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为当今世界乃至20世纪的第一显学，发展最快，据称有200多个分支学科，都是近百年来新起的。令学界深为不解的是，经济学是一门最年轻的科学，鼻祖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哲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等，都有两千多年历史，而经济学则只有200多年历史。其奥秘在于，社会科学兴盛于变，每逢社会发生或酝酿着大变革、大动荡时，社会科学也最为兴盛，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就是证明。而当社会平静不变，遵循老传统习惯运行时，社会科学就趋向平稳，不会有大的变化，正如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但社会的变态和常态在各个领域大不相同，古代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都发生在政治领域，战争、起义、政变经常发生，政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因而各国的政治学出现得最早，也是发达。从事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的人占绝大多数，但经济活动往往几百年如一日，变化极其缓慢。如从石器到铁器是生产工具的一次大变革，但这种变革历经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时间。中国在商朝末期即出现了铁器，而铁器工具广泛用于生产，是春秋时代的事，这一大变革历经500年时间，人们习以为常，也就不会引起社会的太大关注。在世界各国的古代乃至近代，经济活动变化极慢，农业和手工业全靠经验进行，勿需用上知识，故各界人士都是论述政治，而不论述经济活动。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自称一生中就是讲的“正义”，其弟子色诺芝于公元前350年作《经济论》，是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论，首次使用经济一词，是指的家庭主妇管理财产的问题，同今人讲的经济大相径庭。
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
18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发端开始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正如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所说，在不到100年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几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经济领域发生了大变革，社会科学就是兴起于变，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就在18世纪末叶诞生了，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为西方经济学的开端。后有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端。进入20世纪，经济领域的变革规模更大，也更多样化，有经济大危机、经济大发展、经济大转型和经济全球化，按照社会科学兴盛于变的道理，经济学也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在资本主义国家，1929年开始了经济大危机，危机推动了经济学的大发展，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号称凯恩斯革命。社会主义苏联一枝独秀，从1927年起的计划经济，开始了经济大繁荣，繁荣推动了经济学的大发展，出现了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经济学，并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世纪中国开始引进经济学，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935年王亚南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一战时期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国经济发展还是颇快的，由此经济学也兴旺起来。192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社长刘大钧。1927年又改组为中国经济学会，会长马寅初。学会成员由各大学经济系的教师组成，多是留学欧美，学的是西方经济学。学会宗旨第一条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兴起了一股经济学热潮。新中国成立后，视西方经济学为批判对象，完全学马克思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和之后的自然灾害，经济陷入困境，兴起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热潮，毛泽东在杭州研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达一个月，孙冶方大讲价值规律，于光远倡导研究生产力，创立生产力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和阐释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在国外也是热门话题。8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有关论著堆积如山，但都是以西方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立论根据，缺乏自身独创的理论作为基石。当前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阐释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都受到局限。因为西方经济学的要义是回答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对社会主义中国不一定适用。马克思经济学的要义是批判资本主义，难以回答社会主义面临的经济问题。这就要思考建立中国经济学。印度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完全承袭西方经济学，没有必要再搞印度经济学。中国是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成功，我们就有必要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国人世人在热议中国崛起，这就不仅只是经济崛起，也会带动经济学崛起。根据社会科学兴盛于变得法则，当前中国经济领域正面临着大变革，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二是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大转型，三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这种经济领域的大变革，是经济学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还要具备主观条件，首先是解放思想。30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解放思想起于引进西方经济学，当前的解放思想，是要摆脱依附惯性，独立门户，开创中国经济学。
对中国经济学的走向，有人倡导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经济学；有人主张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这些都是继承引进而非开创。还有人主张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或将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些论点都没有超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属于小打小闹，修修补补。20世纪的100年，我们一直在翻译和引进经济学，拿来应用，并几次改换门庭，进入21世纪，是应自立门户了。开创中国经济学，就要进行大思考，动大手笔，建新框架。首先要解放思想超越老框架。从当前经济学的教材和发表的论著看，西方经济学占了很大数量，很有必要从这一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延安开始至今有70年了，有人据此推演出马克思经济学中国化，但这仍然属于马克思经济学，不能以此取代中国经济学，对这一问题还要深入分析。列宁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也是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由邓小平开端到2007年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明显地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可见，100年来，从列宁主义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是指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没听说过，有谁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人们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发展了什么理论，打个比方很容易看清。19世纪时只有蒸汽机车，20世纪有了内燃机车，这属于机车技术创新，而非内燃机技术创新。原因在于，内燃机车是个技术系统，内燃机并未变，机车功率大为提高，但仍然属于机车。与此类似，社会主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后实行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市场经济也未变，说成是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就难以成立。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整体，社会主义在西方经济学论域之外，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论域之外，既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学是新开创的，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看作中国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完全讲得通的。当前中国的哲学存在中哲、西哲、马哲三足鼎立的格局。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属于政治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不能多元化，不能有其它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思想。哲学属于文化范畴，是多元化的，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于经济学，在革命时期，马克思经济学是唯一的思想武器，这可看作是经济学的一元化。在建设时期，经济学是一种实用科学，能实用就有存在条件，这可看作经济学的多元化。中国经济学同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就是经济学的多元化。对此，拙作《论经济学在中国的新格局：三足鼎立》（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一期）中有详细论述。
经济人和阶级人
三足鼎立的格局，标明中国经济学既不属于马克思经济学，也不属于西方经济学，三者之间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可从原子科学中得到启发。标明一种原子性质的是原子核，原子之间的差别集中体现在原子核上，但各种原子的外层电子是相同的。与此类似，各类经济学都有相同之处，有共同的内容，其不同之处在核心思想上，正是核心思想构成了理论基石，标志着一种经济学的性质。这里讲的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指的理论经济学，正因为有个核心思想才成其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会计学等，并没有什么核心思想，不能归属于某类理论经济学，如同不能把单个电子归入某种原子一样。中国经济学包含有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也可以说包含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18和19世纪统称为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马歇尔改称为经济学。在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著作中都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从现在我国和西方国家的专著和教材看，政治经济学偏重于理论部分，经济学偏重于应用部分。我们之所以区分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是由于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的关键所在。近8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所应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原理，足以证明，单靠应用经济并不能开创中国经济学。开创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在理论经济部分，在于有自身的核心思想、理论基石，这是中国经济学安身立命之地。为此先考察一下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理论基石。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谓社会活动、社会规律等，都是由人完成的。应用经济并非都由人出发，理论经济则全是从人出发，如何解读人，是理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人类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也称为分配与交换问题——的中心。”[1]P118又说：“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1]P3既然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顺理成章，经济学研究也是以人为中心，出发点就在如何解读人上。按照史学家海布尔鲁纳的说法，亚当·斯密是第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着重于人性分析。他研究经济学，核心思想是将人解读为经济人，在《国富论》一书中谈到分工的起源时，有很长一段话，其要义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以利己为目的，但必须造出对他人有用的物品进行交换，通过利他的手段以达到利己的目的。[2]马歇尔将斯密的这一思想概括为经济人（Econmic Man）假设，而斯密的著作中，并未出现过经济人概念。老子《道德经》上说：“大象无形”意为大的道理没有具体的形式。经济人是贯通斯密经济学的大道理，处处在，也就没有具体形式，没有用这一概念。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将人解读为“阶级人”。人所共知，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是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体现的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3]P2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P100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讲过，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被剥削的人身材料”、“活机器”。恩格斯于1877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指出：“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他的解答如下：现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4]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得出结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看作“阶级人”。马克思提出过“自由人”概念，对此人们有多种理解。恩格斯在辞世前夕曾作过明确的论断。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于1月9日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当时尚未将共产主义划分阶段，所讲的“联合体”、“自由人”，是指的共产主义社会。至此可以体会到马克思对人的解读是：资本主义是“阶级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马克思经济学的要义是批判资本主义，其核心思想，理论基石就是将人确定为“阶级人”，而并非“自由人”。“阶级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等同于“经济人”在斯密经济学的地位，都体现了其核心思想，但斯密未提出过“经济人”概念，马克思未提出过“阶级人”概念，这正应了老子讲的“大象无形”。斯密辞世100多年后，马歇尔揭示，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为经济人假设。马克思辞世100多年后，我们揭示马克思经济学核心思想为阶级人确定，这也不奇怪。
马克思经济学的“阶级人”确定，斯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于解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能符合实际，而用于解读当代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难题。首先，当今中国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维护资本主义或是批判资本主义都有些走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以下称经典社会主义）同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马克思在1875年作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所谓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时间很短,拉丁文Revolution意为急剧变化,汉语译为革命,来自于《尚书》讲的“汤武革命”。马克思当时和以前的革命只有几年时间，马克思设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但并未说这个过渡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于1877年发表《卡尔·马克思》一文，首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马克思于1880年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前言中，称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恩格斯在上述的1894年1月的那封信中，称马克思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可见，马恩所讲的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只谈批判资本主义，很少涉及社会主义。这样一来，中国当今的社会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或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解释清楚，今举一个简单事例来说明。当前中国有上百万个私营企业主雇佣着上千万工人，按照“经济人”假设，企业主和工人都是经济人，都是既利己又利人，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可这种观点抹杀现实利益集团的冲突，同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不符合的。按照“阶级人”确定，企业主是资本家，是剥削者，工人则是被剥削者，二者是对立的阶级，现在左派这么讲。主流经济学家不这么讲，，但也没人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错了。实际的作法和通常的说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企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不谈阶级，不谈姓资姓社。理论上的解释是，实事求是，实践标准，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就以私营企业主为例，从经济人出发，看作企业家是实事求是；从阶级人出发，看作资本家何尝不实事求是。由此事例可见，实事求是并非万能法宝，有颇大的局限性。什么都靠实践检验，理论研究何用，这正是理论研究与开创中国经济学的一大思想阻力，有辨明之必要。
人们常说，实事求是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为思想路线，实践标准是万能法宝，这本身就不实事求是。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师颜古注解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实事求是为一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中国古己有之。唐朝杨绾最早提出“实学”概念，北宋张载著《正蒙》一书，强调亲身践履，人称实学。南宋时期湖南盛行实学，岳麓书院有实事求是匾。理学大师朱熹讲义理，近似现代讲的价值（义）和规律（理）。朱熹弟子王子充游学湖南回来对他说：“湖南有位先生告我，亲身践履，自然明白义理。”[7]理学突出知，主张先明义理。明朝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号称实学，清末民初，曹国藩崇尚实学，孙中山崇尚理学。在20世纪，国共领导人都推崇实学，所谓实事求是，实践标准，实践出真知，都是实学命题，在中国古已有之。现在看来，理学和实学是两种思维方式，各有优势，各有适用范围。大致说来，实学较适用于解释便于实践检验的问题，主要是现实问题，已经发生的问题。如延安整风时，高扬实事求是，便于纠正以往的左倾路线错误。1978年开展的实践标准讨论，便于纠正“文革”的错误。理学讲的道理宽泛，显得不适用。对于未来发展趋势或以往未出现过的新问题，没有经过实践，也就无法用实践检验或者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实学就无能为力，显示出局限性。如对于兴办特区，发展私营企业，其经济效益是易于检验的，实学讲的实践标准最为适用。而一涉及长期发展趋势，一涉及到姓资姓社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检验，实学无法回答。理学立意高远，视野广阔，便于阐明长期的战略性问题。对于经济学研究说来，实学思维方式便于引进应用已有的经济学，由于突出实践出真知，偏至于从实践总结出理论，也就只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内打转转。近20多年来，人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著很多，但开创中国经济学的成效不大，其原因在于受到实学思维方式的局限。开创中国经济学，应在继承实学的同时，还要开发和利用理学思维方式的潜力。
中国经济学不仅只能阐释清楚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广泛的适用性，这就需要在基本原理上有所创新，奠定好理论基石。理论经济学都是从人入手，中国经济学也不例外，完全遵循“经济人”或“阶级人”的思路，也就不成其为经济学了。中国经济学在解读人时，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首先从方法论谈起。
多域方法论
所谓经纪人和阶级人的论点，产生于18和19世纪，正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关系密切，打上了时代烙印。在18和19世纪，牛顿的绝对论思想占支配地位。绝对论原本指空间时间的绝对性，唯一性。如在宇宙任何地方经历的时间是相同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自然物的性质是唯一的，如惠更斯说光具有波动性，牛顿说光具有粒子性，波动说和粒子说争论了200多年。18和19世纪的学术巨人，都受到绝对论、唯一论的影响。斯密将人解读为经纪人，马克思将人解读为阶级人，这同17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将光看作波和看作粒子一样，是遵循的 绝对论思路，带有时代局限性。进入20世纪，绝对论受到动摇，首先是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证明自然界的时间、空间、质量等物理参数并非是绝对的，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如常讲的同时性，是相对于低速和静止的参照系而存在的，而在接近光速的载体（参照系）中，时间会变慢，即是不存在绝对的同时性。从相对论引导出光电效应，显示出在极小空间范围光具有粒子性，在干涉衍射等大的空间范围内，光显示出波动性。三角形的一大特性，是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一向被认为是绝对的。19世纪出现的非欧几何，对此提出了挑战到20世纪，证明在小的空间范围内三角形之和等于180度，空间范围大于5光年，便小于180度。从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我们受到启示，自然物及其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绝对存在，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如时间的同时性只存在于低速运动系统，光的粒子性只存在于极小空间，也就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而存在的，所谓参照系通俗地讲就是存在范围，称之为“存在域”。人在观察客观世界时，都有个观察范围，称之为“视域”。两千多年来，都承认三角形的特性，因为以地球为存在域，这一特性是没有疑问的，人的视域也只限于地球。特性和存在域、视域三者一致，认识就是正确的。社会事物和人的存在域更为复杂和多样化，更是从多个视域观察，会看到不同的侧面。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是以时间长短为参照系。在一个短的时期，如几年时间，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的一面，是真老虎，这一特性有其存在域。在一个长的时期，帝国主义暴露出虚弱的一面，是纸老虎。从短期的战术观点看（视域），看到其强大的一面，从长期的战略观点看，看到其虚弱的一面。总上所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个相应的存在域（存在范围），人在观察客体时总有个视域（观察范围），视域、存在域、客观体相一致，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套观点综合起来，称之为多域方法论。这套方法论是笔者在《论观察系方法在信息研究上的应用》（载《国内哲学动态》1984年1期）一文中初次提出。当时笔者看到学界对信息的特性有多种解释，从而就有多种定义。我发现，信息的特性和定义是相对于一定参照系存在的，这一参照系即是其存在域，通俗地说就是存在范围。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称：“信息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一定义叫人莫名其妙，原来是以物理世界为参照系，认为物理世界只有三个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以物理世界为存在域，除了物质和能量以外，就是信息了。信息论创始人香农（前译申农）说，信息是无知的减少。这个定义同维纳的定义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原因在于，二者选择的参照系大不相同。香农是以知识世界(精神)为参照系，知识世界有两个要素：已知和无知。得到信息，消除了不确定性，无知就减少。从考察信息中，我发现了一种广泛适用的思想方法，当时称为观察系方法，几经补充完善，称为多域方法论。用多域方法来分析社会特别是分析人有独特功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命题：“我是谁”？“我”泛指任何一个人，究竟是谁，并非是绝对的，唯一的，而是有多种存在域，按照托夫勒的说法，人有多种角色、多种身份。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不仅只有一种社会关系，而是有多种社会关系，从而人就处于多种参照系中。如海德格尔在二战结束时，被国际法庭逮捕，这是以政治集团为参照系，视他为纳粹战犯，原因是他的书用作纳粹党和军人的教材，并出任过大学校长。辩护人称他是哲学家，他的著作早在纳粹上台以前就出版了，法庭释放了他，这是以文化集团为参照系。可见，海德格尔就处在两个不同的存在域中，人们从不同视域观察，也就出现了“我是谁”的问题。纵向看历史，各个时代考察人的视域有个演变过程，以处理债务问题为例，公元前450年，古罗马颁布《十二表法》，是奴隶社会的法律，规定债务人不还债，债权人可以自行将债务人杀死、出卖和用作奴隶，这是将人看作同牛马一样的工具。中国的《唐律》是封建社会法律，其中《杂律》规定，债权人不能处理债务人，要由官府解决。欠人债务折合10两银以上，逾期一年不还，官府提去打60大板，又过一年不还，再打60大板，最多只能打120大板。这条法律是将人看作臣民（政治人）。1807年颁布的《法国商法典》，为资本社会法律，是将人看作经济人，债务人破产还债，不涉及其它。
明白了多域方法论，也就不难揭示“经济人”和“阶级人”的本质。人具有多种属性，处在多种存在域中，也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斯密讲的“经济人”，是以职业集团为参照系，他讲的工人、面包师、酿酒师都是一种职业，各种职业的人生产的产品相互交换，是自利和互利的，否则就不可能形成交换关系。可见，经济人是客观存在的，职业集团就是经济人的存在域。斯密的视域就限于职业集团。在职业集团的范围内，将人界定为经济人，反映了真实情况，是正确的。马克思讲的阶级人，是以阶级集团为参照系。阶级是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前提下形成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剥削者和劳动者两大社会集团。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都处于阶级集团中，故具有阶级属性。以阶级集团为参照系，从阶级的视域，可以将人看作阶级人。只要存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就有阶级集团，人就具有阶级属性。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人就具有经济人属性。人还具有多种属性，处于多种存在域中，可从多种视域加以分析。因此多域方法论，可以涵盖经济人假设和阶级人确定。马克思经济学将人确定为阶级人，斯密经济学将人假设为经济人，这对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设想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消灭了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商品交换，阶级人和经济人随之消失，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人成为自由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可看作典型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典型社会制度较少，非典型制度较多，如古希腊、古罗马是典型的奴隶制度，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非典型制度反而占多数。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经典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典型制度，这就处于不确定状态，面临到不确定性或曰难确定性问题。如私营企业主，按照阶级人观点就要认定为资本家，予以取缔，50年前这样作过，证明不利于生产发展，现在这样干，是很危险的。按照经济人观点，就认定企业主和工人全是经济人，则私有制就永远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以经济人假设或者说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后果难测。当前中国的理论经济学面临的难题，同100年前理论物理学面临的难题颇为相似。
牛顿力学的一个基本点是：物质运动状态是确定的，如地球绕太阳转，月亮绕地球转，抛出的物体，其位置、动量（质量乘速度）都是确定的，可以准确的同时测定物体的位置和动量。20世纪初，物理学家发现，微观物质的运动状态是不确定的，如电子绕原子核运动没有固定的轨道，粒子的发射也不象发射炮弹那样有确定的轨道。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提出测不准定理，指明微观客体的运动状态是不确定的，不可能同时测定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互补原理，将仪器分为测定位置和测定动量两类，将两类仪器测定的结果互补起来，以揭示微观客体的不确定性。爱因斯坦坚持确定论，有句名言：“上帝不掷骰子。” 玻尔则坚持非确定论。两位科学巨人围绕确定性与非确性问题争论了30年，最后物理学界得出了一致结论：宏观客体具有确定性，用牛顿力学解释，微观客体具有不确定性，用量子力学解释。量子力学并非牛顿力学原理的具体应用，而是有自身的基本原理。当前经济学面临到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是确定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作出充分的解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确定的，二者不能作出充分的解释，正同牛顿力学无法解释非确定性而依赖量子力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而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吸收二者的一些基本原理，关键是创立自身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一些新问题，现有的经济学难以解释，为中国经济学留下了生长空间。如姓资姓社问题，包括范围广，但决定因素是经济基础，多是以有无私有经济来判定。在西方国家以及苏联和中国改革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在当今中国经常的反复的提出这个问题，对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难以解释，多域方法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从多域方法论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制度的形成、发展、成熟要经历二三百年乃至更长时间，因此，社会主义的存在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存在于社会整体，要以长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整体为视域进行判定，从一时一事是不可能判定的。视域太小，无法判定，几何学有个事例可说明。18世纪中叶，非欧几何提出，在大空间范围，三角形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德国数学家高斯在阿尔卑斯山上测量，证明还是等于180度。进入20世纪，数学家才明白，当空间范围大于5光年时，三角形内角之和小于180度，因此，在山上测量，视域太小，不可能揭示三角形的特性。从一时一事来判断姓资姓社，也如同在山上测量三角形的特性一样，视域太小，无法做出判定。对此多域方法论提供一种思路。社会主义有个长达几百年的存在域，也就有域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有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将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存在域的域界就是共产主义，可见，我们无法从一时一事来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可以从长期发展趋势中来判定。考察微积分学的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17世纪时牛顿发明了微积分计标方法，计标结果符合测量结果，而在原理上存在矛盾。在运算过程中，先列方程确立定义域（存在域），第一步是将自变量的微小变量△X作为分母，这就不能是零。后一部又将△X作为零加以消去。微小变量△X究竟是零或不是零，争论了200年，18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发表《消失的鬼魂》一文，说△X是一种捉摸不定的鬼魂，微积分不能成立，足见这场争论引起了科学界和哲学界的重视。在经历了200年的争论之后，法国数学家柯西提出极限论，称微小变量△X在定义域的变化过程中不是零，变化的极限（域界）为零。与此类似，社会主义有长达几百年的存在域，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域界（极限）是共产主义。
当前中国学界思想特别活跃，说得不好听就是特别混乱，争论此伏彼起，焦点集中在改革上，这是由于人们选择了不同的参照系和视域。以生产集团为参照系，从发展经济的视角出发，就看到了改革的积极面，高度肯定改革。以利益集团为参照系，从平等公正的视角出发，认为改革扩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大量的不公正现象，特别是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就看到了改革的消极面，非难改革。从多域方法论看来，改革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处于两个不同的存在域中，人们从不同视域出发，就看到两个不同的方面，就有了不同的声音。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单一视域和短期视域。
18和19世纪时，是将经济看作社会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改称为经济学（Economics），但仍然认为经济学既是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的学问，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研究人就会涉及到社会整体。18和19世纪时，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进入20世纪时，经济学发生分化，出现了上百个学科，称之为应用经济学或部门经济学，原来的经济学称理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着眼于整体，将经济视作社会的一部分。应用经济学着眼于经济，从单一视域来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改革的30年，这种单一视域和短期视域占主导地位。其结果是，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种单一思维导致孤军深入，经济领域的改革是成功的，其它领域的改革难以说上成功，乃至是失败的，主要表现在市场化遍地开花，在医疗、教育领域搞市场化改革就不成功。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名存实亡，这是一种倒退。甚而将城市看作企业，象经营商店一样来经营城市，而市场并不管城市环境治理，从而导致环境恶化。同单一视域并行的是短期视域，只看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看不到长期隐患。国有企业搞产权改革，将所有权同管理权、使用权分离，其结果导致部门不平等扩大，贫富两重天。一部分国有企业勉强度日，有的破产倒闭，职工失业。国有垄断企业则富甲一方，职工工资比社会平均工资高四五倍，领导层的工资又是职工工资的几十倍、上百倍，这就形成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国有企业部门化并不难发现，由于短期视域却看不到，造成积重难返。短期视域还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估计不足，集中体现为市场拜物教。市场经济的积极面是能提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能在短期见效，特别是在原先推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一改市场经济，就立竿见影，从而产生了一种市场崇拜。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在较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扩大贫富差距。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就有胜有败，胜者富，败者穷。原来搞计划经济，贫富差距极小，是个均等社会。改为市场经济就会扩大贫富差距，再加上私营经济，差距就急剧扩大。二是官吏腐败。社会有两类重要资源：财富和权力。在私有制社会，两种资源由两类人控制，即官员控制权力，私有者（地主和资本家）控制财富。公有制社会，私有者消灭了，两种资源都控制在官员手中，形成了资源集权制，出现了控制资源的权力集团，权力私有化是社会主义最大的危害，这一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都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了这个问题，称权力所有者为当权派，权力私有者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今天所讲的以权谋私，权力资本，腐败官员。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靠政治制度即民主法制来监督权力私有。中国改革前，计划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来阻挡权力私有。计划经济是按照制度分配财富，主要是工资和福利，并且是由上级决定的，官员无自主权，厂里盖个厕所，也要上级批准，也就无法超出制度为自己增加工资和住房。“文革”时传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带头降低工资，中央领导响应，并形成制度。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声言自己的子女多，工资不够花，要申请救济。这一事例说明，国家主席不能违反制度给自己增加工资。由此可见，改革前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廉洁的，人的道德观念是个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制度。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就破坏了阻挡权力腐败的经济制度，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制度，这就导致权力腐败潮水般涌来，势不可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一切资源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权力是一种重要资源，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然有权钱交易。西方搞民主法制建设一二百年，大致上清除了非法的权钱交易，如贪污受贿等，但合法的权钱交易仍然存在，如财团与侯选人的交易，受财团支配的院外游说等。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单一视域和短期视域普遍存在，更多的注意到经济发展，对其它领域的破坏和倒退行为有所忽视，只看到当下成功的一面，看不到积累的隐患。这种单一视域和短期视域正是应用经济学的特点，其长处是结合实际，较为实用，是一种现实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讲的道理宽泛，有脱离现实之虞，其长处是视野开阔，多视域和长视域观察问题，是一种未来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各有其适用之处，相互补充而不能相互代替。当前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应用经济学甚强，理论经济学太弱，再现了80年前中国学术界上演的“问题与主义”的一幕。1919年6月胡适发表一篇著名论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与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少谈主义并非不谈主义。学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已80年，现在还要继续下去，同时也该谈主义了，就是谈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因此，我们主张，开创中国经济学应从奠定理论基石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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