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阶级阶层的关系及其政策和启示
——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视角
□ 仇立平1 张春龙2
内容摘要 本文在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上，指出二战以来政党与阶级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导致政党阶级阶层基础的变化；概括和分析了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的策略和政策；并为中国执政党根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 键 词 政党 阶级 阶层 政策
作 者 1仇立平，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2张春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上海：200444）
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与19世纪末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推动了西欧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人口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倾向，阶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成为普遍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各自的政策，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巩固或夺取执政党的地位。
政党阶级阶层基础的演变
拓展社会基础，扩大群众支持面，吸引更多的选民，是国外一些政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西方国家一些主流政党为了能长期执政，始终把增强本党的基本组织力量和扩大自身社会基础作为一项重大任务。一些政党重视网罗和拉拢社会精英，甚至把党外名人或有用之才都纳入政府当大臣、在议会当议员，以增强其民意代表性。近年来，知识精英、商界精英和年轻人纷纷成为各政党的争取重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在日益淡化意识形态与阶级分野，宣称自己是全民的代表，大力笼络各阶层、各利益集团民众，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和同盟者。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政党阶级基础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二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导致西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大量出现，形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多数，其政治态度就成为左右政治局势的关键。［1］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即环境运动与和平运动，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政党政治，萌生了去阶级化的“中性政治”。这种“新政治”，迫使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主流政党因应形势，采取中性化的改革措施，积极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2］
因此，西方国家政党阶级基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政党的成分和支持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期的政党阶级立场鲜明，党员和政党的支持者也相对单纯。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左右翼政党都把其大门向各个阶级敞开，不同阶级的人加入同一政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选举中，也经常出现不同阶级的选民把选票投给同一个政党的现象。第二，政党阶级性呈淡化趋势，政党的纲领和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西方右翼政党不再赤裸裸地宣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制定政策的时候注意考虑中间阶层的利益，改头换面为“全民的党”。左翼政党也通过纲领政策的调整逐渐走上了“全民党”的道路，号称是全体人民的党，出现了党纲、宗旨以及施政政策等与右翼政党趋同的趋势。政党在政策主张、利益取向上显示出更大的包容性，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体认可与支持。［3］
基于西方国家政党阶级基础的变化，政党自身的纲领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但我们发现，不论政党的出发点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都无法忽视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出现了左右翼政党争相讨好中间阶层的现象。同时，尽管西方政党的阶级基础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从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来看，西方政党还是阶级的政党。因为从当代社会阶级斗争规律来看，阶级社会中必然存在阶级斗争，也存在阶级妥协和阶级合作；国家之间的矛盾高于阶级矛盾，阶级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阶级斗争以何种方式进行、各阶级利益冲突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因素。［4］
西方政党处理阶级阶层关系的策略和政策
出于提升人们对政党的热情和忠诚的目的，在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方面，各国政党调整了自己的策略：第一，扩大党的代表性和开放性。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党向全社会敞开自己的大门。例如，法国社会党宣布建立跨阶级的新联盟，强调自己是“跨阶级的政党”。 英国工党也声称自己不仅是工会党和劳动者的党，也是中间阶层的政党，是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德国社民党则强调必须得到多个社会群体的支持，组建“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为了扩大党的队伍，德国社民党还实行了“项目党籍”制度，即允许那些对党的总体目标不感兴趣，但却赞成党的部分政策主张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入党。其目的都是要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和政治资源加入到党内，以多元的党员结构增强党的影响力。
第二，加强与工会的联系和合作。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工人斗争的不断发展，工会作为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它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得到加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工会不仅拥有广泛的各阶层成员，而且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领导工人同资本家集团相抗衡的重要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
第三，建立阶级基础比较广泛的联盟。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党竞相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绝大多数政党的主要职能已经从原来搞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转向管理国家、处理和协调各方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在利益分配上，它们总体上能够顾及劳方与资方，国家、企业与个人，穷邦与富地，以及其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上，它们能够注意化解群体矛盾，缓解社会冲突，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6］
第四，建立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在英国，布莱尔对工党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修改党章，推行新的经济模式。理想的经济模式被认为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在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在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7］德国各政党在国家、司法、财政、社会等各领域上，也建立了全面的有利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例如实行多种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司法救援制度、完善工会体系，建立社会共享制度等，调节资本家和工人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防止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地区贫富差别过大。［8］在法国，“财富分配按效益，财富再分配体现社会平等、公正和正义”逐渐成为各党派必须遵守的执政原则和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逐渐构筑起比较完备的财富再分配体系，其中包括：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制度、利润分红制度、最低生活保障金、社会救济制度和慈善事业等；并实行对农业和农民政策性扶持和政策性的补贴，从而达到有利于这一阶层的财富再分配。［9］众所周知的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瑞典模式”，正是执政党制定了具体的阶级合作政策，对社会阶级阶层关系进行的较为成功的自我调节，形成了系统的阶级妥协。
对中国的启示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100多年来，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政党由一个特定阶级的代表逐渐蜕变为超越左翼和右翼的政党，或者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公然宣示自己所代表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了。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并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是因为阶级斗争合法化，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被消灭，社会的分裂、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族群或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化解或弥合。发达国家政党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处理阶级阶层的战略和政策无疑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在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时期执政党的政策要有利于中间和底层社会阶层的利益。一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利益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会变化的，执政党只有根据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以英国为例，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漫长的萧条期，经济的衰退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引起了国内的政治动荡。1908年，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阿斯奎斯成为首相，以社会福利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工作自此广泛展开。1918年，工党通过了包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实施、工业的民主管理、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公共福利事业的四项政策声明——《工党与社会新秩序》。1966年，英国发生了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时任首相的威尔逊（工党）的措施有：注意调整政府与工会的关系，善于通过工会领袖控制罢工斗争；改革教育，增加全国综合中学的数目，为下层出身的学生提供职业训练，创办的开放大学使用广播电视讲授高等学校课程，并且发放文凭授予学位。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罢工事件迭起，经济衰退到来，时任首相的希思（保守党）被迫资助国有亏损企业，扩大公共开支，从而开始了著名的“U”型大转弯，重返凯恩斯主义。［10］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丛生、社会分化较为激烈的阶段，执政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适时调整一些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帮助中底阶层，确立让广大人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政策，无疑可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第二，还利于民和让利于民，实行必要的“让步政策”。如果我们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下考虑现在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会发现这个结构具有刚性、封闭和结构紧张的特点，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因为一些制度性的原因并没有被完全打通（如户籍制度、贫民窟存在的合理性、技术工人的培养等）。中国的发展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一些累积的社会问题也非常明显，即在发展过程中，把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责任基本上推给市场，例如住房、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改革等；社会矛盾的积累并且因为通过合法性渠道得以释放或解决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完善甚至缺乏，像“瓮安事件”、上海“闸北袭警”事件这样的社会冲突便容易一触即发。因此，改善社会结构的刚性和紧张的前提是要还利于民、让利于民，特别是给底层社会阶层一条活路，实行必要的“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原来是指古代中国新皇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缓解阶级矛盾，采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支出等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中国执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其实本来无所谓“让步”。但是由于当前如何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和机制还有待完善，不少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循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有时候他们在主观上想代表人民利益，客观上却常常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就这个意义上说，搞清楚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利益，向他们的利益倾斜，或许可以称为“让步”，尤其是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比较尖锐的时候，这样的“让步”更为迫切。
第三，建立有利于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发育和壮大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历史表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昌盛或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建构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从社会分层结构的意义上说，早期资本主义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极少数富人那里，财富分配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日益严重，引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教育的普及，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或主导型阶级。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中产阶级成为一个主导型阶级，不仅在于它的人数众多，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还在于它已经取得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者”。
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不仅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定的战略和政策有关。一方面，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制定有利于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客观上为中产阶级发展拓展了空间。另一方面，执政党的执政纲领和具体的政策也为催生和发展中产阶级创造了条件。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3年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总结了德国社民党在过去的四年里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11］显然，国家这个“有形的手”在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起着主要作用，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国家这个“有形的手”的支撑。［12］而只有把市场这个“无形的手”的作用与国家这个“有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为一个自然而又自觉、充满活力的历史过程。因此，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成为我国现阶段国家社会政策选择的核心。［13］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既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健康力量，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由于中产阶级大部分来自知识分子，因此当他们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并严重影响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因为“革命”总是发生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时候。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虽然中等收入阶层还不直接等于中产阶级，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范围要比中产阶级更大，能够包括更多的社会民众，从而使党的执政基础更为广泛。为此，中国执政党必须配套制定并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例如改革税收政策，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四，建立和完善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和机制。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括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资本所有者等的利益。执政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综合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要使不同利益集团组织化、实体化并实现相互力量的制衡。因为利益集团是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并且希望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谋取集团的利益，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公共利益。［14］在我国，利益集团通常被看作有碍社会公正、公平。而在美国，利益集团是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渠道，在吸纳公民参与政治、沟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特殊的利益集团就其本身目标或利益来说，都会和社会的公共利益相矛盾，但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协商、让步、妥协就会达成共同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只有实现利益集团的组织化和实体化，才能抑制某一利益集团成为凌驾于其他利益集团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垄断利益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全民一致的公共利益只是一种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利益集团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只有当利益集团很活跃，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时，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本身才是民主的一种方式；否则，利益集团的存在只会导致国家行为的有限理性并成为不受制约的“特殊利益集团”。目前中国存在四类利益集团：权力集团，即政府及公有经济的管理者；资本集团，主要指私人及外商投资者；劳动力集团，主要包括企业职工与农民；知识集团，主要指人文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士。目前中国利益集团总体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导致各集团之间的实力极度失衡。［15］换句话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以结社形式出现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不过，一些非正式的利益集团已经出现，并且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比如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业出现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房地产投资者、普通民众之间的博弈。现在的关键是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集团还没形成，本来可以成为工人群体的利益集团的主体——工会组织，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还未完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集团组织。代表农民的利益集团也是如此。如果弱势群体不能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组织，最多只能依赖于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良知，或者通过自己的抗争来获得某种保障，但是这样的保障不是制度性的，是不稳定的，也不能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甚至会酿成社会动荡。
如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政党与阶级的关系，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在向中间靠拢，都不再宣称代表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尽管这种宣称具有一定的虚伪性，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由发达国家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决定的。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社会中间阶层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并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最大比例，那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在逐步被解构。
中国的现代化取向从建构和谐社会的角度看，是要建设一个人与人和谐、群体与群体和谐、阶层与阶层和谐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宣示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即包括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执政理念，实际上也暗含着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经济政策的中性化，或者正在逐步呈现出中性化的特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建构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一方面要制定培育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的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同时不能排除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执政党的战略和政策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或者偏向于“资本”，或者偏向于“劳动”。当然，执政党在特殊时期的对于阶级阶层的战略和政策，最终都必须服从于为培育和发展中等收入阶层、建构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这个大目标，以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
一言概之，执政党的最大利益就是争取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它要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就是根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政策，并顺应现代社会结构发展趋势，制定有利于这种社会结构发育的特殊政策。因此，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和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双向建构的历史过程。
［本文为上海教委重点项目（07ZS19）“和谐社会下的阶层文化冲突和整合”中期研究成果，获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Y01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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