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退守中开辟光明大道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退守中

开辟光明大道

——基于全新系统科学理论的“大协同主义”世界理念

李宗诚

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email protected]     

内容提要

面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退守，人类应当全面、深入地思考世界未来发展的道路。世界历史观的变革必须同当代科学思想的变革和科学理论的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同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巨大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基于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的大量研究和探讨，我们应当将东方文化的精神核心归结为和谐统一理念，将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归结为自由民主理念。历史和现实，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都向我们昭示：在合理化的世界体系中，不论和谐统一还是自由民主，都必须围绕公平正义来进行。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社会主义的退守中，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将东方的和谐统一理念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世界——“大协同主义世界”。

关键词  世界体系  大协同主义  公平正义  和谐统一  自由民主

古今中外，许多宗教以其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赢得了无数信众，而牛顿、达尔文的科学又以其缜密的理性思维倾倒了无数智者。但是，同时具有宗教般的道义权威与科学般的理性权威双重魅力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再无其二。在近代和现代，世界上出现过各种思潮和流派，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到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集权主义；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国家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等^{[ 1 ]–[12]}，令人目不暇接，心迷意乱。

　　面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退守，人类应当全面、深入地思考世界未来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我们应当从古今中外圣贤哲人的伟大理想中寻求智慧，总结圣贤哲人的伟大思想和理论，归纳出具有普适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基本假设和原理，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通向未来世界之路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从近代、现代科学的伟大理论宝库中寻求知识，建立一系列面向自然复杂性、社会复杂性和思维复杂性的全新数学模型，进行严格的逻辑推演，以形成基于全新系统科学理论的世界历史观。

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观的变革必须同当代科学思想的变革和科学理论的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必须同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巨大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

当代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正经历着十分深刻的变革。从简单性思维到复杂性思维，从可逆性思维到不可逆性思维，从决定论思维到统计论思维，从实体统一性思维到结构统一性思维，这一系列正在发生的转变为即将到来的第三次科学革命提供思想基础 ^[13]–[15]。

在科学自身的发展中，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交叉、融合，或不同层次研究之间，如微观研究与宇观研究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地开拓出新的生长点或新的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如生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技等，不断推动着观念的更新和方法论的发展与突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认识，从基本粒子的微观世界、纳米尺度的世界，到星系的宇观世界；从飞秒瞬间到宇宙时标；从生命起源到人类的自本文认识，日新月异地不断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不断揭示出新的深层次矛盾，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13]–[15] 。

经过长期独立自主的艰苦探索，本文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而建立的全新系统科学理论主要由“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构成^[16]–[34]。基于这种理论体系而在最近写成的学术著作《大协同主义世界——基于全新系统科学理论的世界历史观》中所建立的世界历史观，可称为“大协同主义世界理论”。新的世界历史观总结归纳中外古代、近代许多圣贤关于理想世界的思想，提出新的公理化原理和基本分析框架，建立一系列数学模型，进行系统性的逻辑推演，向人们展示一个全新的未来世界体系的图象，为人类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中指明一条全新的光明大道。

全新的世界历史观的建立，与当代社会大变革与当代思想大解放、当代科学大革命和当代文化大复兴有密切关系。

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整个人类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的分析结果和特殊的直觉告诉我们，这种巨大的变革将是千年不遇的社会大变革、千年不遇的思想大解放、千年不遇的科学大革命和千年不遇的文化大复兴！^{[13] –[20]}

只不过因为这种变革的规模过于庞大、表象也极其复杂，使得很少人能够看清它的全貌和走向的主线，特别是当人们都被繁忙的生活逼得很难超脱的时候。不难想象，几乎所有的人在他自己的视野范围内，都或多或少的感到某种变革的冲力。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包括物质生活、生态环境、宇宙运动、精神与信仰、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家庭和社会结构、政治关系、经济及科技发展方面，都经历着多种极端对立的力量之间非常复杂的互动和冲突。

图1  革命与社会

然而，这些矛盾和对立的激化常常正是新的秩序诞生的前兆。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心情思索着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未来之路在何方？未来世界将是怎样的？

谈到理想世界，古今中外的哲人志士都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如儒家的大同世界，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等，都是同一种性质的、理想的太平世界。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繁荣的时代。

人们描述乌托邦，像是描述一种永恒的、完成的现实，乌托邦社会多是一种静态社会。N弗拉亥指出^[10] ：“一般的乌托邦观念、即使不全是乌托邦的观点，至少也是大众想象中的乌托邦，都认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或完美无暇的社会，它具有某种逻辑一致的结构，不仅为乌托邦的子民，也为整个人类的生活，应许了充分的自由与幸福。作为一种终极的、确定的社会理想，乌托邦是一种稳定状态的社会；大多数乌托邦都具有防止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保险机制。”

从各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后社会经济发展与理论发展的历史情况来看，在不完善的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是有很大缺陷的。由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定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社会主义建成后所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方案的。苏联改革探索了几十年，没有形成连续的成体系的能够解决苏联当时所出现的各种重大隐患；南斯拉夫虽然自主地进行自己的探索也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但是它也没有形成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制度良好运行，持久稳定的成熟的成体系的理论。东欧各国没有，朝鲜、古巴没有。其实中国和越南也没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保持生产力继续发展的理论，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逐渐偏离社会主义轨道。

　 也许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将来能够建成，但是人类现在的探索可以说失败了。按照正统的“唯生产力”分析，它违背了历史是连续的必然规律，也违背了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的理论。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陷入困境的理论和社会现实原因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之前，程序出现了颠倒，在现阶段只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理想而已；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还没有确立或者说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期维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对如何保持生产力能够继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的极大的不足，使得这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难怪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写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最终获胜^[35] 。然而，几年过后，人们发现这位先生错了。东欧转轨不顺利，导致了“左派复兴”。多米诺骨牌没有继续倒下，而资本主义却发生了多米诺式的金融灾难。庞大而富强的民主世界奈何不了几个孤立而倔强的独裁者，在连年饥荒的、屡战屡败的和美国鼻子底下，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危为安。就连那个半世纪以来连国内一批鸦片贩子的割据都收拾不了的东南亚唯一军人政权，却能以一个“最穷国”而对抗住了整个“民主世界”的制裁。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没有着落，“现代性危机”仍在深化，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使人一筹莫展于是乎一些人又乐观起来，高呼社会主义复兴了！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剧变时，有人曾清醒地指出^[36] ：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胜利。那么，在今天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麻烦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复兴，比资本主义更脏的现象之存在更不值得社会主义者高兴。正如有人所说，实际上政治的多米诺骨牌虽可以被国界所挡住，价值上的多米诺骨牌却仍在倒下，我们过去自称拥有“最高形式”的民主而嘲笑西方民主的虚假，如今却在说：民主只能循序渐进，“民主不能当饭吃”，我们是穷国，不能享用“发达国家的人权标准”^[37]。我们过去自称虽不富裕但社会主义保障了基本福利。如今却在说西方福利社会那一套我们搞不起。我们过去说社会主义讲平等而资本主义等级悬殊，如今却在用“东欧的前部长看大门”来描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我们过去自夸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会而无工会”却成了我们招徕外资的一张王牌，并公然宣传外商要求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今却把反制裁的宝全押在见利忘义的大资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会视为头号敌人。这与当年西方制裁苏联而英国工人罢工援苏真是晃若隔世！我们如今越来越依靠“亚洲价值”、“文化传统”、“特殊国情”和民族主义、而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响应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

一句话，当今世界的历史并未终结，资本主义并未胜利，然而社会主义在“良知”与“头脑”上的双重尴尬更未缓解。对于真诚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在“主义”的旗号下谋私）的人来说，无论道义上还是理性上，最严峻的时刻还尚未到来。

二十多年来，在进行科学突破与创新方面，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积极进行独立自由的艰苦探索^[16]–[34] ：（一）深化于现代科学的根基部位，建立面向开放系统的“开放系统物理学”，为物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开辟新途径）；（二）拓展于现代科学的横断层面，建立面向复杂系统的“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复杂系统交叉集成科学基础”；（三）集中于现代科学的交叉地带，建立面向复杂巨系统的“完备因子协同学”、“完备组织协同学”和“博弈组织协同学”；（四）集中于现代科学的核心内容，建立面向智能集成巨系统的“智能集成分析数学”和“智能集成科学基础”。

可以说，本文建立的全新世界历史观，源于古今中外圣贤哲人的千年伟大理想，是本文在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综合与创新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综合与创新的结果，它将会成为当代科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个小康盛世，比如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宣之治等等。已经非常接近于理想社会，达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顶峰。汉代长期实行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曾经全部免除农民的田租，国家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史记》中称文景之治时国家的富裕“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杜甫诗在诗中描写开元盛世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贞观之治时期实行了轻摇薄赋、让民众休养生息，合并省州县，精简吏员，不大动土木，紧缩军费，政治上任人为贤，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完善分科举士制度，使官员凭才能被录用。惩办贪官，奖励清廉。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物质文明辉煌灿烂，经济发展举世无双。南宋的社会总产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二，这是人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即使是在最腐朽的清代，经济规模仍然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就是儒学主导着的古代中国。

大同社会之所以无法实现，还由于长期不断遭受外夷入侵，战乱中国破家亡，生离死别，如何去安心建设和谐的社会。近代西方列强纠集八国，共同出兵。更为可怕的是国人自毁长城。与其他民族一样，中国有盛世也有乱世，有辉煌也有苦难。历史要正确地看待，不能仅仅纵向作古今对比。先师预言“大同世界”将会出现，“大同世界”就一定会来临。其实，从技术基础和条件来看，现代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现在的人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信息技术可以将天涯海角的人拉近在咫尺。

在现实中中国人没有信仰与希望，为了解脱心中没有信仰与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但是由于人是希望的存在，没有信仰与希望人不能生存，权力、财富、虚荣并不能真正麻痹中国人，中国人现在仍陷入在深深的痛苦与惶惑中，中国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希望的社会。马克思• 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理想与希望的世界。

图2  上古理想化、古代合理化以及近代理想化和当代合理化

按照本文的理解，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是以“天下为公”为基本特征的。在孔子看来，这种大同社会在尧舜时代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在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时代却只是上古时代的一种理想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孔子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以“家天下”为基本特征的“小康社会”，以作为他所处时代的一种合理化目标。

在这里，本文所称谓的合理化是指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和过程，就是说，合理化是指将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在孔子那里，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总是一方面在理想中努力追寻“大同社会”，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试图建立“小康社会”。

从尧舜时代的理想化到孔子时代的合理化，这是历史的进步。在近代，到了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大同主义”，并将这种社会主张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然而，孙中山的这种社会目标，不论在他及其接班人那里还是在后来的共产党人那里，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只能是近代的一种理想化。

现在，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里，当我们面对西方将自由民主理念作为基本的普世价值而大力推行于全世界，面对丛林法则不仅流行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而且流行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面对整个地球处于资源遭受严重消耗、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人口压力日渐增大、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及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等等一系列有可能带来巨大毁灭性灾难的问题，本文不得不放弃上古理想化的“大同社会”和近代理想化的“大同主义社会”，转而提出有可能作为当代合理化方案的新设想，那就是：

在东方的和谐统一理念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之间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精神的大协同主义新理念；在公有产权的基金化重建和私有产权的基金化完善之间建立以共同产权的基金化改进为主导过程的大协同主义新经济；在极权化的社会统一政治和集团化的自由民主政治建立以共同发展政治为中心环节的大协同主义新政治；在一元化的社会统一文化和多元化的自由民主文化之间建立以交叉性的共同发展文化为基本构成的大协同主义新文化；从而，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建立具有新理念、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科技、新教育的大协同主义过渡形态的世界；进而，再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建立具有新理念、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科技、新教育的大协同主义标准形态的世界；最终，又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建立具有新理念、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科技、新教育的大协同主义理想形态的世界。

    作为政治生活的立体性境域的“天地之间”或“天下”无疑也是一个希腊意义上的“共有之域”（koinón），但显然，它并不是希腊人所说的“空间”。因而，当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典籍中有所谓“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时，我们不能因此而说，“天下”（或“天地之间”）也是一个“公共领域”。 

希腊思想中的“公共领域”首先是一种“空间”，而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恰恰根植于空间的特性之中 ^[38]。空间的特点在于它能够超越生命大限，进入过去与未来，长存不没，从而将事物从时间的毁灭力量中拯救出来，所以，希腊人所理解的政治在本质上是以空间对抗时间，时间意味着对起源的侵蚀，是毁坏，而空间则连接着不朽。在柏拉图那里，政治学是城邦的空间结构之学，而从时间上考察政治则意味着探讨城邦空间的衰变史。当希腊人将政治理解为公共空间时，就是指空间的敞开性。在希腊语境中，敞开性乃是空间的最本质规定，而藉此敞开性才有所谓公共性。此敞开性在希腊人的表述中是原初的“真理”（Aletheia），亦即“无蔽状态”^{[38] [39]}。赫拉克利特将这个总体表述为tapánta（所有的和每一个）。每一个“我觉得”的观点相互适合地构成一个统一，这个统一，导致了一个唯一的共同世界的敞开。所以，阿伦特在界定公共性的时候，最终将我们引向了“共同的世界”：“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并与我们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意见”使个人处在各自的特殊世界里，从而将这个“共同世界”保持在遮蔽状态中。为了敞开这一被遮蔽的共有之域，对自身负责的辩解性承担，也就是为自己的意见“作出辩解”，就十分必要。

    如此说来，希腊人的公共性说到底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是敞开性，一方面是“共”（共有之域、共同的世界），Politeia的展开也就是基于Public（敞开性）打开人们之间的“共”（重叠共识或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希腊意义上的“公”更多地指向了汉语中的“共”。所以韦尔南指出，希腊的公有，归属于共同，并在集团成员中平等分配。一言以蔽之，希腊传统的公共性乃是敞开着的共有之域，敞开性与共同性是其本质规定。而公民聚集在广场上“议事”则是打开公共性空间的一种机制。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领会，正是从这个机制开始的，通过翻译，中国人将这种机制命名为“议会”或“会议”。 

三

基于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通过总结归纳古今中外许多圣贤关于理想世界的思想和经验，我们可以将当代合理化的未来世界体系看作是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为基本方向、以公平正义理念为精神核心、以复杂性科学全新系统理论为基本思想体系、以大众化平民经济制度为经济基础、以大众化平民政治制度为政治基础、由大协同主义文学艺术和大协同主义科学技术构成的全新世界体系。在概括合理化的大协同主义文明的基本特征时，本文想到了如下十二个字：公平，正义，自由，和谐，民主，统一。

当代合理化的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及核心可用本文作出的图2. 2表示。

社会是由制度化的交往关系建立起来的物质生活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根源于物质生产活动，并构成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生产活动要求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稳定的秩序和

结构，即制度化。社会交往的秩序和结构，是通过社会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人类交往关系成千上万次重复之后所积淀下来的，并加以抽象化、凝固化的结构。“积淀”，本来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其最初含义是指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产生了人性——即人类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如人的类（历史主体）经验积淀为个体的心理，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转化为人类性的东西。正像马克思所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事实上，包括制度在内，“文化是一种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人类通过语言把以使用制造工具活动及其形成的社会交往为核心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各种经验保存、贮藏、传递下来。个体的人在此群体活动中，一方面回忆、学习、巩固各种经验、技能，另一方面认同这个群体，归属和服从于这个群体。这即是从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理两个方面建立起社会的形式、秩序、规则。

制度在每个社会都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从空间上看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微观实践的宏观化扩展化，从时间上说是历史的集体经验通过内化沉淀到个体交往实践经验之中而被积累传承与持续再生产过程。社会实践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正是最日常的活动塑造和再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类行动者认识的反思能力与实践的连续性过程导致了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既不存在没有社会结构的行动，也不存在凌驾于行为之上的社会结构。结构是行动的媒介，也同时是它的成果。结构不是外在于个人的，而是个人的记忆里的痕迹，和内化于人的行为之中的。由此来看，社会体制和制度就是那些透过行动者和社会实践而在时空里伸展开来的持续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形态。

任何社会制度与结构既不像社会契约论说的是主观精神、自私自利的自然天性的产物，也不是神意安排或自然进化的秩序，而是社会实践与现实利益关系所建构起来的。制度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与交往关系不断重复与再生产的积累与反思结晶，也是各种社会互动关系不断被理想化抽象化的过程。马克思就曾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逻辑发生而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

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上、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

图2.2  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框架与核心

在这一基本框架中，当代合理化的未来世界体系可称为“大协同主义世界”。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基础部分、主干部分、核心部分、表层部分构成的多层级复杂体系。当代合理化的大协同主义世界不同于上古理想化的大同世界和近代理想化的大同主义世界。

大众化平民经济制度构成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部分。本文将专门探讨将各种投资基金加以整合，变为主权投资基金、独立投资基金和共同投资基金这三大类型；专门探讨将各种经济组织加以整合，变为社会统一经济组织、自由民主经济组织和共同经济组织这三大类型，从而建立大协同主义经济组织体系。在本文看来，在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往往存在着预算权力博弈关系，在经济组织（或社会）内部往往存在着行政权力博弈关系，在社会机会空间（或虚拟空间）往往存在着投机权力博弈关系，在社会心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往往存在着衍生权力博弈关系。在交易关系普遍化的条件下，预算权力博弈关系往往表现为预算权力资本博弈关系，行政权力博弈关系往往表现为行政权力资本博弈关系，投机权力博弈关系往往表现为投机权力资本博弈关系，衍生权力博弈关系往往表现为衍生权力资本博弈关系。

大众化平民政治制度构成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干部分。本文将专门探讨将各种各种政治制度加以整合，通过普选掣签制，由全体公民产生各级公民代表，从而在公民和公民代表大会之间形成直接委托代理制；专门探讨将各种政治组织加以整合，变为社会统一政治组织、自由民主政治组织和共同政治组织这三大类型，从而建立大协同主义政治组织体系。基于复杂性科学全新系统理论——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通过总结归纳古今中外许多圣贤哲人的思想和经验，本文探讨建立以实现大众化平民政治为合理化目标的全新政治思想、理论和系统设计框架。本文倡导建立的大众化平民政治，并不是易于导致民主泛滥、社会崩溃的大众化民主政治。它是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和宪政民主主义政治之间建立的合理化政治，是与新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大协同主义政治。

由大协同主义概念-范畴体系集结的公平正义理念构成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部分。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对个人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做出逻辑的解释，它们都不应是政治说教，而是一种系统学，是把人与社会和环境统一看待的系统学。人在地球上不能有特殊地位，人的私欲的膨胀很快就导致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枯竭。正是因为其他生命对人已经无法抗拒，所以人才能肆无忌惮。这种生态平衡的打破，如果不能由人主动意识和制止，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大协同主义文化构成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的表层部分。本文将专门探讨将体现为和谐、统一、和平、秩序、协调、稳定的东方文化和体现为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创新、开拓的西方文化加以整合，创建体现为公平、正义、自由、和谐、民主、统一的大协同主义文化。大协同主义文化体系包括大协同主义思想、大协同主义科学、大协同主义技术以及大协同主义文学和大协同主义艺术，等等。近二十二年来，本文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创建复杂性科学是实现学科结构重心转移的基础，是促进科学总体范式转换的关键。在探索复杂性、创建复杂性科学基本理论方面，本文已经作出长期艰苦努力，建立复杂系统交叉集成科学理论、复杂巨系统完备因子动力学理论、复杂巨系统完备因子协同学理论和复杂巨系统博弈组织协同学理论。

四

作为全新的世界历史观，大协同主义世界体系正是本文在千年不遇的社会大变革、千年不遇的思想大解放、千年不遇的科学大革命和千年不遇的文化大复兴即将到来的关键时期提出并加以初步探讨的。

长期以来，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衰退，本文一直为下面的问题所吸引^{[9] [40]}：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对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做出逻辑的解释，它们都不应是政治说教，而是一种系统学，是把人与社会和环境统一看待的系统学。人在地球上不能有特殊地位，人的私欲的膨胀很快就导致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枯竭。正是因为其他生命对人已经无法抗拒，所以人才能肆无忌惮。这种生态平衡的打破，如果不能由人主动意识和制止，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人对人要讲伦理，人与其他生命也要讲伦理，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更要让全社会和每个公民都知道人对地球生命系统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在法制历史上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的专制严重压抑了人的自由。在制度层面上，不尊重人的自由，漠视人的自由早已成为了历史积弊。社会主义建立后，在法制上，人民的自由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局面的根本改变有待长时间的努力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自己自由，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是自由的两个重要的方面。

　　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无疑是自由经济和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和法治都提出把自由作为时代精神的要求。没有自由和法治，便无市场经济可言。市场主体的精神需要自由，市场主体的行为更需要自由，这些自由都需要法制予以保障。市场经济中的立法，必须体现自由的精神要求，必须切实地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执法、司法一定要以实现自由为己任。凡是对于法律所保护的自由的任何侵犯，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人们不受法律干涉而可以自由行为的领域。

资本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它们都要不断充实被发现和揭露的真实关系，它们都不能再继续充当政治教条，也不能继续作为反复无常的政策的辩护工具，它们都应该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只有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政权的扶持才能存在。在人口越来越多、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更有发展和尊重的必要，而且社会主义更有发展和尊重的必要，就好像尊重自然规律一样。与此同时，不仅个人的行为要与资本主义理论分开，而且政府的政策要与社会主义理论分开。在世界上，政党可以宣称信奉资本主义，也可以宣称信奉社会主义，但它们都要谦虚地而不是强迫式地信奉，要时刻检点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是否符合合理化的要求，要诚实地对自己的过错忏悔。

在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二十多年的研究、综合与创新的基础上，在独立自主创建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的过程中，本文开始对社会历史的复杂系统及其演变和未来发展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

在本文看来，对未来世界和未来之路的探寻应当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合理化的选择。既作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又作为资本主义的超越（如今在欧洲，许多实际坚持左派理念的人也要回避某某主义之名了），合理化的未来世界不仅是古已有之的浪漫理想，而且还要从人类文明史上马克思开创的那个传统中继承某些合理性的因素。

进而言之，在东方文化体系及社会和西方文化体系及社会之间建立的合理化世界，可称为“大协同主义世界”。她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而是那种结合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理性法庭”与“情感法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努力目标，是超越现有“系统科学结构”的奋斗成果，是作为一种终极关怀而永存的合理化。

在本文建立的分析框架中，按照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理论来看，人类社会是高度复杂化、高度社会化和高度智能化的资源配置系统，这种高度复杂化、高度社会化和高度智能化的资源配置系统可归结为历史集成巨系统（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基本形式）。作为复杂的资源配置系统，历史集成巨系统可分为两个基本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历史形态既包含社会经济形态，又包含自然生命形态：自然生产子系统决定人类历史的自然生命形态，社会生产子系统决定人类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巨系统分析应当是人类历史巨系统分析的一个方面。

在本文建立的分析框架中，按照本文建立的资源配置动力学、系统功效价值论和博弈组织协同学理论来看，环境承载和环境荷载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基础支撑因子，生态效益和生态成本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基础维持因子；资源配置和资源荷载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基本动力因子，系统收益和系统成本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基本效应因子；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动力强化因子，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效应强化因子；智能分离和智能集成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支撑因子，专业深度和分工水平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进化因子；产权供给和产权需求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动力因子，制度效益和制度成本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效应因子；合作博弈和竞争博弈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强化因子，集中组织和分散组织构成人类历史巨系统演进的组织协同因子。

    面向未来，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理念的大协同主义主要的理论立足点和规范的概念应当涉及权力、权威、国家、主权、法律、正义、平等、权利、财产权、自由、民主和公共利益等十二个规范概念。以大协同主义思想为中心，将西方近代史上出现的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左派、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思潮和东方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结合起来，将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和作为东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和谐主义统一起来。

公平正义既是人类衡量美好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人们评价政治文明的尺度。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人类寻求公平的大规模实践。我们还能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以及20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冈纳 · 缪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41] 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与追求。尤其是冈纳 · 缪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亚11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后明确提出，“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是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在现代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社会保障公平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因而分配公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高度重视调节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在调节过程中，要注意构筑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制度基础和社会道德基础，使收入分配调节最终建立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公平的基础之上。总之，建设和谐社会，核心是发展社会公平，也就是要不断维护、发展和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

如果说，社会主义把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资本主义把维护个人的自身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那么，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大协同主义把维护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它不仅与当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而且与当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同。今天，权力、资本和工业化，已经让地球的环境和资源不堪负重，地球社会面临着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这是已经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如果还想让地球生命系统避免在未来的争夺资源的战争中毁灭，那就要让每个人（包括国家的决策者）头脑里先有“社会与个人的共同利益”的观念，将维护社会与个人的共同利益放在中心地位，那种“人人都为自己谋利，就自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被证明对地球生命系统是有害的，动摇了社会存在的根基。而那种“只要中央政府通过全面计划管理和控制就能保持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计划原教旨主义也早已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遭到破产。

在全新的思想指导、科学推动和技术支持下，通过实施全球主体系统工程、全球基础系统工程、全球技术系统工程、全球环境系统工程和全球社会系统工程，全面改造混乱而分裂的世界，创造合理化的大协同主义世界，将人类带向新文明时代。

图3  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与全球系统工程

参 考 文 献

[ 1 ]  [美]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

[ 2 ]  [英]哈耶克：自由的构成（上）[M]，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 3 ]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 4 ]  [美]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桑伍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 5 ]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New York,1973.

[ 6 ]  Robert Damton. The Cat Massacre and the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M]. New York, 1985.

[ 7 ]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8 ]  Peter Burke. ‘Historians, Anthropologits and Symbols’. Culture Through Tun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Erniko Ohnuki- Tiemey. Stan:[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9 ]  徐友渔：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0]  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  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foreword by M. Harrington. New York, 1976. S. M. Lipset, American Exec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1996.

[12]  T. Shanin, Russia as A‘Developing Society’, Vol.1 of The Roots of Otherness: Russia's Turn of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1985.

[13]  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课题组编著：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科学出版社，1996。

[14]  Lindley David. The End of Physics.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93.

[15]  普里戈津：探索复杂性（中译本），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

[16]  李宗诚：耗散系统不可逆过程中的可拓展广义相对论时空关系，物理学报，2003（被收入国际权威

检索系统SCI）。

[17]  李宗诚：耗散系统不可逆过程中的可拓展广义相对论引力关系，物理学报，2003（被收入国际权威

检索系统SCI）。

[18]  李宗诚：开放系统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新途径），其系列论文已发表在教育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系统，2006。

[19]  李宗诚：复杂系统分析数学（新型综合集成数学通论），其系列论文已发表在教育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系统，2006。

[20]  李宗诚：复杂系统全协同动力学基本方程和函数，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

[21]  李宗诚：全息协同系统及其进化方程和支配原理，系统工程，Vol.11(5),1993.9。

[22]  李宗诚：产权组织创新：系统分析与总体设计，载于《世界经济文汇》，1999。

[23]  李宗诚：自组织控制系统分析方法，中国控制理论学术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4]  Li Zongcheng (李宗诚) : A rate equation of the laser that reflects the coherence of light, Optics &

Technology,1995.

[25]  Li Zongcheng (李宗诚) : Basis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on a non-equilibrium process,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1996.

[26]  李宗诚：全息协同控制与权空间对话式决策，中国控制与决策学术论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

[27]  李宗诚：一类复杂频谱变换，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5。

[28]  李宗诚：关于演变过程的数据采样频率和间隔，数据采集与处理，1995。

[29]  李宗诚：关于热的非平衡条件下原子的分岔-混沌量子假设，载于《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1995。

[30]  Li Zongcheng (李宗诚) : Bifurcation-chaos Sig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lo-frequency Spectrum with n-th Stage Fractional Frequency(f/z(n), ASCC Asian Control Conference, July  22-25 1997 Seoul.

[31]  Li Zongcheng (李宗诚) :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Ecotype Economy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isposing in

Production Factors, The 14^th Int Conf on Prod Res, 1997.

[32]  李宗诚：信息处理紧度、系统负载和信息动力学方程——信息动力学导论，中国控制与决策学术论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1997。

[33]  李宗诚：新世纪经济科学通论（第一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34]  李宗诚：新世纪经济科学通论（第二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35]  [美]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36]  转引自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积极生活，2006-03-26。

[37]  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8]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知识分子论丛，第一期。

[39] Kaufman, Herbert.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1969).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t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Fort Worth:Texas.1997. Kearney, Richard C. Political Responsivenss and Neutral Competenc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January / February 1988, v. 48:571–9. Luke, Jeffrey S. Response to Louis C. Gawthrop’s Minnow brook: The Search for a New Re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March/April 1989.V.49:195–6. Marini, Frank.(ed.).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Minnow brook Perspective. Chandler Publishing.Scranton:PA.1971. 

[40]  董键：关于社会主义的通信，论坛，2007-5-31。

[41]  [美] 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John Rawl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w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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