市场价。一般工人也不谈判。你不干，我找别的人干，有的是人想干。
当时我们搞分房，正好是最后一次分房，那次分房是所有的骨干都分到房了，班组长以上差不多都分到房子了。原来我们制定了把有限的住房分给最困难的职工，后来我给它改成把有限的住房分配给贡献最大的人。就这一个词，分成专项打成分，其中职务高的人比低的那就是贡献大；他当班长你没当，他就比你大；他有职称你没职称，他就比你大；学历，他大学毕业你初中毕业，大学就比你高。」（W）
「工人干的活又苦又累，我现在穿的这身工作服算是干净的，要是下班时你再看，后背就湿透了。夏天在船里焊接，又闷又热，冬天船板冰凉，就先看这工作环境就比管理人员艰苦多了。但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厂部大楼就进不去，只能跟接待室谈。」（C厂，X，女工）
H厂是著名的私营企业，老板已进入高层政坛，这个厂的工会负责人告诉我们：
「我们发现这个企业里面，中层一级干部，他办事情只对老板负责，对职工可以说是不负责的。为什么？他认为我这个干部是老板任命的，只要老板相信我就好了。有些职工同中层干部闹矛盾，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中层干部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到了上面，老板还是会听这个干部的，不会为了你这个职工同这个中层干部唱对台戏，不会为了你把这个干部免掉，再把这个干部怎么样，不可能产生这个情况的。那么职工想，我在这个企业里面，不能对这个干部提意见，要提意见，就要做好辞职的打算。你要打击报复的啊，那我只有走了啊。职工在企业里面，任何人同企业两者之间，职工是弱势群体，没有办法跟这个企业较量啊。」
C厂是国营大厂，T是工人，男，51岁：「现在提升很难，工人永远是工人，就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说的：法官永远是法官，流浪人永远是流浪人。」
从80年代初起把知识分子列入工人阶级之内，泛化工人阶级含义，在当时对于批判文革、解放思想曾经有过积极的政治意义；到今天只有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了，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结构造成了许多混乱。
2.产业工人队伍并未缩小
对上面分析的反对意见是：「如果还是把工人阶级的定义局限在体力劳动工人，理论未免过于陈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体力劳动的成分将快速下降，岂不是工人阶级很快就要消失了？」一些学者以西方国家为例，认为以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已经萎缩，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向纺锤型。前几年，「中产阶级」论也很在中国热了一阵。不错，任何阶级都有自己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对于工人阶级也并不例外。但是，工人阶级在中国的衰亡，仍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计算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随着资本的转移，传统工业已经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迁移到「边缘」地带。但也正是这两条理由，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工人大军还将长期维持下去。中国正努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充当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吸引外资的「优势」正是劳动力的廉价，这就决定了正源源而来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重点不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因此奢谈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消失，不免过于性急。
试以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仓储业的从业人数为例列表说明（注八）。
上面4个表的问题是无法把「从业人员」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去除，但他们毕竟所占比例不大，仍可看出产业工人人数并没有大量减少，如果考虑到商业、服务业中体力劳动者的增加，整个体力劳动工人人数事实上还在上升。
那么怎么解释「下岗」呢？「下岗」的理由之一不正是「产业结构性调整」吗？事实是传统产业并未萎缩，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发生了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劳动力从工资、福利较好的公有制企业流向较差的私有企业，其结果是进一步减轻了资本的劳动成本而从总体上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当初「下岗」的理由之二是「减员增效」，这也不是事实。减员后企业真能增效？国有企业「三年扭亏增赢」并未总体见效就说明亏损另有原因。工人离厂「下岗」倒是为出卖国有企业扫清了障碍。从整个中国来说，既没有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战争，又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机会，是不可能「减员」的，企业「减员」，就必然是社会负担「增员」，而社会负担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纳税和缴纳保险金而来，人总是要吃饭的，只是原来从企业拿的工资多一些，现在从社会领取保险和救济更少一些、更尴尬、更不稳定一些而已。
3.外出「农民工」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8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他们逐步溶入工人阶级队伍之中。目前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城市里的农民工已有9820万人，已占到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的57.6％，占加工制造业从业人数的68.2％，占建筑业从业人数的79.8％占批发零售业从业人数的52.6％（注九）。
许多打工仔、打工妹已进城多年，最长的已有十多年二十年，已成为「打工叔」、「打工婶」，甚至下一代也快成新的打工仔了，时间已经磨去他们身上原来小生产者的散漫性，铸造出大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工作方式、思想观念方面逐步与城市工人阶级殊途同归。他们基本已经不回农村务农，工资已是主要或唯一收入来源，他们把土地只当作失业后的最后「保险」。他们中许多人逐步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现在他们与城市工人最大的差别是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中仍然遭受文化排斥，从事的往往是最艰苦、报酬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这也影响着进城务工者的阶级认同感。
C厂小W，23岁，自小从未干过农活，初中毕业以后一直务工，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也有5年了，当谈到认为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时，他说：「我是打工的，正式工是正式工，我们是临时工。我也希望工会能管我们，但不可能，因为我们户口不在这里。对于将来也想不了那么多，趁年轻多干点，实在不行回去做个小买卖。」
原本在有城市户口和没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门坎不一样高、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但资本的趋利性并不认识户口，资本要冲破这些约束，要在这两种工资水平中就低不就高，要用工资更低的「农民工」替代原来的城市工人，要用更加没有组织的「新工人」替代对单位组织比较留恋的「老工人」，使得城市居民的优越性逐渐消失，进城务工者和城市居民在就业、生活方面逐渐同质化，这其实就是「下岗运动」的实质。今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也可以进一步满足资本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对于劳动者来说，可以增加在这个老板和那个老板之间的选择性，但不会改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根本位置。
二、工人阶级在不同层次上的变化
1.劳动权力的弱化
（1）失业的威胁
保证有劳动的机会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是中国工人阶级一百多年长期斗争的目标之一，但这一曾经实现的斗争成果随着近十几年破除「铁饭碗」而被砸掉了。到底累计有多少「下岗」、失业工人，从未见到确切的数字，但从前面表1、2、3中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人数锐减，可以知道其严重性。
失业有多种形式。一是「下岗」，2003年10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天宣布：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7个省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这也就是说，今后工人将不再有「下岗」这种缓冲形式，而要直接进入失业了。原来「下岗」中「内退」（先在企业内部退休，拿退休金或生活费，直到达到退休年龄转到社会上去领退休金）和「提前退休」的算「终得正果」，虽然被剥夺了最后几年工作的权力，但终其一生，总算生活可以有保障了，今后就不会有这种「幸运儿」了。二是厂内「待岗」、「息岗」等众多名堂，这些人只能拿比社会救济线还要低的生活费甚至连这都没有，而且还享受不到对失业工人的一些优惠政策，处境往往比「下岗」、失业更惨。三是解除合同直接回家。四是新增劳动力「毕业即失业」，有报导说2003年大学毕业生到当年8月底还有一半人不能落实工作单位，曾经是「天之骄子」尚且如此，更遑论其它！
失业的阴影还深刻地影响着在业工人，使他们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大大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加难以保持劳动者的尊严。
「工人现在什么意见也不发表，怕下岗，不敢去争。现在就是一句话，你想不想干？不干下岗！一句话你就老实了，有理回家讲吧！现在就这厉害，老毛（编按：指毛泽东）那时有这话吗？」（Z厂，T）
（2）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
社会经济转型的合法性在于，经济发展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财富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在现实中，工人阶级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的部分变小了。表5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制造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收入为例，与全体城镇就业者收入相比，就可以看出「蛋糕」变小的比例。
「那个北京市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有。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是18092，企业的平均工资是17060，越来越少，然后国企是13521，而中央在京单位工资22850。」（R厂，W，原分厂厂长，现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
「社会平均工资全市是1200元，都让总工程师、足球运动员给平均上去了，老山战争死一个当兵的，才补给3000元，奥运会得了金牌1万块，三条生命不值一块金牌。一个足球运动员，工资就是上百万、几百万，得多少个工人去背那个平均数，这社会现在很复杂。」（C厂，T，工人）
分得「蛋糕」的绝对量有没有下降呢？这主要表现在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以及通过城市工人「下岗」逐步用进城「农民工」来替代城市工人，即便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说可能收入比在农村有所增加，但对于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总体收入绝对减少了。
「我们和正式工混岗干活，活是一样的，正式工工资比我们高。」（C厂，小W，农民工）
「为何用农民工？就是为了省钱。如做衣服，有我们在，做一件两块，不能不一样。没我们了（指「下岗」了），他们对农民工可压到每件一块半。人家拼命干，能挣六百多。」（下岗访谈对象29，女，47岁，下岗）
「厂里曾经加班连着干48小时，而且不给加班费。工人向厂长反映国家有规定工人加班每天最多不能超过三小时，可厂长说国家的规定下面有特殊情况也可以连续加班。现在工人下岗，厂里又雇了100多农民工，都在生产在线。农民工每天可干12小时没休息，挣一千多。像我们这种厂一般只有7-9月比较忙，其它时间农民工也不走，但工资较低，就每月给三百块。正式工除工资外厂里要交各种保险，而农民工除了给工资外，其它一概不管。厂长说用一个正式工至少可以用2-3个农民工。另外他们愿意用农民工也是因为农民工都在厂里住，让他们加班谁也不敢说甚么，他们认为农民工比正式工好管理、简单。」（下岗访谈对象52，女，46岁，下岗）
此外拖欠工资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工人收入的绝对减少。
2002年9月3日《工人日报》：「2000年全国共拖欠工资366.9亿元，2001年的情况更为严重。」
「蛋糕」做大以后，工人们的所得不一定也会变大。资本所有者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引进新技术的后果，高层经理认为是「加强管理」显现出来的成绩，这些收益只应该以增加资本红利及高管人员薪水、福利来分配。工人们如果想增加工资或减少劳动强度总是被视为是「懒惰」的表现。工人对生产流程和公司收益的贡献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工人争取从生产率提高中增加利益似乎是不正当的权力，只能是资本与管理者给予「恩赐」，而这种「恩赐」往往是在工人流露出不满后，作为一种不情愿的「影响公司发展潜力」的让步来给予的。
（3）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劳动安全保护减弱，劳动保障缺失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很多，我仅举两个近期报导的例子：
2003年9月25日《工人日报》：「在浙江乐清市，一些私企老板大量使用无安全保护装置的劣质冲床，仅去年（2002年）一年就将5000多名打工者的手指轧断，当地医院每天要做10余例接指手术。然而这些受伤的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被老板草草打发了事，根本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足额赔偿。」
2003年9月19日《工人日报》：「湖南省统计局近日对全省51个县市区的2000名失业人员生存状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时间总体偏长，其再就业收入仅达到最低收入水平。从再就业人员在调查登记的前一个月的收入来看，平均为478元……。失业人员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失业保险，还是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人员的参保率普遍较低……。」
（4）法律的失衡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对于保护劳动者利益是相当有用的。但就是这样一部「良法」，一些条例也能让资本「用足」而反过来损伤工人的利益。《劳动法》第20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来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更稳定一些，即便雇主要解雇也还要依法给予补偿，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解雇就没有任何补偿。但是，这一条有一个前提，需要「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而现在老板为了灵活用工、压低工资，大多只定一年、甚至半年合同，有的根本不签劳动合同，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于工人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常听法学家呼吁建立一个「法律至上的法制社会」，我以为未免天真，法律只是反映现实社会中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基于这种对比制定出来的，一个弱势群体不会因为有了某一部法律就改变弱势的地位。
工人阶级在这一层次上的变化还是最表面化的。
2.组织权力的弱化和缺失
（1）在企业层面上工会和职代会普遍失去参与决策的权力
我先引用同一个工厂行政领导、工会干部、工人对工会的评价：
C厂，一个国营大厂，解放前就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解放后一直是全国工会工作的一个先进单位，直到今天工会组织健全并开展工会工作。
（Z，车间主任）「工会还必须存在，只要共产党执政，工会就要加强。关心群众是工会应该做的，文体活动是增强凝聚力，但一个中心点是经济效益。我是生产领导核心，党和工会是辅助，工人生活区、车间卫生、环境，行政指派工会主席去管。」
（X，车间工会主席）「从理论上讲，工会要维护职工权益，事实上，工会工作围绕生产转。厂领导对我们说：别光种别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抓效益才是实的。」
（T，车间工人）「这里党、政、工，有事找行政老大。对于管理，工会介入不了，工会是摆设。和外国不一样，我敢罢工啊？」
其它调查中还听到：
「职工在企业当中的作用，跟过去比，应该说是小了。就是说在人们印象当中，好像发挥主人翁作用不突出了。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但是现在不是了。为什么呢？随着企业的发展，你职工要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但对一些重大决策的情况，你肯定不清楚。你的局限性就是你的位置决定了的，说你就是一工人，你要了解厂的大事，你没有信息来源，你不可能知道。即使你有异议，你也肯定说不出不同意的理由。包括现在说什么股份制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其实他的岗位是一工人，他的作用，也只能听，他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R厂，W，分厂工会主席）
「工人作主人，你生产去，你能生产多少台，你说的出来吗？你说不出来。一个工人成天在蹶着屁股干活，他能看你企业什么，你还老叫着把他当主人，……主人？主人都下岗去了。」（R厂，Z，原总厂人力资源部部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对职代会基本功能的看法是：「整合职工对政体的支持，将不同的社会需求纳入体制的掌握之中。」「它的基本目标在于，避免大规模冲突的酝酿和滋扰」，把基层充斥的大量冲突「局限在单位内」，因此职代会「不是社会阶级利益的聚合组织」（注十）。
（2）在国家层面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变化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利益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由自己的政党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现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吸收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什么是优秀分子？如果接受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那么是否放弃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如果放弃，那就不是私营企业主了，如果不放弃，那么是否要对一部分人修改党的纲领？在实践中，如果资本家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能不能加入工会这个「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呢？如果能够，那在全世界各国的工会中倒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了。在政策制定中，如果不能够总是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执政党也会遇到一些难题，怎样使「彼」满意，又使「此」也满意呢？
「谁都希望自己的单位好，希望自己的国家好。社会主义的宗旨就应该解放全人类，不能只为某些人谋幸福，要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这么多忠实于共产党，跟党走的国企职工都下岗了，拿着这点最低生活费找不到出路，还能叫为人民谋幸福吗。解放前，穷人为甚么奋不顾身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还不就是因为没饭吃。解放了，革命胜利了，好不容易捧上铁饭碗现在又非要把他的饭碗抢走，他能不急吗。地痞流氓富了，贪污腐败者发了，现在他们成了南霸天、北霸天，他们又在不断的制造吴琼花，吴琼花要是太多了，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南霸天」是文革时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反面人物，「吴琼花」是贫苦农民，后来成为红色娘子军的战士。）我们这一代人，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听党的话，让上山下乡就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北京了又赶上下岗。像我们这样，听党话跟党走，工作兢兢业业老老实实跟党走的都成了下岗的穷光蛋，这就是政策不好，不为老百姓着想。现在是一把手说了算，这就是权力，下岗根本不通过职代会，根本没有民主。企业亏损了，工人下岗了，连签了无固定期合同都不管用，合同应该是受法律保护的，怎么下岗就没人管了呢？领导为甚么不下岗呢？企业倒闭了，他们换个地方照样当官，照样捞，为甚么他们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呢？」（下岗访谈对象57，女，47岁，下岗）
「在整个社会、国家发展中，或者说咱们进行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就有一部分人在改革当中，出现一些困难。这是正常的，特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咱们当时强调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强调富了，没强调不富的问题。实际咱们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增长。」（R厂，W）
在这一层次上的变化更为本质。
3.话语权的失落
根据我在调查中的信息，我感觉国营企业工人个人素质还是很好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失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例如对于「下岗」，他们可以深刻、准确地讲出许多原因。问题是面对困境，他们基本上是采用个体化的解决方式，靠自己想办法、找关系、再学习、起来抗争……。其实就是在「下岗」问题上，也有许多政策规定了职代会的权力和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想用一下这些权力或从这些组织中取得帮助。一个原因是对这些组织深感失望。
「我找过工会，所以给我补助，就给过一次，没有实际效果。没有帮我找工作，就是要我转变观念，要有新思路，就是做思想工作。我说要是我坐在这我也会说，咱俩换换，你头一个下，我第二个准下，他们和领导是一个模子。」（下岗访谈对象48，女，40岁，下岗）
「工会干部一样的捞。工会在毛主席的时代就起作用。现在它也替工人找工作，也不是完全不管，就看机会，顺便时才管。」（下岗访谈对象5，男，48岁，内退）。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在主流的话语霸权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主流话语主要有：「必不可免论」、「个人能力论」等，对于相当一部分工人是有影响的。
「对下岗，肯定有部份人当牺牲品，我们就是。现在是过渡阶段。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绝对上不去。改制就是要补上这课，不补上资本主义这课，国家没法发展。」（下岗访谈对象40，男，39岁，下岗）
「职工下岗不公平，单位不给你双向选择的机会，凭关系上岗，我永远不服气，我觉得我干活比上岗的还强。不公平没辙，国企改革就是分流，社会就是这样，家家企业都这样，这是大趋势，你觉得不公平也没办法。」（下岗访谈对象50，女，39岁，下岗）
「我觉得社会对下岗工人有歧视。但我没能耐，就得给人打工去。有能耐，我还去当老板呢。」（下岗访谈对象24，男，40岁，下岗）
「我虽然很害怕下岗，但仔细想想倒是也能理解。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现在很多高科技的东西都应用到生产第一线，很多岗位都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又发展到自动化，势必要减少人员。像我这么大年纪就是被社会所淘汰，不下岗或转岗在办公室呆着干嘛呀。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下岗，确实没有甚么不对。」（下岗访谈对象56，女，47岁，下岗）
这里深深地充斥着无助与无奈！
失语其实就是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对自己处境宏观的科学解释，因此也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必要性。工人阶级的根本出路仍是组织和集体行动。工人阶级不是大工业的天然产物，而是工人在参加了集体行动之后的伴生物。……阶级觉悟产生于社会行动，也在社会行动中发生变化。
因此我认为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变化是最深刻的变化。
我仍用工人的语言来对工人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做出结论：
「我总感觉工人的政治地位低了。我入厂的时候是79年，那个时候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想进工厂，现在他宁愿进服务行业站柜台去，他都不想进工厂当工人，为什么呢？我了解下面的情况，这一线的小伙子比较多，搞对象，一句工人就不好办，人家有的说：这小伙子长的也不错，各方面条件都挺好，他要不是一工人就行，但他要是工人就不行了。」(R厂，X，分厂工会委员、职代会代表，班长)
「改革开放后，工人地位是到底了。以前工人是主人，现在则没说话权利了。」（下岗访谈对象5，男，48岁，内退）
「对未来，就只有指望孩子了，在自己身上是没有未来的了。我希望孩子有出息，以后孩子要边工作边上大专，我一定供养他。其它也没甚么奢望。」（下岗访谈对象1，女，42岁，内退）
「孩子就得让他上大学，要有文化，家里经济情况不能影响孩子，一定要上大专。绝不能让孩子当工人，要吃亏的。」（下岗访谈对象28，女，44岁，内退）
「孩子小学六年级，我要求他必须学习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下岗访谈对象40，男，39岁，下岗）
我曾想用「中国工人阶级的边缘化」作为这篇论文的题目，但我斟酌再三。什么是「边缘化」？它指的是「非主流化」。今日中国的「主流化」是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非主流化」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被甩在主流社会变化过程之外，二是在前面两种特征性变化中丧失发生影响的能力。但一般讲到边缘化时，总是指一部分个人、一部分群体，即便是讲阶级，也是讲阶级中的一部分，如「边缘劳工」等等，可是我不认为现在被排斥的是一些个人，某些人因性别、年龄、文化等被主流社会排斥仅仅是表像。我所要强调的是一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失落。因此「边缘化」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概括范式。同时「边缘化」总给人一个印象，社会结构的分化，只是在同心圆式的共同体中分成了核心和周边，但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模型，更为形象和准确的说法是「断裂」，北京大学孙立平教授已有一系列阐述，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深刻了（注十一）。
三、出路何在？
讲到出路，确实还是不能不讲「姓资姓社」的，比如讲国营企业亏损，就有两条出路：一是一卖了之，工人「下岗」甩掉包袱，资本可以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从此「轻装」前进；另一条路，是在企业中建立资本和劳动的权力平衡，依靠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个积极性，真正寻找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公有制主体经济的运行规律。这是不是21世纪的「乌托邦」？我想还是让调查资料来启发我们的思考。
「从这个R厂近一、二十年来看，最好的时期，大概是1988年前后那一段时间，那几年就是厂长负责制嘛，从84年改的，一直到90年左右。当时就叫党、政、工三架马车。当时有这么三个条例，一个厂长负责制，一个职工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党委。从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了，开始放权，这时候放的权是给厂长的。但是咱们又没有摆脱过去传统的经济模式，那厂长拿了这个权以后，用的不恰当，用两个制度来管他，一个是党委管，另一个是职工代表大会来管。咱们非常直率的说，那是职代会、工会发挥的最好的时候，真是为职工说话，办事儿。当时还建立在价值取向上，认为我们没有太大的差距，仍然是我们毛主席那时候提的适当拉开差距，所以如果你超出了这个范围，大家伙就可以对你提意见，罢免过中层干部。我觉得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有这么一种氛围，从市总工会到机械局工会，以至于整个工会作用发挥的比较大。当然，我要客观的说，我觉得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现在为什么不提了，现在社会上鼓励这种差距，对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人家就应该富，你还去指责人家，干吗哪？所以这种监督力量就下来了。现在这价值观不一样了，你既然规定了厂长可以年薪几十万嘛，规定了领导干部可以去住几套房子，那人家出人头地了，你干嘛还要去指责人家呢？」（R厂，S，分厂党委书记）
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还调查了河南Z厂，它曾被私营企业兼并，因为私企没有兑现兼并条件，这个厂的职工又要求退出兼并并占领了工厂，旋即遭到强力机关镇压，但最终被允许自己选出工会委员会。三年来，职工就在工会领导下惨淡经营，养活了一部分工人，保全了机器设备。目前这个厂生产并没有走上正轨，未来变量很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试验。现在不是提倡「多样化」吗？既然农村改革可以留下像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这样的「异类」，那么城市改革就不可以也多留下几种备择方案吗？
现在不是我们「让思想冲破牢笼」，开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了吗？
2003.11. 初稿
2004.03. 修改◎
表1：制造业从业人数（万人）
|
年份 |
职工其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乡村从业人员 |
合计 |
|
1980 |
3947：2449/1346 |
|
916 |
4863 |
|
1985 |
4620：2975/1608 |
|
2741 |
7361 |
|
1990 |
5304：3395/1773 |
469 |
3229 |
9002 |
|
1995 |
5439：3326/1417 |
1254 |
3970 |
10663 |
|
2000 |
3240：1415/519 |
1933 |
4109 |
9282 |
|
2002 |
2907：979/346 |
2135 |
4506 |
9548 |
＊职工「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它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不包括：（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乡个体劳动者；……（7）在城镇单位工作的外方济港澳台人员；……」
＊乡村从业人员「按从事的主行业划分，如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仍作为农林牧渔从业人员」。
九十年代以来，乡村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是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以后相当大量的卖给了私人，但地处农村，仍被归入乡村企业；沿海地区许多「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因为建立在农村集体的土地上，也称为乡村企业。
表2：建筑业从业人数（万人）
|
年份 |
职工其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乡村从业人员 |
合计 |
|
1980 |
710：475/235 |
|
|
710 |
|
1985 |
900：545/354 |
|
1152 |
2052 |
|
1990 |
896：538/357 |
23 |
1523 |
2442 |
|
1995 |
1053：605/427 |
70 |
2204 |
3327 |
|
2000 |
744：372/261 |
145 |
2692 |
3581 |
|
2002 |
756：302/218 |
213 |
2959 |
3928 |
表3：交通运输仓储业从业人数（万人）
|
年份 |
职工其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乡村从业人员 |
合计 |
|
1980 |
714：498/216 |
|
|
714 |
|
1985 |
823：585/237 |
|
434 |
1257 |
|
1990 |
895：660/232 |
182 |
635 |
1702 |
|
1995 |
824：677/138 |
419 |
983 |
2226 |
|
2000 |
659：549/56 |
446 |
1171 |
2276 |
|
2002 |
613：498/39 |
402 |
1259 |
2274 |
表4：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从业人数（万人）
|
年份 |
职工其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 |
私营企业 |
乡村从业人员 |
合计 |
|
1980 |
5371：3422/1797 |
|
916 |
6287 |
|
1985 |
6343：4105/2199 |
|
4327 |
10670 |
|
1990 |
7095：4593/2362 |
674 |
5387 |
13146 |
|
1995 |
7316：4608/1982 |
1743 |
7137 |
16216 |
|
2000 |
4543：2336/836 |
2524 |
7972 |
15139 |
|
2002 |
4276：1779/603 |
2750 |
8724 |
15750 |
表5：制造业、建筑业职工平均年收入与全体城镇就业者平均年收入的比较
|
年份 |
全体城镇就业者 （元） |
制造业职工/与全体比较 （元）/（％） |
建筑业职工/与全体比较 （元）/（％） |
|
1985 |
1356 |
1112/82.0 |
1362/100.4 |
|
1990 |
2695 |
2073/76.9 |
2384/88.5 |
|
1995 |
7418 |
5169/69.7 |
5785/78.0 |
|
2000 |
11749 |
8750/74.5 |
8735/74.3 |
|
2001 |
12983 |
9774/75.3 |
9484/73.0 |
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表5－22、表10－4计算。
注一：这些调查包括1999－2000年对北京下岗工人的访谈；
2002－2003年对以下企业的调查：
R厂——北京一家生产印刷机的国营企业；
J厂——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制造厂；
H厂——浙江一家著名私营化工厂；
S厂——福建一家台资制鞋厂；
Z厂——河南一家国营企业，几年前被私营企业兼并，后又事实上推翻兼并，并在工会领导下维持至今；
C厂——辽宁一家大型国营造船厂。
注二：《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注三：王兆国《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3年9月22日。
注四：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注五：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注六：阎志民《中国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2页。
注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6页。
注八：表1、2、3、4资料引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30、414、146页。
注九：《工人日报》2004年2月27日、3月5日。
注十：张静：「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职代会案例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四期。
注十一：孙立平着《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来源：《批判与再造》第七期（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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