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与收入分配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10月，第1、26页。

[2]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83-84页。

[3] 对于这种趋势，萨缪尔森指出：“道格拉斯和索洛说明了什么？他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上，劳动和资本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一切资本都拿走，或把一切劳动都拿走，我们所能得到的总产量将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发现：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百分之一的资本所增加的产量。”（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第221页）

[4]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154－155页。

[5] 同上，第154页。

[6] 魏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4月，第137页。

[7]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第266页。

[8]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4月，第180页。

[9]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的一段话里表达得很清楚：“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虽然斯密有一次出于幽默把牛称为生产者），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上，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198页）　　

[10]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57页；《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第7页。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252－253页。

[12] 转引自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10月，第98页。

[13] 马克斯•韦伯指出：“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实事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学术与政治》，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第45页）

[14] 例如，我国2001年末的储蓄余额约为7.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8%（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61页）。2005年中国的储蓄余额已达到15万亿元。

[15]参见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76－78页。

[16] 在笔者看来，按照劳动价值论推论出的按劳分配的意味应该是，在劳动者之间，谁的劳动对社会贡献比较大，他得到的劳动成果就应比较多。

[1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10－15页。

[18]参见：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第6、43页。

[19]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第81页。

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比较
裴小革 
 
摘要：目前西方的经济转型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为了比较全面地论述转型问题，本文将对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做出比较，既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作些探讨。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西方主流转型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

    苏东剧变以后，经济转型理论受到了东西方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学界，一些过去一向对不同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不屑一顾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了研究经济转型理论的行列，以致在国际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1]但是，目前西方的经济转型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只研究计划经济的一般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一般优点，没有讨论社会主义可以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转型的问题，事实上把经济转型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但是，计划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谁来主导财富创造和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后者主张由少数资产者来单独主导，前者主张由广大劳动者来共同主导。因此，为了比较全面地论述转型问题，本文将对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做出比较，既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又研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作些探讨。

    一、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
    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它看来，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因在于，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进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主要是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现在很多没有读过《资本论》的人，往往凭借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印象，以为《资本论》是一种有关计划经济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它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
    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事实上，《资本论》和被很多人认为是当代转型经济学最主要理论根据的一般均衡论、帕雷托最优福利论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理论一样，都是以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只不过新古典理论将这种市场经济描述成人人平等、自由竞争、没有矛盾冲突、一切和谐无需转型的经济。《资本论》则客观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阶级划分和绝大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单方控制政府、大多数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之中的。它是一种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这种制度环境的转型，改变多数劳动者永远贫穷的状况，改变多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和控制的分离；改变少数资产者单方控制政府，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局面，建立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都能参与社会财富分享的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立足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歧是，在后者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它本身无需转型，只有其他经济制度向它的转型，尽管有时它也有意无意地提到了资本主义的某些不完善，而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最终都要向广大劳动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都能参与分享社会财富的共产主义转型。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劳动所得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生产力的发展。《资本论》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转型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它在这种分析中建立的一系列范畴和方法，为当代经济转型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和认识工具。
    《资本论》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转型的必然性，而且也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做过天才设想，但是，它的那些设想，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是以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为前提的。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与人类社会，认为由自然界升华出人类社会的转型过程，亦是人的生物形态的形成和人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彼此结合、相互影响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同于物的创造性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它把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结合历史条件从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入手，研究了资本主义局限性和未来社会转型问题。
    《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局限性及其转型问题的着眼点，是如何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的状况，实现劳动的解放和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生产力和增加人民的财富，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曾把那种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认为在这样的联合体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 
    尽管马克思曾设想商品生产在未来将消亡，但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要用计划去束缚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要永远保持贫穷和文化水平低下。相反，马克思曾以最坚决的方式愤怒地谴责过某些人从左的方面对社会主义理想进行的错误歪曲，将那种试图束缚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使劳动者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称为兵营式共产主义。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驳斥了巴枯宁和莫斯特等人设想的这类社会主义，揭露他们设想的这种社会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把暴力手段绝对化，变成了万能的手段，从而败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声誉，是彻头彻尾的虚伪观念。
    在引述了巴枯宁等人要求人们“多劳动少消费”、“个人一切都彻底公开”等主张以后，他们辛辣地讽刺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4]他们指出，这种观点表面上赞扬人民的崇高道德，实际上扼杀人民的首创精神，不仅完全忽视人的利益，而且完全忽视人的生命，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直接对立的原始“超级革命性”的最丑恶的产物。这类“兵营式共产主义”的代表们不仅破坏了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全部原则，而且破坏了任何道德原理。

    二、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转型理论，大体上将经济转型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大爆炸（big-bang）或休克疗法（shock-therapy）转型，另一种是常被称为渐进主义或增量主义的转型。这两种转型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及其动因理论依据分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转型过程的初期，对转型的“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这一观点塑造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建议，得到了世界顶尖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和认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经济政策，除了最大的例外中国，中国以独特的方式走了自己的转型之路。就知识的来源而言，华盛顿共识来自（1）标准的新古典价格理论，（2）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稳定性政策的经验，以及（3）比较经济体系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强调了经济系统的组成制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中欧和东欧局部改革的令人失望的教训。
    渐进主义转型观点在学术界比在国际政策界得到更多的支持。在西方经济学界，它在苏东转型初期显然是少数派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基于转型经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它特别强调了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承认中国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观点的任何建议，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但就理论依据而言，这种观点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植根于（1）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所提供的制度观点，其方法论体现了非合作博弈论的发展；（2）经济学的演进方法的理论，和（3）哲学上的怀疑论，受哈耶克和波普的影响，特别强调人们对经济与社会系统及其转变的相对无知，强调社会工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制度改造运动的强烈反感。[5]
    上述这些理论，对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做了形式化的描述，将两种转型的动因仅归结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但实际上，“大爆炸”和渐进主义转型动因方面的区别，决不仅仅是改善资源配置方式，还有不同的转型主导者所具有的不同转型目标模式上的区别。当转型过程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被少数资产者的利益所主导时，就产生了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爆炸”式激进改革；当转型的过程受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理论指导，被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主导时，就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至少就中国的改革而言，其理论依据决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那几种，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才是这种改革的最主要理论依据。

    三、两种经济转型理论实践结果的比较

    在当代，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转型理论进行的，而中国则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理论来进行的。
    苏东一些国家在实行经济转性的初期，都放弃了发展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采取直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关理论指导自己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做法，其动因是由少数资产者主导的，把经济转型直接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俄罗斯为例，其经济转型初期的理论可以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前政府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代表（以下简称为盖派），坚持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根据，指导俄的经济转型，称之为货币主义派；另一派以前苏联政府副总理、院士、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以下简称为阿派），这一派一开始就不赞成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来设计俄的经济转型，比较倾向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一般被称之为非货币主义派。两派推进俄罗斯改革的动因虽然都是试图改善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但主导倾向仍有明显的分歧[6]。
    在转型模式的选择问题上，盖派主张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企图用货币主义方法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认为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实行最大限度的经营自由；在社会领域，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阿派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赞成用货币主义方法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俄罗斯经济。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保证经济效率；积极调节社会各阶层居民的收入与就业；创造条件，来保证广大居民对教育、保健、文化等一系列社会需求得到满足。阿派认为，在俄罗斯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错误的。因为从历史条件与现实情况看，这种模式对它并不适用。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种体制条件下，社会保障的程度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实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就必然要求广大居民做出很大牺牲。从所有制来看，它的国有制水平很高，而私有化又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就很难适应自由市场的要求。从企业的经营来看，前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其经济垄断程度很高，很难创造自由竞争的条件，加上长期以来企业独立经营水平很低，因此在较长时间内难以使企业达到最大限度经济自由化的要求。但是，阿派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
    1991年末1992年初，当时主持俄政府经济工作的盖达尔，依据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从各种可能的改革方案中，选择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采用激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坚信采用这种方式能取得成功，在几周内可以达到消费市场的平衡，并在几个月内达到国家财政的稳定，也可为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提供条件，从而达到制止生产下滑并为生产高涨注入动力。激进过渡的起步阶段，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是：一次性地大范围放开价格，形成自由价格制度；控制财政赤字和紧缩银根；加速推行私有化政策等。这样转型的结果，是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中，少数资产者和官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并暴富，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新的压抑和走向贫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普京上台后将转型动因转向协调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关系以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状况才有了好转。
    与苏东国家不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劳动人民曾长期受到外国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代理人的压迫、欺凌和剥削。中国当时进行经济转型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摆脱他们的奴役和实现民族的解放。在将这种经济转型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把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存在着许多没有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难题。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阶段，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半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建国以后，广大劳动者的平等人权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残酷压迫劳动者的“血汗制”被废除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焕发出了很大劳动热情，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后来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发展经济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用计划束缚住了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限制了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我国与一些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人民富裕程度不够大的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共同主导的。从事转型的动因是总结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引入市场机制，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市场经济的、可以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论，目标则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正因为有这样的主导动因和理论依据，中国的经济转轨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十分注意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劳动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没有放任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
    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只靠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就可以达到财富创造和分配一片和谐和均衡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前提之下的。这些假设把社会上存在的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人们在偏好、特长、财产、权力、社会关系方面的种种差异都撇开了。马克思早就论证过，由于社会阶级划分的客观存在，在只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自由放任原始资本主义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必将走向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经济最终是要崩溃的。
    西方各发达国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和苏东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则再次证明了这种正确性，即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加以压抑的经济体制，必然要产生种种引起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要使财富的创造得到改善，经济转型的主导动因应是广大劳动者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解放。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合理性
 
    从上述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人民主要依据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采取的经济转型战略是合理的，因为它能够使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中国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扩大相辅相成，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结果；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也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7]。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战略。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创新劳动的发挥，不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可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现实。
    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比较安全的竞争环境。在中国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大爆炸”的激进改革，由企业家单方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和政权，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表面上看，这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环境是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为所欲为可以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过犹不及，未必如此。
    首先，大多数人贫穷就不会有好的投资环境。由于大多数人贫穷，他们自然没有太多钱买东西，如果他们要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他们只会尽力压低价格，抠投资者的铜板，而他们的便宜投资者占不到，他们根本就没有便宜，因为对他们而言，不仅铜板太少，而且挣来太难，他们当然会加倍爱惜了。在这种状况下，没有铜板还不算最糟，最糟的是因为没有铜板而变坏了心态，暗杀、抢劫、偷窃的经常发生更会搞的投资者不得安宁。没有好的投资环境，投资了，也没有市场，也不能赢利，还要担心被人暗杀和抢劫，企业家又如何推动生产力发展呢？
    其次，贫富两极分化不会有和谐的劳资关系。在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资方由于占尽了有利地位，会比较狂妄骄横，自以为不可一世，不把穷人当人看，以为自己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穷人像捻蚂蚁那样捻死，所以会把克扣工资和开除解雇当作降低成本的最主要方法，不会花很大心思去费劲把拉地促进科技进步。劳方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艰难，会比较激愤，爱率性愤慨，能磨洋工就尽量磨洋工，而且因为人数众多，所以随时都是一座一点即燃的罢工甚至革命的火药库，一旦爆发可以使资方赚的钱荡然无存。自己管理的人都是自己的仇人，企业家指挥谁也指挥不动，他的能力也就很难发挥了。
    第三，贫富两极分化会使企业家由于缺乏竞争而产生惰性。贫富两极分化以后，企业家可以把企业的一切利润都轻易地划归己有，穷人中很少能产生出新的企业家与他们竞争，因为缺乏竞争，他们就会变得懒惰起来，发挥不出创新劳动，这可以从两方面看。（1）没有竞争，便容易丧失斗志，容易满足，情绪松弛，竞技差，灵性和意趣顿失，沉浸在纯粹物欲的满足中。这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再是企业家的“纯大款”。“纯大款”，便也就不再愿意创新了。（2）变成“纯大款”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又最容易成为外国人的“猎物”。“纯大款”行动迟缓，斗志全无，外国对手很容易将其打败。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可以缓解上述问题，从而可以使企业家有较好的环境去发挥作用。
    对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有人认为，让社会其他阶层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渠道是没有必要的，企业家的富有说明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先进的，其他社会阶层都必须认同、服从他们的意见，不能有自己不同于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穷人更是如此。穷人生活在很差的生活环境中和很低的生活水准上，接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很低，是文盲和缺少文化的人。这又使他们没有主见，缺乏头脑。正因为他们没有主见和缺乏头脑，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缺乏判断力，不太清楚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对自己无利，什么自己应该维护，什么自己应该抵制，有时对自己的根本利益也视若无睹，不知道去捍卫。他们只有巴掌大个脑筋，是非善恶，取舍权衡，往往只在鼠目以内的距离上计较盘桓，这往往让人哭笑不得。而且也是这种无头脑的毛病，使他们容易被第三者（往往是敌方或对立面）蛊惑，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但是，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特别是穷人都描述成这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学无术的人，但也都有人可能掌握某种先进的意见，真理并不一定都在某个社会阶层的人手中。历史上的名人、先哲在穷困之中发愤创新文化观念者，不乏其人。世界文豪高尔基，仅读了两年书，11岁就开始到社会上谋生，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做过看门人、更夫、码头工人，遭受过数不清的人间苦难；近代蒸汽机车奠基人斯蒂芬逊，父亲是煤矿工人，一家8口人挤在一个阴暗简陋的小屋里，全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困苦的生活，逼得他刚刚8岁就光着脚丫去给人家放牛；俄国杰出的小说家契柯夫，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奴之家，上学时交不起学费，以至穷得连双套鞋都买不起，听课总是把脚藏在桌下；我国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留学巴黎时，做过跑堂、饭店侍者、理发店杂役、码头临时工、守电话的佣人，几十次失业，饿得他瘫卧在街头，差点被警察送进陈尸所。
    他们的经历向人们昭示：先进的意见并不都出自企业家阶层，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意见也非常值得发掘和尊重。如果社会各阶层的人有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都稍微谦虚一点，把对方视为一家之言，然后自己从另一种角度出发，大谈自己的想法，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力就会大得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正是可以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这样一种越来越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战略，很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人民创新劳动发挥。
    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为其提供了一种渐进的道路。不论哪个社会阶层，创新那种经济制度，都会涉及到别人的经济利益，都会改变现存的利益关系格局。每个人都有他们生存的小圈子，工作、事业、爱情和消闲。这种特定的工作、爱情、事业和消闲的小地域和小圈子，会形成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集团。这会使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看待事物的态度。这也会增加人们相处的前提性障碍和取得一致立场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人，天生就是非一致的，需要距离的和无法苟同的。当然，这是人与人之间相拒的一方面；人与人也有相互吸引、相互依赖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的天定社会属性。
    由此可见，从事导致经济转型的改革必然要触及他人与改革启动者的关系，而他人与改革启动者又必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差异和对立，改革启动者要想和他人一起进行制度创新一定是很困难的。而且凡人都有一个很大的癖好，即，总爱将自己的观点、意志、愿望、是非强加于人，如果改革启动者总是从某一个社会阶层的视点出发，完全主观地判断是非、褒贬善恶和要求利益，这不仅使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极端反感和反对，也使他们更加深了对其他社会阶层的不良看法，把人与人竞争的死结拉得更紧。在他们眼里，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成了地狱（法国哲学家萨特就说：他人即是地狱）。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个性不好，习惯不好，素质很差，没有文化，价值观不对，各种能力都很低。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形成的社会团体和势力就当然是黑暗和反动的了。因此，在这些人看来，激进改革和“休克疗法”必须是经济转型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种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说，只是一种妄断，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都主要是合作性的而不是对立性的，他们之间的大多数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并非恶魔。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妻室儿女，活着也不容易。改革启动者和他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只要改革启动者不把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强加于人，只要改革启动者不拿有色眼镜看人，改革启动者会发现，其他社会阶层并不一定是自己的敌人，他们也很可爱，和改革启动者一样能说会道，有创造力，也有进取心和富于良知。当改革启动者这样地看待问题时，他们就会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在改革中选择渐进的道路，在改善和扩大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求发展，把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制度创新劳动热情都调动起来，推动中国社会更快地走向进步。
    这样看问题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基于这种看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一种能够引导中国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战略。

参考文献

1．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译本，1964年10月，第470页。
4．Murrell,  P.,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  Clamgue  and  G.  Rai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35－53,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992.
5．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4月第245－251页。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2页。

--------------------------------------------------------------------------------

[1]  参阅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同上第3卷，第926－927页。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译本，1964年10月，第470页。
[5]参阅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306－307页；
Murrell,  P.,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  Clamgue  and  G.  Raisser(eds.),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35－53,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992.
[6]  参阅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4月第245－251页。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论私人产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
裴小革 

摘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不是用私有制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人产权是可以兼容的，和私人产权兼容、产权清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产权清晰；私人产权；社会主义公有制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在如何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关系的问题上，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人认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是用私有制否定公有制；也有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产权制度的兼容性，认为在公有制下不能有私人产权。笔者不同意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人产权对立起来的看法，试图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人产权的兼容性作些探讨。

一、产权清晰的实质内涵

    这里讲的产权，不是指与他人无关的一个人对物的权利，而是一种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某人具有的特殊权利，即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用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德姆赛茨的定义就是：“产权就是使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p97）有人凭借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印象，以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只是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的理论，这是不正确的。尽管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研究，是马克思产权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也研究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产生一系列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利益关系的来源和变化趋势问题，他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p177)。马克思对这些社会关系的研究，用现在经济学界通用的术语来表达，实际上就是对产权关系的研究。
    因此，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产权关系的基础，但产权关系并不仅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同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因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文化观念不同、文明发展水平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还是会有很大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清晰以后，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一切权、责、利关系也都清晰了。在清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是否清晰，以及它们如何清晰才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产权清晰应指人与人之间权、责、利关系的清晰，而不仅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清晰。
    在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可以进行集体谈判的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与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工会，不能进行集体谈判的产权关系不会完全一样；工人建立了工党，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与工人没有建立工党，不能影响政府决策的产权关系不会完全一样；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和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产权关系也不会完全一样。
    在西方国家，尽管马克思经济理论诞生之后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百般抵制和歪曲攻击，还是影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认识，促成人们的产权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马克思的理论广泛传播之前，雇主和工人大都信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把各自已有产权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天赋人权”，把社会的两极分化看成是理应如此的自然现象。以为按照自然规律（人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私人产权不可能由劳动贡献决定。按照市场交换形成的自然法则，没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劳动者即使劳动贡献很大，也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有资本的人即使劳动贡献小，也有权按照资本的贡献得到全部利润；有土地的人即使不劳动，也有权按照土地的贡献得到全部地租。这些都是自然的、不应调节、不可改变的。于是，在对资产者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产权的优先保护下，西方社会的不平等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绝大部分为少数资本家和暴发户所获得。封建社会制度固有的不自由、不平等以及贵族的特权被消除后，新的特权、不平等、不自由和人身依附现象又出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不管人们公开如何表白，实际上都广泛认识到了这一理论所阐明的如下道理：（1）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劳动是“主体”和“财富的一般可能性”。（2）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与他们本人发生了“异化”。（3）广大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异化，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必然要被某种可以使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回归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于是人们不再把市场交换单一机制形成的产权关系看成不可改变的“天赋人权”或自然规律的结果，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要求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浪潮形成对当时的原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猛烈冲击，使这种按照“天赋人权”理论建立的产权关系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干预的混合市场经济（在美国），欧洲战后建立了福利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
    19世纪后期以来，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劳动所得产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新的产权关系下，天赋人权理论倡导的自由放任原始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打破，劳动成果产权出现了向劳动者本人回归的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尽管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越来越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力、用机器替代人工，国家和个人财产越来越多，劳动收入却在国民收入中占约75％，且有比例上升趋势，用西蒙•库兹涅茨的话说就是：“人们可以在上述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世纪中（这个时间可持续一个半世纪而不致使历史趋势有大的变更），劳动收入的份额上升了，大约从55％上升为75％；而资产收入则下降了，大约从45％降为大约25％。”  (pp76-78)
    可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产权清晰的实质内涵应是，在权、责、利清晰的关系中，让劳动者能够尽量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获得各种权利，而不是让已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人，仅仅凭借财产所有权按物的贡献白得越来越多权利。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如果不劳动的话，只能凭借非劳动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得到社会伦理认可的各种产权，而不可能按照他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与劳动者相比较的贡献得到产权。因为财富按物的贡献到了不干活的人手里，就会变成死财富无法增殖，到了劳动贡献少的人手里就增殖少，只有到了劳动贡献多的人手里才会增殖多。优先保护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得而不是劳动所得，就是保护财产多的人凭借财产所有权侵占贫穷劳动者的劳动果实。

二、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

    私人产权是指个人拥有的各种财产权利。一个人的私人产权，不应该只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建立的产权理论来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只适用于孤立的个人与物相比较的场合，例如孤岛上的鲁滨逊的场合，在那样的场合我们可以说因为人是主体所以有天然的权利占有物，但无法回答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拥有财产多一些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有些人拥有财产少一些对生产力发展有利的问题。如果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人们的私人产权只应该由他们的劳动贡献差异来决定，例如一个人只有独立开垦了一片土地，他才有权说，他应该比别人更有资格拥有对这片土地的产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只应与别人按劳动贡献分享和划分这片土地的产权。
拥有私人产权的人如果把他们的过去劳动所得的财产贡献出来，让他人和社会使用，那么他所得到的收入，不应该是这些财产的作用和使用这些财产的劳动者的作用相比较而产生的结果，因为人和物是不同质的东西（一个是主动的因素，一个是被动的因素；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他们之间的贡献是不可比的，如果硬要用他们所发出的物的力或“劳动”时间来比较，那么就会得出劳动者的作用远远小于物的作用的结论。比如说，一百亩土地及其一切与它相联系的自然资源对于粮食产出的贡献，是为生产提供了土壤、肥料、阳光、水分、种子，并且日日夜夜都在那里发力蕴育着禾苗的生长，而劳动者的贡献只是用几个白天播了一下种，偶尔去锄了一下草，浇了一下地，结果从同是物质力的角度看，土地对于粮食生产的贡献占99％，劳动贡献只占1％，那么，让没有干什么活儿的这一百亩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拿走粮食产量的99％，没有土地辛苦劳动的劳动者只按和土地相比的贡献拿粮食产出的1％，就显然是很不合理的。
那样的话，已经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可以不干任何事，仅凭财产所有权这种社会制度的规则，白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初始没有大量财产的人，不论做出了多大的劳动贡献，都将永远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不符合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在各国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如果只是储蓄他的非劳动生产要素，那他只有权在社会伦理认可的范围内得到用于补偿旧价值的费用和补偿他少消费的机会成本的利息。这样得到的收入产权就不是按他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和劳动相比较的贡献计算的收入产权，而是按那些非劳动生产要素原有价值加少量奖励计算的收入产权。原有价值大，可以多得些；原有价值少，就要少得。物的贡献只能和物的贡献比。他们要想得到更多的收入产权，就必须冒风险、付辛苦去投资管理，这样他们才能和生产者一起以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分享人和物共同作用产生的总收入产权。
    也就是说，在当代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必须劳动即必须把资本投到股市上去冒风险、作选择，或自己投资办厂从事经营管理，才有可能在收回财产原有价值的同时，得到比较大的承担风险劳动收入和经营管理劳动收入。相反，如果他不愿冒风险和作选择，只是到有保障的银行储蓄他的财产，那他的财产所有权将仅限于收回原有财产，和得到社会按伦理原则奖励他的相当于他少消费的机会成本的利息。这种利息在一般场合，不可能和投资管理者可以得到的平均利润那么高，甚至也不可能和股市投资者得到的股息那么高，因为那样的话，社会将出现无人愿意投资办厂和无人愿意从事股市投资这些劳动的不良后果。
    可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建立的产权理论，都无法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才是从这个角度提供真正有说服力解释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存在许多误解。有人孤立地从马克思的某些语录推断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个人拥有一切私有产权，要求个人放弃占有生产资料和享乐。例如，他们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一句否定私有制的话时，常常不引马恩前面对这段话的意义所作的重要界定，只引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而这段完整的话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p265）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企业家和工人主要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制度可以保证，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可以在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下分享产出成果，这样形成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显然与马恩讲的私有制有所不同，并不是消灭的目标。
    那种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反对的不是个人拥有财产本身，而是有人利用这种私人财产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无偿占有尽管对于封建社会存在的个体小生产来说，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来说，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了。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利用私人产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意义上，私人财产所有权收益才是相对于劳动者劳动所得收益来说，需要反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p267)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与人类社会，认为由自然界升华出人类社会的过程，亦是人的生物形态的形成和人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彼此结合、相互影响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同于物的创造性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因此，按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由劳动所得而形成的私人产权不仅不应反对，而且需要保护。对这种私人产权的保护，就是对劳动和劳动所得的保护，就是对劳动者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保护，就是对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保护，就是对生产力发展动力根源的保护。
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恰恰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从对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贡献分析入手，为私人产权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即为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保护个人的劳动所得权和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人产权的兼容性

    公有制是指一部分生产资料为两名以上劳动者共同占有和支配的制度形式，或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经济组织中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指，公有制组织主要为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主要为少数资产者利益服务的制度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显然是可以和劳动者的私人产权同时并存、相互兼容的。就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内部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以在这种公有制组织里，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权、责、利的清晰划分，一方面使公有制组织的赢利不断增长，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人主要按劳动贡献为主获得个人报酬，形成私人产权。
一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内部的劳动者，也可以到其他企业兼职或从事风险投资（公务员以权谋私等非法活动除外），通过这些劳动以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转移获得报酬，形成私人产权。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收入储蓄起来，或购买房地产以后出租，主要按照他们获取和运用它们所花费的劳动贡献，以及物与物相比较的贡献，获得报酬，形成私人产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和共同发展，存在着多种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可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主要指政府）的调节下和其他机制（如劳资集体协商）对市场交换基础机制的补充下，通过投资办厂、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生产服务等劳动和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转移，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报酬，形成自己的私人产权。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以到公有制组织兼职或从事风险投资，通过这些劳动以及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价值转移，从公有制或混合所有制组织获得报酬，形成私人产权。同时他们和公有制组织中的劳动者一样，都可以把自己的收入储蓄起来，或购买房地产以后出租，主要按照他们获取和运用它们所花费的劳动贡献，以及物与物相比较的贡献，获得报酬，形成私人产权。
    有人从目前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推断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是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实行才是各国产权制度发展的前景，这是一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说法。事实上，国有制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实现形式。国有制特别是公有制的其他实现形式，在实行产权清晰和兼容私人产权的基础上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相反，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原始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少数人控制企业或社会全部财产，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少人无偿占有的私有制，确实有走向没落的趋势。
    正如有的学者描述的  （pp8-9），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大企业在产权关系方面出现了三个革命，即管理革命、资本革命和创业革命。所谓管理革命，是指企业经营权由资本所有者转到职业经营者手上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多产品、多部门的科层式企业组织形态，常被称之为经理资本主义企业。所谓资本革命，是指企业的所有权由私人大亨集中持有转向多元主体分散持股状态的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更加彻底的分离，同时产生了企业剩余分配模式的社会化；由于这一阶段中产生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过程的现象，有研究者又把发生了这类变化的企业称为“投资者资本主义”的企业。最后，所谓创业革命，是指创办企业这个职能从货币资本所有者向人力资本所有者转移的历史现象，其结果是：不仅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了，而且出资与创业两者也分离了。
也就是说，就西方先进的大企业来说，出资、创业、管理“三位一体”、企业主独占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原始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被三者分离、企业乃至社会劳动者可以分享其剩余索取权的含有较多公有制因素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所取代。在大企业中，企业的一切权利由一个家族控制的情况正在减少，公有因素正在增加。日本学者松本厚治早在20世纪80年代搜集的资料，就显示发达国家相当多的大企业已出现不在一个家族控制之下的现象：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大约只有30％是家族企业；日本这类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只占23.6％；英国这类企业在116家最大的公司中占29％；法国这类企业在最大的200家公司中占50％；西德这类企业在150家最大企业中占48％  (pp1-4)。同时我们知道，即便是在家族企业中，由于社会关系的变迁和文化观念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共同占有和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因素同样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我国和世界各国产权关系的演变趋势都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私人产权是可以兼容的，和私人产权兼容、产权清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现实。

参考文献：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5页。
  史正富：《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拓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
  松本厚治：《企业主义——日本经济发展力量的源泉》，中译本，企业出版社，1997,(3).

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
裴小革

    [内容提要]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交换单独可以在人们利益关系一片和谐中实现静态资源最佳配置状态的理论，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由于这些假设不符合现实，我们决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把走向“纯粹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论述，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目标选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可以使我们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把由广大劳动者共同主导财富生产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为转型目标，建设相应的生产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
    [关键词]  经济转型；目标选择；市场经济类型；生产管理体制；  收入分配制度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国经济转型目标选择的研究。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片均衡最和谐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试图从市场经济类型、生产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问题谈些看法。

        一、市场经济类型的目标选择

    把中国经济转型目标定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现实转型过程中通常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所说的从计划经济向“纯粹的”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指的就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只不过他们有时又自相矛盾地假装把这种市场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计划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东西，谁来主导财富生产和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后者主张由少数资产者来单独主导，前者主张由广大劳动者来共同主导，从而使中国经济转型在目标选择上有了市场经济类型的明显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型的目标选择，决定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以市场交换协调机制为基础、以其他协调机制为补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只用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单纯依靠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市场经济。
    这是因为，市场交换单独可以协调好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关系，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所需要的假设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正如物理学中的“真空”状态的假设一样，这种尽善尽美的市场交换的外部条件并不存在，一些经济学家关于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可以最佳兼顾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均衡和谐市场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那样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来自：在现实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人们的财产和权利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垄断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存在公共物品，存在外部效应和存在交易费用等。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纯粹的”市场经济和谐均衡神话，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逐步建立起各种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生产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
    主张把中国经济转型目标定为资本主义“纯粹”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大都倡导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实行苏东国家式的激进改革经济转型，并认为这样可以没有腐败和不和谐，效果最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等少数资产者和官僚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并暴富，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新的压抑和走向贫困。前苏联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加剧，恐怖事件接连不断，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遭到了空前的衰退，西方国家对它也没给多少援助，还不断使用双重标准打击它。而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一些小国的广大人民更惨，因内部斗争导致军事冲突和政治动乱频繁发生，颜色革命此起彼伏，搞得国家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很多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经济混乱不堪。
    为了避免苏东国家悲剧在我国的重演，我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注重社会安定和谐，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类型的目标选择。争取在向这种市场经济类型的不断经济转型中，不仅建设好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建设好政府规范的措施和合理的行为来监控市场主体行为，以使他们自觉地以把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为目标，以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为中心进行经济活动。对于我国具有这种目标选择的市场经济建设而言，经济转型需要做的工作有：
    1．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积极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和规范其他要素市场；加快流通领域的改革，规范市场行为，降低流通环节的交易成本和直接成本。
    2．建立健全规范、有序、高效率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此需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制定和完善关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法规，严惩钱权交易和其他腐败行为；改善并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
    3．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为此，政府需要在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行为和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综合运用财政、金融、计划、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手段，引导、调节和限制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公平交易、经营成本社会化及其他“搭便车”行为。
    4．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朝着有利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

        二、生产管理体制的目标选择

    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管理体制下，由于生产管理由少数资产者来单独主导，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资本家常以牺牲社会和他人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己利益，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中充满不和谐。资本家投资建厂以后，凡事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来自内、外有效的监控、反馈和制约，使得决策的正确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他们投资的局限性、随意性，造成了投资决策的浪漫化、模糊化，制定决策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决策过程只是凭着“大概”、“可能”、“估计”、“大致”等非理性判断进行。这种生产管理体制使资本家投资建厂以后，不是靠健全的制度和客观事实来管理人，而是凭投资者主观的经验和常识，靠简单的信任和亲情去约束人，看似事必亲躬，管得宽，抓得细，实际既辛苦，效果也不一定好，而且容易出问题。以人情代替制度，其代价必然是管理的漏洞、经济的损失、亲情的失落和生态的破坏。
    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体制为经济转型的生产管理体制目标选择，由广大劳动者共同主导经济转型中的生产管理，可以缓解和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管理体制下的上述不和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富有活力和生机的微观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体制下，企业不仅仅是一个追求企业家单方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实体，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开发工人能力、符合工人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现代经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社会生态经济实体。换言之，在生产管理体制转型中顾及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可以建设适应可持续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代企业，这种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和“生态人”。与建设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经济转型，可以在以下方面用制度创新规避不和谐：
    1．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明晰的公司制改制，创造出可分割的、可交易的、可转让的、有数量界定的企业产权主体，并广泛利用现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便利和促进包括国有资产在内的企业资产货币化、证券化的流动，以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2．重塑委托一代理制度，形成有效的委托一代理关系，解决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零责任、低效率”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构建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及中介结构的工作开展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制衡的机制，力图最大程度上解决委托一代理过程中的利益不相同、责任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四大难题。
    3．进行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创新。这种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运作的主线不仅包括协调企业生产经营诸环节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同时也同样注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保护与优化视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企业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资源经济模式，通过企业投入的知识化和管理的知识化，使现代企业逐步从主要依靠物资资源投入发展转向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发展；从传统的“末端治理”的经济管理模式转向清洁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再利用的转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从而，逐步形成资源节约、生态优化的企业可持续经济管理制度。
    4．创新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一是从注重物资资本投入到注重人力财富投入观念的转变；二是从注重产品价值到注重知识价值观念的转变；三是从强调物资、资金管理到重视人文管理理念的转变；四是从重视企业内部效益到同时注重企业外部效益和企业形象的转变；五是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到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理念的转变。只有以这样的经营和管理理念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企业外部不经济性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实现企业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从而适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知识化的挑战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战略的要求。

        三、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选择

    把中国经济转型目标定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大都倡导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收入分配，认为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永恒不变的，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家可以独占一切利润，由他们利用自己的财产去压榨一无所有、尚未组织起来、也不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工人，可以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减少工人成长为企业家和他们竞争的可能性，经济会因此而一片和谐，避免混乱。
    但历史事实并不如此。仅就实行这种制度的西方原始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据史料记载，  1913年全世界约有  1500万工会工人。群众抗议、大选活动中的街头宣传、工会组织的罢工和流血、职业介绍所、合作社、互助组、政党和运动——这一切活动的结果，就是按照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发展，改变着每个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虽然工人阶级在地方或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仍被排除在外，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劳动界的利益和他们对资本的权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分配就已经很难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了。
    可见，纯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实行收入分配的制度，必然导致出现不和谐，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应该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把建立由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主导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作为经济转型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目标选择。这样的目标选择，可以使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在很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  “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时代大都实行一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资本家在生产分配等一切方面有不受控制的决定权，工人只是被当成机器原料一样的生产要素，只是机器的附件，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决定机制基本没有区别。中国经济转型中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与其的不同，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下的经济主体，可以形成多元化的格局。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全是私营企业，但是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却可以呈现出国有经济、混合经济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局势。在GDP的构成中，国有经济大约占1/3，混合经济大约占1/3强，私营经济大约占将近1/3。全国有各类社团超过20万，这些社团的活动显示中介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劳动者可以和多种资本相交换，存在着多种选择，也有较多机会自办企业，没有象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完全隶属于资本。
    2．在中国具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下，广大劳动者都有一定的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不像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只有资本家才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工人基本上完全没有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除企业家之外的很多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也都有了一定的个人财产和财产收入。例如，2001年5月中央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调查表明，我国55%的居民所拥有的债券、股票、存款、现金等金融资产都比5年前有所增加，其中有17%的居民增长率超过一倍，只有22%的居民和以前持平，还有23%的居民比5年前有所减少，金融财产减少的居民当中，有41%是因为买房而减少的。也就是说在我国，大部分劳动者已经和企业家一样，也有个人财产并可以从收入分配中得到财产收入。
    3．在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下，社会保障体制正在稳步推进。不像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基本没有社会保障体制，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近年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领域都有一些新的改革。城市有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制度，使得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得到保障。在农村，农民的权益日益受到各界关注，社会保障网也在建设的过程中。有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在社会和企业的地位和权益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推进，可以使我国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权益比在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从而可以使收入分配与其并不相同。
    由于和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有上述不同，中国的各类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比如深圳华侨城集团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2000年初，华侨城集团就制定了《华侨城宪章》，明确提出三条，第一条就是内部产权革命，逐步扩大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专业人员的持股比例；第二条就是新分享经济，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除工资性报酬以外可以分享企业利润；第三条，资产责任人格化，责任人的个人利益与资产的保值增值密切相关。显然，在这类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框架下，员工享有的收入分配权益可以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中的工人。

        四、简短结论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交换单独就可以在人们利益关系一片和谐中实现静态资源最佳配置状态的理论，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人人平等的假设、人们财产和权利一样的假设、完全理性的假设、完全竞争的假设、完全信息的假设、不存在公共物品的假设、不存在外部效应的假设、不存在交易费用的假设等。在上述假设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一片和谐均衡才会出现。由于这些假设不符合现实，我们决不能以这种理论为指导，把走向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客观地指出，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切和谐，而是存在着掌握生产资料和政权的资本家阶级和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这种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希望工人在他们教科书上规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自然进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的新社会里去。马克思则对工人斗争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鼓励的工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据此，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平等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劳动所得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的论述，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经济学片面的理论所迷惑，在经济转型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在既了解市场经济优点，又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在经济转型中逐步建立起各种由广大劳动者共同主导的生产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3]  刘传江、杨文华、杨艳琳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4]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6年11月。
[5]  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6]  左大培、裴小革：《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

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兼评国企必然无效论
裴小革 
[摘要]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一种从人们之间的劳动贡献关系入手研究产权关系的理论。我们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探讨公有制组织具有效率的实现途径和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分配原则，并对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国企必然无效论做出评析。

[关键词]  产权清晰，虚构公有产权，真实公有产权，产权分配原则，国企必然无效论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在如何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关系的问题上，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澄清。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只能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产权理论来回答，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没有适用性。这是不对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产生的所谓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都是撇开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只能说明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科斯定理等西方产权理论，虽然承认人们的市场交易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产权交易，交易要有效率必须做到产权清晰，但又把这种产权看成是自然的产物或“天赋人权”，无法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说明为什么一件商品的产权应该清晰到某人那里，而不应该清晰到另一个人那里的道理。
    与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则是一种从人们之间的劳动贡献关系入手研究产权关系的理论。它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为我们从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中各种产权关系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基本理论。本文试图结合与其他产权理论观点的比较，就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作些探讨，并对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国企必然无效论作些评析。

    一、马克思的产权概念及产权清晰的含义

    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常常只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的意义上使用产权概念，并根据这种概念推论说，只有在私有制下产权关系才会是清晰的，在公有制下产权关系必然不清晰，所以着重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和发展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没有适用性。其实，无论从马克思的产权概念来看，还是从现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产权概念来看，产权都不仅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
    与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产权只看作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而是看作一组权利的结合体。即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马克思还研究了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权利[①]。
    马克思在论述产权概念时一般使用的是德文Eigentum这个词。Eigentum是一个多义词，和英文相对应的是Property，在中文中可以根据不同上下文译为财产、财产权、所有权、产权，甚至所有制等。所以，不能认为只有马克思著作中译本里有产权字样的地方，才是论述产权问题的。马克思曾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②]还说：“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③]，“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在共同体中被宣布为法律并由共同体保证的）”[④]。可见，马克思是把产权（Eigentum），看作一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来分析的。
    与马克思的定义完全一致，现在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德姆赛茨的产权定义是：“产权就是使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⑤]实际上也把产权看作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从这种定义可以看出，在同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因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文化观念不同、文明发展水平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产权关系还是会有很大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清晰以后，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一切权、责、利关系也都清晰了。在清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是否清晰，以及它们如何清晰才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产权清晰应指人与人之间权、责、利关系的清晰，而不仅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清晰。不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还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都有可能出现产权不清晰的问题。
    产权清晰的含义，不应该只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据“天赋人权”理论建立的产权理论来解释，因为那种解释，只适用于孤立的个人与物相比较的场合，例如孤岛上的鲁滨逊的场合，在那样的场合我们可以说因为人是主体所以有天然的权利占有物，但无法回答同样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拥有财产多一些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有些人拥有财产少一些对生产力发展有利的问题。与这种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则是一种从人们之间的劳动贡献关系入手研究产权关系的理论。它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为我们从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中各种产权关系合理性，提供了一种最重要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与人类社会，认为由自然界升华出人类社会的过程，亦是人的生物形态的形成和人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彼此结合、相互影响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制是劳动的解放。人不同于物的创造性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如果从如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产权清晰的含义只应该由人们的劳动贡献差异来说明，例如一个人只有独立开垦了一片土地，他才有资格说，他应该比别人更有资格拥有对这片土地的产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只应与别人按劳动贡献分享和划分这片土地的产权。

    二、公有制组织产权清晰的可能性

    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组织的产权必然不清晰、必然没有效率，还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只承认公共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个人的一切都必须服从集体，其中的公有产权是与个人产权对立的，或这样的社会只有公有产权，没有个人产权，个人没有独立于国家或集体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
    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总是把未来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了说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马克思还特别区分了“真实的集体”和“虚构的集体”，说明“真实的集体”应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桎梏。他指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⑥]也就是说，“真实的集体”认可每个参与者的个人主体性和利益。因此，他曾特别提醒世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⑦]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公有制组织产权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公有产权区分为虚构公有产权和真实公有产权。所谓虚构公有产权，是指个人只是在名义上是某个集体共有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他却没有如何利用这种所有权为自己服务的明确权利和责任，他多做了劳动贡献，成果要和所有集体成员按与他的劳动贡献基本无关的规则分配，例如按与劳动贡献无关的按劳动时间平均分配；他少做劳动贡献，亏损也可以按与他少做劳动贡献基本无关的规则和所有集体成员分担，例如，按与少做劳动贡献无关的按等级分配。个人没有让自己及其产权加入和退出集体的选择自由。这样情况下的集体公有产权，对于集体中每个个人来说有虚构的性质，因此可以称为虚构公有产权。 
    所谓真实公有产权，是指个人不仅在名义上是某个集体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还有如何利用这种所有权为自己服务的明确权利和责任，他多做了劳动贡献，可以比其他集体成员多享有产出产权；他少做劳动贡献，必须自己为这种不良行为承担损失后果。个人有让自己及其产权加入和退出集体的选择自由。这样情况下的集体公有产权，才对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人有真实的意义，所以可以称为真实公有产权。
    公有产权是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的对一部分财产的产权，它存在的基础，是集体存在的必要性。集体可以定义为：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的组合。集体又可以分为正式集体和非正式集体。正式集体一般是指由组织结构确定的、职务分配很明确的群体。在正式共同体中，一个人的行为是由组织目标规定的，并且是指向组织目标的。相反，非正式集体一般是指那些既没有正式结构，也不是由组织确定的联盟，它们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在工作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来自于不同单位的3个劳动者定期共进午餐，讨论和解决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就是非正式集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有产权在历史上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产生，并不断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总是希望与他人结成某种紧密的联系，于是某种集体就会从这种联系中产生。有集体存在，当集体中人们都希望并有可能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时，就会有公有财产，也就会有公有产权产生。个人可以有很多理由愿意结成集体。例如，有时，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需要多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集合众人的智慧、力量，如抬重物、伐木、锯木、抢收、在大片土地上赶时间排水、拉纤、为大船划桨、开矿、搭脚手架、敲碎铺路用的石头等等。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方式工作，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种时候，个人就要依赖集体来完成目标。个人也可以有很多理由愿意和他人一起拥有公有财产和产权，例如，当一台拖拉机就足以满足多个农民的耕地要求时，他们就会集体凑钱购买它和使用它。
    不过，应当承认，多人共同拥有公有产权一起生产，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它的缺点，这就是由于在这种集体里，每个人对公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的其他产权不能按照劳动贡献而形成差异的话，就会产生人人都想“搭便车”，不愿意多干活的集体惰性病。这里的集体惰性病是指，一个人在集体里工作不如单独一个人工作时更努力。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病症在有些集体可能存在，虚构公有产权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只熟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正是利用这一点，攻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必然存在产权模糊，效率低下。
    这些经济学家的问题是，把可能性说成了必然性。他们没有看到，实际上，在一个集体里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激励约束以外，还有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激励约束。如果在实行公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贡献对每个人的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差异影响较小时，让劳动贡献差异主要决定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差异，那么就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集体中的产权关系清晰起来，形成真实公有产权，提高集体的生产效率。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维廉姆·怀特在他的经典性的饭店研究中，就表明了主要让劳动贡献决定身份地位产权对于集体效率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集体中，如果是由劳动贡献大的人处于领导地位，那么集体成员在一起能够合作得比较愉快。如果是由劳动贡献小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在集体成员之间就会引起冲突。他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以前，顾客的菜单由饭店侍者直接递交给结账人员，这意味着，侍者在工作中占了主动地位，结果工作效率较低。后来，饭店把菜单上装上了铝线，这样菜单就可以挂起来用钩子钩，结账人员觉得必要时，才把菜单用钩子钩过来，这样结账人员可以居于主动地位，工作效率因此而大为提高。
    怀特还注意到，在厨房中，那些把菜单交给厨师，然后把做好的菜端出去的服务人员，又是一个劳动贡献小的人在工作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例子。不论服务人员明确或不明确地催促厨师“加快速度”，在他们之间都会产生冲突。但是，怀特发现，有一个交菜单的服务员与厨师几乎没有发生冲突，因为他要先把菜单交给厨师，然后告诉厨师，菜做好后就叫他过去端菜，这样还是厨师处于主动地位。这说明在正式和非正式身分地位设置上，不断想办法让劳动贡献大的人处于领导地位，集体中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效率才能得到改善[⑧]。
    在一个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的集体里，要建立真实公有产权，激励人们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工作，必须促成让劳动贡献大的人可以得到较高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的有效机制和公平观念。如果共同体成员认为集体中的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主要不是因劳动贡献大小形成的，那么，他们积极工作的自主劳动和高科技含量劳动都会减少，转而去更多地采取别的活动争取高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或干脆尽量少劳动，多享受闲暇晒太阳。例如，如果张三、李四和王五，是某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企业中，竞争车间主任这个位置的最后三个人选。张三对企业的劳动贡献是100万元，李四是50万元，王五是20万元，但是，李四的资历较老，王五是企业老总的亲戚。那么，如果张三任主任，就会对张三、李四、王五及所有企业员工都形成积极劳动的激励；如果李四或王五任主任，则只能鼓励人们熬年头或和老总攀亲，使劳动贡献大的人心寒意冷，自主劳动情绪低落。
    我们的结论是，实行一部分生产资料公有的公有制组织的存在，是有经济效率方面的根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划清不同个人产权的一种渠道，但并不是唯一的渠道。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企业里，是有可能做到产权清晰的。如果能够形成大多数成员认可的主要凭借劳动贡献决定身份地位等其他产权的文化和制度，公有制组织就有可能做到产权清晰，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条件下，取得好的经济绩效。一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适用性和公有制组织效率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

    三、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分配原则的适用性

    正如本文第一节指出的，只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及科斯等人的产权理论，无法从如何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正确说明产权为什么应该清晰到某个人，不应该清晰到另一个人的问题。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则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1）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劳动是“主体”和“财富的一般可能性”。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⑨]。
    （2）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与他们本人发生了“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⑩]
    （3）广大劳动者劳动成果产权的异化，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必然要被某种可以使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回归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尽管“异化”这个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出现较多，但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实际上也用较少哲学色彩的语言，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异化问题，并根据对其对于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分析，预见了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例如，在人们经常引用的《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自由与必然的段落中，马克思就曾这样展望了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这里的“人类本性”就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物种生活的特性。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指的就是摆脱劳动成果产权异化，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向他们回归。至于这种可以使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产权回归他们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实现，马克思并未给出具体答案。马克思晚年在写于1879-1880年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明确指出：“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12]
    但是，现在有人常把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理解为某种具体的分配形式，并把这种分配形式等同于按劳累程度分配或按劳动人头分配，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错误的、无用的，按劳分配也是错误的、无用的。诚然，如果把按劳分配理解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产权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那么这种具体形式确实无法在市场经济中实行。因为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论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具体形式，是以完全的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已经消亡为前提的。[13]但是，马克思向来不赞成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作过于具体、全面的论述，更没有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新社会没有成为现实而缺乏实践的情况下详细地设计未来蓝图，其结果只能是越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14]恩格斯也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建议和劝告的使命。”[15]
    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建立在他所设想的历史条件下的，既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同，中国当然不能实行那种具体的按劳分配形式。但是，按劳分配除了在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具体的分配形式以外，还可以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产权分配原则，或论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产权分配才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作为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产权分配原则，对于市场经济具有明显的适用性，十分需要我们结合我国和当代的现实去创新发展。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我们可以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基础上的产权分配原则表述为：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只研究公平不研究效率和发展的理论，这是不对的。实事上，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有关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它表明，在决定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劳动者的劳动是唯一能动的要素，是起决定作用的主体力量，而其他要素归根到底只有从属的或受动的意义。物质其他要素除了巧合不会自动改变自己适应人类，本身也并不参加产权分配，受不到产权分配的激励。作为劳动者素质的人力资本、知识等其他人的素质要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在劳动中才能发挥作用。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所阐明的这个实事，我们才把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区别了开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分配原则做了上述那种表述。
    为什么要提按劳动贡献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呢？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按劳分配当作某种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给予了太多不合理的含义，如按劳累程度分配、按劳动人头分配、按劳动时间分配、按劳动产品件数分配，等等。这里用按劳动贡献分配所要表达的特定含义则是，在劳动者之间，谁的劳动对社会贡献比较大，他所得到的劳动成果就应比较多。它不等同于任何一种具体的分配形式，而是指在各种可操作的分配形式的组合中应尽量贯彻的一种分配原则。
    例如，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产权关系是一种可操作的分配形式，在这种分配形式下，由于单个雇主与单个雇员之间的经济地位往往不对等，某单个雇员的工资就可能被压到大大低于他对企业和社会的劳动贡献的水平上，这时，就有必要在非商品交换的协商机制、利润分享机制、政府干预机制等对市场交换机制的补充下，使该雇员的劳动贡献成果产权能够通过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尽量向他回归。
    为什么要提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而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呢？这是为了把人的劳动贡献和其他生产要素区别开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提法，将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等同起来了，但事实上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一台在市场上的均衡售价为500元的机器，企业把它买回厂以后，不论创造了多少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到市场上卖了多少钱，它还是值500元，那些多增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不能算作它的功劳，归它所有，而要算作选择购买和实际操作它的人的功劳，归人所用。所以拥有它的人只能用它的原有价值参与分配，由劳动引起的增殖使用价值与人创造的价值合为一体，都要算作人的功劳，为人所有和分配。
    一个市场均衡工资是每月500元的大学毕业生，在被企业雇用以后，如果因为他的到来和发挥作用，企业每月可以多赚5万元的话，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应通过以市场交换为基础机制和其他机制为补充的多种机制的作用下，让他的劳动贡献尽量向他本人回归，不是以每月500元，而是以每月5万元为他的收入产权上限。
    为什么要提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而不是只提按劳动贡献分配呢？这主要是出于两种考虑，一种考虑是，在当代随着人们的财产越来越多，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要走入运用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劳动，以获取产权的行列。其他生产要素相当于人们的生产工具，使用生产工具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多的财富，让较少的价值体现在较多的使用价值上，使价廉物美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除了提按劳动贡献分配以外，还应保护人们的已有劳动成果，鼓励人们用其他生产要素的原有价值参与分配。如，即使拥有资本的人只是把资本存在了银行，劳动贡献不大，也要保护他们的资本，尽量让他们用这些资本参与分配，到期后收回相当于资本原有价值的本金，并在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的原则下给予他们以利息的奖励。
    第二种考虑是，产权分配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社会、伦理等很多问题，所以不能实行“不折不扣”的按劳动贡献分配。即使有些地区、有些人群的劳动贡献不大，出于除生产力发展以外的其他方面的考虑，也要给予他们较多产权，帮助他们生活和成长。例如，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给予一些财政上的特殊帮助；对于儿童教育给予一些特殊助学补助；对于残疾人给予一些就业的优待；对于老年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应增加他们的退休金或养老金，等等。
    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反映了我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75％的现实[16]，也符合经济越发展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越高的趋势[17]，既有理论根据又有现实根据，实为一项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分配原则。

    四、国企必然无效论评析

    一些经济学家否定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的同时，在批判公有制的基础上还特别具体到国有企业，提出了一套国企必然无效率的理论，主张所有国企都应该通过卖给各种私人，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他们的立论主要是以两个判断为前提的：
  （1）一个国家的产权关系制度，是由人的“经济人”本性决定的。“经济人”的不变利己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关系制度永恒不变。在这种制度下，所有者独占产出成果，积极性最高，所以最有效率。国企领导人和职工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所有者，必然无效率。
  （2）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由少数企业家（或称“人力资本”）创造的，只有他们才有创新能力，其他劳动者都是只能和物一样发出某种自然力的“劳动”。为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必须尽力压低劳动者收入产权，把一切财产尽量集中归少数企业家所有，以便他在可以得到全部利润的激励下积极工作。国企领导人不可能得到全部利润，没有公平感，不能把所有能力都发挥出来，而别人分享利润都是没用的，所以国企必然无效率。
    但是，这两个判断都是不能成立。正如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唯物史观所指出，包括产权关系在内的各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产生，并且要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关系不是永恒不变最有效率的社会制度，自它产生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一个人的财产只有在他可以独立使用和支配的情况下，自己对其所有权及成果的独占才会比较有效率，例如，一个人有一台机器自己使用，他可以作为完全的所有者工作，除因要占用社会资源缴税以外，可以收入全归自己，多劳多得确实一般可以比较有效率。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万台机器，他就不可能完全由自己使用和支配了，而必须和很多人一起使用和支配这些机器。这时，不能完全由自己使用和支配的所有权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了。在他无法独自使用和支配其机器的情况下，让他依靠政府强权的保护，自己独占很多人和他一起合作产生的产出成果，效率必然会因其他人没有积极性而低下。让他与其他人按劳动贡献分享所有权和产出成果，才是更有效率的。
    当然，为了保护个人创业的积极性和生产的延续性，不必把实事上成为社会财产的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而是可以通过以市场交换为基础机制的多用机制的调节，让它“私产公用”，以符合社会和各相关劳动者利益的方式运行和发展。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最初创办企业的个人所有者根本就不可能作为完全意义的所有者发挥作用，他实事上也是必须代表企业中很多人和社会的利益在工作的，不然的话，他的企业就会因遭到社会和他人的反对而垮台。“谁投资，谁所有”，不等于“谁投资，谁独占”。如果投资收益不是投资者一个人创造的，他就必须和社会及他人一起分享产出成果。所以，国企领导人和职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所有者，正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现象。只要国企和市场经济接轨，有领导人和职工根据国企经营状况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就完全有可能经营好。
    所谓国企的领导人和职工使用的资产不完全是自己的就不会关心其保值增殖的观点，纯属妄断。只要用制度把他们的权责利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挂钩，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去激励他们，国企是可以不断发展的。最近，我们的国家队在希腊雅典奥运会上拿了32块金牌，不就是国企可以取得好绩效的证明吗？
    上述第二个判断，也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从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不断用机器代替人工，用脑力代替体力的现象，所做出的一种片面的推断。这里的关键之点是，他们把劳动等同于物，撇开了广大劳动者劳动中所包含的人类创新因素。与他们的看法不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不仅企业家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具有创新能力，只有让他们都发挥出这种能力，财富才能快速增长，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创新劳动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马克思曾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18]。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还引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19⑲]。劳动者创新劳动能力的形成，虽然有先天的因素，但由于人们天赋才能差别一般是很小的，更多地还是靠了劳动者的后天努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做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20]。只要具备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原本从事守成劳动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是有可能成为具有创新劳动能力的人才的。守成劳动和创新劳动之间、守成劳动者与创新劳动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企业领导人相当于一个数字最前面的“1”，其他人都相当于后面的“0”。这种说法只适用于人和物相比较的场合，在那种场合可以说没有企业领导人这个人，物不会自动发挥作用。但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就不是这样了，没有这个企业领导人，其他人也不是“0”，而是别的数字，可能比“1”小，但也可能比“1”大。
    有人把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功劳全都归于企业领导人，这就抹煞了全国人民和企业员工的作用，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为国有企业的投资承担了投资风险，当然有权分享企业赢利；只有企业领导人的创新劳动，没有其他员工的创新劳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可能实现。如果管理者在某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的贡献确实比别人更大些，他可以比别人多得一些收入，但不能因此否定别人的贡献和按劳动贡献分享利润的权利。试想，如果规定把所有金牌都奖给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人，不奖励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劳动贡献，他们还会在奥运会上有那么大的夺金动力吗？
    总之，国企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利于保护和扩大国家和广大劳动者利益，是完全有可能搞好的。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产权理论基础上的国企必然无效论虽然迎合了少数人的利益，却不符合实际和我国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5]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9]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0]  李铁映：《劳动价值论问题读书笔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1]  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2]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13]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4]  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15]  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①]  参阅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③]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0－411页。
[④]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3页。
[⑤]  参阅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97页。
[⑥]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85页。
[⑦]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22页。
[⑧]  参阅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43－244页。
[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252－253页。
[⑩]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90－91页。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927页。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399页。
[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的13页。
[1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15]恩格斯：同上，第642页。
[16]参见樊纲、姚枝仲：《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
[17]  参见西奥多•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83-84页。
[1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
[1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
[2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