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自由主义者鹤见祐辅
李槟
一 鲁迅对鹤见祐辅的译介
鲁迅不仅是著名的创作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鲁迅在许多文章和与友人的书信中探讨翻译理论，他的翻译文字更是占了“鲁迅全集”近乎一半的篇幅，达三百万字。鲁迅对外国著作的翻译有自然科学、美术等方面，与他的爱好有关。文艺是鲁迅的志业，是鲁迅翻译的主导方面，前期以俄国和欧洲小国为主，后期则重点翻译社会主义苏联的理论和作品。日本作为鲁迅的留学国，作为中国人通向西方文化的一道重要桥梁，虽然不是鲁迅翻译的重点，鲁迅仍然翻译了不少作品和理论文章，除小说作品外，有厨川白村的理论和思想随笔，有日本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等。
在对日本人著作的翻译中，还有就是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这样显得特别的著作。只所以特别，是鹤见祐辅被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且是自由主义者，被鲁迅翻译介绍的，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的官员，这在鲁迅的翻译中绝对是个例。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译文集》虽然收在其中，但有重要的《出版说明》：“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佑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书中的某些发言记录等；我们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供给研究者参考的资料，收编入这部译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文本的不宽容，涉及面很大，《思想·山水·人物》赫然在其中。而至今大陆出版的鲁迅与日本人关系方面的著作，也几乎不涉及作为日本侵华政府重要官员，战后受到惩罚的鹤见祐辅其人。
鹤见祐辅出生于1885年，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大正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三十九岁时成书。比他大四岁的鲁迅很快就收藏了他的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译介全书给中国。鲁迅1925年4月到1928年3月选译完本书中的二十篇便停止，1928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最先译书中的一篇是《自以为是》，谈一个民族如果傲慢自大，就必然会落后挨打，主要以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犹太人作为分析的实例，但也谈到来中国：“现在的支那的衰运，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自负心的结果呵，这不只是亚美利加印第安人单独的运命而已”，显然能得到鲁迅的共鸣，译介来促成国人的警觉反省。鲁迅又在创作的杂文《灯下漫笔》时，批判“我们的古圣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译引了书中文章《北京的魅力》的一段，写鹤见祐辅和他的白人朋友“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在半殖民地中国乐而忘返。显然鲁迅是作为反面材料来引用的。在翻译和单独发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时，鲁迅特地写了《译者附记》，对比鹤见祐辅文中关于学者书斋中的思考撰述易与社会实生活隔膜不相关的观点，不点名地批评胡适之流“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的运动，和中国黑暗社会中青年在实生活中“略有言动”的遭受灾祸。可见鲁迅开始虽没有译全书的打算，仅选译的单篇文章都是对中国思想界有借鉴意义的，鲁迅对鹤见祐辅的翻译是认真的，也是对中国有价值的。
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前二十二篇是感想，后八篇是游记。鲁迅开始只是挑选书中的单篇文章翻译发表，逐渐积累了十二篇，便有了出版成一本书的想法，“在上海的‘革命文学’的潮声中，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那篇《说自由主义》，并非鲁迅注意的文字，为了“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翻译了；鹤见祐辅的游记写得“过于轻妙”，鲁迅没有了翻译的兴趣，也不影响书的本色，选译了四篇，这样成了汉语选译本原题书《思想·山水·人物》。对出版非常讲究的鲁迅嫌原书中的三幅插图不好，改换了九幅新插图，充分显示了鲁迅的认真和热心。鲁迅为本书除了写成《〈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还写了《题记》和卖书《广告》，介绍了这本翻译著作的成书情况，借此发挥地批评文坛对他译介外国书的指责，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做言动的南针”，“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他先前翻译厨川白村的书《出了象牙之塔》也是这么想的。鲁迅介绍原鹤见祐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笔者再做点补充介绍。当时的鹤见祐辅在英美等国从事政治游学近三年结束回国后不久，书中的内容便与此经历有关。鹤见祐辅曾任当时日本国铁道部运输局总务科长，参议院议员，多次出席太平洋会议为日本外交做贡献。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代表日本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谋取支持，后任内务政务次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鹤见祐辅被审判有期放逐，满期后当过日本进步党干事长，1973年去世。
二 鲁迅与鹤见祐辅的比较
鲁迅虽然向中国翻译介绍了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两个人的思想志趣肯定有相投的地方，但不同处更多，差异更大。任何两个事物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看似不同的事物放在更广大的背景上，也能够比较同异处来，而开阔视野，拓宽知识域，引发出新的知识和看法，是鲁迅与鹤见祐辅的比较的意义之所在。
鲁迅能从鹤见祐辅的书中得到不少共鸣。鲁迅最先从书中选译的是《自以为是》，鹤见祐辅对印第安人历史命运的疑问“如此优良的人种，何以竟这样惨淡地灭亡了呢？”肯定打动了有着辉煌的历史却又已经衰败的中国的子民鲁迅。书中批评印第安人的骄慢，“他们确信着自己是世界唯一的优良人种，那结果，就对于别的人种，尤其是白色人种，都非常蔑视了”，虽然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和缺点，“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生活在自己的种族所有的传统的范畴里。于是，他们也就毫不进步了”，还联系到中国：“现在的支那的衰运，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自负心的结果呵，这不只是亚美利加印第安人单独的运命而已”。这也是鲁迅自己的认识，他正在同民族传统守旧派和复古派作斗争，写出了一系列的精彩文章。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翻译和单独发表时，鲁迅特地写了《译者附记》，对比鹤见祐辅文中关于学者书斋中的思考撰述易与社会实生活隔膜不相关的劝告，正与鲁迅反对胡适之流“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相同，而中国社会中青年在实生活中“略有言动”便遭受灾祸，使他感到当时大正民主时期的日本比中国自由。鲁迅在书的《题记》中特地提到了《论办事法》，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此外，《说幽默》中关于幽默不是冷嘲，以同情做底子，《闲谈》中关于闲谈之可贵等，都是与鲁迅相关文章的看法相近的。鲁迅也在本书《题记》和《广告》中称赞了原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及人物的评论，“都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泄水，使人不觉终卷”。
虽然同是东方人，鹤见祐辅是强大帝国的人，日本是欺侮中国的列强之一，鲁迅则是落后受欺凌的中国的人，因而对同一件事情的观感会截然相反。上文提到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中引用《北京的魅力》的一段，写鹤见祐辅和他的白人帝国的朋友在中国北京的享乐，“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都不能抹去支那生活的魅力”。显然是作为反面材料来引用的，帝国的荣耀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为代价的。还有一个例子则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的。鹤见祐辅在书中《断想》篇中，对威尔逊的敬仰溢于言表，铺叙了华美极致之言词，如“政治上的功绩太显著”。其中说到，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半途回美国，在反对党的根据地演说“倘有和我的主义政策宣战的人，我很喜欢应战。因为在我的皮肤一分之下跳动着的血液的一滴一滴，都是我祖先的传统底战斗精神的余沥”，日本鹤见祐辅赞叹道：“那斗志满幅之状，真可以说是他的全人的面目，跃然入见了”。作为中国的爱国者鲁迅，对此的看法与他不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实际上，中国一开始作为战胜国被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所激动，对会议充满了期待，但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不是取消，而是转让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激起中国人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的愤慨，由此爆发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在中国的强烈抗议下，继巴黎和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仍是帝国主义列强就在中国的权益讨价还价，而鹤见祐辅是为日本谋取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的会议参加者。
我们更感兴趣的不同是鲁迅与“自由主义”者鹤见祐辅的区别。鲁迅在1928年遭到转向后的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派的联合围剿，被他们批判为小资产阶级趣味主义者，甚至是封建遗孽和法西斯蒂的“双重反革命”。正是“在上海的‘革命文学’的潮声中”，鲁迅译添八篇，付印了鹤见祐辅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本书《题记》中提到的这个背景显然是对“唯我独革”、脱离实际的青年浪漫主义革命文人的讽刺。鲁迅也说明他与鹤见祐辅的区别：“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与其说鲁迅谦虚和两人职业不同，不如说在共同的交叉的思想领域里，双方志趣不同。鲁迅特地在说明为什么添译《说自由主义》一文时强调：“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然而那却正是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说自由主义》对鹤见祐辅来说，是《思想·山水·人物》的文眼或题旨，“倘非姑且记下现在自己所想的自由主义的轮廓来，放在里面，则此书全体的意思，便不贯彻，所以试行写出来了”，但只是未定稿，不是自由主义的细致的研究。文中说到美国留学，喜欢政治，特别关注美国总统的选举，因为研究美国现在总统威尔逊，“一个崇拜着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少年”“就和自由主义的研究相遇了”。与鲁迅上面的说明有关的是，鹤见祐辅反对这样的说法，“凡自由主义者，对于别的人们，常欲给以和自己均等的机会，俾得自己表现及自己发展”，认为“像这样，便将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弄成平等主义的思想了。自由一转而成平等，倒是派生的结果，并不是中心思想”。从哲学上，鲁迅与鹤见祐辅都把握了自由主义的真谛，两人对自由和平等的取舍截然相反，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鲁迅为平等，鹤见祐辅取自由；如果两者可兼得，双方倒可作友军。强调自由，容易导致贵族主义，多样化和差别；强调平等，容易导致平民主义，一致化和均等；当然，从政治上，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自由主义，内涵要复杂得多。
三 与《思想·山水·人物》相关
以《思想·山水·人物》的日译汉为纽带，鲁迅与鹤见祐辅发生了关联。原书体现了鹤见祐辅的思想，汉译本打上了鲁迅的烙印。接下来谈论与本书及两个著译者有关的话题，主要涉及政治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与萧伯纳。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与英美的政治界人物有关。最长的第一篇《断想》，原说“在论述威尔逊、穆来和英国劳动党，以见为英美两国政界的基调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往访的心》和《旧游之地》两篇长文也是关于欧美政迹的地点的访问的。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在对英美自由宪政制度的推崇，对在这种制度下追逐权力和荣誉的西方名政治家的热爱。鹤见祐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几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亡德国者，并不是军国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的缺如；俄国的跑向社会革命的极端，也就为了自由主义的不存在。尤其是当欧洲战后的各国，内部渐苦于极端的武断专制派和极端的社会革命派的争斗的时候，就使我更其切实地觉得，将这两极端的思想，加以中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之重要了。”原推崇的是英美的社会制度和这种制度的文化基础，他把这当作自由主义。当然，在鹤见祐辅看来，英美的政治制度的文化基础应该是广泛的，是多种社会思潮合力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潮便是合力中的一股力量，相比于苏联的思想极端一元化，则谈不上多元思想的合力，这也是被当作是自由主义的环境。因而自由主义既可以指多种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存的政治环境，也狭义地指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反对的一种思潮。
鹤见祐辅的此书著于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大正民主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社会主义思潮也非常流行。虽然不如社会主义思潮激进，但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日本，他的自由主义仍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到三十年代，日本的左翼社会主义、中间自由主义、右翼军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对比中，军国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发动九一八事件的石原、板垣征四郎等都是军国主义者的代表，而日本政府中的自由主义中间温和派的代表鹤见佑辅，币原喜重郎等相对理智的力量逐渐失去分量，但鹤见佑辅仍然参加了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有一则说到鹤见祐辅在侵华战争中的作为的故事也扯上了中国人胡适，非常有意思，两人分别是两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者的代表，却成了对头。爱谈政治却不轻易参加本国政府的胡适终于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成为驻美大使，争取美国的对华援助。《日本评论》体现的社会舆论惊呼：日本需要派出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低挡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刚洋佑。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刚则是雄辩的，日本政府也这么做了。胡适与鹤见佑辅都留学美国，热心关注美国总统选举，都是作为东方的自由主义者与强度不同的本国专制政府合作，但毕竟强弱不同，相互为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便在最大的自由主义立国的美国作为对手较量起来。鲁迅自称对自由主义“不了然”，“并非我所注意”，除了他的志趣在文艺不在政治，主要还是他反感以自由主义为价值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
上面提到鲁迅反对自由主义，是从自由与平等不能两得方面立论的，那么处在可能“两得”的中间模糊地带呢？书中《断想》长文有五六节谈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费边社（鲁迅译为：菲宾协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英国的工联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范畴。鹤见佑辅在《序言》中说：“在论述威尔逊、穆来和英国劳动党，以见为英美两国政界的基调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劳动党”现在译为“工党”，鹤见佑辅显然将社会主义的工党也纳入他的自由主义范围内。鲁迅时代的中国马列社会主义者夸大了两大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歧与对立，但现在大陆的“国际社会主义史”中基本都将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工联主义和英国费边社包括在内，设置章节，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帝国主义与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使鲁迅与同代人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隔膜，但鲁迅与鹤见佑辅还是有交集，就是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的好感。
鹤见佑辅在书中谈费边社时谈到萧伯纳，称赞萧伯纳的文章“是有志于政治和社会运动者所当熟读玩味的”，“萧是生在英国那样的民众政治的国度里，磨炼了他的文章和辩论的武器，风靡着一世”，还特别介绍了萧伯纳与威尔士在费边社内的大论战，“菲宾协会是几乎被新来的威尔士所蹂躏，因萧的雄辩而得救的。人说，假使威尔士是雄辩家，则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怕要完全两样了吧”。当鲁迅在1933年与萧伯纳见面和写关于萧的文章时，他当会记得他翻译的鹤见佑辅书中的这些文字。鲁迅在三十年代可称为左派，但说他是马列主义左派并不准确，鲁迅应当是国共两党的左派的共同战友。虽然鲁迅和自由主义者胡适都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主保障同盟，但胡适因与负责人宋庆龄和蔡元培的分歧而被开除。鲁迅去世后的热闹葬礼也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在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的寓所，鲁迅与萧伯纳的见面，由于林语堂的出风头，只有极短的交流机会。萧伯纳对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当时的报刊还虚构出他们的这样对话：萧伯纳说他姓萧也姓费（即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而鲁迅答说自己姓周又姓鲁，还姓社（中国的社会主义），倒是让中西不同的两种社会主义和谐友好地相处了。
鲁迅和自由主义者鹤见佑辅都对萧伯纳好感并视为自己方的战友，这也是出乎爱搞思想派别对立的人所料吧。鲁迅不但和萧伯纳在国民党人家里友好地见面，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亲自写了序言。之外，鲁迅还写了两篇关于萧伯纳的文章《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给予萧伯纳高度评价。鲁迅揭示了一些反左翼的文人看待萧伯纳的矛盾：“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鲁迅称赞萧伯纳：“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这不也几乎是说鲁迅自己吗，中西方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段话里得到惊人的一致。
2008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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