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劳动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经济政策中什么是“新内容”：一个马克思-卡莱基（Kaleckian）观点

解构劳动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经济政策中什么是“新内容”：一个马克思-卡莱基（Kaleckian）观点^　　

Riccardo Bellofiore* 和 Joseph Halevi§　　

一、介绍　　

大约十年前，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激进左派接受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建立在一个有三个分支的趋势的基础上，这三个分支是：“全球化”是一个已经实现的状态、机械化导致了“劳动的终结”、单一民族国家有所“削弱”[1]。同样不可靠的是随后一些强调帝国的结构（constitution of Empire）的学者对“新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解释。最后这种观点出现在战后强调工人利益的社会观的（post-workerist）文献（‘operaismo’）中，其辩护的语调并没有非常巧妙的隐藏起来。[2]这两种解释相信新资本主义的稳定本质，这就使得对此需要进行大量的论述；它们或多或少与克林顿、布莱尔和若斯潘的全球中左翼计划的口气相同——在意大利由普罗迪（Prodi）、达莱马（D’Alema）和啊玛多（Amato）政府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仿效。　　

我们从不相信所有这些。在90年代的后半期，我们预期会发生“新经济”的危机，也就是，网络公司（dotcoms）的崩溃、战争资本主义的复苏、国家（State）的卷土重来，在随后的年份中出现了适应性货币政策，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中出现了通过军事支出形成的迅猛的财政扩张[3]。然而，并不能就此推断我们同意对有关一个超级全球化这个难以处理的论题或新经济神话进行的过于简单的评论，根据这个评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或现实的经济政策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二、目前，新资本主义如何解决了利润的货币实现问题　　

80年代早期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停滞主义倾向，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上的反倾向开始活跃，尽管只是暂时的，它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削弱和瓦解了劳动者[4]。这些政治过程和机制—以美国为中心—让位于一种新的干涉主义经济政策。无论如何，国家的积极干预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位的年间。谁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回归到放任的自由主义——正如凯恩斯认识到的，放任的自由主义在历史中是否真正存在过实在值得怀疑——是将意识形态误认为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政策中确实存在一些“新”的东西，需要重新理解。　　

停滞主义倾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生根。对资本移动管制的解除、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对福利提供的抨击、全球参与者在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激烈竞争都成为投资水平低而且不稳定以及工资比例（通常是实际工资）从而工人消费明显下降的根源。过去十年的新奇性在两个阶段内有所表现。第一个阶段属于新经济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1995年6月之后，由于美联储为了避开日本经济的崩溃采取了谨慎的措施（得到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支持）使得美元长期下跌的形势停止并得到逆转。重新坚挺的美元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华尔街股票价格的高涨，这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扩张，尤其是对与金融服务密切相关的技术部门的投资。整个过程主要取决于支出超过可支配收入从而出现赤字的私人部门：因此，在克林顿连任总统年间，当国家预算从赤字扭转为盈余，私人债务取代了日益减少的公共债务。与金融机构相比，家庭越来越多的负债反过来由于金融财富的迅速扩张而得到保证。　　

“非理性的繁荣”泡沫的破裂确实决定了关于新经济的最天真的幻觉的结束，但是它没有造成美国经济的直线下降，同时暗示世界经济也没有一落千丈。美国经济的危机由于快速而大规模的流动性的注入以及将利率几乎降低到零，同时再次采取了与克林顿时期相反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而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重新上升，而得以缓解。简言之，由于创造了内生性的货币同时再次倚赖战争凯恩斯主义，危机得以避免。　　

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并推断战争凯恩斯主义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相容并为其所接受的凯恩斯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已经间接表明的，因为新经济，不论其如何自相矛盾，依靠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有效的形式，它要通过美联储对货币的控制这个金融杠杆。第二，低利率和军事支出并不足以刺激美国及世界经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对关于过去十年的新奇与变化叙述的第二个阶段。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和军事支出保证了经济活动的衰退有一个底线。然而，那些促使世界经济周期走向繁荣的因素与另外两种绝非偶然的情况相关：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5]；然后是银行为必然导致家庭债务上升的消费提供资金的意愿—现在一个关键因素是为“房地产”泡沫提供资金。如今这已成为家常便饭，它也为欧洲预示着一种信息。　　

亚洲掩盖美国的双赤字已经有几年了。我们可以大略捕捉到如下的当前形势的特性。净世界需求主要来自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而这种需求通过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在本土的生产过程为基础的生产周期来满足。在需求的正向动态中（positive dynamics of demand），关键因素是私人负债，而在美国私人负债已经呈指数级增长。总的来说，私人部门的净储蓄，即使是家庭的净储蓄，目前也为负值。银行尽管在忙于支撑着消费，也在间接（然而效率并不低）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和商品的销路：所以为家庭的消费提供资金实际上是为企业的生产提供资金并确保一个充分有效的需求。亚洲还是新的世界制造业的引擎，它利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同时发达国家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和新的服务经济不可避免的导致工作职位和工作条件的普遍不确定。　　

如果当今存在某种形式的凯恩斯主义，就是这一种，它与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使用“雇佣临时工制”相一致，因此作为其结果的“充分就业”在本质上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它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金融”形式——最初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泡沫，如今由于房地产泡沫而集中在为消费者提供的贷款——它暂时允许从有效需求方“闭合”货币回路。它既不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新的稳定的制度（超级全球化者或者Antonio Negri的追随者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这样），也不是一种新旧凯恩斯主义者乐于主张的停滞主义的制度。　　

工人们被假象骗入了这场由金融凯恩斯主义触发的糟糕的混乱中，不仅作为工人（受到国内结构调整和国外竞争压力的双重压榨），而且作为储蓄者和消费者。他们作为他们自己货币存款的投资者（随着国家养老金制度解除和伴随着金融机构投资者的出现，现在调动这些存款不存在任何障碍和国家控制），同时作为银行体系的债务人（因为对家庭发放的消费和抵押贷款）被卷入到金融市场，其程度的不同取决于所涉及国家的制度架构。各地的经济趋势普遍是这样，这种趋势受到积极的“新”经济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在扩大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中，它导致了工人“解构”的加速进行以及榨取价值和剩余价值模式的彻底的重新设计。　　

可以将这个新模式的轴心描述如下（必须强调，在美国这种模式首先以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先决条件，也就是与欧洲中央银行、马斯特里赫特参数（Maastricht parameters）以及都柏林的稳定协议（Dublin’s Stability Pact）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低工资、不确定的工作、预算赤字、高负债以及将雇佣劳动者吸引到金融circuits中做投资者[6]和债务人。因此，有效需求问题，也就是利润的货币实现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很难预测这种解决方案能够持续多久，因为它包含了不稳定的，而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因素和力量。我们将在主要的经济体中，而且可能越来越多的在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产业后备军经济体中[7]看到这个问题。　　

三、…同时在欧洲《稳定协议》不是主要问题　　

欧洲的情况与此相同[8]。但是，原因却远非全球化神话或Negri的同样具有神话色彩的帝国概念所提出的世界是同质的观点。首先，新的美国—亚洲模式的本质致使欧洲担任了一个配角并且看起来是一个失败者。作为轴心的美国—亚洲要求美元保持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即使是在系统的但得到控制的贬值情况下。这个因素，加之亚洲制造部门的兴起，伤害了欧洲大陆，以及在欧洲大陆中最脆弱的地区，如意大利（其经济形势已经迅速恶化）。然而，如果新模式（我们只以最普通的词语来描述它）向内破裂，它只会使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暂时停止，这个火车头尽管具有局限性，但仍旧是活跃的。欧洲就是不能取代它，即使它有此打算。欧洲的表现无力确保了美国将一直拥有着相当大的敲诈勒索能力。而且，欧洲越来越将美国的社会和金融现实作为其榜样，虽然有时候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矛盾和不情愿。最后，正是因为其相对落后的处境，意大利正在以不计任何代价的速度按照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那里引入的标准实施金融制度、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和对企业治理的重组。的确，意大利是最后一节车厢，但它在同一列火车上！　　

有必要避免一种严重的误解。我们不应该相信，以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及现任意大利总理Romano Prodi先生的话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协议》只不过是盲目的或者是一件愚蠢的事情。相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协议》代表了一种托辞，在它背后在欧洲进行着行业重组、金融空间的创造、新的区域意见表达的形成、在既得权利基础上福利国家的解除。然而，这些过程源于重要得多的因素，它们必定而且将会持续存在，即使在放松条约对公共财政的限制的情况下（这种放松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发生了）。这些过程不仅承认而且要求在欧盟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动态。由于其隐蔽失业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很低，东欧国家的入盟使这种不同动态的两分性更加鲜明。　　

我们的方案是将欧盟内的国家和被吸引到欧盟的那些国家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地区。一个是以质量为基础的制造业地区，它集中在欧洲传统的法德中心，因此它包括了比利时和奥地利，事实上，还有瑞士的重工业地区。通过德国的重组活动，这个地区在东欧有一个小的工业化外围地区，主要是在捷克共和国及某种程度上在斯洛伐克。这个地区的西欧那边仍旧有一个提供福利的重要制度，而这个制度正在被逐渐削弱。第二个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芬兰）的以生产高技术为基础的一个地区，在这些国家社会民主模式的基本特点看起来还保持得很好，但是将这样一种模式普及到其他欧洲国家则是不可能的。第三个是英国，基本上它自己构成一个地区，但是作为金融和服务中心它与荷兰和卢森堡有紧密的联系，主要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有联系。最后一个地区集中在意大利，其以作为低水平工业转移的目的地为特点，这一点可以从意大利传统部门的小企业外包给仍停留在欧盟之外的国家（比如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得到证实。欧洲的新经济地理既更新又巩固了原有的经济地理：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放弃其原来的位置和作用，从梯子上滑了下来，而同时存在将一个帝国主义的地区建立在欧洲中部的倾向。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能回避现实而无视在新千年的最初几年，不仅仅是在纸面上而是在实际中重新规定《稳定协议》已经成为用来运用和改变力量关系的杠杆。各国假装实施《稳定协议》或决定绕过它的方式充分突出了欧洲政策制定中国家因素的支配作用。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构成了欧洲大陆以及欧盟的阶级意愿表达的政治和制度维度的中心。　　

小国支持《稳定协议》恰恰是因为他们为遵守这个协议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与荷兰人一样不得不强制推行这些牺牲，这些牺牲重新定义了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工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例如，在荷兰，遵守这个协议使得约40%的全职工作转变为兼职工作。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哪个权威政府会质疑这个结果并说“对不起，我们错了，让我们不要再管《稳定协议》，因为为了它，我们已经使你们中40%的人的工作不再具有确定性了。”因此，回避可能来自没有遵守标准的（大）国的影响，对于荷兰来说是保护新的阶级意愿表达的一种方式，它通过强制实施这些牺牲来实现。　　

对于法国和德国，情况看起来截然不同。早在新的单一货币启动时，这两个国家（没有捏造数据）就已经是超出这些参数的界限了。从那以来，情况当然没有得到校正。这两个国家，倚仗他们的势力，还是最坚定不移的反对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预算的国家。他们在施加他们的压力，同时成功的要求得到了不必遵守那些他们强加给欧盟小一些的成员国以及意大利的规则的准许。同样重要的是，法国和德国在欧盟范围内是重新制定审慎规则（discretional rules）的极其重要的支持者，他们将会赞成对公共债务的标准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法国和德国所支持的新的审慎规则是建立在一个理想的肇事者（意大利）的基础上，这样巴黎和柏林能够继续不理睬《稳定协议》，而意大利将不得不朝着它的参数收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可能看到在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能够出现导致对《稳定协议》的一致改革的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欧盟形式。很简单，这种行动没有实施的机会。　　

事实上，欧洲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不是因为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相反，使得欧洲成为统一地区的因素过去是、现在还是政治干预。说它是一个统一的地区是指市场方面，而这些市场通常是该地区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新重商主义袭击的目标。看一下德国在本文写作时（2006年3月）经常账户盈余为1100亿美元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我们将瑞典、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盈余相加，总数与德国的盈余相等。从纯粹的马克思—卡莱基意义上说，这样巨额的盈余是在欧洲内部实现的，也就是通过欧盟内部的交易实现的。这个事实指出一个问题，对于欧洲大陆来说这个问题比起马斯特里赫特参数所要求的限制具有更加深刻、更加影响结构和更加重大的含意。的确，在欧洲绝对不存在以一种凯恩斯的方式使那些积累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将这些盈余进行再循环的机制。在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之前这种再循环曾经很快发生。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赖于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而欧洲支付联盟的建立是为了接收美国马歇尔计划（American Marshall Plan）的对应基金（counterpart funds）。尽管贸易支付差额不可避免，马斯特里赫特参数可以被忽视，法国和德国（以及英国）现在正在这样做。　　

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在外部盈余的情况下德国也绝不会接受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谈判中所建议的方式建立欧盟范围的清算联盟。原因非常简单。对于德国来说，这种盈余是德国的公司或外国的跨国公司在德国的分支机构通过与外国进行交易而获得的利润。而利润必须继续成为利润：将它们“社会化”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人们遵循我们对凯恩斯分析工具的非“理想主义”诠释，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看到经常账户盈余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意义，很容易理解在今天欧洲范围的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的推理揭示了那些在经济政策问题上鼓吹放宽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的限度、在社会政策和活动中鼓吹提高工资需求的分析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　　

我们的分析引导我们反对《稳定协议》和收入分配的现行机制，而没有任何关于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开辟新空间的可能性的幻想。我们认为，《稳定协议》和目前运转中的分配机制是在结构上与在欧洲新重商主义背景下建立的资本—劳动关系相联系的。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从左翼来政治解决被人忽视的生产体系的结构决定问题（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是项紧急的任务。这种替代方案的讨论和政策规划—在欧洲水平上—不得不建立在将阶级分析明确整合到概念和政策框架中的基础上：而且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经济政策的构造方式是与对直接的物价稳定措施过程的修正相一致的，而这种构造被可能称为将劳动实际“归类为”资金的事物所深化。不能反对这个现实，也不能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变化而改造这个现实。不幸的是，大多数欧洲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progressive economists）仅仅将阶级做礼拜式的引用，然后建议改革现有的安排，就好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组非正统的经济顾问，不论他们是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还是后凯恩斯主义者[9]。　　

四、剥削的旧制度的新模式　　

我们已经指出，至少就对劳动力施加的压力而言，所谓的欧洲模式看起来越来越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当地的改写版。长期增长率低而且不稳定，需求的构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中正在加剧的不平等，金融由于对企业治理的直接影响已经取得了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当前资本主义动态中需要理解的关键是那些考虑了对劳动力进行“系统性”控制的因素，而不管这些劳动力技能水平的高低。　　

一方面，命令“灵活的”和不稳定的劳动力的新形式看起来是市场高度不可预见性和多变性强加给企业的：尽管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新形式还是关于全球宏观经济管理的政治决策的产物。在欧盟的欧元区所实行的不体面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当然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这些政策背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严峻本质。在没有首先处理当前非常普遍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情况下是设计不出哪种进步主义经济政策的—而这一点是反马斯特里赫特的凯恩斯主义者从来没有提过的，即使是他们中沉迷于斯拉法思想的意大利左翼者也没有。　　

另一方面，劳动的“分裂”及其“变性”产生于企业内部，其基础是公司治理的新微观经济标准。所有这些直接在生产过程中深刻的影响着物价稳定措施的动态。工作的执行不再根据在一个稳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下（生产作为一种计划是按顺序严格进行的）由推理得到的生产率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的组织是围绕着目标和对象进行的，要依据过去的经济发展情形对工作进行评价。生产成为一项需要灵活执行的任务。市场本身“进入到”生产过程，因为在如今调整过的组织中，对每个单位的评判是根据它是否在与其他单位进行的内部的、虚拟的、自行生产或外购（make or buy）的交易中也是利润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渗透到生产机制的过程一直在继续，而且随着从传统的外包到内部的外包的过渡，这种渗透正在加速。它要求“客户”的形成，这些“客户”被看作外部的普通客户，即使生产周期与原来一模一样，而工人们跟以前一样并肩工作。在这种利润对成本中心的新制度下，同一生产线的工人们最终属于不同的合同框架，其联盟也是有区别的、独立的。这种新制度有利于不确定的职业范围的扩大，活劳动自己也被当作“商品”，就好像它与其他商品一样“只是及时的”发挥作用并得到支付。在这方面，意大利正是因为它在欧洲的边缘地位并且相对薄弱，已经成为反劳动政策的实验地，从1996-98年间第一任普罗迪（Prodi）政府的“pacchetto Treu”开始，然后是上一届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政府所谓的“Legge Biagi”。　　

正是在这一点上阶级对手组织了对新的、更加恶化的有形剥削的现实进行意识形态的剥削。由于养老金制度的变化，雇佣劳动实际上被归入到金融和债务，接着是将工人的储蓄转移到金融市场以及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中的银行系统的改革[10]。对工资的压榨和工作的不确定将——根据这些理论家——由于将工人的储蓄投资到股票市场得到的更高回报来弥补。我们因此得到一个有两个分支的趋势：一头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市场的易变性对劳动的控制；另一头从金融的支配地位到通过企业的内部分散化对劳动的控制。当前世界范围内雇佣劳动的扩张（它本身表明几年前提出的“劳动的终结”或者“工资—劳动关系的危机”的论断是没有意义的）在工人阶级的分裂中对自己给与了解释。后者并没有消失，而是正在失去社会的关注和影响力。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感到必须对这些将当代资本主义（意大利的经济也在其中）描述为越来越以非物质的、知识密集型活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做出评论。必须强调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工人阶级”这个术语并不是一个仅仅包括产业工人的社会学的描述性的概念。工人阶级的相关性不在于其作为一个越来越同质的主体在数量上的扩张。其作为一个阶级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产生的收入只不过是工人阶级所付出的活劳动的货币表现。即使在今天，当资本的制高点越来越集中（既在金融领域又在生产领域），而同时直接的生产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小时，这点也是正确的：“没有集中的集中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与几十年来的事实相反。这意味着资本划分和分裂工人阶级的动力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然而，工人阶级的联合不是某个自发过程的产物：相反，它总是反对由资本推进的“解构”进行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行动的产物。几十年后，当它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福特主义”时代），现在的雇佣劳动（依赖资本的劳动）再次显著的增加，不仅在绝对数量方面，而且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既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在世界范围内。　　

最后，制造部门在职业结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数据表明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事实上许多职业看起来都属于服务部门仅仅是因为它们由工业企业进行了外包，而在以前它们完全被合并到工业就业的数据中。“制造业”在纯技术生产的意义上也是重要的。没有一个强大、高级的工业，什么也不能生产，甚至是服务，因为它们需要重要的工业投入，如计算机。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其工业基础，像现在的意大利，凯恩斯意义上的需求政策不能使它恢复。2005年，Galapagos（意大利左翼报纸il manifesto经济编辑的笔名）恰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结构正在瓦解的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不相关的。他的文章引起了由典型的意大利左翼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挑起的不必要的争论。然而，尽管也许有些含糊不清，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美国的情况证实了他的观点。“美国的”资本主义拥有它自己的工业部门，只是这个工业部门越来越多的设置在美国领土之外而且在美元的直接范围之外。因此，除非有人希望主张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要紧，美国的情况证实了拥有并培育一个强大的制造部门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　　

虽然“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既可以与军事凯恩斯主义共存，又可以与产业空洞化同时存在，它对引起“涡轮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居民影响非常严重，正如这个术语的发明者，前里根总统的顾问Edward Luttwak所主张的。类似的过程必定会出现的，而且确实正在出现，欧洲也是。因此，反对斗争的组织必须把“从下面”将工人重新联合起来作为其首要议程。仅仅“从上面”关注经济政策——就像欧洲的中左翼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提出可供选择的蓝图时所做的（即使通过对分配冲突的某些强调而有所“增强”，如意大利斯拉法-凯恩斯主义者的左翼所提出的）——对于推动工人的联合只是必要的而远非充分的条件。关键的问题是在探寻当代资本主义和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的格局中阶级关系以及生产模式的中心地位。这两个因素必须成为确定任何左翼政治和经济战略的要素。　　

从劳动的观点来看，我们所描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可以被总结如下。今天资本主义增长的不稳定均衡是建立在恐惧的工人（因为劳动过程和所谓劳动市场的转变）、受到威胁的储蓄者（因为退休制度的改变和与金融投资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负债的消费者（因为消费支出越来越多的依赖银行贷款）之上的。从雇佣劳动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以世界范围内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扩张、全球迁移流动以及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离开本国为中心的过程的辩证方面。在每个经济区域，这种残酷的全球阶级现实是根据不同的特定宏观经济动态进行政治管理的。　　

让我们进一步说明，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干预是重新启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先决条件，在当代资本主义下“不稳定”甚至是“危机”的管理和再现成为积累阶段治理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在评价制度动态时将“增长”与不稳定和危机分开是无用的。后凯恩斯主义和斯拉法-凯恩斯主义方式的致命的弱点恰恰在于将作为一方的积累的动态和作为另一方的不稳定和危机的再现进行无根据的分离，在这几十年中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　　

五、意大利的情况　　

我们只能简要的明确论述意大利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停止许多被误导的传统观点，以还原对经济过程的基于阶级的理解。　　

一个经常由右翼力量还有左翼中的温和派所表达的成见是公共债务的状况、劳动成本、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我们不能接受来自左翼的第一个反应，它将公共债务的水平完全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所采取的支出政策。从钱皮（Ciampi）的时代开始，不能忽视意大利银行的责任。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银行将利率保持在高于国际形势以及借款需要所证明合适的水平。意大利银行的高利贷政策，迫使企业采取了适应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它使工作场所里的劳动冲突有所缓和。结果，工会进入了一个系统的长期软弱阶段，在有关劳资关系和普遍的行业政策问题上，它们只是为相互的协议扫清道路，而不是通过斗争达到折衷。　　

我们还要反对另一种意大利左翼官员反复表达的观点，也就是，国家的困境是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阶级；从而导致了大型工业公司的衰败和随后的意大利企业平均规模特别的小，这阻碍了重要的研发活动。我们建议，假如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原因，寻找不同的解释。意大利的“工业衰落”的起源已经有近40年了，那时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以一种倒退的（regressive）方式对物价稳定措施中的冲突做出反应，揭示了“二元的”不稳定的“经济奇迹”的内在局限性。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制定某种规划帮助提升意大利在国际竞技场中的地位。意大利资本家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的、或者说错过的战略选择致使几十年来（实际上在70年代很快）诸如核技术、电子、制药、化工、民用航空、汽车、炼钢、电话等整个部门的消失。并不存在推动意大利经济在国际分工中有任何积极的改变，或者支持新部门的出现和新的大型企业形成的产业或银行政策。什么都没有：只有对外国竞争的“消极”的适应[11]。　　

不应该使人们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种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追求加入欧洲货币体系（EMS）及后来单一货币的政策只会在压缩劳动的交换价值（工资）和增加其使用价值（主要通过提高所从事工作的强度）中找到其“发展的空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79-1992年）和欧元区（1998年）使国家经济失去了以竞争性贬值为代表的安全阀。欧元的采用已经导致了对任何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放弃。老工业部门的危机和新工业部门的缺失使这个国家丧失了一个扎实的结构基础。因此工人成为唯一的调整变量也就不奇怪了。确实，对工人的攻击已经成为过去所有政府的特征，那些“左翼”政府是，那些“右翼”政府也是，而且整个企业家阶级也是而不论其内部是如何划分的。这个战略意味着意大利的发展，如果它还在发展的话，是由外部力量拉动的。这并不是否认小的高质量的特殊领域的部门或企业的存在，然而由于其范围的有限性，它们并不对国家整体产生任何自我推动力。　　

不难描述意大利最近遇到的危机的现象学。其最明显的事件出现在最近几年中，以菲亚特（Fiat）危机[12]以及食品跨业经营公司Cirio和Parmalat的财务失败为重要标志，此外还有困扰着小企业的麻烦及相关的工业区的衰落。意大利的衰落当然与新世纪最初几年欧洲的停滞有相似性，但是意大利的情况更糟糕。诚然，不断加强的美国—亚洲轴心将欧洲边缘化了，但是在欧洲内部，意大利尤其受到影响，因为它不象英国那样有一个世界金融制度，也不象德国那样有世界工业部门。很明显，意大利的衰落并不始于贝卢斯科尼，也不是因为华尔街投机性泡沫的破裂（尽管它确实对意大利时髦商品的出口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样明显的是，与欧元的强势升值有关的困境突出了而不是解释了衰落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中左翼政府所推行的金融政策要对衰落的进一步加深负有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意大利资本主义所坚持的与主要的工业部门脱离的战略。中左翼实施的大规模的私有化意味着放弃公共部门在工业和银行体系中的要塞，而这些要塞在任何一个确实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相反，私有化开始并维持着一个食利者资本主义：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即拥有正的资产负债表的大的私人企业不是别的，只是之前的国家垄断企业。　　

六、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　　

“有区别的全球化”（different globalization）运动的一个局限性在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结构被解释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因此，中左翼力量或温和左派的立场被描述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温和的变形。当将这些立场与某些经济理论相关联时而且如果进行这样的关联，这就是指新古典学派。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不论是作为对正在发生什么的理解还是作为对政治经济周期的本质是什么的理解。　　

在经济学的理论争论中，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非完美主义”（imperfectionists）学说。对于这些理论创始人来说，完美市场均衡理论仍旧是基本出发点，这是经济逻辑的一个严格做法，即使可以立刻否定它对于现实市场经济分析的实际关联性。只有考虑市场的“非完美性”和“非对称性”才有可能考虑货币、不确定性、时间、制度、动态性等等的作用。一些学者甚至赞成阶级冲突的微观行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不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新古典主义者，将他们与旧的正统派学说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在意大利，举一个我们都非常熟知的例子，可以在与意大利总工会（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CGIL）非常相近的Di Vittorio Foundation 中找到非完美主义者的立场，而最近几年共产党在CGIL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在美国及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其他地区，一个与意大利正在流行的观点略有不同的特别观点占据了优势。美国的文献普遍的已经超越了非完美主义的问题（尽管这些文献从这个问题开始），系统阐述了适当的“制度设计”以实施被认为市场友好（market friendly）而不是盲目乐观的政策。哈佛大学Giuseppe Alesina的研究是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倾向有其来自于休谟及其实践者的哲学思想的贵族起源。例如，他们认为为了使经济系统正常发挥功能，必须明确确定产权。相关的学术实践导致了以纯粹的“偶然的（contingent）”均衡为基础的结果，这种均衡详细说明了一种特别的制度结构，通常是通过博弈理论模型达到的。实际上，货币政策成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其目标不应源自一个以某种新的新古典综合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为基础的观点，也不必遵循旧的或新的货币主义。正如格林斯潘（Greenspan）指出并在实践中表明的，货币政策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其背后没有一个均衡模型。这实际上是在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中达成的“新的一致”。在这种诡辩和看似常识的外表之下，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说服或者迫使全世界将其储蓄转移到美国以达到为美国的赤字募集资金的目的。只有中国有力量停止这样做。　　

非完美主义者的立场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它建立在接受多市场均衡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原理基础上，只不过是指出了在现实中存在需要纠正的非完美，他们的立场还为进行干预以使竞争发挥作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我们感谢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并不可靠的精通于该理论的当代理论家不是因为世界是不完美的，而是因为理论的结论非常特殊并且特别强调了多均衡和均衡的不稳定性的存在，即使人们真正能够发现均衡的不稳定性的情况很少[13]。但是接受非完美主义的方法存在着更大的障碍。他们的理论体系在最初的抽象水平上是建立在不存在货币、阶级之间不存在宏观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样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就使得新的个人主义方法与当代的货币资本主义经济不相关。诚然，正如熊彼特，还有（他之前的）马克思和（他之后的）凯恩斯教给我们的，经济分析，如果它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理论，必须在建立理论大厦的基础时引入货币和阶级[14]。　　

对经济争论状况的简要描述可以使我们对过去几年的政策讨论进行评价并理解为什么事情比在“自由主义者”和“国家干预主义者”之间进行简单划分更加复杂。一个极端是“新自由主义”立场，在经济学中它可能与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有某些渊源，尽管提及由“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Hayek）甚至Mises对“自由市场”的赞扬更加恰当。从这一观点来看，美国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新自由主义强烈的表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钟爱，但是他们不反对垄断，这在布什和贝卢斯科尼自身的做法中有所体现。当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微观经济改革来解除仍在各领域发挥作用的残留的刚性，对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者情况也是如此。劳动必须是更具竞争性的，其成本必须降低，其服务必须以最灵活的方式提供。福利国家也必须受到批评，因为这种国家阻止人们参加市场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很明显，那些支持这些观点的人对于反对使用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这样的旧凯恩斯主义的工具不存在任何疑虑，如果他们需要维持活动和货币利润。　　

另一个极端是“社会自由主义”，它避开了大多数“运动的运动”（ ‘movement of the movements’）的理论家的注意。他们不仅仅是温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理论依据与新自由主义者明显不同。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他们受到“非完美主义者”的鼓舞：更特别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以及显著偏离其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根源的法国调整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的不太纯的变体。　　

社会自由主义者不仅担忧国家失灵，而且担忧市场失灵，他们声明支持更多国家干预，同时要有更自由的市场。与新自由主义不同，他们真诚的努力争取实现商品和服务市场中更多的竞争；这样，他们比新自由主义者更加支持“自由竞争”。他们还提倡政府发挥更大的管理作用（“使自由化以重新管理”是他们的宣言）。关于劳动力市场和福利，他们想要一个进行重新分配的政府。关于劳动力市场，他们确实主张劳动的灵活性，然而要有一个社会保障网络和通过政府规章强制实施的保证作为缓冲的手段。他们奋力争取一种普遍福利的形式，包括以公民收入、基本的无条件收入等为名目的有保证的最低收入。社会自由主义者了解对福利国家或对工人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会对工人的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没有哪个社会自由主义者会否认国家干预作为需求的一个重要提供者的支撑性作用，他们也不会否认中央银行在危机中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他们甚至担心金融的不稳定性并提出措施以预防这种不稳定性。简言之，他们根据具体情况是少许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宣称支持具有结构目标的健全的产业和信贷政策，而同时强烈反对任何直接的（哪怕是通过指导性计划的）国家干预，以免他们受到étatism的指责。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自由主义者都支持建立养老金基金以将工人的储蓄引导到股票市场，从而帮助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证券交易所（bourse）。还可以继续列出他们的主张。　　

这是温和的左派经济学家在应对工会和中左翼政治力量所采用的理论和政策结构。将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者进行区别不仅不合情理：这实际上是破坏性的。顺便说一下，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许多与Toni Negri有关的对抗性的左翼所表达的立场（例如上面所提到的为所有人提供的基本的无条件收入，但是类似的观点可以表达为工作时间的缩短），只不过是上述的社会自由主义者理论的极端的变体（radical variant）。最终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在政策层面，克服“进步论者（progressives）”和“温和主义者（moderates）”之间的冲突（例如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和DS (左翼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并不是非常困难，只要忽视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同时欺骗自己相信该制度在未来几年基本上是稳定的。进步论者接受温和主义者进步的方面——以缓冲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普遍福利和最低收入的影响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同时将任何向左翼的进一步转移托付给某些未来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外生于进步论者发挥作用的政治框架）。　　

然而，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与我们所描述的一致，社会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根本没有大胆面对它，他们甚至能够帮助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形式克服其创业的艰难来巩固它。　　

七、新的经济和政治周期　　

如果从对新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这种划分来分析的话，意大利新的中左翼普罗迪（Prodi）政府，就如其法国前任若斯潘（Jospin）和德国前任施罗德（Schroeder）一样可以被看作是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绝好的典范。　　

社会自由主义的文化提倡增加竞争和减少垄断，因此它就是反托拉斯这种作为中央调控制度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建立在更多竞争和更加自由化（包括一些私有化）对于控制和管理大企业是有用的这样一个观点的基础上。社会自由主义（标准的教科书）比新自由主义（至少在实践中）更加支持竞争。同时，他们需要灵活性，而不是工作的雇佣临时工制。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愿意为劳动力市场的工人们保留一些生活保证，他们还愿意建立一个修正旧的福利制度的社会安全网。这个社会保障网络正是防止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所带来的破坏性效果。　　

欧洲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发展可以通过将中左翼的立场和右翼的观点进行并置比较来理解，右翼的计划是尽量削减福利制度并使就业尽量的不确定。右翼的方案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比较一下几个月前法国的德维尔潘或者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没有全部实施。右翼的失败部分是因为它立即遭遇了使温和派与激进的左翼联合在一起的反对力量。同时，右翼扩大了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而没有创造任何真正凯恩斯意义上的经济扩张，但是减缓了活动水平的降低。　　

达到了某个阶段，右翼被赶下台，中左翼取代了他们。新政府试图遵循其社会自由主义原则，不仅通过自由化而且通过重新管理经济。它坚持贯彻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但是也重新分配某些东西。然而这些重新分配的措施只能是温和的和有限的，因为新政府声称由于右翼执政期间的肆意挥霍，可利用的资源非常稀少。正是在中左翼试图实施其计划的社会方面时，作为交换，它要求工会接受在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改革中扮演附属的角色。据中左翼的说法，这些恰恰是应该确保恢复经济增长的“结构改革”。　　

收入补贴的形式或者法国的工作小时的减少是杠杆，通过这些杠杆劳动力影响其在工作场所的物质条件的力量正在被削弱，因为作为交换，资本要求并得到了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推行更大的灵活性。通过在社会层面播种觉醒的种子，中左翼政府很可能显得比右翼更加具有破坏性。一个根本的社会冲突可能会再次出现，但是这次是“社会右翼”领导的。然后中左翼政府在选举中败北，这个周期以一种螺旋向下的方式重新开始，在每个阶段工人的谈判力量被削弱。　　

八、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　　

任何以左翼为导向的、主张扩大公共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比例的必要性的财政政策必须对国家支出的内容和构成进行根本的重新定义。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今天的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能够在由军事支出拉动的脆弱的增长过程的基础上达到一种以不确定和兼职为基础的“充分就业”，一个可供选择的政策的核心一定是对就业、工作组织以及对经济进行的不同计划的核心。开辟新计划的范围的需要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十年的限制性政策已经导致了供给方的瓶颈，尤其是涉及新的部门和新的设备类型。　　

这个战略的构架是已知的：公共干预来决定投资的长期方向、积极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扩张基础上的以实物支付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福利制度。正是与这些目标的关系，应该对产业调整和转变进行规划。环境问题会成为这个战略规划的重点，因为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会提出许多挑战。远非一件不相干的事情，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和先进的生物技术，同时通过限制私人和大公司对公共空间、空气、土地和水的使用来解决（在恶化的限度内）。这个战略与欧盟通过可交易污染许可所追求的环境的制度私有化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认真解决环境问题，它将为规划交通的模式、重新确定私人交通使用的规模和作用、规划城市设置的改革开辟道路。　　

在上面的背景下，我们相信传统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它们建立在私人投资对利率的降低立刻进行反应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假设基础上。无论如何，问题不是一个投资的不受限制的总量扩张，而是投资的质量因素。当然，赤字支出以一种纯粹的卡莱基的方式对利润产生贡献。但是我们认为不会自动出现对就业的正面影响。相反，我们认为赤字支出对就业的影响不会遵循一种机械的模式。相反，它取决于产业和金融资本的独立决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提高货币收入的政策（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基本收入等）本身不意味着对以实际条件表示的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和正面的影响。企业的实际决策独立于雇佣劳动者或者家庭的货币选择，这种不对称性不会因为更多的名义上的重新分配而有所降低。　　

为了有效调整以实际条件表示的收入分配并确定不仅仅是总就业水平还有就业的部门分配，从而使产出的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有必要将一个积极的需求政策与投资的结构组成结合起来。然而，必须记住这种经济政策（包括以扩大实物支付的服务为基础的普遍福利）在没有在欧洲内部进行资本市场的分割（包括对资本流动的性质和数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一个充分就业政策要求劳动力具有“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这样一个观点。必须教人们“如何工作”。仅仅是培训劳动力这个过程就可能增加就业和实际收入。那么，应该将学校教育和大学制度以一种对经济和地区的（短期的）紧急事件最实用的方式从知识传授改革为职业培训。此外，失业不再被看作是起源于需求角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给定制度架构，需求的水平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失业主要是由于在劳动力的各部分内缺乏必要的规范以及这种规范的不匹配。简言之，失业的人只能由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状况负责。　　

我们的观点是关于收入分配的斗争要实现为人们创造工作。目标应该是创造比现有工人数量还要多的职位。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种“劳动力计划”，它由国家进行管理和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培训”形式是加强常识和重要能力的普及教育，因为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处于下层的阶级能够成为领导者并领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所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当前趋势非常不一致，以至于可供选择的战略必须公开面对如何明智的处理下层阶级的需要与资本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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