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事和小事
“亲爱的，我们来建立一个民主和谐的家庭吧”，新婚的妻子说，“要让我们今后的生活甜甜蜜蜜，以后所有的大事都由你来决定，而所有的小事都听我的安排，怎么样？”
看上去很美妙，丈夫问：“那么，具体讲哪些小事听你的安排呢？”
妻子：“我决定应该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应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应该买什么样的家具，应该到哪里度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丈夫：“那么哪些大事由我来决定呢？”
妻子：“你决定谁来当总统，我国是否应该增加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我们对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等。”
显然，换了谁都愿意管家事，因为国家大事压根就轮不到自己管。
（二）总统和老板
然而，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人民却成了那个被愚弄的倒霉的丈夫。表面上，人们有权选择国家领导人，可是，却无法决定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小事。
有个笑话，说苏联人跟美国人各自炫耀，美国人说他们敢在街上骂尼克松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敢在红场上骂尼克松。
这就是一夜美国人大吹特吹的美式民主。没错，在苏联，官僚集团是统治阶级，当然没人敢得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本是统治的力量。虽然美国人敢骂总统，可是他敢骂老板吗？
敢骂总统是历史的进步。只不过，骂骂总统就能代表了真正的民主吗？只怕未必。表面上开明一点，实质上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被统治的命运。美国和苏联，大哥别说二哥。
（三）美式民主的阿基里德之踵
西方民主制的选举很大程度是制造公众形象的比赛，它也不可能超越这一水平。说真的，一般群众怎么可能对高层领袖应具备的信仰、才能、素质、思想方法、修养、知识水平等有正确估价？只能把判断重点放在形象﹑谈吐﹑人品怎样，是否有桃色经历……即使是这些方面，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和被传播媒介摆布罢了。
民主社会发展出竞选体制让选民了解候选人。但大范围竞选必须利用昂贵的传播媒介。范围越大，竞选成本越高。这点决定了最后当选者属于占有资源最多的那个集团。社会权力也就为那个集团所私有。在当今这个由传播媒介操纵的信息时代，能发出强烈声音的少数比沉默的多数受到更多的注意，而当他们的意志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介转化成时髦，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多数。
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像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於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
而且大范围选举的选民不可能得知上层还处在理论﹑纲领和计划中的错误，也没有相应的水平进行正确判断。只有当错误成为现实，造成了每个人都感觉到的损害之后，选民才能为时过晚地进行约束。大范围选举又只能定期举行，在当选者任期之内，几乎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即使允许随时选举，大范围选举也将延误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有结果。反过来，一般群众直接选举高层领导人也会造成许多出于局限，无知或短视的约束，迫使领导人迎合社会而不是领导社会。这种例子在当前西方民主制社会不胜枚举。
（四）多元时代的一元本质
文革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要闷死。事实上民众的娱乐活动要比这丰富一些，在工厂和农村普遍都有文艺宣传队。逢年过节，这些宣传队都要表演节目。他们当然没有另起炉灶的创作自由，演的都是样板戏。但是演员都是邻居乡亲，布景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材料，东家抬饭桌西家扯被面，服饰、道具也都是业余和专业混杂而成。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标准的山寨版。其实每一次演出都是再创作，所以大家都还能看得乐呵呵的。后来电影、电视和音乐都丰富起来了，表面上有了多元选择，实际上普通民众又陷入了另外一种一元化之中，甚至比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还要无耻。那就是娱乐中的权威崇拜。什么都讲专业化，演戏要上学，唱歌要包装，拍电影要大投资。更重要的是，舞台被垄断了。如果说过去是被权力垄断，如今是被资本垄断，不是谁都可以重拍《红楼梦》的，更不是谁都可以在央视黄金频道露脸。李少红固然有创作自由，但是能够像她这样自由的人全中国找不出几个，这成为事实上的创作垄断。而山寨版红楼梦正是网络时代的“文艺宣传队”。（长平在南都的时评）
同样地，今天多了很多体育节目可看，但体育运动的门坎越来越高，运动的场所越来越少，国民的身体越来越差；今天虽然用不着各式各样的粮票，但没染上毒的食品越来越少……
在这个最强调多元的时代，赶时髦却造就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元。连追求多元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一元。全世界从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到时装歌曲全趋于一致。在时髦的叫喊中，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民主”是什么呢? 枪杆子灌输的一元还让人心存反抗，广告灌输的一元却让人自鸣得意地以为就是自己的多元。
民主无疑比专制进步，但那不是非此即彼的理由，不能因此就不看到它的缺陷。如果挂着民主的名头就拒绝反思，那么与专制有何区别？
现在全世界都视共产独裁专制为敌，这时候重要的已经不是去参加那个合唱，而该把理性用于对人人趋之若鹜的民主的批判。西式民主真的那么美妙吗？纳粹不就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手段上台执政并且发展成为血腥的独裁体制的吗？苏格拉底不是以民主的名义被处死的吗？
（五）仅有普选还远远不够
在美式民主中，你可以选总统，但是，无论选择的是戈尔还是布什，都不会代表你的利益，而只会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改变被统治被压迫的事实。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
台湾连小民主都不是，纯粹是流氓民主。议会的公开吵闹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使台湾人民误以为是自己在当家作主，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
当然，我不是说取消普选，或者在议会上鸦雀无声，那才是民主。恰恰相反，普选是工人阶级付出血汗换来的历史进步，没有普选，就谈不上民主。但是，仅仅有普选，还远远不够。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真正含义，决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而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人民群众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六）共产必须共权
社会主义国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却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甚至在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同时强化了后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这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糟糕的一类。
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而在官僚专制的共产社会，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公有财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在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它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胜利之初，民众把政权交官僚集团托管。历史的教训表明，官僚是靠不住的，如果民众不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组织起来，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那么必将被排除出政权之外，也就意味着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也就意味着社会公有变成了官僚所有，最后变成私有制。
如果普通民众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被排除出生产资料的所有之外；如果资本家或者官僚集团才是真正的主人翁，那么，无论民众选出何等样的总统，他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或者官僚集团进行统治，而不是依靠民众进行统治。法权怎么可能超越社会生产关系呢？只有当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并且人民管理上层建筑，才有真正的民主。
必须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做主。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问题不在于政府管得多或者管得少，而在于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所以而现在，教育，住房，医疗，这些都被政府当包袱甩掉了。反而天天跑到大街上查暂住证，掀小贩们的摊子！重庆警方就公然提出，要为知名企业家提供特殊保护。这样的政府，权力再小也不是好事！相反，如果这个政府是我们的，那么，我们自己决定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它的权力再大，也对我们有利。
（七）暴民等于暴政
也不能赞成那些专门从事煽动，把未来希望寄托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民主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xx年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最后却成为迎合群众的竞赛。无论那个派别，想在那股大潮中不因落后而被淘汰，只有不断拨高自己超过别人，反过来人家又要超你，结果形成一个越拔越高的循环，趋向极端，最终必然要失掉理性和控制……
当年的广场就是传统的组织意识和民主口号的杂交, 产生的是缺胳膊少腿的怪胎, 结果是谁能把持高音喇叭谁就是“领袖”。对领袖的制约只来自乌合之众的掌声或嘘声。为了获得廉价的掌声, “领袖”们恶性互动地向极端赛跑, 理性之声却被嘘赶下台。可镇压的枪声一响, “自焚者”逃得比谁都快！
民主运动是很容易演变成暴民政治的，而暴民和暴政同样可怕。那是相辅相成互补的两面。压迫引起仇恨和暴烈，而群众运动的盲目和残忍只能由更血腥的镇压收场。法国大革命及中国文化革命那类疯狂时代留下的恐怖就会重现。动乱能摧毁一个旧社会，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
或许革命可以靠短促冲击，但民主不可以。民主二字只是一个概念，要实现这个概念，必须依靠某种非常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以往中国的群众运动把民主的大概念喊得震天，缺的就是细致具体的制度和程序，因此要么处于有民无主的决策零状态，要么变成只有自己民主，不许别人民主的多数专制，最后无一例外地让位给“主”──由少数几个“主”来“主民”。为什么深入人心的民主这么没有力量，而孤家寡人的专制却总是胜利？除了其它原因，最重要的就在于民主没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程序，而专制的制度和程序却是那么根深蒂固，成为习惯。
（八）人民代表是谁的代表
中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制度，所谓人民代表的选区远远超出人们相互了解的范围。我国又不提供也不允许有竞选的权利。如果人人只选自己熟悉的人，选票会分散成一盘选不出任何人的散沙。这就决定了事先提出候选人。问题就在这。在互不了解的范围内，选民也不了解候选人，没有赞成候选人的理由，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既然自己了解和赞成的人选不上，除了选举候选人别无选择。结果就是候选人是谁，当选的就是谁。即使有所谓的差额，也只是选民在已经被挑选好了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一次纯象征的挑选。那么，当选的人民代表实际并不产生于人民，而是有权提名候选人的当权者任命的。在更高层次的选举中，这些人民代表必然要服从任命他们的人。
即使有想按自己意志行事的代表，因为越高层次的代表来自越大的单位，越缺乏横向联系，彼此之间更不可能了解，就更需要提候选人，候选人就更保证当选。而最高层的统治者就是一切选举归根结底的操纵者，一切候选人的最终提名者，除了死亡或政变，他永远当选！
（九）人民民主是小民主
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於“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选举都是在人们彼此互不了解的范围内进行，因而全是虚假选举。
真正的民主必须把所有选举都限制在互相了解的范围内。例如，一个生产班组的工人是相互了解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之间配合生产，磋商事务，工作上的横向联系使他们也相互了解。大区首脑彼此相距很远，但他们要讨论国家大事，相互协作，他们拥有的通讯手段和信息保证他们可以像朝夕见面那样互相了解。在此范围内的选举，才会让社会权力从私有制变为公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藏龙卧虎之人处身最基层，例如一个生产班组，他的才能无疑高于同班组伙伴许多，他当选是无疑的。当上了班组长，他就进入下一个选举层次。同车间其它班组长以前可能不熟悉他，但这个新的选举范围很小，很容易互相了解，又有朝夕共事的表现机会。用不了多久，其它班组长就能认识到他的过人才能，他就会被选为车间主任。这样一级一级向上，不管哪个层次，原理都是一样的。只要他的才能和综合素质总是超过同层次其它人，他就能不停地被选拔上去，一直到达他的能力极限与职位的平衡点。如果那个平衡点是国家元首，他就一定能沿着这个途径从最底层一直登到顶峰。
人们很难相信这一点，但主要是心理障碍。他们说既然美国人直接选举总统还没打破权力私有，人民民主制度只让人民选举头顶的芝麻官，怎么倒成了权力公有? 问题就在这：美国社会让人民选举他们根本不知其然的总统，却不让他们选举最切身的头顶芝麻官，因为那一来整个社会就得翻个个儿，难道不说明芝麻官比总统还重要吗? 专制社会的独裁者只任命直接下级，如各省省长，但并不因此失去对浩瀚如海的基层官员的约束，反而产生放大效应，上面哼一声，下面变成一片雷。人民民主制度颠倒了以往的任免顺序，让人民用任免芝麻官控制整个社会直到最高统治者。这种以多控制少的权力结构比独裁社会以少控制多的结构应当更有效。
在最基层的选举中，人们决定选举谁或罢免谁的标准是每个人物质的或精神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希望自身利益得到最大满足。那么以三分之二多数当选的领导者就是这个互相了解的范围内多数人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他在随时可以被罢免的状态下，必须时刻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集体利益为根本原则才能保持当选。那么他在参加上一级选举时，他的选举和罢免标准就会是自己所代表的那个集体的利益，谁最有利于自己的集体就选谁。那么三分之二多数选出的那一级领导者就将是最能代表那个选举范围内多数下属集体利益的人。往上每一级选举都与此相同。这就是人民民主制度的集中过程。乌合之众的个人利益和意志这样一级一级集中上去，越来越明朗﹑准确。当最高领袖向n个大区的首脑负责，受他们约束时，就等于正在向全社会负责，受全社会约束。当他在追随自己的n个选举者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就是在追随着全体人民。这个世界才真正由民作主。
（十）人民民主制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的民主
人民民主制的选举层次将造就一个才能金字塔，社会全体成员自动按才能大小各归其位，几乎不会出现任何埋没与错位。才能金字塔和权力金字塔完全一致。这种只能由直接下级进行的选举保证了选举水平随层次提高而提高。由大区领导人选举国家元首，他们就不会为谁有一件打补钉的衬衫而感动，也不会把注意力津津乐道地放在谁曾有过情人上。他们选的是元首，不是演员或道德模范。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什么是元首的使命和职责。这种选举是群体精英对个体精英的选择，因而是不断更上一层楼的良性进化。
人民民主制不会出现选民对当选者约束滞后或错误约束，直接下级没有一般群众的局限性，了解当选者而且时常接触他，随时可以得知并且认识到尚处在萌芽阶段的错误。选举非常容易，因而对当选者的约束不会有滞后问题。选举者的视角、知识水平和专门修养以及他们自各代表的集体利益综合在一起，使他们不但不会进行短视的约束，反而会鞭策当选人坚持一时还不被基层群众接受的长远目标。
西方民主制只能让人民在投票时表达两种意见: 是或否，非此即彼。两种意见被简单地加减，结果要么是战胜否，要么否战胜是。当代民主制的许多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人民民主制虽然同样要由多数决定选举结果，但是由于选举逐级进行，每一级都保持在互相了解并且可以随时交流的范围内，并且是动态的，随时可进行的，就发生了本质变化，每个选举者不再只是一个画在选票上的符号──几年出现一次的是或否，而是身边活生生的人，有性格，有要求，有逻辑，是一个完整的意志，是一个就在身边不可忽视日日会打交道的真实存在。即使他是一个少数派，他也不是一个可以忽略和抵销的符号。在动态中，他也许就是下一步的真理。在全盘中，他是一个组成全盘的局部，而且随时会影响其它局部。所以当选者不会对这种少数视若不见，在受到多数约束的同时，也要受少数约束。这样的民主才名符其实。
民主派的理论家曾针对中国太大、选举成本太高的难题出过一招: 距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和占国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偏远地区只象征性地设投票站，一来省钱省时，二来环境闭塞和不关心身外事的传统将使那里的人民多数既不知道也无兴趣长途跋涉去投票站，可以由此提高选举的文化素质。这种所谓普选，与投机取巧何异？
普选首先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组织主持选举，而且必须选举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之后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民民主制却是自下而上的，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数范围内进行，所建立的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和运转，而且具有自动组合的机能，分散的组织可以自发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方便地扩展，不断提高层次，人数再多也会井然有序，直到组合成一个国家，甚至组合成世界，假如设想世界大同的话。
（十一）民主不是制度而是历史进程
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民主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 暴 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
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决定论，我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我相信，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风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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