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刘周在“历史问题与理论根源”一文中，认为二战以来民族斗争已经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国际共运低潮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变化了的阶级斗争新模式认识不足而造成的。
历史问题与理论根源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潮流，是十九、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历史潮流。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相继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最低的持久的低潮。这种持久低潮的出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严重的失败。它的形成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但是，如此重大的失败，如果说丝毫没有理论指导上的原因，那是说不通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理论方面的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持久低潮的发生，也有其理论方面的根源。
（二）这个理论根源，在于过多地强调了阶级矛盾而忽视了民族矛盾，忽视了革命过程中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忽视了革命只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落后民族的无产阶级，存在着“长远”的共同利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与本国资产阶级则有着直接的共同利益：资产阶级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结果，不仅使资产阶级获得高额利润，而且使无产阶级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待遇。因此，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实际上充当着资产阶级“高额利润”的分赃者。他们因为这种“分赃”而滋长机会主义，放松或放弃了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归根结底，就是形成了恩格斯所讲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和“剥削全世界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38页）。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形成受剥削的民族。
所以，在实践中“剥削民族”中的“资产阶级化了的无产阶级”更多地是根据其直接利益和民族观念，与本国资产阶级实行了联合。而不是根据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友情，与受剥削民族的无产阶级实行联合。这也就是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里“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6页）的真正原因——因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实行了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合。同样的，在遭受“剥削民族”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时候，受剥削民族的无产阶级也是与本国资产阶级实行联合，以抵御外侮。抗日时期中国各阶级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是这种情况（抗日时期日本无产阶级的大部也在事实上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附庸）。
所以，在世界已经划分成剥削民族和受剥削民族的时代——无论在剥削民族还是在受剥削民族，其国内阶级矛盾或者因“无产阶级参与掠夺后的分赃”而获得缓和；或者因遭受外来压迫而被搁置——总之是阶级矛盾普遍的降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为民族矛盾所取代。所以就本时代的现实而言，无产阶级首先是民族的无产阶级，其次才是世界的无产阶级，民族的凝聚力远超过阶级的凝聚力。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影响和冲击，已经构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的巨大局限。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先哲们虽然很早就有所认识，但是始终没有将其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和理论的高度，来指导革命实践。因而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处于被动的境地。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归于低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持久低潮的出现不仅是实践的失败，而且也是理论的失败。这一理论失败的要害，就是没有把“全世界受剥削民族联合起来”放到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重要或者更加突出的位置。
（三）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帝国主义始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敌人和最大的障碍。任何有利于战胜和克服这一障碍的策略都是革命的和科学的。而要克服这一障碍，没有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联合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要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就不能把尚未发生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即统治阶级）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压迫和剥削本国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决定了他们必然有民族革命的要求。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而且也只能在少数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发生，而首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只有联合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才能最终战胜世界的帝国主义，完成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首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的过于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一点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即只有对本国资产阶级采取一定的阶级联合，才可能真正联合尚未发生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只有联合了被压迫民族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才可能联合到他们所统治的整个民族。只有联合了大多数的整个的被压迫民族，才可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最终完成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结果是，不仅把应该联合的力量吓跑了，而且还把这一力量推到了帝国主义一面。正是由于这一战略性的错误，才使得无产阶级革命在二战刚过不久即陷入了停止不前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停止不前的状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大量的以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被压迫民族投靠了帝国主义。所以，二战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两大阵营的对峙——本身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错误的最严重后果。这种对峙的第一个产物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停止不前，第二个产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断改变颜色。苏联崩溃时的苏共早已不是无产阶级的苏共，而是一个质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苏共，所以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消灭苏共的元凶，他们只是办理了一个终止苏共的法律手续而已。
（四）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也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各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革命而普遍的在其国内采取了较大程度的阶级让步措施，改善本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状况，所以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均较缓和。其次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采取了较多的政治拉拢和经济援助措施，加强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团结。而这时候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则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停止不前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信心的丧失最后就导致了信仰的丧失，而信仰的丧失就使革命队伍不断发生异化和质变。于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不知不觉中变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是从各国共产党的质变开始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它的全部意义不过是帮助人们确认了业已发生多时的质变。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它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积极的意义无疑是主要的。
（五）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重要标志的二十世纪共运高潮的一个终结，也是新的共运高潮的开始。随着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对共运失败的庆贺，各国资产阶级曾经长期执行的阶级缓和政策将必然地发生变化，帝国主义曾经长期执行的拉拢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将必然地发生变化。因此，普遍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与广大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矛盾的激化，将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新的更大更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必然为新的空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准备好一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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