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
孟捷
摘要：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把产品创新看作经济生活中的自主变量，而象收入分配、货币量供应等则看作从属变量。本文试图在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内论证新熊彼特派提出的这个假说。文中认为，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提供了一个工艺创新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各种既有观点，妨碍了把产品创新概念化。他的论文批判地重建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提出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作为前一对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利润率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动态做了新的解释。文中认为，产品创新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汲取其历史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借助于重大产品创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完全有可能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
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假定一连串重大产品创新 [1] 是长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本文试图在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框架内，对新熊彼特派的这个假说加以论证。本文由以下部分组成：首先是相关理论的回顾，包括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这个理论最先是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以及马克思在《1857-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产品创新的未为人知的思想。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品创新展开分析。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还尝试如何在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分析产品创新。文章的最后是与长波理论相关的两点结论。
相关理论的回顾
1 新熊彼特派关于产品创新和长波的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起源
191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以笔名在一份荷兰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春潮：对工业发展和价格运动的反思》的著作(Van Geldren, 1996)。这篇著作，而不是十几年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著作，现在被公认为是经济学中“长波理论”的起源。范·盖尔德伦以大量统计材料确证，在1850-1873年间、1896-1911年间，西欧和北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长期扩张，他把这种长期扩张称之为资本积累的“春潮”。范·盖尔德伦力图为这两次长期经济扩张出现提出理论上的解释，他特别强调了重大产品创新的作用。范·盖尔德伦认为，一个或几个迅速成长的新部门，推动形成了长波的上升期。
本文所指的产品创新既包括生产出前所未有的新产品，也包括既有产品的重大升级换代。长波的上升期。就1850-1873年这一期间而言，主导部门是铁路建设，它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是金属、钢、煤的生产的扩张。就1896年以后的上升期而言，电力和汽车工业扮演了主导部门的角色，他们带动了金属（特别是铜）、绝缘材料和煤的生产。
范·盖尔德伦的贡献由于语言的障碍而鲜为人知。现代长波理论的主要复兴者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他的观点。1996年，《春潮》一文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主编的《长波理论》一书中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其篇幅长达五十余页。鉴于“长波”被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弗里曼说，如果熊彼特当年得悉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话，“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兴许就会改称“范·盖尔德伦长波”了。（参见Freeman, Chris., ed., Long Wave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1996, ‘Introduction’. 与范·盖尔德伦相比，康德拉季耶夫的缺陷在于，他没有对长波进行理论解释。）
熊彼特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创新之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从理论上引入经济学的人。他在全然不知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假说：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的；诸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等重大产品创新，推动产生了具有扩张性质的资本积累长波。但是，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内容过于宽泛，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既有产品创新，又有工艺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创新及新市场的开辟等因素。尽管熊彼特在分析实践上所强调的是产品创新，但这一点在概念上未予明确。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的著作《技术的僵局》（Mensch, 1975）尽管没有直接分析长波，但被看作是二十世纪70年代长波理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门施在下述两方面推进了熊彼特的理论：
第一，他明确区分了所谓“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
第二，门施力图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在1830年代、1880年代、1930年代，基本创新蜂拥出现，而这些关节点都正值经济萧条时期。
在此基础上，门施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蜂聚的假说。
在门施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新熊彼特派关于技术创新和长波的理论 ，这一派理论与以曼德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 ，形成了当今长波理论的两个主要派别。
门施的后继者之一，荷兰学者范·杜因，在方法论上这样概括了新熊彼特派的理论贡献，他明确地区分了以下两种经济变量：
产品创新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确立为唯一的自主（为啥要加个主？）变量，
而其他因素，诸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失业水平等等，一律作为从（属）变量，它们的波动必须通过自主变量的变化来解释。（van Duijn,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p.129.）
范·杜因概括地表述的这个大胆的假说，事实上体现了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在分析上所取得的最终成就。可是，新熊彼特派理论主要是一个实证理论，范·杜因的假说中所蕴涵的因果关系，缺乏一个资本积累一般理论的支撑。而且，回归熊彼特并不能克服这个弱点。
正如一位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所指出的，“尽管熊彼特或许是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洞见的源泉，但他并没有为分析资本主义留下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 在他生命的后期，熊彼特事实上转向了一般均衡理论，放弃了他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创新带来资本主义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明斯基提出：“理解资本主义的进展，很可能取决于把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动力和从事创新的企业家作用的洞见，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架构结合起来。”与明斯基不同，本文则试图把新熊彼特派的观点纳入一个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框架。（Minsky, H. P., ‘Money and Crisis in Schumpeter and Keynes’, in Wagener, H.J., and J.W. Drukker, eds., The Economic Law of Motion of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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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是当代研究金融危机的权威，他所坚持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对经济运行的危害难以避免。
“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的形成始于1963年明斯基在任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它”会再次发生吗？》（“它”指大危机）。以此文为出发点，明斯基在随后三十年中出版的各种论著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步形成今天为众多文献广泛引用的“假说”。由于它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版本各异，甚至引喻失义的情况。鉴于此明斯基在1991年整理出一个逻辑完备的标准文本（Minsky,1991），本文主要依据这篇文章撰成。
一.投资主导经济，金融影响投资
在明斯基的体系中，不难看到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影子。作为《凯恩斯传》（Minsky,1975）的明斯基对凯恩斯理论的推崇自不待言。同时，和大多数当代凯恩斯主义者一样，他也非常重视卡的理论贡献。马克·布劳格（1992.P135）曾断言卡比凯恩斯早三年就提出了《通论》中的大部分观点，而且“比凯恩斯还要深刻，可以说是超越了凯恩斯”。明斯基深以为然，他甚至继承了卡氏传统，将凯恩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揉合在一起。
按卡的国民收入等式，在不考虑政府及海外部门的情况下，有：
国民总收入=总利润+工资和薪金 （1）
国民总支出=总投资+资本家消费+工人消费 （2）
假定工人花掉全部收入，且略资本家消费，则有：
总利润=总投资 （3）
既然资本家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则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不过是利润增长的同义语，这样，上述等式就揭示出，总投资增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明斯基扩展了卡的公式，得出利润决定的总公式：
总利润=投资+政府赤字－外贸赤字+由利润支付的消费－工薪收入中的储蓄部分
但是，他仍认为，投资是决定总利润的最重要因素，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影响经济，原因就在它能左右投资。
为揭示投资的内在决定机制，明斯基提出一个“两重价格”理论。他认为，工资和日常产品价格由劳动力成本及其加成（mark-up）所决定，而资本和金融资产（虚拟资本）价格则为资本可能产生的预期利润及资产未来现金流之贴现值。前一种价格构成投资的供给条件，后一价格则决定投资的意愿（需求）。要维持经济繁荣，就必须使资本和金融资产价格比投资的供给价格高出一截（留出利润空间），以便诱致足够的投资。金融部门的动作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投资的供给价格之价差，这样，它就能左右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二.金融条件与金融资产价格决定
根据凯恩斯《通论》第十七章《利息与货币之特性》中的观点，明斯基认为金融资产（负债）的价格(P)由预期现金流（q）、保藏费（c）、流动性贴水（L）三要素决定。其中，预期现金流（q）指金融工具在未来一段时期按合同规定应收（付）利息及本金的时间序列；保藏费（c）包括为收（付）本息而花的费用及委托、代理、信托保管等费用；流动性贴水（L）为金融工具指流动性的主观价值，由金融工具本身的流动性强弱及持有人对流动性的评价（需要的迫切程度）所决定。
特别地，对货币而言，q，c均为零，故其价格（为1）完全由其流动性（LM）所支撑。根据微观经济学常识，金融资产的均衡价格必须使该资产与单位货币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即：
MU（q－c+l）= MU（LM） （5）
p l
由上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导致货币边际效用MU（LM）下降，其他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同样金融资产的预期现金流增加，保藏费下降，流动性增强，对该资产流动性的主观评价上升均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反之则反是。不过，深一层的思考会发现，上述因素均由客观金融环境所决定，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独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而单独考虑其中的任一个都容易导致结果失真，明斯基看穿了这一点，尤其对q、L之间的关系加以特别关注。
如前所述，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贴水不仅由它的流动性大小所决定，还要受制于人们对资产流动性的主观评价。市场参加者的流动性无非来源于三种渠道：手持现金，由经营而取得的现金流，资产出售或借入现金。如果手持现金较多，经营收入稳定，或者易于借入流动性，则人们须倚重资产出售取得流动性，换言之，对资产流动性的主观评价就越低。由金融学中“三性”原则所知，流动性与盈利性是相互替代、此增彼减的。因此，对资产流动性主观评价降低之后，人们就会更加看好那些具有高盈利性、低流动性的资产，因为它们的q增加得多，而L减少得少，价格便趋上涨。
三、按现金流对财务状况进行分类
在讨论金融部门总体表现之前，必须先分析单个金融行为主体（个人、企业、政府）的财务状况，这涉及对他们未来现金流的考察。从现金流入方面看，可以细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由经营产生的现金收入（包括利润、工薪、税收）；二是由债务人兑现支付承诺而产生的现金收入；三是通过借人或资产变卖产生的收入；四是少量的手持现金。明斯基认为，资产和负债分别能够产生现金流入和流出的时间 序列，故分析行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即可按现金流的未来表现将其财务状况分为三类。
第一类称为套期保值（Hedge Finance），指行为主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前述第一、二种方式所取得现金流入即已超过预计的现金流出。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处于这种财务状况时一般不会发生支付困难。一般居民户以及低财务杠杆率的企业常处于此种状态。
第二类称投机理财（Speculative Finance），指行为主体由第一、二种方式取得的现金流入超过因日常支付及偿付应付利息而发生的预计现金流出，然而尚不足以支付到期应付债务的本金。通常，此种状况下的行为主体必须靠债务滚动（借新还旧）来维持正常经营。高财务杠杆率的企业常处于此种状态，而商业银行更是天生的投机理财者。
第三类称作庞兹理财（Ponzi Finance），得名于本世纪2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一桩著名金融诈骗案，一名叫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的法裔美国人策划了一个用后加入者的入伙费充作投资收益付给先来者的连锁性计划（称“庞兹计划”），成为一时暴富，后被拆穿。顾名思义，处于庞兹理财状态的行为主体由一、二种方式取得的正常现金流入尚不足支付日常性现金支付及债务利息。如不欲变卖资产，维持现有经济规模，则不仅要靠滚动负债偿付到期债务的本金，还要不断地累积新债务。长期亏损性企业常常处于此种状态，而具有高赤字的政府部门无疑是最大的庞兹理财者。不过，只要外界相信该行为主体之资本尚足以抵债，而且亏空是暂时性的，将来会向良性发展，则该行为主体仍可正常运作，不至于立即爆发债务危机。
四，经济前景变化导致金融危机
在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行为主体因经营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利润、工资、税收）持续增长，同时市场融资条件宽松，借款既容易、利率也较低。此时，那些高流动性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行为主体纷纷将其代之以低流动性、高盈利性的资产，同时，他们也倾向于以借入流动性取代资产流动性，相应地提高了财务杠杆率。这样，原本处于套期保值状态的行为主体不免带上些许投机性；原来就惯于投机理财的企业及银行更是趁机扩大经营规模，将支付需要完全寄托在债务滚动之上；甚至连庞兹理财者也会被看好，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盈利状况会进一步好转，风险不大。
然而，一旦经济走上停滞和下降轨道，利润增长减速甚至负增长，则原来高速增长时期产生的“欣快感”（euphoria,常用于吸毒者）立即消失。靠借入流动性维持经营的做法难以为继，债务滚动必需付出高昂的代价。此时，投机理财者因现金流入注以出对比的变化而成为庞兹理财者，原来的庞兹理财者则到了必须靠变卖资产支付债务的地步（明斯基称作“以卖出头寸来维持头寸”Marking Position by Selling out Position）。
前面讲过，由于在经济繁荣期间行为主体的资产组合中高流动性资产减少，一旦对流动性的主观主价转高，原先所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便大辐跌价。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警觉，对高债务比率的企业产生普遍的怀疑，即便尚不至于成为庞兹理财者的那些公司也遭到信用配给，使他们也加入“卖出头寸以维持头寸”的行列……可以想见，不信任感迅速漫延，对危机的恐惧笼罩了全社会。金融资产的大甩卖启动了欧文·费雪在职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Debt-Deflation）机制，即，欠得越多就变卖的越多，卖的越多越贬值，最终是“债务越还越多”The more they pay, the more they owe )，金融危机就此爆发。金融危机不但使已开工的投资项目失去金融支撑，还因资本及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使新的投资失去内在驱动，进而加剧了整个经济的萧条。这种局面要一直维持到工资物价也下跌到极限，重新拉大利润空间为止。
五，二战后何以未再次出现大危机
按照明斯基的上述理论逻辑，只要存在商业周期，金融业的内在不稳定就必然要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将整体经济拉向大危机的深渊。然而，二战后的实际情况却表明，商业周期照样客观存在，但大危机却没有发生。为避免因被证伪而导致理论破产，明斯基作了辩护性陈述。他认为，之所以未再次出现和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原因在于诱致危机的两个重要环节得到了控制。
首先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按照卡莱茨基的国民收入等式的简化形式（公式３），总利润即等于总投资，故一旦私人投资随商业周期而减少，总利润（等价于金融资产中的q累加）便下降，必然导致现金流入减少和资产价格下降。明斯基则由扩展后的利润公式（公式４）认为，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干预经济能力的增强，财政赤字在利润决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战后，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抵销了私人投资的周期波动，有效地维持了利润总额的增长，使市场行为主体的财务状况免于恶化。
其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在战后得到了强化。当市场上流动性出现紧张之时，中央银行可以提供额外的流动性，还通过对面临挤兑危机的金融机构采取若干保护性措施，使处于庞兹理财状况的机构免于仓促变卖资产，防止由恐慌性抛售所导致的金融资产价格全面下跌。
这样，大政府和中央银行维持了长期的金融稳定，熨平了经济周期。
六、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尽管由于上述两种原因，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未发生大危机，但明斯基对前景的展望仍是悲观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并且，时间拖得越久，将来发生危机的烈度越强。理由如下：首先，政府财政赤字不可能无止境增长，否则，政府本身作为庞兹理财者也会破产。这一见解已为近年来各国的财政当局所认同，目前，减少赤字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其次，对外贸易状况对社会总利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减少了利润来源，且贸易改善的前景不容乐观；再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具有负面影响，常常是鼓励和保护了那些“庞兹金融家”，使市场纪律松弛，因此，其运用也将日益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金融资本家天生的短期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不稳定，它是无法根除的。
七、亚洲金融危机对明斯基理论作了最新的注解
1997年以来，东南亚及东亚各国爆发了自1929~1933年全球性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经济危机。和其他理论相比，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这场危机提供了最透彻的解释。
9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环太平洋诸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高经济增长被视为“亚洲的奇迹”。但是，长期的增长已经给危机埋下了伏笔。利润增长带来的现金流稳定增加使人们对流动性的主观评价不断下降。而所谓“新型金融市场”的兴旺又为这一地区吸纳外部资金推波助澜，企业可以方便地借到廉价的本、外币资金，在逐利动机推动下，他们不断提高财务比率（以各种金融公司和房地产业为最甚），依靠债务滚动获得流动性，投机理财成为普遍的状况。
可惜好景不长，首先是泰国遇上麻烦。泰国出口增长率由1995年的25.1%跌至1996年的-2.1%，经常项目赤字占到GDP的8.3%，同时，GDP增长率也由8.6%降至6.7%。出口负增长以及GDP增长率减缓扼制了全社会的利润增长，投机理财者纷纷沦为庞兹理财者，房地产商叫苦不迭，金融机构坏帐大幅上升。在迫切要求振兴经济、增加出口的氛围中，产生利率下调和汇率贬值预期是情理中的事。可是，高达900亿美元的外债（外汇储备仅377亿美元），且多为短期债务，使财政赤字相当低（仅占GDP2%）的泰国也整体上成为了“庞兹金融家”，上述预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外资抽逃，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流动性的紧张状况。至此，货币危机、支付危机、股市崩盘相继发作，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而传染性的恐慌又使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冲击，终于酿成这次危害全球的大风暴，为“金融不稳定假说”做了最新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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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论产品创新
新熊彼特派的产品创新理论溯源于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但后者在马克思主义主流中却迟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范·盖尔德伦所处的时代，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资本主义“崩溃论”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关于技术创新带来资本积累“春潮”的设想，听起来具有修正主义的意味。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判定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业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不过，马克思本人对待产品创新的作用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没有强调范·盖尔德伦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东西，但是，在《资本论》的一部主要手稿棗《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出发，指出了产品创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充分的引证。
首先，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出发，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象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了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
“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参见《马恩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87-390。）“由此产生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马恩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页。）
不过，马克思在这些话里只限于强调产品创新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新熊彼特派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资本积累的特定条件下产品创新才以蜂聚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1857-58年手稿》中的这些天才思想，毕竟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展现出它在产品创新和扩大社会分工方面的潜力之前，以惊人的方式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个思想迄今仍然未为人知，这样说并不为过。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是国际上研究马克思这部手稿的最著名的著作，这部书里根本就没有提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当初没有把这个思想写入《资本论》呢？是因为《资本论》是未完稿吗？还是因为这个思想一旦载入，会削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锋芒？不管出于什么原因，《1857-58年手稿》里的天才论述，撼动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 这是因为，全部三卷《资本论》事实上抽象了产品创新，不适当地假定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创新仅仅体现于工艺创新（即增加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 没有把产品创新和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当作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资本论》第3卷讨论利润率下降的地方，马克思明确地作出了这个假定：“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奢侈品的量会不断增加。”，《马恩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44页。在第一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他做了这样的假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0页。）因此，对于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发展形式以及如何发展，《资本论》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片面的解释。
2．一个解释产品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既有解释：一个批判性分析
在什么是支配资本积累动态的基本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一直存在着分歧。70年代以来，这种分歧表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当中，一种以所谓“利润挤压论”(Profit Squeeze Theory)为代表，这个理论的首倡者是牛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及其合；另一种便是以曼德尔等人为代表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按照“利润挤压论”的观点，危机的根源在于分配中的阶级冲突，即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化。“利润挤压论”和斯拉法所开创的新李嘉图主义学说在下面一点上存在着一致性：两者都想在工资的变动和利润的变动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利润挤压论”的批评，可参见：Fine,B., and L. Harris, Rereading Capital（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的第5章。 针对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里曾经指出,他混淆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
相对于“利润挤压论”，正统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似乎有一个优点：它把资本积累的矛盾归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不是仅仅归于围绕国民收入的阶级冲突。按照这个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利润率下降；伴随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固有的一切矛盾会激化。
正统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在方法论上包含着下述根本缺陷：
第一，它假定价值增殖的使用价值基础在长期没有变化，假定社会分工体系和资本积累的主导部门在长期没有变化。 古典经济学家理查·琼斯曾经体认到，产业部门的多样化起着刺激资本积累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引证了琼斯的这个意见，但他并没有将这一点正式列入利润率下降的抵消因素。（琼斯认为，产业部门的多样化是刺激资本积累，抵销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对琼斯的引证，参见：《马恩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6页。）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疏忽，因为一旦引入由产品创新带来的部门多样化，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就会为之动摇。
第二，利润率下降仅仅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即有机构成变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生产和流通、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基础上。 结果，论述利润率下降的《资本论》第三卷就出现了一个逻辑结构上的空白：马克思从未交代，一般利润率下降与稍后论述的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的矛盾，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我们只能从第三卷第十五章的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来猜度，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从属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这种从属关系在方法论上违反了《资本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因为全部三卷《资本论》的结构正是按照生产、流通、以及这二者的统一来安排的。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有关资本积累过程的因果解释是以这个矛盾为中介的。
上述两个方法论假定不仅内含于正统的利润率下降理论，那些在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的基础上批评这一理论的人，也为这两个假定所束缚。前几年，两位日本经济学家试图把产品创新引入置盐的模型。（Nakatani, T., and T. Hagiwara, ‘Product Innovation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1997.）可是由于抽象了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他们的模型仍然是有局限的。产品创新通过扩大社会分工体系（或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增加利润率，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尔曼在卢森堡之后从方法论上阐明了第二点。可是，他仍然陷于消费不足论，把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的矛盾归结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与此同时，他也和卢森堡一样，没有看到重大产品创新所带来的市场的内生扩张。（参见Gillman, J.C.,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 Dennis Dobson, 1957, p. 86. 关于吉尔曼的消费不足论观点, 参见：p. 108, p. 111.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的源泉。资本积累可以通过这种内生市场的创造，凭借自身的力量周期性地克服它在运动中、在时间中遇到的界限。
2.2 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辨证重建
关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曼德尔曾这样说： “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其实质为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统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作为经济增长放慢或崩溃的根源），不仅要在生产领域去找，而且要在流通领域去找。再生产，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清楚地表述的那样，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见E.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new edn, 1995, p.117; p.60. 可是，下面将会看到，这个在方法论上十分重要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在曼德尔的理论中居于首要地位。在拙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的第4章中，我们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尝试着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做了辩证重建。）
可是，即便我们承认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在方法论上的确享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对这个矛盾的理解仍然可能存在着歧见。譬如，像吉尔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从消费不足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矛盾。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的下述著名论断成为各种不同解读的基础：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马恩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页272-273。）
从消费不足论的观点来理解上面这段话并不奇怪，尤其是因为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现行版本里还有下面这样的话：“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前些年，随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未经编辑的原稿的出版，研究者们发现，恩格斯在编辑第3卷时对原稿做了许多改动。譬如，上面这句话在原稿中位于括号内，这意味着马克思本人赋予这句话以完全相对的意义。恩格斯脱掉了括号，并通过改动提高了这段话的价值。（参见Heinrich, M., ‘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60, Winter 1996-1997, pp. 452-466. 消费不足论者喜欢引用的这句话见《马恩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与消费不足论相对应，下面我们分两点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另做解释。
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列举了三项决定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因素：“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群众的消费力”，以及资本家“追求积累的欲望”。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群众的消费能力低下这个因素，在我们看来，“追求积累的欲望”是所有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积累会按照其规模和方向重塑部门间的比例和群众的消费力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曾指出，资本家的活动是整个资本主义机构的主动轮，积累是决定着其他一切经济变量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莱茨基曾把投资的决定因素称作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参见Kalecki, M.,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UP, 1971. ）
我们要论证的第二点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是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的矛盾由以发展的动力。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激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任何既定商品的单位价值以及单位利润会跟着下降。与此同时，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数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使用价值生产得越多，价值增殖就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
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魁奈通过下述悖论第一个把握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这种矛盾。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相信价值源出于土地而非劳动。为了驳倒劳动价值论，魁奈采用了独特的反证法：假如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那么从劳动创造价值必然会得出结论：单位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即伴随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商品单位价值下降。但这一结论与资本主义生产在概念上是相冲突的棗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建立在商品价值永恒下降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如果在现实中能够成立，劳动价值论就遭到了证伪。（参见魁奈：“关于手工业劳动”，《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魁奈悖论第一次发现“通货紧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威胁。如果我们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按着魁奈的思路，他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建立之时就从逻辑上宣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能的。
在马克思那里，魁奈悖论是这样解决的，他指出：个别商品单位价值的下降及其所伴随的商品单位利润的下降，与总利润的增长是可以同时并存的。魁奈所发现的矛盾非但不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立即灭亡，反而是资本主义由以再生产的动力。在《资本论》第3卷，这种并存被当作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参见《马恩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页以下。）但是，马克思的解决方法所蕴含的商品单位利润下降与总利润增长同时并存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的针对某种既定使用价值的需求，会和劳动生产率一起成比例地增长。（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假设生产某商品不需要不变资本，即c=0，该商品的单位价值为：λ=v+s=v（1+s’）， 故有v=λ/1+s’。这里，v是单位商品所含的可变资本，s是单位商品的利润，s’是剩余价值率。由s=vs’，我们有s=λ·s’/1+s’。生产这种商品的总利润为： Π=Q·s=Q·λ·s’/1+s’，Q是生产出来并得到实现的全部商品量。在这个公式里，s’和Q的增长是λ下降的抵销因素。但是，在数学上取极限时，s’/1+s’等于一，这意味着，在长期内，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对于λ 及商品单位利润下降所起的抵销作用是有限的。总利润量能否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使用价值的实现规模。）
按照这种解决方法，生产与流通、以及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似乎隶属于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而不是相反。个别商品单位价值下降及其所包含的单位利润下降，与总利润的增长相并存，为解释危机的出现造成了困难。一位学者范·帕里斯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总利润绝对量的增长保证了资本家的积累能力丝毫不受影响，因此，单凭利润率下降无法解释生产过剩危机的突然爆发。（参见van Parijs,P.,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7-69.）在我们看来，倘若把一般利润率下降置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的基础上重新予以解释，困难就不存在了。利润绝对量随着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恶化趋于下降，正是利润量的下降，而非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促使利润率下降。利润量和利润率的下降既影响实际积累规模，也影响着资本家的投资预期，从而使积累率下降；而实际积累率的减少意味着剩余价值实现条件更趋艰难，利润量和利润率又会进一步下降。这为生产过剩的危机铺垫了道路。
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作为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既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周期，也可用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波。两种现象的区别在于，长波产生的基础，是通过重大产品创新蜂聚建立起来的新兴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而正常的经济周期作为短期波动，可以看作前述矛盾在社会分工体系和主导产业部门既定不变的基础上运动的结果。（门施把产品的生命循环看作长波的主因，而“经济短周期则可视作产生于经济长周期的准静态阶段。在此阶段， 经济的整体结构基本没有变化。”参见Mensch et al, ‘Outline of a Formal Theory of Long-Run Economic Cycles’, in T. Vasko, ed, The Long Wave Debate, Berlin: Springer, 1987, pp.373-4.）
2.3怎样在新的框架内解释利润率动态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就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与利润率动态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说：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资本在部门间的竞争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消除了这些矛盾发展的的部门间差异，使各个部门自身经历的生命循环共时化。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由此以社会化的方式发展，并促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特定的使用价值生产，是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运动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产品的生命循环及以此为基础的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这种生命循环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是由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发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这种生命循环与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产品及部门创新对于克服资本积累内在矛盾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
与利润率平均化相联系的产业部门的生命循环，在理论上可以划分为如下阶段：（1）创新引入和成长阶段：产品创新满足大量社会需要，生产迅速扩展，整个部门获取超额利润。（2）成熟阶段：超额利润的存在诱使大量资本流入创新部门，资本在部门间竞争的结果使超额利润趋于消失，利润率出现平均化，不同部门生命循环出现趋同趋势。以节约劳动为特点的工艺创新变得重要起来。（3）衰颓阶段：由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发展在不同部门变得越来越趋同，竞争转而以部门内竞争为主，通过工艺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和产品的差别化 （产品差别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与产品创新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作为部门内竞争的手段，更为企业所喜用，因为它可以规避产品创新多所伴随的巨大风险。英国著名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贝尔纳指出过，过多的R＆D资源用于产品差别化，是资本主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主要例证之一。（参见弗里曼论贝尔纳的文章，载于Ch. Freeman, The Economics of Hope, London: Pinter, 1992, p.16. ） ）， 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一般利润率下降。（这一生命循环在现象上通常被概括为如下几个阶段。 (1)引入阶段：新产品第一次引入市场，但尚未证明存在着对于新产品的大量的社会需求。（2）增长阶段：需求开始加速增长，市场规模迅速扩张。（3）成熟阶段：需求停滞。（4）衰退阶段：产品丧失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销售滑坡。对这四个阶段的特征的深入分析可参见van Duijn, 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Ch.2 和p. 133. 以及Chris Freeman：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n,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7, pp.357f.）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曾提出：按照产品的生命循环理论，个别工业部门的停滞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耗尽的缘故；但投资机会的减少如何从个别部门影响到整个经济，仍然有待于解释。在门施看来，不同部门的生命循环之所以存在着趋同趋势，在于不同部门的产品存在着技术上的互补关系（譬如，汽车与建设高速公路的机械设备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产生于以群众消费为特点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Mensch, Stalemate in Technology, Cambridge: Ballinger, 1979, p.66; p.18.）可是，不同产品之间的这种关联虽然存在，单凭这一点解释多数部门生命循环的趋同显然是不够的。不同部门在分工上的联系，并不能决定形成彼此一致的生命循环。在以后的研究中，门施等人强调产品生命循环是以下两方面的统一：（1）一个部门内的产品经历其技术成熟过程及市场份额变动的自然形态变化；（2）不同部门的生命循环因技术和市场的原因而相互作用。据门施，由于第二种动态，多数部门的第一种动态会改变其自然轨迹，最终彼此趋同。这个分析暗示了部门间竞争对产品生命循环的影响。但是，门施并未将这种竞争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联系起来。（Mensch, Stalemate in Technology, p.18. 以及Mensch, et al, ‘Outline of a Formal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Cycles’, in T. Vasko, ed., The Long Wave Debate, Berlin: Springer, 1987,p.375.）
在马克思那里，利润率的部门间差异及其平均化，仅仅涉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各部门的重新分配，而与前述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无涉。马克思把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确定为个别利润率彼此差异的原因，但他从未在理论上阐明这种差异的必然性，只把他们确认为经验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动力，来自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控制劳动的需要。如果我们假设一个部门的有机构成出于某种必然原因高于另一个部门，那就等于假设低构成部门的资本在竞争和控制劳动方面放弃机械化这样重要的手段。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资本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的部门间差异，可以看作不同产业部门处于生命循环的不同阶段的反映，它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在各部门的不同发展程度。资本有机构成在历史时间中并不是以线性方式增长的，而马克思的论述却给人这一印象棗这种线性增长在他那里似乎是一个脱离资本积累内在矛盾总体的先验前提。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到，一个处于生命循环晚期的部门，其资本构成往往高于其生命循环初期的构成。（参见C. Freeman, et al.,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n,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 1997, Table 11.3, pp.278. ）这一现象对不同部门之间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肯定也会产生影响。
3．与长波理论相关的两点结论
3.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能自主地产生扩张性长波吗？
如所周知，曼德尔是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一个“非对称的”长波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资本积累由扩张性长波向萧条长波的转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或内生经济机制（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来解释的；另一方面，超经济的外生因素解释了萧条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不能被看作是前段萧条长波的内生的（自发的、机械的、自主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Mandel, Long Waves, London: Verso, 1995, p.37. 鉴于曼德尔是现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范·杜因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以纯粹的内在经济机制来解释长波。(van Duijn, Long Wave in Economic Life, p.65.)）
毫无疑问，曼德尔的观点对理解“历史的脉动”来说有其贡献。但问题是，曼德尔在他的理论中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自主地带来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难以苟同的。
在曼德尔看来，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要求资本积累一般条件的预先改善，这一条件包括利润率水平的高涨和市场的重大扩张两个方面。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仅无法保证这两个条件彼此相遇，而且，“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头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突。”这是因为，假设群众消费品的销售量迅速扩张与利润率的显著增长同时并存，据说是不现实的。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我们把这称作“曼德尔两难”。（Mandel, Long Waves, 1995, p.113, p.111. 另见Mandel, Late Capitalism, 1975, pp.144-145）正基于此，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可能自主地带来长期繁荣。
“曼德尔两难”事实上建立于以下假设之上。第一，曼德尔把剩余价值率的增长作为利润率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剩余价值率的任何增长，都会削弱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从而阻碍群众消费品市场的显著扩张。第二，和李嘉图一样，曼德尔认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利润预期首先是过去和现在利润实现的函数和一般利润率波动的函数。在一般利润率低迷的萧条时期，不可能出现向技术创新的大规模投资。也就是说，个别资本是否以产品创新为竞争战略，完全取决于既定的一般利润率水平。（曼德尔：“对资本主义发展长波的解释”，原载于Future, 1981 August, 中译文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42。）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批评：
在曼德尔看来，已实现利润率决定了利润预期，进而又决定了资本家的实际积累。然而，不仅已实现利润率会影响资本家的实际积累，资本家阶级的实际积累规模也会决定剩余价值实现程度和一般利润率水平。在一般利润率和实际积累之间，不存在单向的决定论式的关系。第二，仅当既有部门生产既有产品时，积累率才仅仅是已实现利润量和利润率的函数。当积累转向新部门时，与创新能力相关的预期利润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个别资本作为产品创新主体，其利润预期不止取决于既有利润率水平，而且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与其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利润预期很大程度上是个别资本主动设定的结果。不能把一般利润率看作左右资本积累、决定个别资本是否投资于产品创新的自主变量。一般利润率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综合反映，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全体资本家行动的结果；利润率平均化规律最终可以还原为个别资本的设定目的的经济活动。把资本积累片面地归结为一般利润率的函数，是以对一般利润率概念的拜物教化理解为前提的。
有趣的是，曼德尔虽然把消费品市场的重大扩张和利润率增长并列为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两项条件，但他也承认，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繁荣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大萎缩后出现的。因此，具有讽刺意味地，曼德尔在解释战后繁荣的出现时，仅仅诉诸利润率上升这一个条件，这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Mandel, Long Waves, p.18.）
曼德尔反对把产品创新看作资本积累长期扩张的动因，还暴露出他的长波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缺乏一个关于创新性企业的理论。这同样是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的缺陷。可以说，迄今为止的长波理论缺乏一个微观基础。曼德尔在讨论长波时，局限于资本积累的宏观动态，丝毫没有考虑创新型企业的内部组织，以及创新型企业面对积累和利润率的波动所采取的创造性回应。（在下述论文中，我们指出，由于缺乏关于产品创新的理论和创新型企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待于建立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技术创新即生产力发展的系统理论。参见孟捷：“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
3.2关于重大产品创新的“长波效应”
在长波理论的创始人范·盖尔德伦那里，长波理论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影响资本积累现实动态的一切历史相关因素的经济史理论。针对19世纪末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资本积累扩张趋势，范·盖尔德伦列举了一系列历史成因，除了电力工业革命，还包括俄美两国和东亚的工业化、黄金生产的迅速增长、与非洲和小亚细亚殖民地的贸易等因素。现代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代表人物曼德尔继承了这种做法，他提出，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按照他的划分，第一次长波（1789-1848年）是产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世界市场得以确立的时期；第二次长波（1848-1893年）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第三次长波（1893-1940年）是帝国主义、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第四次长波（1940-？），即“晚近资本主义”时代，肇始于欧美工人阶级在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中遭受的历史性失败。（Mandel, Long Waves, p.82.）
可是，在历史上资本积累每一次长期扩张的出现，总会包含一些特殊的历史成因。正像克莱因克耐希特所说的：如果把长波理论作为一种解释特殊历史阶段的具体成因的经济史理论来对待，在一个不变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解释长波的存在便是不可能的。（A. Kleinknecht，Innovation Patterns, p.198.）而且，照此理解的长波与“经济增长阶段”这样的概念也无从区别。长期为OECD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麦迪逊，就曾在后一意义上诘问长波概念的合法性。麦迪逊宁愿使用“经济增长阶段”这个经济史概念。（参见A. Maddison,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4.） 一位对长波进行统计验证的经济学家梅茨，对长波理论在方法论上面临的这些困难做过很好的总结：“长波研究聚焦于各种特定形式的经济增长，相反，对长波现象的经验分析和理论上的概念化建立在循环这一概念上。这种概念上的矛盾可以称作‘长波理论的二律背反’”。（Rainer Metz，‘Long Waves in Aggregate Production Series’,in A. Kleinknecht, et al, eds, New Findings, p.82；pp.117-118. ） 这种矛盾表明，作为经济增长阶段的长波与作为分析性概念的长波是相互排斥的。长波事实上只能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本文的结论是，长波应该把握为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在新兴主导部门的基础上由以展开的内在时间框架。利润率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是形成这种内在时间框架的重要机制。这种内在时间框架与资本积累的实际动态不必一致，但构成了决定这一动态的最重要的因素。产品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出现“长波效应”的关键力量，在现实中与其他历史因素难免交织在一起，但我们可以在分析上把这种“长波效应”离析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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