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解析
王璐
一、引 言
著名学者哈里斯在《货币理论》开篇曾写到，“在货币理论中总是不断地提出两个基本问题，而且，实际上在货币理论许多高深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这两个问题。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1]（P1） 在经济学说史上，各种主流和非主流思想对货币问题的讨论几乎都与上述问题有关，可以说历经复杂争论但至今仍未有平息。从根本上讲，这些争论均来自于经济学一贯强调实物经济的两分法传统。比如，在以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为基础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一直存在着实际领域与货币领域的划分；由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只能将货币作为“面纱”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从而导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批判。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与新古典理论不同，凯恩斯经济学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其目的正是要冲破新古典货币与实物的两分法，而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起来建立一种“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但凯恩斯没有表明这一命题的逻辑基础，即提出一种新的价值分配理论来表明其货币理论，或者说无法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的决定及其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新古典实物分析又淹没了凯恩斯革命。
实际上，在以货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取货币利润。由此，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就是资本家通过预付货币资本进行投资和生产活动，而货币即是令这种投资和生产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这里的货币不仅作为交易媒介润滑经济，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契约和竞争的手段进入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使得货币供给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并由此影响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变化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其实，这也正是马克思内生货币理论的扼要解释。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结合，不但系统描述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之发生发展及周期与危机的运行规律，而且也强调了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正是基于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其中，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表明的所有统计量值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建立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上。
显然，与《通论》缺少价值与分配理论基础这一弱点相比，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明确的价值论基础——劳动价值论。通过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马克思表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该抽象法明确表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正是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因而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区别在于，他不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货币现象，而是探求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即这里的决定因素不是新古典描述实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即由价值表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的价格最终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它能够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无疑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仅是重要的、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整个宏观经济只有通过货币的总量关系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也就是说，当讨论的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必须把货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这也是我们今天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背景。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
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向人们展示了其用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货币理论体系。
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同时，这两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相对应。一方面，货币源于商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商品矛盾运动中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本身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在此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1] 其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与生具有的，即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态只有通过迂回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此，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根本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指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前的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劳动时间决定。货币一旦形成，商品交换过程就成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即简单商品经济形式。当出现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即当资本家用一笔预付货币雇佣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由于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从而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G—W—G′”的资本流通形态。由此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转化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换句话说，只有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 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成为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在这里，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作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
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于表示商品的价值是产生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通过货币流通公式，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的增殖，而资本家也是使用货币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由此，马克思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财富的一般的物质代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各种劳动活动的一切产品的形式。换句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比如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厂商按照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得到的；由此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货币为导向，即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其实，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联系到货币经济背景下由货币引起的市场竞争博弈规则。比如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货币不仅是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起点，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追求以使用价值表现的财富，而是追求以货币价值所表现的社会权力；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能实现为货币，那么它对资本来讲就一文不值，从而追求不断增加的货币量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
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具有价值的商品都可以用来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因而在纯粹的经济分析中，也可以抽象掉货币来分析商品间的交换价值并得出一般均衡条件，但这种分析与资本主义追求货币价值的货币经济本质并不相容。马克思认为，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它的贮藏功能和支付功能（及其所延伸的信用功能）。其中，前者不仅产生了人们对作为一般财富代表的货币的追求和凯恩斯由灵活偏好决定的利息，而且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买与卖之间不能同时完成，从而形式上的财富分配与实际财富分配是不一致的；后者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它同样会导致价值分配、价值交换与价值实现之间的不一致。这两种功能在马克思货币理论中具有核心作用，也是其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凯恩斯之前却一直被忽视。虽然凯恩斯在《通论》中重新发掘了货币的这两种功能并引起了“凯恩斯革命”，但在此后以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代表的反革命中，货币的这两种功能却又基本被抛弃了。实际上，正是货币的这两种功能使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抽象或抛弃了货币的这两种功能，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其实，上述对市场经济竞争博弈的分析也联系到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核心命题。不过，这里的资本积累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和实物，而是纯粹的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即竞争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它构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竞争的核心。显然，许多传统货币理论都没有从这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特征中认识货币。比如，为什么是货币而不是其他别的物质可以承担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一般功能呢？这只有在货币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中得到合理解释。就像马克思指出的，西方学者总是习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过程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实践发展中产生的。因而只是把货币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纯粹意识的作用，即为了消除物物交换行为在技术上的不便而“被巧妙地设计出来”，并认定货币的本质“实际上只是买卖活动的工具”。[2](P34) 但事实上，货币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和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其本质正是以物的形式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独立事物，在货币与人和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就像哈里斯在《货币理论》中总结的，“货币的最基本特征：事实上货币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说，货币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人是社会生物以及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在一个社会框架中进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货币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框架之中。” [1](P2)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联系到社会关系。他强调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而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将与只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由此，马克思抽象掉所有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归之于抽象劳动时间，以此表明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以此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也是源于这种对纯粹货币价值符号的追加，即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货币的增殖。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货币拜物教”的真正意义，即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追求金钱所带来的货币拜物教和对人的异化、以及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是极端残酷和不人道的；特别是1825年的经济大危机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与贫困化，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更是激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因此，当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而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即由剩余价值即增殖的货币利润所代表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推动这一生产目的或不断加剧这种对立关系的，正是资本主义积累。由此推论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即资本家获取利润和进行积累的目的是表明成就和社会地位。一方面财富或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和标准；另一方面资本也是竞争的手段、即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是获取货币增殖的手段，但这种货币的增殖并不联系到使用价值或实物，而是联系到基于资本积累与社会竞争之上的价值或货币价值。显然，这一点恰恰来自于人类的社会性质；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讲，人的本质即在于他的社会性，而货币亦然。
三、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内生货币供给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货币不仅是资本的前提条件，而且是资本追逐的唯一目标。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然而，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作为一个实物交换经济模型，不但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也抽象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其中的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即相对价格、收入、产出等均与货币数量无关。但在现实中，货币供给量并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由此决定了现实资本主义以货币竞争为核心的特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显然，这正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目的区别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根本所在。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如果货币能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而成为强大的工具，那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过程，并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创造相结合。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从而使得货币与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外取得“独立的存在”,即作为资本家预付的一笔货币。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3](P206) 因此，虽然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但在经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后，货币本身就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定含义，即资本家通过预付的货币资本雇佣劳动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增殖的货币利润即剩余价值。这样，马克思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力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在货币与资本及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货币供给的本性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4](P531)
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初期，货币资本通常只为部分资本家所有；当缺乏自有资本支付工资和购买资本品时，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一部分闲置货币资本开始由银行家(货币资本家) 贷给企业家(职能资本家) 经营，从而产生了近代形式的生息资本即借贷资本。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具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能产生利润。如生息资本的循环形式“G—G′ ”，起点是贷出的货币资本G、回归的是连本带利的货币资本G′。这一运动形式不同于产业资本运动中的商品交换“G—W—G′ ”，即未借助于任何中间运动就实现了价值增殖。在此，马克思强调了信用制度的重要作用。“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 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4](P452)马克思认为，由信用引起的价值运动不同于一般商品流通，因为在一系列借款、偿还、支付过程中货币或商品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而只是使用权的变化，但使用权的运动作为市场主体间的交换关系即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当资本主义发展已主要是围绕货币资本借贷关系发生运转来获取增殖利润时，信用制度就成为一切经济活动存在的基础。
实际上，处于现实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本身即是一种信用关系，而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现代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基础，即在于资产抵押。如当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时，收入流量或货币供给与资本存量的比率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如果商业银行按照作为抵押品的资本存量价值的稳定比率提供信贷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是稳定的。不过，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超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并以累积的比率增长时，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就会发生变动而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显然，现实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正是与这种不稳定的信用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也有助于解释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因为这里的货币利息率是调节存量与流量均衡的关键，其作用在于通过调节资本存量价值进而调节投资或货币需求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而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有关外生货币供给的单纯流量模型中是无法得到说明的。相反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他正是在阐述以信用媒介贷出货币资本时提出了经由货币利息率实现资本化的机制。“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会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4](P529) 马克思举例说明了这一收入资本化的含义。例如在年收入R = 100 磅 、利息率i = 5 %时， 100 磅 是2 000 磅的年利息，而2 000 磅就是每年有权取得 100 磅 法律文书的资本价值，即公式K= R/i 。这里的关键是，在资本价值K和年收入R 之间存在着一个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货币利息率i，正是这个货币利息率决定着现实经济中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同时均衡。而且，马克思也以这个利息率为基础获得了虚拟资本的定价原则。“生息资本的形成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4](P526) 依据该原则，现实生活中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及后来逐渐发展的期货、期权等大量金融衍生工具，都可以视为这种收入资本化的表现形式。
在现实经济中，当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不断普及和日益频繁时，也就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经济货币化过程。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货币化过程不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资本谋取利润和积聚财富方式的变化。比如，本来只是契约关系的凭证却获得了财富代表的性质，使得拥有这些凭证的所有者就像拥有货币财富一样象征着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从而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现实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统计指标、包括企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成本—收益核算等都是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它们只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与实物无关。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抛开实物经济的两分法而强调现实货币经济的本质所在。由此，一旦遇到金融危机或信用紧缩而导致虚拟财富大幅缩水时，人们会立刻感觉到这些财富凭证本身的虚拟性质。正如马克思描述的，虚拟资本的膨胀意味着资本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支配力和控制力的扩大，而在危机中的贬值则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发生作用。比如“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资本量的贬低，这种贬值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的再生产过程”， [5](P565) 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家和企业的破产。马克思认为，这正是在货币现象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冲突和竞争之上的现实经济关系，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用于财富再分配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它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自身发展。“虚拟资本(公债券、股票等) 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的破产，不因此而动摇持有这类证券的产业资本家的信用，从而不阻碍再生产，那么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总的来说对再生产起着有利的影响。” [5](P566)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进入了企业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成本—收益核算。实际上，这也就为现实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解释。例如在一个健全的货币经济体系下，亏损企业通过破产可以很快使资本存量价值K降低或资本贬值，从而减少下一期的折旧成本D 和利息成本r ，即：D = d K，r = I K (d 为折旧率，i为利息率)；同时，成本的降低又会使经济重新出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使企业扭亏为盈，从而令经济及时进入下一个周期。相反，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支撑，正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完善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还有待逐步确立。这样，经济高涨时的亏损企业不能及时破产而导致资本存量价值大幅上涨，与此相伴随的是折旧和利息成本的进一步攀升，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就会持续较长时间且愈发严重；同时，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又会使工人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而引起消费倾向下降，从而使得有效需求问题难以解决。所以，在以利润为核心的现实货币经济关系下，只有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有效需求问题。
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系统描述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之发生发展及周期与危机的运行规律。然而，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却往往宥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而在货币理论发展上无法真正推进。比如在信用货币创造这一重要问题上，他们总是脱离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而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与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却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这样，其眼中的信用就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即银行只是扩展现有流动资金的用途而不会增加总额。然而在现实中，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存款创造功能。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银行作为货币资本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存款转化的。实际上，银行的大部分存款除了少量银行准备金外，或者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相抵消而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或者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其本身不会留在银行保险柜里；相反，要通过贴现与贷款流到企业并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虽然存款可能被银行变成贷款、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未消失，所以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账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而将其作为实际货币使用。这样，银行就具备了创造货币和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即“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由此，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 700万镑”的例子也就不足为奇。 [4](P535) 显然，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所说，信用创造理论清楚“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6](P521—525) 当然，熊彼特这里所说的货币创造机制，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用于描绘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体系的核心，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现代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真正的货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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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学者莫斯利对此评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优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是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了货币的必要性，并由此得到一个能够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Fred Moseley, 2005: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Palgrave Macmillan Ltd.,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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