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国际社会主义者致所有中国泛左翼同志的公开信
近来读了某位年轻位托派同志的一份公开指责我的贴子，我思考良久是否有必要公开回复回复，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看见类似的说法；总的来说论战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有时尤其是今天公开化的论战严重的话是是自寻死路，至少也是耗费时间又与己与人无益；但假如不对某同志的公开信
进行回复，仿佛可能会引起很多混乱与误解。也许目前确是个恰当的时机，进行某些公开的说明，也希望能澄清一些想法，并呼吁中国左翼的整体联合。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我将说的和写的，绝非是为了意气之争，更不是为了某种利己目的而进行的反驳。这里面也包括我近几年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甚至早于我开始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即使今天我也不会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纯粹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今天所写的也将决不是仅仅对于某同志的回复，而是我对于今天中国左翼力量的一些想法，我愿意将它公诸于众，不仅仅是写给中国的托派，也写给中国的毛派，甚至于中国的社会民主派，是写给所有中国的泛左翼力量。我希望我能真诚而不加掩饰表达我的想法，也希望你们能有些许时间思考一下我所写的。
引言
历史的发展并非由我们控制，但我们的共同的决策和行为确能推动历史或更快或更正确的前行，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也就在于激化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是如此，20世纪初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中国上世纪30年代托派先驱郑超麟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破坏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某同志，你没看见我眼中的忧虑，但希望能感受到我们滚烫的血。
我之所以将你称为同志，并非因为你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在现阶段，我即使面对毛派的同志，我也愿意以同志相称，我愿意敞开胸怀将所有共同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称为同志。
坦率地说，中国托派有一个先天的毛病，而且这个毛病也并非今天的托派也有，而是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陈独秀时代就是如此，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即使陈独秀本人也或多或少有些这种倾向，我之所以欣赏郑超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那种恬淡，在几十年牢狱生活后那种九死不改其志，但同时所具有的那种爱的倾向，为建设而破坏，为爱而恨。我建议没有读过《郑超麟回忆录》的同志，托派的或非托派都应该好好读这本书。
在今天的中国托派中，这种愤世嫉俗倾向也很明显，其中包括“天益马评”的那位“传教布道者”，（某同志，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从来不怀疑他的理论修养，他的翻译能力，他的信仰坚定，他的踏实实践，而且很多方面我对这位先行者的实践和经历也相当的敬仰。但问题在于他的愤世嫉俗倾向过于明显，假如也就他自己如此算了，问题在于他所带的“门生们”也受其影响深得其中精粹。他以嘲弄一切为某种表达方式，也包括对于身边那些年轻人，而这不知不觉中带来很不好一些倾向，举两个我所知的例子。
先是组织力量所谓捍卫论坛争夺阵地，捍卫己方人员的版主的席位，与右派或社会民主派进行大论站，互相攻击；你真的把他们赶出去有什么用？而且双方语言之火暴，个人感觉假如有其他普通群众围观，简直象纯粹为争夺地盘而争夺地盘，而并非是政治观点论战。而且既然可以动员那么多人进行投票，论战来捍卫阵地，那么多人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不是更好。而且捍卫的结果如何？某方面觉得需要“稳定大局”的时候，不是要封还是就封了，你再小心谨慎又能奈何？
“布道者的学生”总在那里说，我们需要埋头苦干，我们需要接近工农，那么有没有去地震灾区接触“群众呢？就算你觉得当局救灾与你的政治立场抵触，也不用说出“我一滴血也不献，一块钱也不捐”这样的话，中国的有些年轻托派简直幼稚的可笑，比30年代的托派前辈们远远不如，你这不是自己把自己与群众割裂吗？（你可以想象你的“布道者”会说这话吗？）你以后准备怎么去接近群众怎么宣传思想，只要你的政治对手对着群众说一句，托派们说过“地震了他们一滴血也不献，一块钱也不捐”，你就哑口无言了，把你的阶层分析扔一边吧，群众不会有兴趣听这个。
政治是很实用的，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说出去的话，落下笔的字”是改都改不了的，除非你准备今后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者也根本不准备去接触什么群众，否则你这话很容易成为政敌的“利剑”。而且为了这个和同路人又闹翻了，那个“经济夜游神”本来就是脾气暴的人，又不是真托派，但好歹也算是资深的社会主义者，是“黑板报”时代的“毛左”。本来对你们翻译工作贡献颇多，为了一句意气之争。当初捍卫版面的战友变成了拔剑相向的仇敌，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布道者”的翻译工作失去了一大奥援，而“夜游神”又开始自己做“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互联网到处游荡”，真是相煎何急啊？而且没几天，论坛就给封了，也好一了百了了。
无怪乎，1930年代时候的武装的中国毛派讥笑中国托派，你们除了会耍耍笔杆，翻译些东西，纸上谈兵的“世界革命”，就是几百人小宗派不停地搞分裂，除了这些你们还会做些什么？而今天的毛派也当我面同样耻笑中国托派，你们除了埋头故纸堆或者就是搞些国际共运的“花边新闻”，你们连篇象样的时评都不愿意写，能干些什么。我们至少能每年坚持公开纪念活动，至少敢钻进“铁扇公主的肚里”搞些隐蔽的工作，至少有人为了上街活动而付出了监牢的代价，人家总结的一句话是“中国还是毛泽东思想管用”。
现实工人斗争
我知道“布道者”很多想法是出于好意，也是为了保护年轻人（而且他本人确实也有过实践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中“出头椽子先烂”是一种客观规律，也并非仅存在于中国）；但难道让一群热情万丈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埋头于故纸堆中就是唯一方法吗？翻译工作当然重要，而且理论的累积非常重要，但这决不是唯一开始做的工作，即使从安全角度考虑也绝非如此。难道只有去关注1920-30年代的历史资料和万里之外的拉美政治吗？中国的工人阶级固然能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更关心也更应关注的是身边的事，他们与他们阶级兄弟姐妹每天所经历和遭遇的，他们还会遭遇什么，他们能做些什么。
观点不同当然可以也应该争论，但反对时评的做法很难同意，你们在论战时可以动员不少人来投票，那么就不能组织人写时评吗？假如你觉得在“天益马评”写时评会危及网站的生存，那么难道不能想法搞个海外服务器做评论，或者你自己不方便出面写，为何不可以组织其他志同道合者在其他网站用化名发表时评，以表达你们的主张，对群众进行宣传。难道这些年轻人真的不关心时事吗？你可以批评别人的时评浅薄、僵化甚至有害，那么你至少可以写些东西或者让同道写些不深厚、发展和有益的时评，否则你的批评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为了号召大家回归故纸堆吗？
我并不反对中国工人阶级念叨那些费劲的外国名字，但是即使要念也应该是“活的名字”而不是“死的名字”。他们应该知道法国水泥巨头“拉法基“是怎样全球布局，在中国如何吞并私有化的国有工厂，中国的买办阶层如何与那些资本无耻勾结；他们应该知道当阿迪达斯之类的跨国巨头在中国运作残酷剥削血汗工厂同时，也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地建立数以十计和百计的类似工厂，那些为国际运动产品巨头工作的南亚童工一星期的工资可能甚至没法给自己一双塑料拖鞋。他们应该知道，欧洲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急切盼望着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新觉醒。正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才使今天在中国的跨国资本的剥削不象某些国内原始资本那么血腥与残酷，哪怕是所谓的“公平贸易”、“良心买卖”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改良主义运动存有多少虚伪，但也至少使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工农阶层能稍微“松一下勒在脖颈上的绳索”。
他们有权利知道，他们不是全球资本的唯一受害者，但同时他们绝对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生力军，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也正期盼他们的支持，他们应该有权利承担起他们对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
某些同志喜欢说我们要如何脚踏实地，要深入工农群众，而不是在网上进行布尔乔亚式的高谈阔论，其实在互联网受众的阶层判断上，某同志就犯了主观错误，中国长期上网的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归入学生和现代概念的工人阶级中，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中估计远没有达到1亿人规模，而中国上网人数已经接近2亿。即使所谓一个月挣几千的“白领职员”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也应该归入工人阶级中。马克思在他的年代只承认产业工人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将服务行业排除在外，是因为那个年代虚拟生产和第三产业仍然极不发达。但今天各国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都开始在整个劳动行业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思想，是活的思想，假如今天在一些工业社会仍然死抱“产业工人”才是“工人阶级”的想法，那么可能连工人阶级都很难找到，而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阶层的力量和数量都在缩减，那些传统意义上独立运作的中产阶层，如医生、会计或者律师也正被大规模的组织起来和外包出去，就发达地区而言，中产阶层的在社会中的数量和比重也呈下降趋势。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一个IT工程师、一个银行职员或者一个教师都是现代社会的工人阶级而并非什么中产阶层，他们的劳动力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他们除了出卖自己别无选择。而至于学生，更谈不上什么明确的阶层。所以请千万不要自居是苦行的中国工农的“布道者”或者“救世主”，其实我身边有些年轻朋友也会犯这样的错误，牢牢记住你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你网上的同声相息者也多是工人阶级，另外千万不要低估所谓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国际经济意识。
我讲个故事，假如你有机会走进东莞某地的电子工厂和工人交谈，他们正在忍受着一天13-14小时超长时的工作和上个厕所也只有5分钟的严酷工作条件时；当你告诉他们，他们前一周的之所以能有2天的休假，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上游工厂的工人为加薪而罢工了，而老板后来问一家台湾工厂临时买了部件应付。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假如我们能和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工人一起罢工了，没准香港老板就着慌了。”
我们身处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资本的力量无所不及，全世界资本家已经联合起来，北欧的资本家在中国投资，中国的资本家在非洲投资。难道国际上各地的工人阶级反而要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吗？资本在疯狂的扩张中，看似所向匹靡，却也异常脆弱。全球化的生产链将世界各地的工人联系在一个“世界生产车间”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异常变化都会导致整条生产链的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所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必然导致的全球化，故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
难道这还没有明确地宣示给各国社会主义者该如何行动吗？国际工人阶级需要联合起来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生产链的各个节点打击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打击应该是连续的，持续的和互相协调的。当任何一个节点任何地区的工人阶级遭受到某资本家或某资本集团的攻击时，其他节点的工人阶级有义务和有责任用自己的方法去援助那里的工人阶级，甚至可以采用以打击与该资本家和资本集团利害相关的资本家或资本集团来援助需要援助的工人阶级。通过这种持续性的长期的全面的组织化互相协调的打击，国际工人阶级既可以削弱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攻击，也可以进一步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并训练出一支真正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大军，当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整体素养达到某一高度时，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才能建立起来。
我想我没必要对托派重复下面的话，但也许对于左翼的其他同志有必要再强调一遍，正如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所断言的：一国建不成社会主义；可以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建立起工农国家，但它们无法早于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
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那些发达国家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者也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资本家们利用全球性的生产迁移、外包以及国际范围内的资本大流动等方式达到加重剥削欠发达地区人民的目的，同时也剥夺发达地区人民本已奋斗争取到手的一些待遇。所以最近这一阶段，发达地区的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越来越多地提出要建立世界工会的目标，如最近英国UNITE工会与美国全球钢铁工人工会的合并谈判，假如这一合并成功，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工会，虽然仍然是仅在世界工业发达地区并仍然由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所控制。
但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他们要想保住他们经过200年大规模劳工运动到手的一些待遇与权利，他们就有义务和有必要真正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只有提高了广大欠发达地区工人阶级的经济待遇和政治权利，他们才可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劣币驱逐良币”的竞争方式只会使国际工人阶级陷入资本家挑唆的恶性循环中，为真正的敌人火中取栗。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日子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会更经常性的企图介入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人运动中，并会提供可能的组织、信息和物质帮助。中国工人阶级需要与他们建立必要的战略性的合作和联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网上论坛专门会介绍一些外国工人组织和党派进行罢工斗争的经验与策略，并撰写一些相关评论。
同时，不同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开始越来越明确明白自己绝不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受害者，世界上绝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工农阶层与自己命运与共。资本奴役的皮鞭绝不仅仅抽打在非洲工人的身上，血汗工厂也并非单为亚洲工人所设，为外国资本掠夺资源也不是只有拉美工人。
他们之间也有必要更经常性保持联系和战术性的合作，通过可协调共同行动向共同的敌人资本家与资本集团发起反击。
难道中国的左翼们认为具有传统斗争经验的中国工人阶级喜欢自我封闭，画地为牢吗？喜欢所谓的孤军奋战，而不是溶入到国际工人阶级反抗的洪潮中吗？当然在现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缺少足够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所以这种不同地区的联合可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发达国家地区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组织从中协调与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欠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要从属于发达地区的工人阶级，或者听从他们的指挥。因为世界没有独特的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所有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唯一的根本利益，这其实也是发达地区工人阶级无法逃避的义务与责任。
而这种联系与合作难道不需要中国本地已存的或者未来将存在的真正的民主的工人组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组织进行更多的联系和合作吗？而这种联系和未来的合作必然会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与工作，这必然要求中国工人阶级进行有规模的组织才能实现，依靠一些松散的网络联系是无法实现这一任务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革命组织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那部分为实现革命组织起来的先锋队。无论哪国的的工人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必然需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需要一个革命先锋队。
组织化运作是进行真正实际斗争所必然需要跨出的一步，即使不进行国际性的合作与联合，对于自赋为已经率先觉醒的那部分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你要组织一场罢工，没有委员会领导，没有纠察队骨干，没有工人家属的理解，没有事先长期的物资和宣传准备，没有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你拿什么罢工？中国目前形势下的工运为什么都是短暂而成果有限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策略，工人群众的一时义愤在资本家的分化瓦解，暴力机构的铁拳之下是如此令人感动而又令人惋惜。某同志，我相信“天益马评”的“精神布道士”其实对此深有体会的。
中国工人运动从1920年代以后事实上已经断绝了相当时间，1960年代文革期间的毛所亲自领导的“可控”工人运动虽然也给部分工人一些实践锻炼，但这种实践与锻炼也是往往不健康而畸形的，工人运动其实没有自己的纲领和明确的敌我判断，很多时候被上层当作斗争的工具；当然即使这种不充分和不健康的尝试也确实给了中国工人阶级一些工运的模拟尝试。但即使这一辈工人群众不是早在80年代退休就是在90年代下岗浪潮中彻底牺牲。
有些年轻的毛派喜欢叫嚣，假如当初毛时代工矿企业的那些“工人师”，200万拿枪的基干民兵还在，90年代的3000万工人下岗和后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绝对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在感情上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我父母曾经在一家有4000-5000人的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工作，我小时候在工厂幼儿园里经常在傍晚可以看见厂里民兵高炮营/高炮连进行操练，男孩子们都爱去看。但在90年代末整个工厂已经不复存在，而今天那里是一片新建的住宅区，地产商前些日子还在以令人咋舌的价行销“尾盘”。
不过年轻的毛派门却不愿意正视一个现实，80年代邓小平时代一声令下，中国工人阶级是自己乖乖将武器封存入库上交国家的。问题就是在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没有独立的政治觉悟。一个“独裁的傀儡”工会臣服于一个专制官僚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出于感情仍然有所幻想，但又对于官僚天然的厌恶。一旦政党内的“反革命复辟”成功，那么整个工人阶级就没有政治觉悟的反抗，又不知道如何进行经济层面的抵制，必然只能默默而被动地接受，苏联的崩溃为什么如此迅速而毫无声息，也就在于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组织，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臣服于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统治之下，连表达痛苦的基本权利都已丧失。
中国目前能有什么象样的工人运动资料？回头看去都是1920-1930年代的资料，不是邓中夏就是李立三，（喜欢邓中夏的托派们请注意李立三的一些资料也很值得研究）固然历史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社会是在快速发展的。上世纪20-30年代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OUTSOURCING（外包）生产方式，没有JUST IN TIME即时物流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生产链，也没有正在形成的2-3亿从农村地区到城市里的“新工人阶级”，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正在快速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中国。
我们前人的经验固然有相当价值，但有多少新问题能用旧方法解决呢？而且我们的前人并没有给出在工业化或者说半工业化社会中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与此同时我们观察欧美的工人与学生运动，有多少经验和教训是值得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工人阶级借鉴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西学东渐，别忘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西方学说。中国的资本家与官僚们在30年前已经开始西学东渐，而且颇有出神入化的表现，进WTO，当世行副行长，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后起之秀实在令老牌帝国主义也惊诧不已。切勿让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阻碍你们的视野，（尤其是毛派的同志们），西方的工人运动尤其是当代的工人运动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甚至包括那些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如何筹集资金，如何进行宣传战，如何将合法与非法活动结合，如何进行国际联合，如何分化政府与资本家，如何确保胜利成果，他们花了近200年的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西方，一些工会和工人的革命组织联合可以协调十数万人的总罢工与大规模示威，而今天在中国我们能有谁说能在一家工厂发动一场持续3天以上的罢工？
当然他们和我们所处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有所不同，即使在斯里兰卡、尼日利亚这些地区还有我们缺乏的基本基本民主权利，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我们所面临的管制和压制要强硬得多。但问题在于无论是组织方式，斗争经验，人员和物资准备都是需要长期累积的，不可能一撮而就的。总不能说有风险缺乏条件就是仍然等待。2003-2006年，（官方自2007年起就不再公布群体事件数量），中国的群体事件每年都多达6万-8万起，几乎无日无时没有群体事件，即使在今年地震灾区最初几周内人数达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也数不胜数。
这点我承认毛派要比中国的托派做的好得多，自由主义左派也比某些托派的表现好，甚至那些宗教组织都要表现的更好。他们在地震的最初阶段就想法第一时间介入其中，并开展行动进行救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有组织化的架构，或者类似于半组织化的架构，一旦需要行动，就可以立即进行人员、物资乃至资金的动员。中国某些托派们自命在为工人阶级准备精神食粮，却对工人阶级流血的现实不置一词，漠不关心。你们还在等待工人运动的高潮到来，没有先锋队的组织，没有长期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难道工人运动高潮的会从天上掉下来？你们所花费时间准备的精神食粮到底有在不远的未来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当你们在网上高谈阔论如何接近工农群众的时候，已经有托派青年出发前往灾区第一线直接了解当地群众的真实情况和想法；也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放弃家里的高薪工作而在生产线上工作了大半年，他的目标是我要学会象一个“农民工”一样生活；有人在南方某省密切关注当地工人运动长达数年，积累的资料占了计算机几个G的内存。这里面都需要辛苦的工作、长期的积累，而还有很重要的是同志间的合作。没有组织的力量，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某地突然发生大规模事件，譬如今年6-28事件，你想第一时间了解真实情况，假如没有当地现场人员行吗？假如需要有人从外地到现场去，那么就很现实存在人选，费用，时间安排等问题，如何保持联系，如何确保安全？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或者做到的。
而既然组织工作是必须的，那么组织间的合作和发展也是必然。其中也包括与其他国际和国外组织合作甚至在共同发展的问题。任何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都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按照国别和民族划分差别是毛派的做法；任何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有必要记住工人阶级唯一根本利益是国际工人阶级整体的利益，别无其他。所以托派同志假如从根本上提出反对进行国际合作本身是可笑的和不切合理论的。
而至于毛派同志们，虽然毛主义也支持国际主义，但往往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而且毛主义作为一种在后农业时代的新殖民世界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的基于农民力量的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农民主义情绪，其中与农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些地域主义、专制遗留和迷信武力。由此而来使毛主义带有民族主义，崇尚武装斗争和等级专制的问题。1980年代后工人阶级的弱化与前期毛时代的统治有密切关系。当然在毛派内部，这种倾向也有所不同，总体来所，毛派右翼（毛右）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情绪更强，有些甚至流于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倾向；而毛派左翼（毛左）会相对好一些，某些甚至能在毛主义的思想框架内有所突破。（我知道毛派同志们不爱听这个，但我仍然有必要明确地说出来）。当然毛主义也有著名的“统一阵线“的说法，相信虽然在战略目标有所不同，但在很多战术问题上有与托派合作基础，也完全可能在具体问题上，譬如罢工，联合示威等，愿意与国际上其他组织协调和合作。而且我呼吁合作，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毛派与中国的托派的合作，也呼吁你们能和中国的社会民主派，甚至自由主义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合作，正如列宁说过：共同游行，独立旗帜。
至于泛左翼的最右端，社会民主派们和自由主义左派，我不想在这问题上和你们说太多，除了一些民族主义社会民主派有些抵触情绪外，基本上你们都比较积极与组织间的联合活动，而且也欢迎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即使有时带有门户之见，也不强烈。你们的问题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实用主义倾向太强，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对国内统治者和对国外势力都会犯这个毛病。有些同志的担心遭人利用，可能是会发生的，你们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回头再来说，中国的无论哪一派或多或少都有些民族本位主义情绪，一提和洋人合作就有“汉奸“之嫌疑，中国前2个世纪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伤害过重，导致了中国的左派们的某种“天生仇外”，也同时导致了中国右派的“天生软骨病”。但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哪个国家单独的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工人阶级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所以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无私合作是所有工人阶级的共同义务与责任。
至于某些同志担心的欧美现存的某些国际组织已经堕落或蜕化了，我不能说是无中生有，但其中相当部分也不乏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和接触过国外仍然活跃的政治组织，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且即使接触过一两篇文章和一两个人，有如何能反映实际全貌？当一边指责外人对中国情况是盲人摸象，我们自己对外国组织的判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下面会附一封欧洲华人青年托派给中国托派同志的信，首先这不是伪造的，确实有这么一位欧洲土生土长的华人青年托派，而且信的决大部分内容都是他所写的，我做一些非关键内容的修改。通过这份信，也许同志们能感受到一些和你们所想象不一样的内容。
一位欧洲华人青年“托派”给中国“托派”同志的来信
Life is beautiful. Let us cleanse it of all evil, oppression and violence, so that we may live to the full.
—Leon Trotsky
人类的生命是如此之美丽。让我们将所有的罪恶，压迫与暴力都从彻底地它之上洗去，而使人类可以将生命活到最大价值。
—列昂·托洛茨基
我虽然不是中国托派的成员,但是我仍然对中国所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活动非常关注。结合我这几年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了解，秉持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态度，针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的问题,我想要给你们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1) 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来说,政治原则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组织的忠诚度是第二位的。换而言之，甚至可以因为政治原则问题而所谓“背叛”组织，但是绝不可以因为所谓“对组织忠诚度”的原因而背叛个人的政治原则。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缺少真正民主的思想，群众容易对于政治领导者言听计从，盲从而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希望中国同志们在政治活动和政治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让所有同志都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而不能仅仅所谓“传达上级的指示”或者是“某些精神领袖的布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培养出真正有强大自主性并具有相当政治素养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政治上的奴隶”。
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言听计从，无论是对于国外有深厚斗争经验和组织规模的“托派组织”，还是对于国内可能的有一定学术素养的“托派先驱”，一定要时刻保持着自主的民主精神，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的！
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即使再伟大的人也会犯错误，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列昂-托洛茨基，如果进行政治运动的时候是将目光盯在个体的人的身上，而不是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最终将必然逃不出失败的命运。政治原则永远都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生命原则”，而且也是完全绝对原则性不可突破的。
2）根据我对欧洲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托派组织的了解，他们有很多值得你们学习和尊敬的地方，而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托派组织进行政治或组织联系及合作是不可逃避的义务，为实现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团结这也是所需要秉赋的责任；但你们必须牢牢记住：世界上没有任何完美的个人或者组织。
其中有些组织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组织力和民主活动气氛,他们在财力并不雄厚的情况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种的可能的政治活动,以激发当地左翼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力；在某些理论和战略问题上可以在组织内部进行长达十数年的公开而民主的辩论,而绝对不顾忌什么所谓的”组织统一”和”领袖权威”。但有时它们也会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显得比较僵化，容易有“历史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倾向，对于理论突破和理论发展上甚至比较畏首畏尾；也有些“宗派主义”倾向，对于其他组织的评价流于主观和刻薄。
其他有些组织可能在看来在实际政治活动上不够积极，只有世界性的热点问题才会进行理论介入，并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也有很多错误的政治判断，平时活动甚至有些小资产阶级“派对党”和“学术沙龙”的气氛，（在这点上也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由于在学术界有相当的背景且资金雄厚，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上确实要深厚些，而且能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对于理论问题能有所突破，并且在学术界和学生中能动员起相当的力量，且一直致力于理论和干部储备。
此外还有些政治组织即使按照国内学养不够深厚的同志看来，在理论判断上也有些可笑，一些60、70岁老头仿佛仍然生活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40多年来没有任何发展，在人员组成也显得老化不堪人才凋零，他们当然也被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托派里认为已经处于“半死亡”状态了。
我觉得国内的同志最好不要卷入他们之间无谓的“党争”，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理论立场，有个人意气之争，甚至有历史渊源，你们并不清楚也并不了解，所以应以开放和民主的态度取其所需，弃其无用，保持可能的中立和客观态度。
但此外我想强调一点，作为国际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希望大家相信无论如何国际范围内托派组织们的主流在对待信仰问题，对待理论问题上是极其认真和严肃的，他们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也是真挚而热忱的，我们的共同目的都是要中国能建立真正的独立工会与民主政治，并最终实现向真正社会主义的前进。
我会继续向国内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主要是提供理论水平较高的马克思的英文学术文章，尤其是与中国现实和历史相关的文章，你们可以将其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同志和左翼学生中广为传播，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我的点滴希望也正如托洛茨基在1940年所说的：第四国际，前进！
编者注：
1． 笔者所说的“第四国际”绝非简单指历史上所存在过的组织，或者现存的某些历史遗留物，
而是指真正的民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力量。
2． 根据这位欧洲华人同志的个人意愿，他不希望为本文署名，包括笔名。
3． 他是欧洲当地成长的年轻华人，并非国内前往欧洲的学生或者其他人士，也请“有关方面”
不要妄加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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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假如我说我和这些组织毫无接触，那显然是不可信的，但我能说的是，至少今天我尚不是任何一个国外政治组织的成员。正如那位欧洲托派青年的来信，就主流而言，这些国际组织在政治问题上和理论问题上是严肃而认真的，在对待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上是热情而真诚的。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你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如何能一言断定，他们就一定要用中国左翼的血来染红他们的“红顶子“？按这么说，难道我们要理解为当初共产国际支持中国革命，就是为了用中国共产党的血染红他们的红顶子？恩格斯建立第二国际就是为了要用工人阶级的血来证明《共产党宣言》的正确。假如这样的逻辑判断是成立的话，那岂非整个国际共运史要重新改写。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这些欧美西方的革命组织都存在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在那里即使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相对富裕，不少西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甚至比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还要优裕；而且他们所在的社会基本上都有相当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实践，不会因为随便说句话而有牢狱之灾，而且话说回来即使他们的牢狱生活也远好过中国农民工在血汗工厂的生活。
但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否定他们对于信仰的忠诚和政治的实践的理由。请记住他们是长期处在新自由主义的一片攻击之下所坚持下来的，固然他们在个人的人身安危上也许不是那么严酷，但他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监视和威慑之下，资本主义财阀用金钱和媒体企图屏蔽他们声音，法西斯主义也一样用暴力进行威胁，他们既要经受威胁，也要抵御诱惑，更要不畏威胁。孟子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此之谓大丈夫也。
在90年代之初，当柏林墙倒塌之时，几乎所有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国家也都放弃了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欧美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本主义“历史到此终结”的宣判已经发出。但欧美的左翼组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凭信仰坚持了下来，尤其是今天活跃的那些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睡公园长凳，睡同志的厨房，坚持报纸发行和宣传社会主义，为了节省经费长途出差也尽可能坐公共汽车。即使今天，欧洲的很多左翼组织全职人员拿的生活津贴甚至当地法定最低收入的一半都不到，其实，他们中很多只要放弃信仰，随便打份临时工生活境遇也能相当改变。即使当选工会领导（欧洲当地大工会的高层收入和职业经理不相上下）、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干部也要将收入上交组织，然后从组织那里领取生活费用，因为他们的口号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家要象工人阶级一样生活。
不少信奉社会主义的欧洲年轻学生坚持社会实践和考察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利用自己数月打零工的积蓄前往亚非拉不发达地区了解当地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现实。据我所知，曾经有两位前往拉美考察的学生为了帮助当地一位妇女治病，动用自己信用卡透支一笔不小的数目帮她看病，而他们所在的组织即使在欧洲的左翼圈里也素有“派对党”的称呼，为了还上这笔钱他们可能需要额外多打几个月零工，面对上述的事实，即使存在再多的误解，请左翼同志们相信他们对待主义和信仰的严肃与热诚，他们干革命不是简单地多一个周末派对聚会，几个人高谈阔论，而是要真正实践的，要走上街头宣传思想、游行示威和销售报纸的。
而至于有人提到的某第四国际组织-斯巴达克思联盟在中国学生海外护圣火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候，打出所谓“无条件军事保卫畸形工人国家”的口号，这确实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中国左翼同志看来甚至是可笑的。首先，斯巴达克思同盟即使在欧美托派圈内也不被视为正宗托派，他们素来有“半斯大林主义”之称，在60、70年代时候据说还在内部执行体罚措施；而且今天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一些老头了。其次，这种观察错误在于既不了解自己所处位置也不了解现实所致，固然少数人的斯巴达克思同盟会犯这种错误，中国的左翼在观察国外运动时候不也经常犯类似的可笑的错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不了解。
当然，世界上也确实没有完美的东西，欧美左翼组织也存在有思想或过于僵化而习惯于照搬书本，或过于活跃而老搞些莫名其妙的理论突破。有些也有组织老化或者两头大中间小（高龄与低龄多，壮年少）的问题。但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国际共运在上世纪80、90年代进入低潮之后，在21世纪初才刚刚开始有所恢复。但欧洲华人青年托派的来信和欧美左翼组织的现实实践，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人类社会因为不了解而疏远，疏远而产生敌意，敌意而产生对抗。人以真诚对我，而我岂能避趋之？更何况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一份子，信奉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理之所当，责无旁贷。
回首一看，发现自己花了整整两个晚上的时间，洋洋撒撒写了上万字“废话”（其中欧洲青年来信不算其内）。那我究竟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现阶段内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1938年托洛茨基所著的《过渡纲领》，假如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我甚至愿意不厌其烦地大段摘引其中的原文，我推荐所有的左翼同志都有必要读一下，这其中不包括托派同志，因为这是你们的义务。实话说在反复的品嚼《过渡纲领》和《不断革命论》的过程，我才开始了从考茨基/普日汉诺夫/陈独秀主义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转化。
1930年代，托洛茨基曾经给中国的托派们提出了“国民议会”的过渡纲领，当时托派内的老将多为同意，而少壮派却反复反对，重要的原因他们总觉得这个口号太“右”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派应该有更为激进和斗争的口号，而不是和“社会改良派一起玩与当局的调情的游戏”。
当然实话说这也和实践有相当关系，老将们多走的是上层路线或学术路线“国民议会”的口号很容易推出去打门面；而少壮派们多想走底层工农路线，当然实践成功的也不多，所以他们实践中也没有全心全意地推动。但即使今天看来当时这个口号现实意义巨大，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期，需要尽可能的培养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觉悟，并广泛利用社会上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建立民主国民议会”的口号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统治和赢得群众支持本来是极好的选择，并且意味着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
而反观另一边，共产国际当时盲目判断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积极于城市革命和暴动导致了中共的屡屡失败，以至于无法在城市里站住脚，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也导致畸形变态的农民基础的毛主义以农村武装割据的方式出现，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毛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确实符合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而且毕竟不失为巨大的社会进步；但这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生产方式的迎合，并基本放弃了对于真正无产阶级斗争核心-城市工人阶级的经营，也为中国后来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主义体系的产生植下祸根，即使毛在晚年出于真心而要将其推翻，却不知道祸根是他早在30年代就已种下。
观察和分析历史是为了从中发现现实方向的依据。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现阶段根据《过渡纲领》应该明确提出的口号是：罢工自由，独立工会。这个口号不仅是托派应该提出的口号，也是针对所有左翼力量的共同呼吁。
在此请允许我稍微引用一些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话：
第四国际不倦地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及社会改良的胜利品。但它之进行这种日常工作，是在正确的实际的，也就是革命的远景范围之内。只因群众旧的、部份的"最低限度"要求与没落资本主义底破坏的、堕落的倾向相冲突－－这是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的－－故第四国际提出一套过渡要求的办法，这套办法的实质，是在于那些要求将愈来愈公开和坚决地打击到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旧的"最低限度纲领"由过渡纲领来代替，而这个过渡纲领的任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有系统的动员群众。
在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的斗争中，工人现在较之以往更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即使这些斗争仅仅涉工人阶级的最温和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到那些群众的工会里面，去增强他们，提高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不可调和地反对任何想把工会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用"强迫仲裁"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企图，以及其它每一种警察监护权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
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有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性质，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和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谨防以因循态度来应付变局，就像慎防一种疾病无异，领导者应敏捷地反映群众的创造精神。
在现阶段的中国，数以亿计的无产阶级正在遭受残酷而甚至如早期资本主义一般血腥的剥削，贪婪的资本不知节制地企图吸干他们的血肉，甚至连起码的维持再生产（也即使再剥削）的条件（如工资，休假和家庭生活）也要剥夺，而专制的官僚政府却又用国家暴力机器的铁腕在旁严加督促。中国不仅培养了复辟的资本主义，而且何其不幸地的得到了国际资本与权贵官僚结合的最糟糕的资本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都需要艰苦斗争才能获取和不被剥夺，而每一次这种斗争都其实在削弱资本与官僚的控制力量，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锻炼力量和政治觉悟在今后的日子为越来越大规模地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基础。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假如一个革命者只做警察允许做的，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以如何把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并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群众支持，这个口号极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现阶段的政治现实和局势也很难使我们提出更为不切实际的口号。
对于中国的毛派来说，本来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是毛在1975年和1978年放入中国宪法中，而1982年邓小平政权上台后就将其从宪法中剔除了。既然毛派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前瞻性，并且一直自许在中国工农阶层中有广泛影响，那么如何恢复毛所提出的口号，并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争取基本的利益和权利也是你们不可逃避的任务。
对于社会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左派来说，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是人的基本民主权利，是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应用在工人阶级中的具体体现。在《欧洲社会宪章》中也有明文规定赋予工人该自由，即使自由主义横行的美国，工人阶级也可以通过某种“合法”渠道实现其自由。我想出于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你们一定也不会反对这一口号。
而“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这两者又必然是结合在一起，要实现成功的罢工，必然需要一个民主的独立的工会；而在可以自由实践罢工的情况下，也必然需要一个独立的和民主工会以进行运作和领导罢工。
所以我们将矢志不移动地将推动“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的运动，并呼吁中国所有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为尽可能早地在中国为工人阶级实现基本权利-“罢工自由和独立工会”而努力。
国际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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